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吉和贝丝（外一篇）
玛雅·安吉洛（1928年4月4日-2014年5月28日）：美国诗人、作家、教师、舞蹈家和导演，维克森林大学雷诺兹讲席教授。在南方小镇阿肯色州的斯坦普斯度过童年，后移居旧金山。玛雅经历传奇，曾从事多种职业，为反抗种族歧视，她成为旧金山的首位黑人电车售票员，并投身马丁·路德·金领导的民权事业。1993年，应邀在克林顿的总统就职典礼上朗诵诗歌《清晨的脉搏》。
1969年出版的《我知道笼中鸟为何歌唱》是玛雅最重要的作品。玛雅获得包括三次格莱美奖、美国国家艺术勋章（2000）、林肯勋章（2008）、总统自由勋章（2011）在内的诸多荣誉。著有数部诗集，其中《在我死前给我一口冷水吧》（1973）获普利策奖提名。2004年，兰登书屋出版现代文库版《玛雅·安吉洛自传合集》。上海三联书店即将出版她的散文集《致女儿书》。
乔治·格什温与艾拉·格什温兄弟创作的音乐剧《波吉和贝丝》（Porgy and Bess）在欧洲巡回演出时，吸引着一拨拨的观众。演员阵容很强大，我们相处愉快，但我渴望着退出演出，回到加州，回到旧金山。
我的心被罪恶感缠绕，因为加入了这个演出团队，就意味着不得不把我八岁的儿子盖伊留在旧金山，让妈妈和阿姨陪他。
音乐剧公司给我加了可观的薪水，允许我带着他巡演，但已经有俩孩子在跟着父母了，他们俩的行为是我不想让我儿子看到，更不要说有样学样了。我是首席舞者，演出“鲁比”一角。我得到了体面的薪水，寄回了家，但罪恶感挥之不去，我感到钱不够用，便住在小旅馆或青年旅社里，或跟人同住，靠这种方式省钱。我在夜总会里唱蓝调，白天则在任何能找到学生的地方教舞蹈，把这些钱也寄了回去。
然而，我还是变得不思茶饭，体重随之减轻，发展到后来对什么事都提不起精神。我想回家，回到儿子身边。我被告知，我必须支付替代者来欧洲的费用，而且回家也得自费。为了应付这种新的经济压力，我在两个夜总会中唱歌，还教职业舞者和几乎不会走路的孩子跳舞。
最终我还是有了些余钱，于是在意大利那不勒斯订了一张去纽约的船票。我不乘飞机，是因为我想到，如果飞机失事了，我的儿子该多么悲伤。“我八岁那年我妈妈就去世了，她是演员。”我必须回到旧金山，让他知道我是演员，但不仅仅是演员。
经过了九天的航行，我抵达纽约，又乘了三天三夜火车才到旧金山。与儿子重聚的场面实在太伤感了，我承认，那几乎让我崩溃。我明白我爱我的儿子，我那时庆幸自己并不是与他谈恋爱，那样我就会黏着他，令他感到窒息，与此同时，我还能爱着他，把他尽可能培养成一个快乐、自由、勇敢的人。
我们一起在我妈妈那坐落于山顶的大宅子的顶层住了一周，我又开始焦虑。我意识到，在这样一个种族主义的社会，把黑人男孩培养成快乐、有担当、自由的人，是非常困难的，近乎不可能。我躺在楼上起居室的沙发上，盖伊走来走去。“你好呀，妈咪。”我看着他，想到我可以抱起他、打开窗、一起跳下去。我提高了嗓门，说：“出去，现在就出去，就是现在。到前院去，就算我叫你，也别回来。”
我打电话叫了部出租车，走下楼梯，看着盖伊。我说：“现在你可以进屋了，请一直待着，直到我回来。”我请出租车司机把我送到兰利·波特心理诊所。走进诊所，前台问我是否有预约。我说没。她面露遗憾之色，解释道：“除非已经预约，否则我们不能给你看病。”我说：“我必须要看医生，我打算伤害自己，也许还有别人。”
