三十年“涅槃路”
编者按:
2016年，《贵州民族报》已走过整整30年的历程。
对于一个人来说，30年意味着一个人的青春年少，也是他走向成熟的重要节点。三十而立，经历了人生的风云激变之后，开始形成自己稳固的价值观与世界观。
《贵州民族报》脱胎于贵州民族地区，她的出生与成长，都带着鲜明的原产地标志。有幸的是，在全球化大背景之下，在产业变革的风云激荡中，这份报纸不忘初心、继续前进，既保留了自己的民族特色，也拓展了自己与时俱进的视野。
30年来，这份报纸实现了从弱到强的转变，尤其“十一五”以来的10多年间，发展形势突飞猛进，各项发展指标在同类行业中排名前列。多次被有关部门予以表彰，“中国报业管理奖”“贵州省第五届、第六届优秀新闻工作者”“贵州省首届报业改革先进个人创新奖”“贵州新闻奖”“中国报业优秀公益广告作品奖”等100多项殊荣为《贵州民族报》赢得了荣誉。
这些成绩的取得，得益于历届省委省政府领导的大力关怀：贵州省原省长王朝文、陈士能，省政协原主席龙志毅、王思齐，省委原常委、省人民政府原副省长胡贤生、黄康生，省政协原常务副主席王思明，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禄文斌、杨序顺、杨光林等老领导几十人多次为本报撰文、题词;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刘晓凯，时任副省长蒙启良为报社的发展壮大倾注心血。
这份成绩的取得，得益于省民宗委的坚强领导。“十一五以来”，省民宗委主要领导郝桂华、吴军、向红琼，以及姚朝雄、吴建民、左朝刚等省民宗委党组领导对民族报发展关爱有加，给于高度重视和有力支持。
在2017年到来之际，回顾过去三十年特别是“十一五”以来的办报历程，是为了更好地总结民族报人在发展中的得失与成败，更好地观照未来。相信在未来三十年中，民族传媒事业将在波澜壮阔中前行。
岁月之殇
一周只出两期报纸，一期报纸只有4个版面。
如果你从“北上广”来到贵阳，看惯了一天100多个版的报纸，这么一份薄薄的报纸摆在你面前，你一定会大吃一惊：进入21世纪都好多年了，居然还有四个版的报纸。
而这就是2006年某一天出版的已创刊二十年的《贵州民族报》。
其实不止报纸显得单薄，采编人员数量也捉襟见肘。2006年前后，整个报社只有11个人，除去社领导、财务、办公室人员之后，只有3人负责采编。有时参与接待，报社领导对外介绍时，都会说这是我们某某部门的主任。其实，这个主任既是记者，又是编辑，下面根本没人可管。一旦有什么采访任务，就会“掏空”报纸常规的采编力量。
每每谈起这事，报社主要负责人忍不住感慨。按道理，作为一个报社的负责人应该与其他传媒负责人一样“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然而当年现实情况却并非如此，不仅报社内部人员文化水平参差不齐，外部的发展环境也十分恶劣，“很多活动都把我们忘记了，作为一个文化人，每天都要对付很多非文化人做的事情。”报社负责人说。
2006年7月5日，报社新领导班子刚宣布任命，屁股还没坐热，第二天就被电话催债，单印刷费、稿费就欠了几十万，还有员工“两贴”工资等应付账款若干，一部公务车也没有，一个数码相机也没有，办公电脑12个人共用三台三年前购买的老电脑......
