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与中国人民一起抗战（上）（铭记历史 警示未来）

　　1944年，毛泽东（后排右一）在延安接见爱泼斯坦（前排右二）和中外记者团成员。

　　黄涴碧供图

　　1978年，巴苏华（右一）带领甘泰特（左一）等学生在大连学习针灸治疗。

　　甘泰特供图

　　1942年底，米勒在延安国际和平医院工作期间留念。

　　中村京子供图

　　1943年，王安娜在重庆参加一次活动。

　　王黎明供图

　　在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中，许多国家给予中国人民道义和物质支援，很多国际友人作出宝贵贡献。不少人既是中国抗战历史的见证者，更是中国革命的参与者，甚至把一生都奉献给了中国。让我们一起重温他们走过的抗战岁月

　　爱泼斯坦 情系“人民之战”

　　本报记者 李 琰

　　一个采访过从中国最高领导到普通百姓的国际记者，一个目睹了中国20世纪巨变的见证者，一个将自己的命运融入中华民族沉浮之中的参与者，一个为宋庆龄撰写最权威传记的作家。他，就是伊斯雷尔·爱泼斯坦。

　　和爱泼斯坦志同道合、相濡以沫20年的黄涴碧老人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这样解释道：“每当艾培（爱泼斯坦的昵称）被问起为何要留在中国，他总是毫不迟疑地说，‘我爱中国，爱中国人民，中国就是我的家，是这种爱把我的工作和生活同中国的命运联系在一起’。”

　　爱泼斯坦的父母是革命者，1917年，年仅两岁的他随父母离开祖国波兰，流亡到中国哈尔滨，3年后在天津定居。彼时的中国内战和饥馑导致民不聊生，残酷的现实冲击着爱泼斯坦稚嫩的心。后来，中国青年学生与广大群众的抗日救国大潮汹涌澎湃，点燃了他内心酝酿已久的激情。他决意投入这一伟大事业，尽可能为之做出贡献。

　　“卢沟桥事件爆发后，艾培当时已经是美国合众通讯社天津分社记者，立刻投入到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报道中。随着战局变化，他奔赴上海、南京、武汉、广州等硝烟弥漫的前线采访。”黄涴碧老人一边给记者翻看纪念爱泼斯坦的画册，一边不时感慨丈夫对中国抗战报道奋不顾身，言语中充满敬佩之情。

　　1939年，爱泼斯坦在伦敦出版首部著作《人民之战》，以第一手的报道和观察，向全世界展现中国人民抗战初期的成绩。这位24岁的记者在书中坚信“中国人民有着赢得最后胜利的意志和潜力”。引领爱泼斯坦走上革命道路的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曾如是评价：“这是极为出色的战时新闻作品，是作者怀着同情之心理解中国的希望而写成的”。

　　广州沦陷后，爱泼斯坦应宋庆龄之邀赴香港参加后者领导的保卫中国同盟，负责国际宣传工作。他和新西兰记者贝特兰轮流编辑出版英文半月刊《新闻通讯》，支持世界人民的反法西斯斗争，特别是向世界介绍中国人民抗战的真实情况，以争取国际社会对中国抗战的了解与援助。

　　1944年，中国全民族抗战进入第七个年头，这是十分艰难又显露胜利曙光的时刻。重庆国民党当局对革命根据地的多年封锁，终于被突破。当年5月，爱泼斯坦作为美国《联合劳动新闻》《纽约时报》《时代》杂志的记者参加中外记者团，深入延安及晋西北采访，刊发了一批真实反映中国人民抗战的新闻通讯，国际社会正是从这些外国记者不同角度记录中国抗战的报道中，对中国成为世界反法西斯重要力量有了更客观的认知。

　　延安之行令爱泼斯坦终生难忘。黄涴碧回忆起爱泼斯坦多次和她说到那些采访：“艾培到了心驰神往的圣地，每天都很兴奋，他看到一个充满生机、朝气蓬勃，有理想、有目标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心脏’，看到了人心所向。他采访了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以及许许多多为抗战而奋斗的军民。他说，延安，使人感到未来的中国已经在今天出现。”