前台飞速地在电话中讲了几句。她说：“请去见萨尔希医生，沿右边走廊直走，C房间。”我打开C房间的门，希望落了空。桌子后边坐着一个年轻的白人。他穿着布克兄弟牌西装、系扣领衬衫，他的脸平静中带着自信。他招呼我坐在桌前的椅子上。我坐下来，又看看他，开始大哭。像我这样的一个黑人女子，她忧郁成疾，内心充满罪恶感，因为她要将她那同为黑人的儿子交给其他人抚养，这个生活优渥的年轻白人男子怎么会懂她的心呢？每当我抬头看他，我都涕泪滂沱。每次他问我怎么了，问能帮我做些什么，我都因对自己处境的无助感而抓狂。最后，我终于能够收拾好心情，站起来，表示感谢，然后离开。我感谢了前台，并请她致电卢克索出租车公司。
我去找我的声乐老师，我素来称他为威尔基（Wilkie）。他是我的导师，我唯一能与之坦诚交流的人。我走上弗雷德里克·威尔克森工作室的楼梯，听到一个学生在做发声训练，威尔基叫我到卧室里去。“我要让你喝一杯。”他从学生身边走开，拿来一杯苏格兰威士忌，我喝了，虽然那时我并没喝酒的习惯。在酒的作用下，我睡着了。当我醒来的时候，工作室已静寂无声。
威尔基问我，“你怎么了？”
我告诉她我快崩溃了。他说，没这回事，又问：“到底是哪儿不对劲？”我很沮丧，他并未听懂我的话，“我今天想要自杀，还想杀死盖伊。我跟你说，我真的崩溃了。”
威尔基说：“就在这个桌子边坐好，这有一个便签本，一支圆珠笔。我希望你能写下你的心愿。”
我说：“威尔基，我要跟你说的不是这个。我想告诉你的是，我快疯了。”
他说：“首先，写下我说的话，写并想想看，全世界好几百万人听不到合唱、交响乐，听不到他们自己的孩子的哭声。写，我能听见——感谢上帝。然后，写，你能看见这个便签本，想想全世界好几百人看不到瀑布，看不到鲜花绽放，看不见爱人的脸。写，我能看到——感谢上帝。然后，写，你认得字。想想看，全世界数百万人看不懂当天的新闻，看不懂家书，看不到繁忙的大街上竖立的禁止标志，以及……”
我按照威尔基的命令，当我写到黄色便笺纸第一页的最后一行时，疯狂的因子消失得无影无踪。
那件事发生在大约五十年之前。我现在已写了二十五本书，约五十篇文章、诗歌、戏剧和演讲稿，它们全都是用圆珠笔，写在黄色便签纸上的。
当我打算写东西时，哪怕之前获得过许多荣誉，不安全感仍会将我裹挟。我想，哦，哦，现在他们会明白了，我在吹牛皮。我真的不会写，写得真的不够好。在我就要撑不住的时候，我取出一张崭新的黄色便笺纸，当我在整洁的纸上奋笔疾书，我感到自己是多么幸运。
我的生命之舟航行在时而风平浪静、时而惊涛骇浪的大海上。那些充满挑战的日子时而明媚、时而晦暗不明。在暴风骤雨、阳光灿烂的白天，在荣耀加持、孤独难挨的夜晚，我都心怀感激。如果我坚持做一个乐观的人，明天又是崭新的一天。
今天我是幸运的。
（南方周末资料图/图）
摩洛哥我生活在20世纪，但我仍对阿拉伯半岛有着荒诞不经的印象。在我的想象中，那里有哈里发，身边围绕着一些体格健硕的太监、女眷，美人们躺在贵妃椅上，照着镀金的镜子，顾影自怜。
抵达摩洛哥后的第一天，大清早我就走出门去，去寻觅一些有趣的事儿，满足我那荒诞不经的想象。