不过十年之后，这种境况得到了根本扭转。
现在，不仅不用举债办报，而且还有很大盈余;从周二报的出版周期，现在已经迈到了日报的新格局;报纸从每周两期四个版面，也增加到了周一至周四8个版面、周五12个版面;从最初的在职员工发工资不正常，到现在员工收入倍增;从十几个人的规模，如今已经有上百人的团队，更重要的是，报社员工的精气神开始脱胎换骨，干事创业的氛围逐渐形成。
这一切，都源于这个团队对大视野、大气魄、大格局的“形、势、术”孜孜追求。
《贵州民族报》创刊30周年“全家福”
行业周刊的市场探路
2006年7月，新班子上任后发现报社最大的问题是缺钱。没有钱，什么都无从谈起。那么钱从哪里来?这个问题困扰着报社新班子。
当时，全国各地纸质媒体都在进行版面扩张，以实现规模上的优势。但要达到“厚报”的目标，必须要有市场支撑。当时，刚好各行各业有一些业务精英，他们有资源、有思路，愿意就经营方面与报社达成合作，即报社负责内容的采编，他们负责市场的开拓，按照一定比例来分配收益。
可以说是一拍即合。从2006年起，包括《新周刊》《少儿书画周刊》《民族楼市周刊》《民族文化周刊》《民族医药周刊》《民族研究专刊》《调查与研究专刊》《贵州调研专刊》《宗教周刊》《民族旅游周刊》《民族教育周刊》《周末版》《原生态黔东南新闻周刊》《金州大视野新闻周刊》《凉都新闻周刊》《毕节试验区周刊》《和谐社区周刊》《武陵观察周刊》等行业周刊应运而生。原本只有4个版面的报纸，加上周刊之后，就变成了8个版面。经济效益达到了，报纸的厚度也解决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实现了双丰收。
当年，包括省内的市场化报纸，在周刊的探索方面，也都还停留在“摸石头过河”的状态，比如在房地产板块，虽然叫房地产周刊，但只有1-2个版面，规模化显然尚未形成。而《贵州民族报》的行业周刊，却是用4-8个版面来体现。加上在内容上的精细化和分众化，逐渐在市场上占有一定的话语权。
据了解，当时仅仅行业周刊，一年下来就为报社创造了数十万的收益。这在当时一年只有几十万财政包干经费支持的情况下，这无疑是一笔巨大的收入。
当然，这也成了竞争对手质疑民族报的主要理由。有人认为，贵州民族报不应搞行业周刊，这严重背离办刊宗旨。在很多场合，报社负责人都义正辞严地对这种论调进行反驳，他说民族地区就不要解决住房问题?就不要解决看病难问题?就不要发展民族教育?我们的行业周刊，就是要以民族地区老百姓的呼声作为办报的第一信号。
十年之后，回过头来看这个问题，方向依然是正确无疑。开设行业周刊，一直都是媒体精细化服务的重要手段。放眼省内外，市场化媒体的房地产、金融、汽车等行业周刊一直都保持着旺盛的发展势头，不仅解决了报纸的可读性、实用性，还为报社带来了生存发展中重要的资金支持。
据了解，2006年7月新班子成立后，下半年经营创收就突破历史纪录，从突破50万开始，100万、150万、200万、250万、300万、350万、400万、450万、500万、550万……持续突破纪录。发行也逐年稳步增长，影响力逐步扩大，“三个效益(政治效益、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向效益最大化目标迈进。
集团雏形：从周二报到日报
在周二报的年代，很多新闻稿子不能及时刊登，导致新闻成了旧闻。“一些合作对象，指定在某一天刊登广告，而那一天刚好不出报纸，这也使很多合作机会流失。”报社经营部门的负责人说。
扩为日报已经大势所趋。然而走到这一步，却用了近十年的时间。
如果从市场化媒体的发展速度来看，十年的时间的确太长了。因为媒体的发展周期，一年一变，甚至半年一变，都已经是常态，尤其是资本运营时代，这种速度更加明显。但如果从民族类时政媒体的发展，十年能发展到如此的水平，也算成就斐然了。与《贵州民族报》同类型的媒体，如云南的《民族时报》，目前为周三报，常规情况下每期只出4个版面;国家民委主办的《中国民族报》，创刊16年，目前也还没实现日报。
在报社负责人看来，解决日报的问题，并不只意味着“天天出报纸”就万事大吉。“日报不仅解决的是时效与质量并重的问题，还给报纸的未来发展空间创造条件。解决日报之后，下一步就是组建民族传媒集团。”
早在几年前，贵州省民宗委党组已经决定把贵州民族宾馆(民族干部培训中心)的员工由民族报托管、贵州民族旅行社划到贵州民族报社，为民族传媒集团的组建，创造了很多必要的物质基础。在贵州，除了贵州日报报业集团、当代贵州期刊传媒集团和贵阳日报传媒集团之外，其他媒体并不具备成立传媒集团的条件。《贵州民族报》作为民族地区重要的舆论阵地和主要喉舌，具有先天的“优势”，既有客观的国情省情优势，也有民族团结一家亲的情感优势。
