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需要文学奖吗？
今年5月，湖北省作协主席、作家方方炮轰参评第六届鲁迅文学奖的湖北诗人柳忠秧“诗写得很差”、在评委中“到处活动”的微博掀起了轩然大波。这让人想起了这些年各大文学奖评选所遭受的一系列诟病。在中国，文学奖与作家、读者、出版界以及社会舆论的关系到底如何？
1981年茅盾病危之际，口述了两封信，一封请求中共中央在他去世后追认其为共产党员；另一封给了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在给作协这封信里，茅盾提出将自己的稿费25万元捐出来设立文艺奖，并明确要奖励“最优秀的长篇小说”。
两周后，老先生去世。第二年，也就是1982年，茅盾文学奖问世。
此后30年间，国内各大文学奖从无到有，并日益显现出各自的特点和影响力，但同时，围绕着文学评奖的各种问题也甚嚣尘上。
谈奖色变
以茅盾奖为例，每次评选结果出炉，总会引起一轮争议。有评论认为，纵观既往得奖作家名单，确实有水平参差的问题，“难听点说，有的作家总体水平一般，得奖作品也不怎么样”，但与此同时，很多被认为早该得奖的优秀作家如余华、苏童（连续3次冲刺未果）等则迟迟未能获奖。
最“险”的一次莫如2012年，第八届茅盾奖终于颁给了两位早就该得奖的作家莫言和张炜，当年年底，莫言获诺贝尔奖。可以想见，假如莫言再度成为茅奖遗珠，却先获诺贝尔奖，茅盾奖情何以堪？而刚刚过去的2014年5月，曾自称“我的作品是黄连，拿不了茅盾文学奖”的阎连科获捷克卡夫卡文学奖。以后茅奖会不会颁给阎连科，也相当考验想象。
同样是今年5月，湖北省作协主席、作家方方炮轰参评第六届鲁迅文学奖的湖北诗人柳忠秧“诗写得很差”、在评委中“到处活动”的微博在公众中掀起了轩然大波。这不禁又让人想起了这些年各大文学奖评选机制所遭受的一系列诟病：2007年第四届鲁迅文学奖评委雷达、李敬泽、何建明和洪治纲等人同时成为该届获奖者；2010年第五届鲁迅文学奖，时任武汉市纪委书记的车延高获诗歌奖，其口语化写作被网友戏称为“羊羔体”—这一切，指向的都是文学奖幕后的制度缺陷及“ 潜规则 ”。
为此，著名美学家、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肖鹰甚至建议“茅盾奖停办10年”。
“中国现在是一个谈奖色变的时代。”上海文艺出版社副总编魏心宏说，在他看来，国内的文学奖确实存在种种问题。首先一个最大的共同问题就是“评选者的身份”问题—人们最关注的茅盾奖和鲁迅奖，主办单位都是中国作协。“作协是作家组织，怎么能评作家的东西，这不是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吗？”其次则是评选机制中各种不完善处。
平心而论，文学评奖一直是世界性难题，诺贝尔文学奖也常被批得体无完肤。最经典是1901年首届诺贝尔文学奖颁给了法国诗人苏利·普吕多姆，而不是尚在人世的列夫·托尔斯泰。1910年托翁逝世，不管瑞典皇家文学院如何为自己的立场辩护，“错失托尔斯泰”在世人眼中已成为诺奖无法抹去的“污点”。
然而，无论人们对诺奖的意识形态和审美倾向如何诟病，争议的都只是评选结果本身而不是评选的机制与过程。
要知道，中国本来就处于一个特殊的社会阶段：公信力缺失，人们对体制下的公平心存质疑。这个时候，一个奖项出现诸如“跑奖”，甚至涉及官僚问题，这些瑕疵足将其在老百姓心目中的形象打落深渊。
今年5月，湖北省作协主席、作家方方炮轰参评第六届鲁迅文学奖的湖北诗人柳忠秧“诗写得很差”、在评委中“到处活动”的微博掀起了轩然大波。这让人想起了这些年各大文学奖评选所遭受的一系列诟病。在中国，文学奖与作家、读者、出版界以及社会舆论的关系到底如何？
文学奖到底有没有意义？
