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群众身边的腐败”

疯狂的“雁过拔毛”

——聚焦“群众身边的腐败”(上篇)

　　半月谈记者近日在湖南、重庆等地调研发现，“雁过拔毛”式腐败对群众利益损害最为直接，老百姓深恶痛绝。基层干部群众呼吁，扎牢制度篱笆，织密监督之网，避免权力末梢监管挂空挡。

　　所谓“雁过拔毛”式腐败，是指但凡经手资金、项目，都要从中捞取好处或利益。

　　在湖南省宁乡县采访时，多位干部向记者提到一位吃拿卡要出了名的村支书。当地纪委调查发现，这位名叫刘鑫高的资福乡河泉村原党支部书记，不仅在危房改造资金上打主意，向危房改造户索要好处费，甚至连贫困生微薄的助学金也不放过。

　　“经过刘鑫高的手，河泉村一位贫困生从团县委申请获得了1400元助学金，却被他抽走400元作为感谢费。一粒老鼠屎，坏了一仓谷，基层干部的形象就是被这样的人搞坏的。”宁乡县一位干部说。

　　在湖南长沙城区采访时，一些市民向记者抱怨，有些惠民政策明明白纸黑字，但就是落不到实处，尤其一些惠民资金的去向经常不明不白。开福区纪委就查处了一起截留困难群众补贴的典型案例，湘雅路文昌阁社区残疾人易某某的燃油补贴费共4.8万余元迟迟不到位，竟然是被社区党委原书记陈玉香、原居委会主任夏意玲私下截留，并挪作他用了。

　　一些基层干部甚至截留政府收入。在重庆市永川区双石镇复生桥村，村干部孔某在担任计生专干、党总支委员期间，就利用协助镇政府开展计生工作的职务便利，伙同时任村党总支书记龙某，将14户违法生育户缴纳的社会抚养费共计10.5万元截留私分。

　　半月谈记者调研发现，在征地拆迁、涉农惠民资金、医疗卫生、农村“三资”管理、村级工程建设等领域，“雁过拔毛”式腐败呈现出易发、多发的突出特点。仅在长沙市一个郊区县，2015年1月至10月，当地县纪委就立案查处此类腐败问题37件次，占全部案件数的35%，处分党员干部37人，其中，正科级干部2人，副科级干部5人。

　　“雁过拔毛”式腐败，本质也是老百姓身边的权力寻租、权力变现。长江上游一码头负责人抱怨说，建码头是一件耗财力、人力和精力的事情，他几年前申报建码头，资金已经花了几百万元，但项目可行性报告还没有拿到。

　　“涉及的部门众多，这些部门都需要去走动，一个环节处理不好，就会在申报环节被卡。甚至一些没有审批权的街道、社区，也会找上门来，以安全、稳定等理由制造麻烦，实际上就是让你去走动，你不去意思意思，就别想顺利开工。”这位负责人说。

　　“至少30%!没有这个数，你想都别想，项目再好也轮不到你。”在长沙一间茶楼内，一位与记者相熟的科技咨询公司老总竖起三个手指，他的意思是说，一家企业向相关行政管理部门申请各类补贴和扶持资金，至少要拿出3成资金当做打点成本。

　　也有村干部向记者吐槽，有时截留或者套取项目资金也是“无奈之举”。“村里没什么集体经济，每年运转经费极为有限。村里搞建设，我们只能向上级争取项目资金。请客吃饭、唱歌洗脚、送土特产，都是联络感情、争取支持的老套路，但这些花销都是没地方报的，只能在拿到项目资金以后，想方设法拿出一些补缺。”湘西一位村支书说。

　　湖南省华夏廉洁文化研究会会长傅学俭认为，在一些领域，“雁过拔毛”式腐败之所以易发、多发，主要有三个方面原因：一是基层“天高皇帝远”，很多群众对政策不熟悉，导致一些干部习惯肆意妄为;二是基层监管力量薄弱，一些腐败苗头没有及时浇灭;三是基层组织羸弱，往往“无米下炊”、没钱办事，一些基层干部“跑局钱进”的冲动强烈。

　　基层干部认为，“雁过拔毛”式腐败涉及金额虽然不大，但是由于其直接危害到党和国家的执政基础，贻害无穷，必须加大查处和打击力度。

　　记者在湖南浏阳市采访了解到，该市纪委正组织开展村级党风廉政建设专项巡查工作，首次巡查在2015年11月20日至2016年1月期间集中进行，巡查对象为官桥镇新园村。

　　2016年开始，浏阳市纪委将针对信访总量较高、“四风”问题突出、财务管理混乱等村级党风廉政建设问题，更大范围地开展专项巡查。浏阳市一位乡镇党委书记告诉半月谈记者，在村一级，“上级监督太远，同级监督太软，群众监督太难”的现象非常严重。现在市委巡视组“进村入户”了，农村群众在家门口就可以反映问题，这对村干部的威慑力极大。

　　傅学俭认为，不管是基层行政部门，还是乡镇村组，权力暗箱操作、封闭运行都是滋生腐败的重要原因。因此，要提高信息公开力度，防止基层权力暗箱操作。(半月谈记者 刘良恒 韩振)

