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老师都有谁？
习近平主席的博士导师刘美珣。
新华社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9月9日上午来到北京师范大学看望一线教师，向全国广大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在学校主楼参观“尊师重教、筑梦未来——庆祝第30个教师节主题展”时，他在“教师世家”、“特岗计划”、优秀教师代表先进事迹等图片图表前驻足停留，听取介绍，不时插话询问。
2014年9月10日，是中国第30个教师节。
逢年过节给老师送上问候和祝福，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惯有动作。即便是身居高位，他们仍旧与恩师保持着一定的交集，他们与恩师之间的故事也为人津津乐道。
习近平博士论文提户籍改革路线图，指导老师刘美珣 习近平主席的博士论文——《中国农村市场化研究》。
在清华大学图书馆的学位论文阅览室，可以查询到一篇十三年前的博士论文——《中国农村市场化研究》，全文共169页，淡黄色封皮，指导教师为清华大学经济学研究所教授刘美珣。
论文的作者是时任福建省省长习近平。对于要不要取消户籍限制，当时学界和理论界存在争议，他在论文中坚持认为，取消城乡二元户籍制度，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政府应理智而勇敢地面对这一现实。
1998至2002年，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在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读了4年在职研究生，专业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并获得法学博士学位。
刘美珣曾在采访中提到，习近平在跟她谈话时不带秘书。
刘美珣透露，习近平的毕业论文最初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研究》，她觉得题目太大，让习近平重新选题，这才有了《中国农村市场化研究》。
刘美珣还解释了习近平的法学博士与人们通常意义上讲的法学博士的区别：“这个法学不是法律的法学，我们授学位是按大门类来授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属于法学大类。”
习近平主席的博士论文—《中国农村市场化研究》。
姜明安珍藏著一张摄于1981年大三时的黑白照片，一群年轻人簇拥著龚祥瑞。李克强站在后排最右侧的位置。
李克强获王照华点将与两位经济学家指导姜明安珍藏著一张摄于1981年大三时的黑白照片，一群年轻人簇拥著龚祥瑞。李克强站在后排最右侧的位置。
1977年恢复高考，李克强被北京大学法律系录取。
北大法律系拥有良好的师资和设备，名师中最著名的当推学贯中西的宪法行政法学家龚祥瑞。在龚祥瑞的引领下，李克强渐渐着重转向外国宪法和比较政治的学习。在龚祥瑞指导下，李克强与杨百揆、刘庸安翻译了英国著名法官丹宁勋爵的名著《法律的正常程序》。该译著如今仍然一版再版，李克强是第一译者。
2008年5月出版的《北大之精神》一书，收录了已升任政治局常委的李克强的一篇散文，题目叫《师风散记》。书中，李克强回忆了他在北大求学时与一些老师交往的片段。其中就有龚祥瑞。
当年龚祥瑞位于北京大学中关园202室的家，是他的学生们留下温暖回忆的地方。在仅有6平方米的客厅里，时常能看到耄耋之年的老师与稚气未脱的学生慷慨激昂地讨论着民主与宪政。兴味浓时的深夜，旧疾在身、很少沾酒的的龚祥瑞会从柜子中取出白酒，学生则出门买来花生米，大家就着烟酒，挑灯夜谈。酒酣人困之际，老师不拘小节，学生便就地留宿。
1982年1月，李克强等27位学生被评为北大优秀毕业生。毕业前夕，李克强雄心勃勃地准备留美考试。但是，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马石江看中他的领导才能及沉稳性格，先后十多次找他谈话，要他留校担任共青团北京大学委员会书记。经过马石江的动员，李克强终于选择了留校。
