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作枪 “文人战士”郁达夫的笔尖抗战

在杭州大学路有一条普通的小巷，一座白墙黛瓦的宅院隐身于巷子深处，这里便是被誉为“文人战士”郁达夫的旧居“风雨茅庐”。

原本，这是郁达夫为与所爱之人“遮风避雨”所建立的温馨庭院，可世事变化，当国土沦陷之时，郁达夫毅然从茅庐走了出来，顶风冒雨踏上了抗战征程，开始对日寇进行“笔尖上的抗战”……

国难当头 挥戈先草册倭文

“1937年，或者是中国的一个转机；1937年，也许是中国的一个濒于绝境的年头。”1937年元旦，郁达夫以其敏锐的政治触角，对国内的形势作出了准确的预测。他意识到当下已是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

身为一名“书生”，郁达夫并未选择躲进“风雨茅庐”，偏安隅居，而是选择以笔作枪，全身心投入到抗战宣传之中。

杭州富阳是郁达夫的故乡，市心北路125号，是一座以郁达夫命名的中学。得知记者前来采访，富阳郁达夫研究学会的刘涛，领着记者走进了这所中学。学校院落的正中央，伫立着郁达夫右手拿书，左手自然下垂的站立塑像。“现在旁边被迎春花遮挡住了，在塑像底座上面刻着夏衍对郁达夫的一段评价，‘达夫是一个伟大的爱国者，爱国是他毕生的精神支柱。’我认为这是对郁达夫革命的概括性评价。”刘涛介绍说。

在雕像右侧的教学楼一楼，有两间教室被做为郁达夫陈列馆。墙上挂着一张张郁达夫生平相关的老照片，其中一张竖体手写赠言，吸引了记者的目光。这是1937年，郁达夫书赠程力夫所书：“我们这一代，应该为抗战而牺牲。”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10月17日，离开了风雨茅庐的郁达夫来到福建，成立了福州文化界救亡会，随后开始编辑出版了《文救周刊》、《小民报·救亡文艺》。一系列文化救亡运动迅速开展开来，郁达夫在两份刊物上，相继发表了《文化节的散兵线》、《救亡是义务》、《我们在后方》等十五篇文章，引起巨大反响，激发了各界民众强烈的爱国救国之心。

这年冬天，正是郁达夫废寝忘食，执笔抗战最紧张的时候，一个噩耗传来：老家富阳沦陷。七十余岁的母亲，因不愿伺候日军吃喝，躲进了后山。风雨交加中，活生生饿死在山洞。得知这一噩耗，郁达夫几近昏厥。

还来不及脱下丧服，郁达夫便接到了郭沫若的来电：当时，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成立第三厅，郭沫若任厅长。他电邀郁达夫出任设计委员，继续带队进行“笔尖上的抗战”。带着满腔的国仇家恨，郁达夫离开福州前往武汉。

正如他诗中所云：“年年风雨黄花节，热血齐倾烈士坟。今日不弹闲涕泪，挥戈先草册倭文。”

从此，郁达夫书写的抗日篇章进入了新的一页。

抗战必胜 当一颗文化抗战前线的“晨星”

1938年的武汉，是积极抗日的革命力量与消极抗日的反革命力量的斗争中心。文艺界的进步作家茅盾、冯乃超、鲁彦等人都先后来到这里。3月27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战协会宣告成立，郁达夫被选为理事。

此时，各地正是对日作战的胶着时刻，然而，不少消极抗战的声音也相继出现。鼓舞士气，振奋民心，成了郁达夫的文章主题。

12天后，徐州传来捷报：经过十八天的浴血奋战，取得了台儿庄大捷，毙伤敌军一万多人。这是抗日战争爆发以来，中国军队取得的一次伟大胜利。

郁达夫闻之雀跃，写诗曰，“大战临城捷讯驰，倭夷一蹶势难支。拼成焦土非无策，痛饮黄龙自有期。晋陕河山连朔漠，东南旗鼓壮偏师。怜他傀儡登场日，正是斜阳欲堕时。”

