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开四二校庆复校周年纪念刊

这册纪念刊为16开本，正文整整100页，收录了72篇文章，另附录了《校歌》、《复校第一年职员学生姓名表》及34张图片。

在笔者所见到的有关南开学校的纪念刊中，这册纪念刊应是当中最具特点的。为什么呢？因为这册纪念刊出版于抗战后的1946年，是南开中学复校后出版的第一本纪念刊，其承上启下的历史意义和史料价值自然不可小觑。

众所周知，南开中学前身为1898、1901年分别由严范孙、王奎章设立的“严馆”、“王馆”。1904年，“严馆”、“王馆”合并设立“私立中学堂”。1908年，易名为“南开中学”。1911年，天津客籍学堂、长芦学堂并入南开。1914年，直隶工业专门学校、法政学校附属中学亦归并南开，使南开中学逐渐壮大。

1937年7月29日、30日，南开中学被日本飞机轮番轰炸，数十年惨淡经营的成果毁于一旦，南开“是为国内教育文化机关之首遭牺牲者”。之所以如此，源于日本人的报复。“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人觊觎华北的野心开始膨胀。为应对时局的变化，张伯苓曾于1937年春天赴东北考察，回校后“即成立了东北研究会，并派人前往调查，搜集资料，籍资研究，于是南开学校深受日人之嫉视”。加之南开中学距日本在海光寺的驻屯军司令部很近，南开中学已成为日本人的眼中钉。

早在1935年冬，张伯苓即南下四川考察，权衡利弊后决定在重庆创办南渝中学(取南开在渝设校之意)。南开中学被毁后，南渝中学已成立一年多，南开部分教职员和学生于是相继南下，使得他们的工作学习得以延续，“及后华北事变，津校被毁，而我南开学校，犹能屹立西南后方，弦诵弗辍，工作未断，皆当年准备较早之故”。读了上述文字，我们不得不佩服张伯苓的眼光和超前决策。值得注意的是，过去在研究南开校史的文章中，人们常常有重庆南开是天津南开南迁后建成的说法，张伯苓在《校史》一文中对此做了纠正：“社会一部分人士，辄以重庆南开学校，系于津变后而迁川者，实误矣。”

抗战胜利后，南开校友和部分教职工在渝传鉴校长的直接指挥下，以百倍的热情和毅力开始了复校工作。1945年秋季，复校后的第一届高中、初中各两班共192名学生入学，当时的校址设在六里台的原中日学校校址，1946年复迁回原址，从此，南开以全新的面貌重新屹立在世人面前，张伯苓所倡导的“允公允能，日新月异”的南开精神得到弘扬光大。

在所收录的文章中，有杜碧涛、关健南、杨坚白、张伯苓、阎子亨、杜建时、丁辅仁等南开校领导或知名校友对建校四十二周年及复校周年的祝词、祝言。在著名爱国人士杜建时《勉南开小同学》一文中，明确记载他在南开入学读书的时间是1920年。从《庆祝母校四二复校周年纪念》一文，获知著名建筑师阎子亨也是南开中学的校友。最具有史料价值的当属时任学校训导的杨坚白《母校重光》一文，他在文中回忆了南开42年学校发展史，尤其是对南开复校和重建过程作了详细记述，并用事实验证了张伯苓在1937年建校32周年大会上所讲的话：“敌人所能毁者，南开之物质；敌人所不能毁者，南开之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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