在翻译《法律的正常程序》时，一天，李克强遇有一词，实在弄不通，恰好因为参加校外一次会议，与国学大师季羡林同住在西苑饭店，就向他请教。季羡林当即做了回答，但同时又说：“你可以先这样。” 李克强当时还不理解他说的意思，当天晚上又发现季先生没有住在饭店，次日季先生返回，即向李克强详细解释了这个词的由来及多种含义。“我不敢想像季先生是否因为这件事而返校，但我敢肯定季先生当晚认真地查阅了这个词。也许，季先生并不是一定要向我传授某种知识，他的所作所为实际上是在诠释着‘我爱我师，我更爱真理’的含义”。
在1982年北京市共青团七大上选举全国共青团十一大代表时，身为北大团委书记的李克强落选。但是，时任中组部副部长的王照华点将干预，李克强仍然列席团十一大，并被选为团中央常委。不久，李克强被正式调到团中央工作，出任共青团中央学校部部长、全国学联秘书长。1985年共青团十一届四中全会召开，增选年仅30岁的李克强为团中央书记处书记。
在团中央工作期间，李克强就读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的硕士、博士研究生。李克强当过知青，关注中国农村经济，1988年，他以《农村工业化：结构转换中的选择》一文获得经济学硕士，指导老师是经济学家萧灼基。后来，李克强师从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
1991年8月，厉以宁把李克强、李源潮、孟晓苏3位在职博士生以前的硕士论文整理成一本书，并为书的其他章节作了补充，加上股份制的内容，定名为《走向繁荣的战略选择》。
2011年2月24日，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在陕西看望母校西北大学老师张岂之。
常委中俞正声最早入大学 戴其萼让他“终身受益匪浅”
现任7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俞正声是最早进入大学的。1963年，18岁的俞正声从北京四中毕业后考入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导弹工程系学习。
几年前，他在接受电视纪录片《哈军工》剧组采访时，说让他印象深刻的是当时严酷的组织纪律：每天早上起来都要长跑，三千米到五千米，完了之后洗冷水澡。“冬天戴一个毛线帽子，跑下来全部都是白的，都结了霜了。”
与学生相比，老师也一样辛苦，“我们起床号一吹往外面走的时候，系里戴其萼主任已经站在门口看我们了”。戴其萼曾是哈军工创办人陈赓大将的通讯科长，参加了哈军工的建校工作。
“那么大年纪，天天看着学员们出来跑步，看着学员们去洗冷水澡，什么话也不多说了，就是提倡大家要有一种能吃苦的精神。”俞正声说，这让他“终身受益匪浅”。
张岂之：王岐山没有忘记着眼于历史的经验教训2011年2月24日，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在陕西看望母校西北大学老师张岂之。
王岐山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后，曾公开提到或拜访过两位老师，一个是就读西北大学时的校长张伯声，另一个是当时的历史系教授张岂之。他起码两次拜访后者。
86岁的张岂之面容清癯，口音带一点江南软糯的拖腔。谈及王岐山，他印象深刻——两人在王岐山就读西北大学历史系时就已结识。
1973年，高考早已取消，王岐山这批被推荐的工农兵学员入学时，已有20年教龄的张岂之因被视为“修正主义苗子”，只被允许给考古专业开一门工具课。
在张岂之记忆里， 大学时王岐山爱讲话、坦率、幽默，与同学和老师都相处很好。1977年，他卧病期间，已在陕西博物馆工作的王岐山专门去探望。
2011年2月，他们在西安也见过面。王岐山到陕西视察，特意约他聊天。地点是陕西宾馆，作陪的还有西北大学的现任书记和校长。