中国到底需不需要文学奖？这个问题本身就很吊诡。或许改成“文学奖因何重要”就好回答多了。
关于一位作家是否应该努力获得文学奖的认可，争议颇多。很多人都对1964年这个故事印象深刻：当年诺贝尔文学奖决定颁给法国存在主义大师萨特，他竟拒绝受奖，在他看来，“荣誉是一些人给另一些人的”，他不认为谁有资格给他颁发奖项。然而，更多成为诺奖遗珠的作家却不具有萨特的自傲姿态，据说，生前已经拥有极高文学成就的约翰·厄普代克与诺曼·梅勒直至临死，还在为未获诺奖而郁郁寡欢。
按说，约翰·厄普代克的忧伤实在是不值得的。以后现代主义为首的文化哲学一直在试图打破工业时代后人类文化史上盛极一时的普同化的理性审美，以致近几十年西方文学理论正呈现出一种多元化和杂乱的特征。在这样的背景下，谁都无法找到一把可以代表全球主流意识形态的文学审美标尺，诺贝尔文学奖评选结果不断引起争议就不足为奇了，有刻薄者甚至讥讽其“不过是瑞典文学院几位院士的一厢情愿”。
然而这些，恐怕都不应构成对“文学奖到底有没有意义”的质问。一个有分量的文学奖，不仅有反映文学的功能，更应同时具有批评、干预和引领文学的作用。也就是说，当一个国家有一个被世界认可和重视的文学奖，不仅代表其本土能够产出优秀的文学作品，更意味着其在审美正趋向多元化的世界文学发展史上有了自己的话语权。正如你对诺贝尔文学奖再嗤之以鼻，也无法否认一年一度的诺奖评选就是世界文坛最隆重的活动。有的中国人一生中从未看过一部诺奖作品，但这并不妨碍他关心：中国作家什么时候才能得诺奖！
那么，回到茅盾老先生逝世的年代，那时，除了诺奖外，从法国的龚古尔文学奖，到西班牙塞万提斯奖、捷克卡夫卡文学奖等，几乎每一个在世界文学史上叫得出名字的国家都在倾力打造属于本国、面向世界的文学奖项。典型莫如立国仅200多年的美国，没有人能否认普利策文学奖在全球的影响力。
而彼时，拥有上下五千年文化的中国，除了一个全国优秀剧本奖（后更名为曹禺戏剧文学奖），竟没有一个拿得上台面的文学奖项。
据茅盾之子韦韬回忆，设立文学奖是父亲晚年最重视的两件事情之一。25万元搁现在当然算不上什么，在当时却是一笔巨款了。中国缺失文学奖固然是历史原因，遥想老先生瞑目前的心情，总不禁怅然。
作家命运与爆发效应
“像中国这样复杂的文学结构的大国，非常需要设立一些在国内乃至世界读者心中具有影响力的真正的璀璨大奖。”魏心宏说。
1982年，第一届茅盾文学奖初选小组由丁玲、艾青、冯至、冯牧等组成，获奖名单包括魏巍的《东方》、姚雪垠的《李自成》（第二卷）、古华的《芙蓉镇》等脍炙人口的作品。更重要的是，这个当今无出其右的豪华评选阵营正式掀开了当代中国文学评奖的序幕。此后的1986年，中国作家协会主办鲁迅文学奖，1988年，庄重文文学奖成立，1992年，国家新闻出版署设立“国家图书奖”……如今，国内各大文学奖项已有遍地开花之势。
今年5月，湖北省作协主席、作家方方炮轰参评第六届鲁迅文学奖的湖北诗人柳忠秧“诗写得很差”、在评委中“到处活动”的微博掀起了轩然大波。这让人想起了这些年各大文学奖评选所遭受的一系列诟病。在中国，文学奖与作家、读者、出版界以及社会舆论的关系到底如何？
而在这些林林总总的奖项当中，出版界最看重的是三个国家级的大奖：茅盾文学奖、国家图书奖，以及由中央宣传部主办的五个一工程奖。在魏心宏看来，同样是国家级奖项，这3个奖的侧重和特点是很不一样的。相较之下，五个一工程奖由中宣部把控，作品风格更偏向主旋律，会导致部分作品的市场认可度相对较弱；而国家图书奖和茅盾文学奖经过多年的发展，已经多少起到了上述对文化的引领作用，由于国家图书奖更偏重于图书出版的质量，所以其中又以茅盾文学奖的文学意义最为典型。
如何衡量一个文学奖项的影响力？读者和市场反应是一个重要的参照。简单地说，从出版社的角度，文学奖如果足够牛逼，那么一个作家一旦得奖，他的书就会立即畅销，获得巨大的市场效应。以莫言2012年获得诺贝尔奖为例，那段时间上海文艺出版社一直在加班，疯狂加印出版他的文集，半年以内，销售额达到2.5亿，每本书的销量都超过百万册。