在贵州，少数民族地区国土面积占全省68.2%，少数民族人口占全省的36.11%。10个地区当中，3个是少数民族自治州。另外，还有11个少数民族自治县和200多个民族乡。贵州发展的短板和长板，都在民族地区，而民族文化就是贵州的一块长板。正如省委书记陈敏尔所说的，多彩的民族文化是贵州的一个“宝贝”。贵州近年来在国内外所获得的荣誉，很大一部分是因为其民族文化的影响力。
因此，头上顶着“民族”二字的《贵州民族报》，不是可有可无，不是可快可慢，而是必须后发赶超、跨越发展。在报社领导班子看来，成立民族传媒集团，已经“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顶层设计”做保障
2006年7月，时任省民委党组书记、主任郝桂华就报社存在的发展困难给予及时解决，从“人、财、物”雪中送炭，解决了报社采访公务车、采访相机、办公电脑等硬件，并力促报纸增期扩版，为民族传媒事业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2011年，时任省民委党组书记、主任吴军对如何抓好民委工作提出了“三抓一办”的要求，即“抓宣传、抓监测、抓协调，办实事”，把“抓宣传”列为民委工作的第一项，全力支持报社的发展思路，尤其是力促成立民族传媒集团、力促报纸出版周期从周三增期扩版为日报，从政策保障上把在编人员工资纳入财政保障体系，办刊经费大幅增加，推动了民族传媒事业步入了科学发展的轨道。
吴军2011年4月15日到报社调研时指出：“贵州是一个多民族的省份，把民族宣传工作做好了，对进一步构建团结和谐的发展环境至关重要。要专门宣传民族政策，专门宣传党在民族地区的发展主张，还得靠《贵州民族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民族报的工作、民族宣传工作只能加强不能削弱”。他提出了借助社会力量办报的思路，第一是借助别人的经验，第二是借助名人的资源，第三是借助外脑外力。
当时，一同到报社调研的省民委党组成员、副主任吴建民提出贵州民族报做好做大做强的前提：“四个工程”，第一个是质量提升工程，第二个是人才聚集工程，第三个是管理优化工程，第四个是经营拓展工程。
2016年10月11日，新任省民宗委党组书记、主任向红琼到报社调研，对于民族报的发展寄予厚望，强调要遵循新闻宣传规律，突出民族特色，做好、做大、做强民族传媒事业，要加强民族新闻宣传工作载体建设，抢占民族舆论宣传制高点，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营造良好的社会舆论氛围。
分管报社工作的省民宗委党组成员、副主任左朝刚多次强调，贵州民族报一定要讲“民族特色”，要有差异化的办报思路，努力创造民族传媒事业的内部和外部条件。
“观念决定未来”，在办报思路上，报社新班子提出围绕实现“政治效益、社会效益、经济效益”效益最大化为办报的总目标，把报纸办成一张具有“政治价值、社会价值、经济价值”的价值追求作为工作的出发点，把“政治素养、政策素养、理论素养、专业素养、社会素养”作为落实“政治家办报”原则的保证;通过“政治表现、思想表现、工作表现”把党员培养成业务骨干，把业务骨干发展成党员;围绕“政治效益、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制定具体的实施方案;把努力实现“党委政府满意、读者满意、职工满意”作为一切工作的落脚点。在内容结构优化设计创新方面，报社主要负责人提出了“民族宣传+”的民族舆论宣传方法论，用“民族宣传+地方新闻周刊”+“行业周刊+周末版”的民族舆论宣传方法，进行捆绑宣传。通过地方新闻、行业新闻、原创深度报道新闻板块来带动和解决“民族宣传”向各级党政机关全覆盖的灌输，向各行业进行全方位深入的渗透，以实现“民族政策、民族理论、民族知识、民族工作”在各行各业社会知晓面的最大化，而不是仅仅局限于覆盖民宗部门。
民族传媒的人才集聚战略
在传媒业发展过程中，人才战略已经被放到非常高的位置。贵州民族报的传媒集团目标，急需大量的传媒人才的供给。
早在2009年，贵州民族报就在全国各大知名高校开始招聘优秀传媒人才，同时也不断从其他媒体挖来有经验的采编人员。虽然在人才培育、孵化等过程中遇到了很多困难和挫折，但十年来的发展，对人才的渴求始终如一。
