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海松涛写传奇—记印江高石坎林场8名护林员

13.05.2015  10:00
绿海松涛写传奇—记印江高石坎林场8名护林员 - 林业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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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护林员们每天坚持巡山。 田林 摄

  本报记者 刘莹 成嘉廷

短评

为信念燃烧

  绿海松涛如歌如吟,诉说着一个为信念燃烧人生的深山传奇——8位护林员用半个世纪的坚守,在平凡的岗位,绽放璀璨的精神花火,让人们懂得,何谓执着,何谓尽责。

  信念聚成一座山,山就坚定不移;汇成一泓水,水就奔流不息;凝成一颗心,心就执着不悔。因为有坚定的信念,在贵州这片热土上,革命先烈用草鞋走出了“长征精神”,敦操乡干部用背篼背出了“背篼干部”精神,海雀村人用双手垒筑起贵州时代精神。它们交相辉映,激励贵州儿女砥砺前行,为构筑“精神高地”增添坚强基石,为冲出“经济洼地”凝聚不竭动力。

  物质条件越是改善,思想观念越是多元,人们就越需要引领人生的信念坐标。8位护林员培育的信念之树,植根在贵州“精神高地”的沃土里,生长出巨大的精神张力,必然能激起广泛的共鸣:干事创业的冲劲,服务群众的作风,要像他们那样,渗透在身体力行中,渗透在日常的、平凡的坚守中。

  赶超跨越的历史责任,召唤我们用坚韧催生力量,用信念凝聚干劲。信念之树常青,我们就一定能描绘出这个时代最美丽的发展图景。



  5月1日早晨6点,当鸟儿清脆的歌声在枝桠间响起,86岁的老奶奶罗运仙又开始拄着拐杖,在高石坎林场转悠。

  罗运仙是高石坎林场的护林员。山上满眼参天大树,都是她和丈夫带头种下的。当年的幼林,如今已成万亩林海,但自己的丈夫,老场长周宏权已在两年前离世。

  罗运仙记得,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周宏权才恋恋不舍地被亲人抬离林场,送回老家木盆村。周宏权生前没有砍过山上一棵树,按照老人遗嘱,他去世后也没占用山上一块地。

  后事处理完毕,罗运仙谢绝子女挽留,回到山上。

  苍翠的梵净山西麓,印江自治县木黄镇高石坎林场,有8名周宏权、罗运仙这样的护林员,他们用半个世纪的坚守,在绿海松涛间书写了一个关于信念和坚守的时代传奇。

 绿色之恋——

林场为媒 山上成家

  越过金厂河,翻上八香坪,拐进高石坎,莽莽苍苍的万亩林海间,几幢破旧木瓦屋,就是护林员的家。

  1972年,当地政府计划在高石坎一带大搞植树造林,担子落到了周宏权和罗运仙两位党员肩上,他们毫不推辞地接受了任务。周宏权到林场担任场长,罗运仙担任副场长。

  因女儿才8岁照看不过来,罗运仙就把女儿送下山,跟大儿子一起生活。“头两年婆婆每周下山看望女儿一次,每次都流泪不舍离开,后来就是一年下山四五次,吃过晚饭就返回林场。”罗运仙的儿媳钟应萍回忆。

  1975年4月,周宏权、罗运仙相继丧偶后,组合成了一个家庭。“虽说是结婚,只是看了一个日子,林场的人一起吃一顿饭,喝一杯包谷酒。”护林员田儒强回忆道。

  从此,林场成了他们的家。

  1973年,年仅16岁的吴正春涌动青春激情,来到高石坎当上护林员。几年后,他把心仪的姑娘娶进了山,并把出生的儿子取乳名为“高林”,意思要与高石坎林场“厮守”一辈子。

  高石坎下山只有一条羊肠小道,生活环境很艰苦。为了造林护林,当时不断从周围八九个村抽派年轻人上山,但许多人留不住,来了又走,最多的时候有28人,最后只留下8人。

  8人中,方灯明一家因老家房屋水毁后被动员上山。吴正文一家被哥哥吴正春动员上山。吴永益上山最早,他身有残疾没有娶到媳妇,从1964年上山到2014年4月去世,在林场呆了整整50年。田茂纯上山有44年,年轻时曾讲了一门亲事,后因他坚持以林场为家而告吹,如今72岁高龄的他疾病缠身,靠其他护林员照顾生活。

 绿色坚守——

种绿护绿 人在林在

  那是一段激情燃烧的岁月。

  上山伊始,林场只有幼林1000多亩,很多地方是荒山秃岭。为了让荒山披绿,周宏权负责全盘事务,罗运仙担任突击队队长,带领大家植树造林。当时是大集体,主要靠记工分按劳分配粮食。春夏秋三季,大家积极种地、养猪羊和采茶叶上交,每到冬天,林场全部职工顶风冒雪,开荒挖坑,到30公里远的地方挑树苗。

  然而这并不能解决温饱。“当年,一斤菜油20多人吃10天,每顿吃的是红苕、洋芋、野菜,难得看见一粒大米,巡山时实在撑不住就找野果填肚皮。”罗运仙回忆,生活最艰难时,周宏权规定劳作之际,每位职工每天要采集2.5公斤野生蕨苔交到集体食堂。

  “护林最艰难的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如今已接替周宏权任场长的吴正春说,农村土地承包到户后,周围村子的山头被毁林开荒殆尽,乡亲们生活燃料、建房造屋、家具材料等亟须木材,就把目标盯住高石坎林场。一些农户在夜深人静单独出动偷砍,甚至有人三五成群抢伐……每天,护林员与盗伐者进行着游击战、拉锯战,被砍伐者辱骂拳脚威胁是家常便饭。