街上，有的妇女穿着西式服装，有的仍然把自己的脸隐藏在厚厚的黑面纱下。所有男人都戴着红非斯帽，看起来很自得，而且很帅。我穿过一个废品站，接着打算穿过街道，不曾想就此走入真实的生活。有人大叫了一声，我转过身去。院子里有三顶帐篷，几个黑人正在冲我招手。我这才意识到，自己早前碰到的和即将遇到的摩洛哥人更像西班牙人和墨西哥人，而不是非洲人。
那几个人朝我大喊，并示意我过去。我看他们年纪都挺大的。我的成长经历让我懂得，我必须过去。在那一刻，我才意识到自己穿着短裙、高帮鞋，这对一个二十五岁的年轻美国女孩来说没啥不合适，但在年长的非洲男人眼里，实属离经叛道。
我穿过那些铁罐、碎瓶子、废弃的家具。我走到他们身边时，他们忽然齐齐坐下。其实那儿没有凳子，所以他们并不是真的坐着。他们只是蹲着。我是由住在美国南方的奶奶一手带大的，她教给我的规矩是，年轻人站甚至坐的位置比老年人高，是不懂礼貌的。
年纪大的男人们蹲着，于是我也蹲着，这对我不是难事，我是一个跳舞的人，身体十分柔软。
他们微笑着，用一种我听不懂的语言跟我说着什么。我回以英语、法语、西班牙语，但他们也一头雾水。我们面面相觑、冲彼此微笑，其中一个男子很大声地跟我说话，一些女人在附近站着，饶有兴味地看着我。
正当我准备站起来鞠躬告辞的时候，一个女人手捧小小的咖啡杯走来。她把杯子递给我。我接在手里，注意到两个小虫子趴在杯底，男人们打着响指，以此表明他们对我的赞许。我鞠躬，呷了一口咖啡，差点没晕过去。我的舌头上有只蟑螂。我看着周围人的脸色，知道自己不能把它吐出去。我奶奶要是看到这一幕，肯定会掸掸坟墓上的尘埃，用意志力飞到我面前，告诉我她对我多么失望。我受不了了。我一仰脖把咖啡一饮而尽。整整四只蟑螂。
我站起来，对每个人弯腰鞠躬，走出了那个院子。我恶心不已，直到吐得翻江倒海，等我看到一面墙，就扶墙狂吐不已。我没跟任何人讲过这个故事。在那之后，病了整整一个月。
当我们在法国马赛演出时，我住在一家便宜的小旅馆。有天早晨，我随手拿起一本著名的《读者文摘》杂志，翻到一篇文章，这篇文章是“非洲部落穿越萨赫勒来到北非”。
从这篇文章中，我了解到许多部落沿着古老的路线，从马里、乍得、尼日利亚等非洲国家出发，穿过撒哈拉沙漠，辗转来到麦加、阿尔及利亚、摩洛哥和苏丹，他们身无分文，全靠以物易物过活。他们交换物品，但会用极少的钱去买葡萄干。为了表示对客人的尊敬，他们会在小咖啡杯里放三到五个葡萄干。
有那么几分钟，我想在那几个年长的摩洛哥男人面前深深鞠躬，祈求他们的原谅。
在那儿，他们选择了用那些得来不易的、珍贵的葡萄干来欢迎我。
我感谢上帝，我奶奶一定会对我当时的行为举止感到满意。
那是我一生受用不尽的教益。如果人们吃一个东西，如果不是我自己无法言明的成长经历让我严重排斥它，如果它显然是合情合理的、干净的，如果我对这份食品并不过敏，我就会坐在餐桌边，表现出最大程度的热情，融入盛宴。
又：我把那段经历称为终生受用不尽的一课，是因为我至今仍未充分领会其中的真谛，我经常要接受这样的考验，尽管我不比邻桌的客人更难伺候，我有时在测验中还是取得令人失望的F，惨败。但我及格的次数还是更多。我只需牢记奶奶的教诲和那四个无辜的、让我卧床不起一个月的葡萄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