在过去几年，由于报社的办报实力较弱，待遇较低，人才的流动也比较大，现在已成长为报社业务骨干的杜再江，当时的聘用工资才300元。很多编辑、记者在贵州民族报获得提升之后，跳槽到省内外一些主流媒体，如今大多都已经成为该单位的业务骨干。比如贵州日报社记者许绍庭，原先是贵州民族报社记者，如今专门跟随负责省委主要领导的新闻报道;贵州都市报的刘佑清，也曾是贵州民族报记者，如今是该报首席记者;北京知名财经杂志《英才》记者谢泽锋，刚毕业就到贵州民族报社，如今也是该杂志社资深记者;人民网总部的记者马强也是在贵州民族报社成长起来的……他们每个人都留下了对贵州民族报的深厚感情，也留下了贵州民族报的深刻“烙印”，那就是他们的新闻观、价值观在这里形成的。
“用事业留人，用感情留人，用待遇留人”。这是报社班子强调的一句话。随着民族传媒事业的做大做强，报社对人才的招引和使用也更加重视。
“民族传媒事业能否做大做强，关键是靠人才。用事业留人、用感情留人，最终还是要体现在用待遇留人上。而从逆向思维上看，如果待遇解决了，事业平台如还不够吸引人，这对于有梦想的人来说，待遇就不是根本性的条件，待遇与事业的吸引力要同步。而没有待遇作为基础，发展速度和质量必然受到影响和制约。”报社负责人说。
2016年，贵州民族报社开始提高报社员工待遇，在原来的基础上，每个人增加了1000多元左右，同时，在稿费、编辑费等方面，拉开好坏差距，使得优秀的人才不仅有岗位，也在收入上有更明显的体现。一些比较能干且勤奋的编辑、记者，每个月收入达到七八千元，与沿海地区的水准越来越靠近。
当然，更重要的是人才的培养和使用。贵州民族报是一个“有历史”的报纸，但却有着新思维的媒体。刚到报社的同志，一方面要接受民族政策、民族知识、民族理论的系统培训和强化，一方面要接受传媒行业的新思维、新观念的多重熏陶，以适应不断变化中的传媒行业。“既要有民族的特色，也要有全球化的视野。只要是德才兼备的人，都要重用。近两年来，一大批想干事、能干事、能共事、干成事、不出事的采编骨干脱颖而出，”报社主要负责人说。
“媒体矩阵”逐渐形成
2008年12月，贵州民族报官方网站“民族新闻网”正式上线。时任省民委党组书记、主任郝桂华，党组副书记、常务副主任姚朝雄，党组成员、副主任吴建民等领导出席开通仪式，实现了贵州民族报网络化的第一步。
“网络化时代，就必须要有网络化思维。这不仅是报社的门面，更是将优质内容对外传播，实现n次传播的重要平台。”在网站建立后，报社主要负责人告诫采编人员，不能只是搞搞样子。
此前，由于报社内部缺少竞争机制，加上长期以来的党报发展模式，导致一些采编人员在叙述方式和话语结构严重落后于网络时代。使得很多好题材、好话题、好观点在互联网传播不出去，使民族新闻的传播受限。
近年来，报社又自筹几十万资金建立起数字报、民族手机报、报社官方微信公众号以及民报评论、民族评论、民族文化、民族研究、民族文学、民族之声、贵州新闻、金州大视野等微信公众号，使得报纸的可观、可感更强，在手机上，即可看到报纸“样貌特征”。很多民族山区的读者，不用通过纸质版，就可以及时地看到每天新鲜出炉的报纸内容。
民族传媒网络化，使得贵州民族报的发展维度和空间更加广阔。因为在旧有的报业集团格局中，必须依靠子报子刊的数量来取胜，因为子报子刊越多，代表所掌握的资源越多，而在全媒体时代，只要有一份报纸的新闻资质，即可在网络中创造更多的子平台，这些子平台，其实就相当于集团下面的一个子报或者子刊。
2017年，贵州民族报社将投入人力物力建设“民族之声”APP客户端平台。这个平台不是简单地将报纸内容复制到网上，而是对原有题材的再加工、再创作、再创造，使得文章的风格特色更加符合互联网传播规律。同时，对当天发生的重大事件、重要新闻进行及时发布。可以说，这个平台相当于一个通讯社的功能。
报纸、网站、数字报、手机报、微信公众号矩阵以及“民族之声”APP新闻客户端、贵州民报传媒公司、贵州民族旅行社，“民族传媒”旗下的传播平台将越来越大，这也不断完善和优化贵州民族报的产品结构，为贵州民族报运用“品牌营销”方法论打下了坚实的发展基础。
同时，随着《贵州民族报》影响力提高，很多的优质内容被中央统战部官网、凤凰网、中国西藏网、中国民族宗教网、《人民日报·海外版》、今日头条、中国网等转载，在全国范围内引起了广泛反响，对我省的民族团结进步事业起到了巨大的宣传推动作用，很多地方的党委政府主要领导因此对报社“高看一眼，厚爱一分”。这也是报社十年来，在媒体融合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初步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发展构建了立体化一体化的民族事业大宣传格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