随后，郁达夫等四人组成政治部代表团与盛成组成的全国文协代表团，携带“慰劳前线士兵书”和“还我河山”锦旗，到前线劳军。

1938年秋，中原战局急转直下，广州、武汉等城市相继失守，国内的投降派大肆散播再战必亡论，坚定宣传抗战必胜的郁达夫，遭遇到了公然攻击与诽谤。

刚巧这时，南洋侨商胡文虎和《星洲日报》社长胡昌耀邀他去担任该报文艺编辑。郁达夫决定到南洋去做抗日宣传。1938年12月，郁达夫登上轮船，途经香港远赴南洋。

抵达新加坡次日，即1939年1月1日，住所尚未安顿好，郁达夫便发表了旧体诗《雁》，指出“文化人要做识风浪的海鸥”。同日发表政论文《估敌》，全文三千余字，分析日军动向，剖析敌人虚弱本质，曰“敌国内既无可调之兵，国外亦无存聚之货”“最后的胜利，当然是我们的”。

仍是1月1日，郁达夫还写了《“晨星”的今后》一文，说道“《晨星》这一小块园地，若能在星洲，在南洋各埠，变作光明的先驱，白昼的主宰，那岂不更是祖国之光，人类之福？”由此可见，郁达夫宣传抗战之决心。

在《星洲日报》当过校对的吴克铿，曾回忆，他看到几乎每篇原稿上都有与大度用红笔删改过的字句。郁达夫的侄女郁风在《郁达夫海外文集》中提及，郁达夫每天伏案工作十小时以上。写稿、看稿、改稿、按语等等，每天书写总要有四五千字。他给自己规定的任务就是要为抗战在海外建立起一座文化中继站，先后一共负责主编过十一种报纸副刊和杂志，期间同国内文艺界通信约稿。

在蒋增福老先生的书房，记者看到一本书页早已经泛黄的《郁达夫抗战论文集》。该书由新加坡出版，书中收集了1939年到1941年期间，郁达夫发表的400多篇文章，有政论、杂文、散文、文艺杂论等。

“这本书，是十几年前我去新加坡的时候，当地人赠送的。新加坡文人对当年郁达夫抗日宣传工作，很是钦佩。郁达夫是作家，利用文字的力量，不仅募捐了很多款项寄到国内，还鼓励了很多新加坡华侨加入到了抗战中去。”富阳文联名誉主席蒋增福对郁达夫的钦佩之情溢于言表。

打入宪兵队 敌营上演“碟中谍”

“郁达夫在新加坡只待了3年多，1941年底，日本侵略者南侵，太平洋战争爆发。次年2月，郁达夫随后同胡愈之、王任叔等人撤离新加坡，辗转前往苏门答腊一个叫巴爷公务的小镇。”关于郁达夫的事迹，蒋增福如数家珍。

1942年4月中旬，郁达夫化名赵廉，落脚巴爷公务。他为自己定制一份看起来很真实的履历。原籍由杭州改为福建，对外宣称随父亲经商来到巴爷公务。

当时，在印尼流亡的文人不仅仅郁达夫一人。为帮助流亡文化人解决生活问题，郁达夫利用实武牙前筹赈会主持人托人送来的救济费四百盾和当地华侨投资的一二百盾，开办了“赵豫记酒厂”。厂址设在巴爷公务的鲁朴西兰街，郁达夫任老板，张楚琨任经理，胡愈之管账务，有二十名华侨职工。

郁达夫暗地里吩咐酒厂的工人，卖给日本兵酒精的浓度越高越好。私下对人多次说过，“我十分憎恨这帮杀人不眨眼的大魔鬼。我是一介书生，没有勇气和力量去杀死敌人，但我可以用酒精作为武器，使他们慢性麻醉而死。”

除了酒店老板这一身份外，郁达夫在巴爷公务期间的另一身份曾受文人诟病——日本宪兵队“通译”。

之所以成为了日本兵的“通译”，这件事纯属偶然，要从郁达夫的一次外出说起。

这天，郁达夫乘公共汽车去办事。行驶中的车子突然一个急刹车，停了下来。乘客们往外一看，日本宪兵队车辆的拦截在路中央。车刚停稳，一群肩挎枪支的日本兵涌进车内，叽里呱啦地说了一通。车上人面面相觑，听不懂日本兵说些什么，缩在座位上不敢吱声。

日军看没人应答，举起枪开始威胁。这时，原本想保持低调的郁达夫站了出来，走向为首的日军军官。郁达夫用流利的日语与为首的日本军官沟通，得知他们想问路，便指了路，得到解答的日军下车离去，一场危机得以化解。郁达夫不曾料想，正是这件事情，让他成为了日本宪兵队的“通译”。