“见面后我问他，你最近读什么书？他说读《旧制度与大革命》。我问为什么要读这本书？他讲了几点，说可以给我们一些历史的经验教训。”张岂之说他当时还没看过这本书，“他讲了以后我再看，觉得他的介绍还是准确的。”
分别时，王岐山双手搀扶着老师，一路把他送上车。张岂之送给王岐山自己编撰的《中国历史》六卷本和《中国思想学说史》。
对这名国家领导中为数不多的历史系学生，张岂之充满期待。“一个学历史的人后来去抓经济，把潜在的才能发挥出来，很投入。现在他抓廉政，最近请了一些历史学家在中央政治局学习会议上做廉政文化报告，讲中国历史上的廉政。”张岂之评价说，“看来他没有忘记着眼于历史的经验教训。”
让王岐山获得启蒙的还有张伯声。2009年，他在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闭幕晚宴上的演讲中，提到了他在西北大学时的校长张伯声。
张伯声是中国地质界的权威，也是地壳构造（中国）五大学派之一的发明人。王岐山知道他的身份后，和几个学生一起去向他请教：“张校长，您怎么就研究出来这么一个了不起的科研成果啊？在全球都能够站住脚，有地位。”
张伯声告诉他们，他的灵感来自于一次出国坐船的经历：他发现大海里的波浪在涌动时不是直上直下，根据他的力学知识，他认为它们在以最省力的方式运动，于是推断出“大自然地壳的构造，一定是以最省力的方式在运动”。他的“地壳波浪镶嵌学说”也由此而成，并为国际所承认。
“我当时在学校是学历史的，它让我感受到历史的潮流。人类历史的潮流与大自然实际上有一样的属性。……我觉得，中国的改革开放——邓小平提出的改革开放，就是顺潮流而动。”王岐山说，“政治家也好，学者也好，能够认识到这一点，顺应这个潮流，我看就能把事情办好。”
【延伸阅读】
教师节设立内幕揭秘：习仲勋曾为节日设立献策
2014-09-10 06:41:00
提议设立教师节的第一人、北师大原校长王梓坤。
今天是第三十个教师节。30年前，时任北京师范大学校长的王梓坤呼吁将“九月的一天定为全国教师节”，他因此被认为是新中国成立后提议设立教师节的第一人。如今，85岁的王梓坤仍保留着教师节设立前后的珍贵文稿复印件。王梓坤是为何想起呼吁设立教师节？教师节为何选在9月10日？王梓坤接受新京报记者专访，还原教师节设立前后的内幕。
谈教师节
9月开学最适合设教师节
邓小平讲话受宠若惊
1984年12月9日，王梓坤将设立教师节的想法告知媒体。第二天，某报纸头版刊发文章《王梓坤校长建议开展尊师重教月活动》。
新京报：当时社会对教师尊重程度如何？
王梓坤：1984年至1985年，邓小平、陈云已经就尊师重教发表过讲话，要求尊重教师、尊重人才，教师是阳光底下最光荣的职业。
新京报：当时看到那些话是什么感觉？
王梓坤：非常高兴，简直是受宠若惊，谁也没想到领导会这样高度评价教师的地位。
新京报：后来是什么事让你想到提倡尊师重教？
王梓坤：当时我在北师大当校长，搞教育搞了一辈子。所以就老想，尽管这些领导同志讲过要尊重教师，但要让尊师重教变成全国人民的想法，不能光靠领导说。既然有三八妇女节和五一劳动节，一天早晨在去办公室的路上，我就想要是有个教师节就好了。想好后，就给媒体打电话，第二天就见报了，没想到见报这么快。
联名写信提议设教师节
1984年12月，王梓坤在座谈会上倡议，由国家确定每年9月在全国开展尊师重教活动，并将该月的一天定为教师节。他起草《关于在全国开展“尊师重教”月的建议》，和钟敬文、启功、陶大镛、朱智贤、黄济、赵擎寰等人联名，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交建议。
新京报：当时有没有想过给中央领导写信？
王梓坤：写了建立教师节的建议，递给全国人大常委会，希望他们能够转达中央领导同志。我觉得一人力量单薄，隔了两三天，就请启功、黄济等人开了座谈会，然后写建议信，大家一块联名签字。
新京报：为什么要提议把教师节设立在9月？
王梓坤： 学校一般在9月开学，开学时搞尊师重教活动有气氛。如果太早，学生还没来，太晚会影响上课。当时考虑过在2月、3月和9月设立，但感觉9月更好，因为2月只是一个学期开始，9月是一个学年的开始。
首次教师节最难忘