　　在抗日战争末期，爱泼斯坦前往美国生活，对他来说这不过是支持中国战斗的阵地转移而已。5年时间，爱泼斯坦把在中国的所见所闻所感写成书，于是《我访问了延安——共产党领导的中国西北解放区目击记》《中国未完成的革命》《中国劳工札记》相继在美国出版。“中国实际上成为我写作的唯一主题。”爱泼斯坦这样说道。

　　90载岁月，82年在中国，爱泼斯坦为中国工作了73年，他一直以此为骄傲：“在历史为我设定的时空中，我觉得没有任何事情比我亲历并跻身于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更好和更有意义。”

　　巴苏华 拥抱“延安的召唤”

　　本报驻印度记者 邹 松

　　甘泰特医生的诊所并不好找，隐藏在印度加尔各答市南郊的小巷中，多亏路人帮忙，记者终于在街巷拐角处看到那座三层小楼——印度援华抗日医疗队队员巴苏医生的故居，目前也是加尔各答针灸诊疗中心所在地。因为热爱中国，医疗队队员都在自己名字后面加一个“华”字，中国人民亲切地叫他巴苏华。

　　出门迎接记者的甘泰特医生现年64岁，是巴苏华的学生，他曾多次跟随老师到中国学习针灸。“老师一生没有子女，他的夫人2002年去世时把所有财产捐献给了国家”，甘泰特说。

　　“很多中国人知道白求恩、柯棣华，他们把生命献给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我想借中国人民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这一重要历史时刻，向中国朋友讲述更多外国友人支援中国抗战的故事。比如我的老师巴苏华，他不仅是当时印度援华医疗队中在中国坚持工作时间最长的医生，而且是把中国针灸带入印度的第一人，可以说他把一生都献给了中印两国人民，是两国友好交流的见证人和推动者。”甘泰特边说边翻开印度出版的《延安的召唤》，这本书根据巴苏华1938年至1943年的日记汇编而成，详细记述了印度援华医疗队在中国的奋斗历程，中文译本名为《巴苏日记》。

　　“我没有经历他们那个年代，很难想象是什么力量促使他们毅然决然地奔赴中国战场。”甘泰特翻开一份资料对记者说，“当时我的老师是一名候补队员，原先选中的那名援华医生的护照被英国殖民政府扣留，老师需要在两天内从加尔各答赶到孟买，和其他4名队员一起乘船前往中国。”

　　巴苏华夫人曾向甘泰特这样回忆：“那时我俩结婚刚3年，有一天巴苏华跟我说要去孟买出差，几天就回来，但没想到这一走就是5年。我第一次收到他的来信是一个多月以后，他在前往中国的船上写信告诉我，他和队友们要去中国抗击法西斯。”

　　在延安的岁月十分艰苦却令人难忘，特别是当印度医疗队一行见到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时，大家都被领袖们朴素的生活以及昂扬的革命斗志所打动。“记得老师对我说，他们一到延安就明白了为什么中国共产党能真正带领群众抗击日本侵略者，因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都能以身作则，用最质朴的语言、最踏实的行动去联系广大人民群众。”

　　1942年，柯棣华在中国病逝，其他3位医生也因病回国，印度援华医疗队只剩巴苏华一人。即便在这种情况下，巴苏华仍不忘使命，尽力在抗战前线救治伤员并传授医术。甘泰特记得他随老师1978年回到延安访问时，当地年长一些的人都知道“眼科大夫”，巴苏华当年的专科就是眼科及耳鼻喉科。

　　巴苏华回到印度后很快成立柯棣华大夫纪念委员会，继续致力于中印友好交流。“1952年，巴苏华在加尔各答的诊所开业。1957年，巴苏华率领柯棣华大夫纪念委员会代表团应邀访华。”甘泰特向记者说，“正是从那时起，巴苏华找到了新的事业发展平台——针灸，老师认为针灸非常适合在印度发展，当时印度很贫穷，缺医少药，而针灸治疗简单高效，印度人一定会接受针灸。”

