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越国界的旗帜 ——抗战期间的国际援华医疗队

　　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回顾这段刻骨铭心的历史，缅怀这些国际主义战士的丰功伟绩，具有更加特别的意义。

　　 援外医疗队：浸透信念与苦难的动人往事

　　罗马尼亚2008年出版的《达维德·扬库（中文名“杨固”）：1937-1945在中国——西班牙前线9年的日子》一书回忆了援华医疗队在西班牙、中国参与反法西斯斗争的动人故事。

　　1936年，西班牙爆发内战。当时的共产国际组织了一支“国际纵队”前往西班牙参战。失败后，很多“国际纵队”成员被囚禁在法国地中海岸边的古尔斯集中营。中国抗日战争爆发后，世界反法西斯人士在英国伦敦成立了“国际医药援华会”，主要任务是向中国提供医师、医疗器械和药品，援助中国抗战。

　　1939年初，“国际医药援华会”从集中营招募了一批自愿来中国服务的医务人员，经香港辗转前往中国。1939年9月，宋庆龄在香港接见了国际援华医疗队成员。10月，医疗队抵达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队部驻地图云关。在这里，每人取了一个中国名字。

　　国际援华医疗队员遇到的第一个障碍是语言不通。起初，他们只能用手势沟通，工作、生活遇到了很大困难。但他们以极大的毅力学习汉语，渐渐克服了语言障碍，可以和病人交谈，能够上街购物，甚至会唱中国歌、听京戏。保加利亚的甘扬道还与一位中国姑娘结了婚。

　　“生活关”也很难过。吃惯了牛奶、面包、西餐的外籍医生们，改吃大米饭和中国菜并不容易。最让他们为难的是用筷子，学了许久仍不听使唤，好不容易夹起的饭菜又掉了下来。经过很长时间，他们才慢慢从不习惯变成了喜欢中国菜。几十年后，有记者采访甘扬道，他还津津有味地说起中国饺子如何好吃，特别提到贵阳的“臭豆腐”。

　　住宿和工作环境也很恶劣。外籍医生们住的是茅草房，睡的是木板床，没有厕所，没有浴室，老鼠到处窜，有时甚至咬伤人的耳朵。至于医院，就是一排排简易的茅草棚，几十名病人一个挨一个地挤在长长的木板床上。

　　尽管遇到许许多多的困难，但执着的精神和坚定的信念支撑着他们甘愿忍受各种痛苦，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中去。医疗器械奇缺，他们用竹子编制手术台、药品架，用木料做成夹板为伤员治疗骨折；药品匮乏，他们就学习中医，用中草药治病。6年中，数万名中国军人经过他们的精心救治重返战场。在此期间，罗马尼亚的柯芝兰和德国的王道医生，因积劳成疾，不幸以身殉职。

　　抗战胜利后，国际援华医疗队成员先后离开中国。很多人回国后依旧关心中国的发展，为祖国和中国的友好交往继续贡献力量，甘扬道等还曾回访中国。如今，国际援华医疗队的成员都已离开了人世。

　 　基什和柯理格：来自捷克的白衣战士

　　医疗队中有两名捷克医生，弗雷德里克·基什和弗兰兹·克列盖尔。

　　基什生于1894年，是捷克著名作家埃贡·基什的弟弟，兄弟俩都曾参加西班牙国际纵队。西班牙内战结束后，哥哥去了美国，弟弟则应召参加援华医疗队来到中国。

　　抗战胜利后，基什返回捷克，于1968年去世，著有一本关于中国的报告文学《秘密的中国》。

　　弗兰兹·克列盖尔中文名叫柯理格。1936年参加西班牙国际纵队，任“季米特洛夫旅”指挥官。

　　1939年，柯理格参加援华医疗队来到中国，抗日战争结束后返回捷克斯洛伐克，曾任捷卫生部副部长。1968年，他被捷共新领导推举为捷民族阵线中央主席，并当选捷共中央主席团委员。

　　傅拉托：被誉为“华佗”的波兰名医

　　波兰医生傅拉托是国际援华医疗队的负责人。他医术高超，在重庆期间为中共办事处的许多同志都看过病。当时，董必武在重庆主持南方局的工作，有一次傅拉托治好他的病后，董老高兴地称他为“华佗·傅拉托”。此后，傅拉托经常高兴地向中国同志讲，他和中国的神医同名。傅拉托还曾给邓颖超同志看过病。

　　1943年，国民党特务机关准备逮捕一批在重庆活动的共产党人，其中包括当时未公开以中共代表名义活动的王炳南。通过在国民党特务机关工作的朋友，周恩来得到了这个消息，立即派人请傅拉托以其特殊身份到南岸去把王炳南接到中共办事处，并立即写了一张委任状，任命王炳南为自己的上校秘书。在傅拉托的帮助下，王炳南有了公开合法的身份，躲过了这次逮捕。

　　1954年7月，周恩来以总理身份访问波兰，向波兰领导人表示，希望见一见这位老朋友。当时，傅拉托正蒙受不白之冤身陷囹圄，周恩来的话使他重获自由，并在离波兰总统府不远的地方得到了一座可以接待贵宾的住宅。

　　1957年初，周恩来率领中国党政代表团访问波兰后，中波两国关系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波兰决定邀请傅拉托出任波兰驻华大使馆的公使衔参赞。于是他再次来华，一直工作到1964年，再次为中波友谊作出了贡献。

　 　严斐德：带着援华医药器械来到中国

　　奥地利医生严斐德，1903年出生于维也纳的一个普通职员家庭，靠自己努力成为医学博士、诗人和社会活动家。他积极参加奥地利的工人运动，后又参加西班牙国际纵队。

　　1939年春，严斐德应召参加国际援华医疗队，前往伦敦与白乐夫、基什等一起筹备援华医药和器械。来华后，他不仅积极参加抢救伤病员等战地医疗服务工作，还和白乐夫一起前往香港、澳门，为援华医疗队运送药品和器材。

　　抗战胜利后，严斐德回到德国，于1950年在柏林出版了著作《中国胜利了》，回忆他在中国的抗战经历。此书在许多国家发行，深受广大读者欢迎。

　　1955年4月25日，严斐德以记者身份赴印尼采访万隆会议，搭乘的印度航空公司飞机“克什米尔公主”号从香港出发后在空中失事，不幸遇难。

　　 顾泰尔：和妻子一起参加援华医疗队

　　顾泰尔是德国医生卡尔·考泰勒给自己取的中文名字。顾泰尔于1939年秋来到中国。

　　抵达图云关后，经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分配，顾泰尔赴新一军五十师任医疗队长，在云南、贵州、广西和重庆开展救护工作。

　　1943年，顾泰尔随远征军进入缅甸。1945年抗战胜利后，顾泰尔回到民主德国定居，先后在洪堡大学、哈雷大学任病理学教授。1984年，他曾应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的邀请，偕夫人来华访问。

　　顾泰尔的妻子也是一位医生，和顾泰尔一起报名参加援华工作。由于搭乘的轮船中途被炸毁，她死里逃生返回伦敦，此后再没有找到机会来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