  吴正春讲了一个亲身经历的事:“有一次,我巡山赶跑了盗伐者,俯下身清点现场时,一根从林荫深处飞来的樟树条砸得我的脚背鲜血淋漓,卧床20多天才能走动。

  无休无止的护林纠纷,让周宏权陷入苦苦思索:包产到户时,林木已经开始成材,为了守好这片林,政府承诺今后实行间伐分成,护林员占15%,其余归乡村两级。周围一些人很眼红,认为这是块大肥肉,你们吃得我们也吃得。如果照这样砍下去,林子要不了几年就会被砍光,多年的心血就白费。

  “要制止别人砍树,首先要自己过硬。”周宏权试探着与一些护林员商量“取消分成”,但许多人想不通。骑在虎背上,能上不能下,在4名护林员的支持下,他痛下决心向乡亲们表态:“林场的树谁也别想动,我们也不要分成。我们生前不砍一棵树,死后各人回老家,不占用林场作坟地。”  

  高石坎护林员“义务护林”的消息传出,当地炸开了锅,一些人赞扬却不解,一些人拭目以待。果然,很多护林员不愿干,回了家,只剩下周宏权、罗运仙、吴正春、吴永益、田儒强、田茂纯等6名护林员,以及后来上山的方灯明和吴正文。

  护林员少了,大家更抱成了团。

  为了护林,周宏权制定了4条铁的纪律:所有护林员必须以场为家,有事需请假;每个月3个晚上的假期,旷工一次罚款3元;林场员工私自送人或变向送人柴木,罚款3元;每天早上7点巡山,下午6点换班,值班期间林木被盗不及时报告,罚款3元。

  有了制度必须守好岗位。罗运仙老人回忆:“护林不仅要防盗,也要防火。我们没有节假日,不分白天晚上轮班,尤其是冬春防火季节,大家必须按制度分班巡山,要坚决杜绝山林火灾。

  有了制度必须严格执行。有一年,田儒强因为亲戚给自己干活了,送亲戚一捆干柴,按规定被罚了3元钱;吴正春的族人因为修桥要林场几根木材,被吴正春当面拒绝,至今不相往来。

  “2002年,我们家修房子,没在林场要一根木材。”罗运仙的儿媳钟应萍说。

  守着“绿色银行”却不能支取,护林员生活格外艰难。他们只好煮酒、喂猪、喂牛羊,在林内捡菌子增加收入。2003年,国家实施“天保工程”,8名护林员每人每月有200元补助,但只执行了4年。后来根据林业政策规定,林木面积3000亩给一个护林员名额,月工资600元,当时8名护林员只有1人符合“年龄50岁以下”的条件,县林业局破例安排两个指标,其余6人后来靠低保指标解决生活。 

 绿色丰碑——

大树参天 相伴到老

  多少个夜晚,在深圳市的高楼里,已是白领的吴星坐在电脑边,翻看在贵州老家林场里拍下的照片。

  同样,每当夜深人静,在高石坎林场,两鬓染霜的吴正春躺在床上,翻看两本影集,一本是儿子吴星一家的生活照,一本是女儿一家的生活照。“这是我儿子专门为我制作的,我放在枕头边,临睡前翻一下,心里很满足。”吴正春说。

  从高石坎林场下山读书的那一天,吴星就有一个心愿,将来一定把父母接出山享福。今年春节,吴星邀约妹妹一家,一起回到高石坎山上,陪父母过春节,父亲说自己有伤病,吴星以检查身体为由,把父亲带到深圳住了10天。一天,父亲趁儿子儿媳上班,偷偷坐地铁到广州买高铁车票,吴星急忙请假赶到广州车站,含泪送父亲上车。

  像吴星兄妹一样,为接父母出山,其他年轻人没少费心思。

  田儒强的女儿田艳说:“为了让父母下山,我和妹妹动员了多次,开始时父亲说离开那些树吃饭都不香。后来说多了,反而说我们‘不懂’。” 原来,在田儒强的心中,早已凝固了这样的信念:“做事要有始有终,我们种树守树一辈子,把坡坡坎坎走成路,石头走成石猪槽,守出了一个大氧吧、大水库,一个‘绿色银行’。再苦再累也值得!

  巍巍梵净山中,一群护林人用半个世纪的坚守,让面积1万多亩的荒山变成林海,谱写出“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的时代传奇,他们是——

  周宏权,男,中共党员,2013年3月去世,享年89岁。

  罗运仙,女,中共党员,86岁。

  吴正春,男,58岁。

  田茂纯,男,72岁。

  田儒强,男,64岁。

  方灯明,男,58岁。

  吴正文,男,52岁。

  吴永益,男,2014年6月去世,享年78岁。

  林海飞歌,感动了四乡八邻。当初因条件艰苦下山的护林员杨正齐和杨秀文说:“过去我们共同种下的小树苗如今郁郁葱葱,全是他们细心看护的功劳,他们尽职坚守的精神,我们真心佩服。

  林海飞歌,感动了各级政府、社会各界。2014年,罗运仙入选中央宣传部、中央文明办主办的“中国好人榜”候选人。吴正春先后荣获“全国青少年绿化祖国突击手”、“全国村级优秀护林员”、“贵州省绿化奖章”等多项殊荣。

  五月的晨曦中,罗运仙老人缓缓走在林间土路上,轻轻拍打着路边高耸入云的马尾松。山风吹拂,松枝摇曳,仿佛在为这位老人,为这群矢志守护林海的护林员点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