两天后，驻武吉丁宜的日本宪兵队找到了郁达夫，“邀”他充当“通译”，承诺将给予丰厚的酬劳。郁达夫思考了几天，拒绝了薪资酬劳，却决定答应“通译”这份工作。

消息刚一传出，不少华人怒斥郁达夫贪生怕死，卖国求荣成了汉奸。但其实郁达夫上演的却是一出“碟中谍”。

郁达夫在担任“通译”期间，利用身份掩护和支持华侨以及印尼人民的抗日活动。当日本宪兵审问印尼人时，郁达夫把印尼人的供词翻译时大事化小，开脱了不少印尼人。宪兵队接到暗探报告中有关华侨活动的情报，郁达夫获悉后，暗中通知当事人，设法躲避。

南洋侨领陈嘉庚在巴爷公务期间，被汉奸告发，遭到宪兵队追杀。郁达夫告诉宪兵队陈嘉庚早已坐船回中国。宪兵队信以为真，反而痛骂汉奸一顿。

陈嘉庚曾对夏衍回忆：“那时候郁达夫不仅掩护了我，还援救了许多被日本人到不的侨领。”

讲到这，蒋增福指着资料也感慨：“在郁达夫担任通译的13个月内，武吉丁宜日本宪兵队没有杀害一个中国人，即使有被拘禁的，也在郁达夫的周旋下获释。”

胜利之后 日寇痛下杀手终遇害

“余年已五十四岁，即今死去，亦享中寿。天有不测风云，每年岁首，例作遗言，以防万一。自改业经商以来，时将八载，所得盈余，尽施之友人亲属之贫困者，故积贮无多。”1944年年初，郁达夫提笔，再一次立遗嘱，他做好了随时为抗战牺牲的准备。

是年二月，郁达夫在与胡愈之聚会的时候说“最近宪兵每天到家里喝酒闲谈”，身份应该是暴露了。

郁达夫本可先行撤离，但恐事情牵连太大，让胡愈之等人先行离开。经过商量，胡愈之、沈慈九夫妇去了棉兰；张楚琨、高云览等人去了巨港。郁达夫自己则是不动声色，留下来继续与日军周旋。

“郁达夫是被华侨汉奸洪培根告发的。日本宪兵队先是向上级汇报，郁达夫的身份很快得到了证实。毕竟他在日本也是挂的上名的。”蒋增福介绍到，当时日本宪兵并没有立即逮捕郁达夫，而是采取监视的措施，这是准备“放长线钓大鱼”，以待逮捕更多的反日之士。

1945年8月16日，郁达夫从无线广播里听到了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消息，很是兴奋。他一直坚信的中国抗日必将胜利的信念变成了事实。为了宣扬抗战，自己从国内背井离乡，颠簸到国外，几经辗转。如今，抗战胜利，回国的日子不远了。

8月29日晚，郁达夫吃过晚饭，穿着睡衣同新加坡流亡而来的报人包思井等友人在小屋，筹划探讨如何迎接联军登陆，谋划如何创办报刊，商量流亡文化人的出路，以及如何处理善后等事宜。

20时，探讨正激烈，这时“咚-咚-咚”房间的门被敲响了，众人立刻安静了下来。他们知道，虽然迎来了抗战胜利，但岛上仍然有日军的残留部队。

郁达夫扶了扶眼镜，走到门口处，打开了门。门外站着一个印尼人，说了几句话。郁达夫回到客厅与朋友说：“有人找我说点事，我去去就回”。

在屋内的人，从窗户内往外望，街道的对面停着一辆汽车，郁达夫被带上了车。谁也未曾料到，这一离去，却是生与死的永别。

关于郁达夫的死亡时间，在很长时间内众说纷纭。有说被带走后半个多月才遇害；有说当晚便遇害。后来，据考证，郁达夫被带走后，当天晚上被掐死在树林中。

“明明日本已经宣布投降了，郁达夫却还是没能躲过日军的迫害。”关于这一点，蒋增福认为：“日军这么做只有一个动机，就是为了要消灭日宪兵残暴罪恶的见证，他们害怕郁达夫犀利的文笔。”

郁达夫用一生的抗战经历告诉我们，郁达夫是当之无愧的战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