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都社论：减刑假释案件审理，不公开无以促公正

最高法4月29日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减刑、假释案件审理程序的规定》。《规定》明确，“人民法院审理减刑、假释案件，应当在立案后五日内将执行机关报请减刑、假释的建议书等材料依法向社会公示。”最高法相关负责人在新闻发布会上指出，所谓向社会公示，原则上应当通过互联网公示。

自2013年首次在互联网集中公布裁判文书以来，最高法利用新媒体推进司法公开可谓动作不断。司法公开的价值毋庸赘言，而具体到了减刑、假释案件的审理，在当下语境中更具有特殊的意义。

众所周知，减刑、假释作为重要的刑罚变更手段，运用得当，能够彰显司法文明、节省司法资源，也有利于鼓励其他罪犯积极改造。但既然是一种刑罚变更措施，实施就要具备起码的条件，实践中如果一些不具备条件者随意获得减刑、假释，必然大大消解制度严肃性，激发社会不公感，并严重损害司法公信力。近年来，违法办理减刑、假释的案件时有发生，前不久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对外通报，健力宝集团原董事长张海在监狱服刑期间的立功、重大立功表现均属虚假，以此裁定对其减刑错误，一经曝光引发了公众的强烈关注。

明了这一背景很容易得出一个判断，也就是本次新闻发布会上最高法新闻发言人所强调的，为了防止减刑、假释领域的司法腐败，有效提升司法公信力，规范减刑、假释案件审理程序已势在必行。

规范的目标已明，但该如何行动？中央政法委今年2月出台了关于严格规范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切实防止司法腐败的指导意见，要求在刑法、刑事诉讼法规定的框架内，对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充分体现从严精神，从严规定实体条件，从严规范程序，从重追究违法违规办理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的法律、纪律责任。可以看出，现在最高法的规定，正是在司法层面对中央政法委指导意见的具体落实。

从最高法规定的条款看，为确保减刑、假释案件的公正审理，其遵循的是“以公开促公正”的既定思路，无论是依法向社会公示的要求和关于开庭审理的规定，还是明确“减刑、假释裁定书应当通过互联网依法向社会公布”，其中体现的“阳光司法”精神应该说十分显著。

由于一些法律以外因素的影响，一些刑罚变更措施在司法实践中屡遭扭曲，乃至有舆论认为减刑、假释、保外就医已经成为落马权贵的三大“越狱密道”。最高法规定的发布能否从根本上遏制这一现象，不妨乐观期待。值得注意的是，为了对减刑、假释案件的审理进行规范，这次并非最高法头一回制订相关制度。

早在2012年7月，最高法就曾发布了《关于办理减刑、假释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其主旨也同样是努力让减刑、假释案件的审理走向透明。时隔不到两年，最高法再出新规，既彰显了其推进司法公开的坚定意志，另一方面是否也说明原规定的执行效果未尽如人意？

本次新闻发布会上，最高法相关负责人已经坦承了原规定存在的缺陷，“一是公示的范围主要为罪犯服刑场所”，“公示作用有限”，“二是未明确公示的具体时间”，“三是未规定公示的具体期限”。可以认为，原有规定中的模糊词汇给人留下了依违两可的灰色空间，司法公开的作用遂因此大打折扣。随着新规的出台，减刑假释案件审理中还会不会出现以公开的名义进行“选择性公开”、“限制式公开”，公众拭目以待。

不必对减刑、假释新规本身抱有太多疑虑，未来如何保证其执行力，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检讨以往关于减刑、假释的规定被人为架空的教训，其要害恐怕还不在于规定不够精密，而在于公众监督无从发力和对违规者的惩戒缺失。新规出台以后，如何以严厉的罚则杜绝以各种托辞拒绝公开和监督的行为，当为下一步的急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