　　1973年，巴苏华以柯棣华大夫纪念委员会主席的身份再度访华，这是当时中印两国政府之间一次难得的友善迹象。甘泰特抬头看着墙上老师的画像，动情地说：“他的一生都没有离开中国。”

　　米勒 冲到前线救伤员

　　本报记者 崔 寅

　　汉斯·米勒，德国人民的优秀儿子，在瑞士巴塞尔大学获得医学博士学位后，来到中国积极投身抗日战争。他曾跟随八路军转战太行山，参加过百团大战，在抗日前线挽救了无数伤病员的生命，被誉为“杰出的国际主义白衣战士”。

　　“让我谈谈米大夫，好啊！”记者和米勒的夫人、日本国际友人中村京子通过电话后得知，原来大家都称呼他“米大夫”。

　　“米大夫是在中国抗日前线工作时间最长的外国医生。”谈及自己的丈夫，中村老人自豪之情溢于言表。

　　1933年，米勒高中毕业。有一天他和伙伴们惊奇地发现，德国上空的旗帜换成了法西斯标志，拥有犹太血统的他，不得不选择离开德国。米勒来到瑞士巴塞尔大学学医，在这里他结识了中国同学蒋兆先。从这位中国好友口中，他得知日本法西斯侵略中国的种种暴行，中国军民抗击侵略的英勇精神给他留下深刻印象。博士毕业选择前程之际，米勒拒绝了去南美开个人诊所的建议，24岁的他只身远渡重洋，坚定地前往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战场——中国。

　　几经辗转，米勒终于抵达延安，见到毛泽东后，他坚定认为，“法西斯当下的确很猖狂，但一定会被打败”。中村告诉记者，起初米勒被安排在延安的国际和平医院工作，他却待不下去。抗战那么激烈，前线那么多伤病员需要救治，“让我去前线吧！”

　　米勒再三恳求，终于如愿以偿，1939年和由巴苏华、柯棣华等人组成的印度医疗队前往太行山，米勒加入八路军129师，并参加了百团大战。战斗激烈的时候，米勒一天要救治上百名伤员。

　　前线的艰苦、辛劳和危险，今天难以想象。“当时，哪有做手术的条件啊！门板作担架，老百姓的家就是手术室，手术照明靠的就是蜡烛和煤气灯。”据说，米勒从瑞士带来的一套手术器械，是当地唯一一套完整医疗器械。

　　抗日前线环境特别艰苦，吃不饱肚子，缺医少药，米勒努力克服，甚至带病坚持工作，直到累晕过去。可是他却把小米、鸡蛋分给重伤病员，坚持说“我不需要”。最终，米勒感染疟疾，高烧不退。在返回延安的途中，米勒昏迷了4个星期。没有西药，老百姓就用山上采来的中草药为他救治，命大的米勒终于活过来了。

　　在返回延安穿越危险的日军封锁线时，米勒的手术器械丢了。“这套手术器械不知救治过多少人哪！米大夫心疼得不得了，仿佛丢了自己的孩子。”中村告诉记者，艰苦卓绝的8年抗战中，米大夫没能再添置过一件必需的医疗用品。

　　“米大夫是家里独子，他们一家三口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米大夫高中毕业被迫离开德国，竟是与父母的永别。抗战期间，母亲从德国辗转来到上海找儿子，然而最终也没能和当时正在抗日前线治病救人的儿子见上一面。1974年我们第一次回德国，米大夫的父母早已不在。”米勒坚持正义的崇高理想，一直让中村钦佩无比。

　　米勒和他的家庭遭受了法西斯的残害，但他不是一个消极的避难者，而是更积极地投身反法西斯战争，并加入到斗争最前线。米勒曾经说过：我能够参加中国人民革命斗争，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尽一份力量，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年代里，我又能把自己的知识和力量同中国人民辛勤劳动融为一体，为此我感到幸福和欣慰。