沉重的“无事酒”

——聚焦“群众身边的腐败”(下篇)

　　无事酒，就是在缺乏合理理由的情况下办酒席，并收取礼金。近年来，这种不良之风在我国一些农村地区较为普遍，甚至有愈演愈烈之势。一些党员干部也借机敛财，给群众带来沉重负担。

　　西部地区一位乡镇党委书记告诉半月谈记者，近年来国家虽然强化了反腐力度，但一些党员干部仍然顶风摆无事酒，其中会暗含利益输送。“一些部门领导摆酒喊你去，你总要表表心意吧，心意不够还不行，乡镇很多资源都要从上级单位部门要。”这位党委书记无奈地说。

　　湘西某县一位干部向记者吐槽：“2015年我36岁，按照土家族风俗是要办酒席的，但是怕被处分，不敢办。但是有的领导干部悄悄办，邀请我去。不去怕得罪人，被穿小鞋，去了自己又吃亏。”

　　在西部的一个国家重点扶贫开发县，近年来该县纪委多次查处党员干部办无事酒敛财。2014年上半年，该县一名干部因摆无事酒被查处。据这名干部说，他每年要送四五万元份子钱，为了将送出去的份子钱收回，他以搬家为由办酒席，结果被县纪委当场查处，并将收取的10万元礼金退还。“办酒前知道县里禁止办无事酒，但以前很多领导干部都在办，我就心存侥幸，觉得自己不办太吃亏。”

　　该县监察局局长介绍，除了县管干部，在被查处的市管干部中，也存在借办酒敛财的情况。而在村级干部中，这种情况更为突出。近两年来，巫溪县已查处多名村级干部摆无事酒敛财。

　　秦巴山区的一些村民向记者坦言，很多政策掌握在村干部手里，村民要想办事方便，普遍将“赶人情”视为“敲门砖”，通过参加村干部的酒宴来达到目的。一些村民说，虽然平时没怎么和村干部接触，但是不去怕得罪了村干部，导致一些惠农补贴、补助等无法享受。

　　由于频繁参加酒宴，且礼金越来越高，不少农民甚至部分干部感到负担很重。一位工作了10多年的乡镇干部告诉记者，他每年家庭收入5万元，但送份子钱就要送三四万元，目前孩子在上初中，经济压力很大。

　　“有些干部频繁办酒，收一次钱顶农民十来年的收入，虽然知道是腐败，但是不得不送。不过，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表面上不说，心里都恨着呢!”一名村民说。

　　针对部分地区愈演愈烈的办酒风，湖南省规定，从2013年11月1日起，党和国家工作人员除婚礼、丧事外，禁办酒宴，村委会干部参照本规定执行。

　　半月谈记者在重庆巫溪县采访了解到，该县自2014年开始整治无事酒。“全县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无事酒是群众反映最强烈的问题。我们通过整治无事酒，加强党风、民风建设。”巫溪县委书记唐德祥说，该县由县纪委牵头出台规定，乡镇街道和部门细化配套方案，完善村规民约，实行县、乡、村三级联动。

　　“经过深入调研，我们对办酒范围进行了严格限定，除婚嫁和丧事外，不得以任何理由办酒。婚嫁和丧事也需要提前15天申报，并且桌席被限定在15桌以内。领导干部一旦被发现违规办酒，一律免职，同时还可能追加党纪处分。”巫溪县纪委书记张治民说。

　　除了查处时“不打折扣”，巫溪县还从源头上下工夫。比如，针对升学宴，巫溪县从学校入手，对学生加强宣传教育，并让学生签订承诺书，实现了零升学宴;针对可能办无事酒的重点人群，提前介入劝阻。

　　“自从2014年4月开始整治无事酒后，我送的份子钱少多了。”巫溪县上磺镇居民姚琼说，自己以前每年要送五六万元份子钱，参加300次左右酒宴，2015年只送了不到3000元，大大减轻了负担。

　　虽然整治工作取得显著成效，但无事酒也呈现出隐秘化、分散化、跨区域等特点，给后续整治工作带来了很大难度。

　　“一些人为了规避检查，到其他乡镇、区县办无事酒;一些人为了掩人耳目，化整为零，多个场所分散办无事酒;甚至还有一些人，今天办两桌，明天摆几席，只收礼金，不写礼单。”一名纪检干部告诉记者。

　　唐德祥认为，对无事酒的整治一定要依法依规，否则不但操作流程无法规范，整治成果也很难固化。中央公布的《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专门针对大操大办进行了相关规定，各地应在此准则的基础上，对相关条款进行细化，以便基层政府对照执行。

　　一些纪检干部说，整治无事酒最好形成全国一盘棋，不能有些地方搞，其他地方不搞。这是移风易俗的事情，稍微有些松懈就有可能前功尽弃。

　　基层干部群众建议，整治无事酒涉及多个部门，只有部门联动才能实现效果最大化。还应充分发挥村民自治，利用村规民约实现群众自我管理。(半月谈记者 韩振 刘良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