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的名字

                打我懂事起，我从未叫过母亲的名字。记得小时，听祖母叫母亲的小名，我也跟着叫，结果屁股挨了几巴掌。“母亲的名字是你叫的吗？”母亲厉声说。从那时起，我就知道，作为儿子的我，是不能叫父母的名字的，那将是“大逆不道”的。

              读书和参加工作后，母亲的名字倒是写过很多次，那是考试或填档案时必须的。

              前几天，父亲打电话告诉我，说母亲生病了，要送到县医院来看。我回家把母亲接到医院，经诊断，是“面神经瘫痪”，得住院治疗一段时间。我请了几天假在医院陪护。

              现在的医院设备先进，病房里安装了喊话器，一旦药液输完了，只须按一下按键，护士站的护士就知道是哪一床的病人，但为了安全，护士们要问病人的名字，得到确认后才来加药或是拔针。

              母亲得的是“面瘫”，不便讲话。每一次须加药液时，我按了按键，护土站那关总会传来护土的询问：“叫啥名字？”开始时不大习惯叫母亲的名字，我小声地叫着母亲的名字，而护士那边传来“大声点。”我不得不提高嗓门几乎是吼出了母亲的名字，吼出之后，我像做错了什么事似的，感觉脸上火辣辣的。然而，我分明看到母亲眼里洋溢出灿烂的微笑——因为母亲脸上扎满银针，只能用眼睛示意。那笑容里包含了鼓励、宽容和些许无奈。第二次叫母亲的名字时，我很自然很清晰地叫出了母亲的名字。从那以后，在我陪护母亲的日子里，每当我叫着母亲的名字给母亲换药液时，母亲眼睛总是微笑着，像小孩一样天真。

            母亲生于解放前，虽不是大家闺秀，然而外祖父家也算是殷实，七八岁时就和父亲订了娃娃亲，自从订亲后，外祖母就逼着母亲“缠足”，要把母亲的脚包装成传统的“三寸金莲”。因为当时我的祖父在当地也是小有名气的大户人家，与这样的大户人结亲，外祖母自然要把母亲培养成大家闺秀。为“缠足”这事母亲不知哭闹了多少次。有一次祖父到母亲家去串门，恰逢外祖母正在给母亲缠足，祖父于心不忍，便对外祖母说：“不要让英儿（母亲乳名）裹小脚了，我家地多，以后英儿要下地干活的。”就这样母亲躲过了一劫。尽管如此，母亲的脚还是有些变型。小时候，每当母亲晚上洗脚时，我看到母亲的脚虽不是“三寸金莲”，但和正常人的脚不一样。

            解放后，改革开放以前，是集体大锅饭的年代，父亲被抽到外面去“缴富力”（那时村里年青力壮的被抽出去为村里抓收入）。祖父死得早，祖母是“三寸金莲”，一家人的生计全靠母亲。忙里忙外，那一双缠过的足，在天气变化时总会发作。

            我是家里最小的，我在母亲眼里永远是孩子，这次母亲住院，住院部在三楼，送母亲上三楼时，母亲想扶着楼梯的护栏，我对母亲说，那护栏很脏，我伸手去搀扶母亲，母亲不让我搀扶，母亲努力做出坚强的样子，然而毕竟老了，步履蹒跚，险些摔倒，我赶紧搀扶着她，这回母亲没再拒绝，叹息到：“唉，人老无用啊！”。输完液陪母亲在街上逛逛，我伸手搀扶母亲，母亲说：“不用了，路平，我能行的。”我狡黠地对母亲说：“那你牵我吧，像小时候一样。”母亲高兴地说：“这还差不多。”我把手伸进母亲的臂弯。母亲找回了年轻时的感觉，我也找回了儿时的感觉。说真的，要不是母亲生病，我有二十多年没和母亲这么亲近了

住院期间，母亲总是念叨着地里的庄稼怎么样了，我父亲的一日三餐是怎么吃的等等，母亲的病刚康复，就急于回到乡下老家去了，母亲说：“城里空气没乡下好”

我怕叫母亲的名字，又想叫母亲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