　　王安娜 打通物资运输线

　　本报驻德国记者 管克江

　　纳粹暴政下的正义斗士、中国外交家的革命伴侣、支持抗战的八路军少校、宋庆龄的得力助手——集这些身份于一体的，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已故德国友人王安娜。近日，本报记者专程前往汉堡拜访了她的儿子王黎明，听他讲述母亲在中国抗日战争期间的不平凡经历。

　　王安娜原名安娜利泽·施瓦茨，1907年生于德国西普鲁士。青年时代在柏林大学攻读历史和语言学，获得哲学博士学位。1931年起她参与反对希特勒法西斯主义的活动，两次被捕。1935年她同中国留学生王炳南结成伴侣，并起中文名王安娜。1936年，她随王炳南回到中国。

　　王炳南的父亲和西北名将杨虎城有歃血之交。回到故乡西安，王炳南积极交往各方人士，做杨虎城的统战工作。王安娜则勤奋学习中文，熟悉中国环境。不久，王炳南夫妇应杨虎城之邀前往上海，在那里王安娜生下儿子王黎明。她后来在回忆录《嫁给革命的中国》中说，“黎明”预示着新时代的开始，而这正是他们的希望。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爆发。王安娜决定带着两个月大的儿子，去西安寻找先期返回的王炳南。在那里她目睹了中国人民的抗日决心：“我在市中心古老的鼓楼上看到士兵、学生和工人的队伍，浩浩荡荡。无数农民握着旧式步枪和传统的红缨枪，组成了威武雄壮的队伍，正在通过城门向前行进。星星之火一经点燃，顿时燃成熊熊火焰，这是值得惊叹的！”

　　抗战全面爆发后，王安娜更加热情地投入支援抗战的工作。她以中国红十字会员等身份，负责对伤员和难民的救援活动。王安娜还参加了一个宣传委员会，向在中国的外国人以及海外进行有利于中国的宣传。她撰写的德文宣传册《外国人眼中的中国兵》最初在上海发行，上海被占领后，宣传机构迁到汉口，又出了英文版。在汉口，她又写了第二本小册子《日军对上海工业的破坏》。王安娜广泛进行的抗战宣传工作，得到了周恩来的很高评价。

　　1938年12月，王安娜接到周恩来亲口交代的特殊任务：“……前几天，运往西北去的大量医药用品、野战医院的设备和X光透视机，已经运抵香港的保卫中国同盟。这些物资现在全部要经过印度支那（现为越南），装船的话太慢了。……因此，我想请你到香港和上海去，多少帮帮孙夫人（宋庆龄）的忙。如果你能接受这个任务，那我们太高兴了。”

　　因为战争，越南海防港口堆积了大量需要运到中国的货物。海防港的法国海关官员原本悠闲的日子突然变得忙碌起来，于是他们把满腹牢骚迁怒于中国人，在关口故意刁难。王安娜以保卫中国同盟代表的身份到达海防海关，由于她会说法语，海关官员态度立刻发生转变。当听说王安娜会讲德语时，那些来自阿尔萨斯地区会说德语的法国人态度更加亲切起来。于是，王安娜的所有行李都顺利地盖上了通行印记。次日，她带领保卫中国同盟的物资车队取道河内前往中国。王安娜一到龙州，就接到八路军办事处的电报，要她立即返回海防，又到了一批新货物。此后几周，王安娜频繁地往返于海防、东丹直至龙州一线，给保卫中国同盟和八路军护送物资，她也成为中越边境知名的“王太太”。

　　王安娜虽然不是共产党人，但她为中国抗战所做的贡献不可磨灭。王黎明说，1989年母亲去世后，他发现了宋庆龄几十年来写给母亲的数百封信，其中许多具有重要史料价值。仔细阅读这些信件和母亲的回忆录，他越发敬重和爱戴自己的母亲，也深深为革命先辈的理想信念和无私胸怀所感动。

　　《 人民日报 》（ 2015年07月20日 22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