1985年1月21日，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九次会议同意国务院关于建立教师节的议案，决定每年9月10日为教师节。
新京报：想过会那么快设立教师节吗？
王梓坤：确实没想到会这么快。
新京报：每年的教师节感觉一样吗？
王梓坤：记忆最深的是1985年第一次教师节，就在北师大操场开庆祝大会。差不多全校师生都去操场，场面很壮观，我自己还写了讲话稿。后来再过教师节就不觉得稀奇。
新京报：第一次庆祝教师节有什么插曲？
王梓坤：有4个学生在庆祝大会上打出“教师万岁”的标语，他们是自发的。当时我非常高兴，觉得他们怎么能想到这个创意。北师大百年校庆时，当年打出标语的4个学生中回来了3个，其中有一个出国了就没回来。
1985年9月10日，首个教师节庆祝大会在北京师范大学操场举行，学生自发打出“教师万岁”的标语。
谈师德
“教师要把传道放在首位”
新京报：现在你认为尊师重教应该包括哪些方式？
王梓坤：要实现全社会尊重教师，地方政府特别重要。有些地方政府整天忙于搞经济，关于教育的事情很难提上讨论日程。此外，要提高教师的社会待遇，包括工资、住房。当然，教师待遇也不能要求过高。
新京报：在提倡尊师重教时，是否应该注重教师队伍本身建设？
王梓坤：这个很重要，教师本身也应该提高自己，包括德育、品质提高。韩愈在《师说》中写到，教师要传道、授业、解惑，传道放在第一位，就是说要教育学生的话，教师自己也要有良好的品德，需要德育。
新京报：怎样提高师德呢？
王梓坤：现在情况不太一样了。过去，一些措施比较有力。比如，到了一定时间，教师要到乡下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搞一个月两个月，时间不要太长。我也去过几次。教师和农民一块劳动，才能知道农民的辛苦。
新京报：这种经验现在有可复制性吗？
王梓坤：我认为现在老师、同学们到农村去锻炼一两个月还是可以的，这样一来思想不仅会变化，也更能够了解农民工人的生活和需要。现在国家推行城里优质学校的校长、教师到农村学校交流，我觉得这个政策非常好。城市老师到农村，体验下农村老师的工作情况，农村老师也可以到城市学校适当进修，可以实现双赢。
采写/新京报记者 许路阳
揭秘
习仲勋曾为设立教师节献策
新中国成立后，1951年教育部和全国教育工会曾宣布“五一劳动节”也是“教师节”，但实际上并未如愿。
文化大革命中，教师被贬为“臭老九”，在一定程度上成了阶级斗争对象，社会缺乏尊师重教的氛围，一些“白卷英雄”反而受到追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但尊师重教仍未很快形成风气，殴打教师的事件时有发生。
1981年12月，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习仲勋在接见参加全国中小学工会思想政治工作会议的代表时，与时任全国教育工会主席方明和教育部副部长张承先交流设立教师节之事，他听取两人建议，建议教育部和全国教育工会联合起来，写报告请示党中央。1982年4月，教育部党组和全国教育工会党组联合，由张承先和方明共同签发的“关于恢复‘教师节’的请示报告”送中央书记处，建议以马克思诞辰日5月5日为教师节。
1984年4月，万里、习仲勋等中央领导对教育部党组和全国教育工会分党组另一份“关于恢复‘教师节’的请示”圈阅。
1984年12月，教育部党组和全国教育工会分党组“关于建立‘教师节’的报告”送中央书记处并报国务院，建议确定每年9月10日为教师节，中央和国务院原则上同意建立“教师节”，建议由国务院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批准颁布。
1985年1月，时任国务院总理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上提出建立教师节的议案，全国人大常委会也通过了这一议案。1985年9月10日，成了新中国的第一个教师节，至今已经30年。（许路阳）
采写/新京报记者 许路阳
（来源:新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