这样的销量哪怕在诺奖评选历史上也是首屈一指的了，据说诺奖评委会被这个巨大的效应惊得目瞪口呆，终于见识到了中国市场的巨大威力。
茅盾文学奖固然无法与诺奖匹敌，但一个作家获得了茅盾奖，其作品销量也能迅速攀升，甚至达到10倍以上。比如麦家的《暗算》和《解密》，得奖前已经是畅销书了，销量在10万册以上，得奖后马上又上升了几十万册。与作品销量并驾齐驱攀升的还有作家的身价，这个时候电影公司来买剧本，价码就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
魏心宏认为，文学奖之所以能在中国爆发出如许市场威力，除了奖项本身的质量和权威性等影响因素外，更是因为和人们旺盛的文化需求相比，目前中国的文化发展水平是相当不匹配的。“国家虽然提出文化大发展，其实精力还是集中在经济建设上，文化具体怎么发展，难听点说，心里没什么谱，大家只能探索，这个过程难免混乱，会出现一些泥沙俱下的作品，读者要自己从这些东西里面分辨出哪些是精华，哪些是糟粕，相当不容易。”
文学奖不能承受之重
事实上，除了茅盾文学奖外，还有一个同样由中国作协主办的奖项，也对作家们极具吸引力，那就是鲁迅文学奖。
不过，相较茅盾奖，在出版社眼里，同为全国性奖项的鲁迅奖市场威力尚缺少一个明显的指标。这或跟两个奖项的定位差异有关。
文学奖如何形成自己的美学倾向，是一件很复杂的事情。但如果说鲁迅奖实质上是一个假伟人之名的奖项，依茅盾本人的遗愿创立的茅盾奖，是否有传承“茅盾传统”的动力？很多文学评论人士都认为是有的。茅盾曾说，他希望能以文学创作的形式把波澜壮阔的“现代史”宏观地描述出来，著名文学评论家夏志清也同意—就宏大叙事而言，现代作家“无出其右”。所以说，茅盾的文学创作是有其鲜明的叙述特征的，甚至被捷克汉学家普实克称为“史诗叙事”。而从多届茅盾奖得奖作品里，也能明显看出宏大叙事和现实主义的侧重，以及对历史题材的关注等。
可想而知，年轻作家能把握这种题材及达到相应厚度的不多。除了极少数人如毕飞宇、麦家，得茅奖的作家基本都超过50岁，至少积累了二三十年的写作经验和文学能量，这些能量一旦通过一个大奖的催化而爆发出来，威力自然惊人。
今年5月，湖北省作协主席、作家方方炮轰参评第六届鲁迅文学奖的湖北诗人柳忠秧“诗写得很差”、在评委中“到处活动”的微博掀起了轩然大波。这让人想起了这些年各大文学奖评选所遭受的一系列诟病。在中国，文学奖与作家、读者、出版界以及社会舆论的关系到底如何？
“相对而言，鲁迅奖的门槛没那么高。”魏心宏认为，虽然鲁奖对作品也有较高的品质要求，但题材形式更包容和多样，属于那些有潜质的中青年作家更有望冲刺的奖项。
故而，鲁迅奖的直接市场威力虽不如茅盾奖，但它对作家写作环境的改善力度也是巨大的。“在上世纪，一个作家如果得了茅奖或者鲁奖，可以直接改写命运，从业余作家成为专职作家，从小县城去到大城市，就这么简单。”广州市作协主席张欣表示，“现在虽然没有这么颠覆了，但其实也一样，一旦得奖，省里都会很重视，马上给你发奖金。”奖金是其次的，它象征的是一个作家在文学界声誉和地位的提升。
“我们每个月都会收到很多作者的投稿，一般后面都会附一大堆简历，其实都是没有价值的，但如果他得过鲁迅奖，只写这一句话就够了，何止用他的文章，以后还要向他约稿。”一位文学杂志主编坦承，不管有意或无意，鲁迅文学奖确实在文学界起到了培养中青年作家的重要作用。
然而，区区一个文学奖如何担得起人们对整个社会体制沉重的期望和失望？正如鲁迅文学奖评委樊星向媒体坦承的那样，在这个社会大环境下，由于文学奖可以带来的各种名利效应，要彻底杜绝功利主义对评奖的入侵几乎不可能，只能尽量完善机制，缩小不公平现象产生的几率。
令魏心宏感到乐观的是，第八届茅盾文学奖开始实行“评委实名制”，所有人都可以在中国作家网上看到评委的投票情况；此外，对以往比较随意的评奖数等内容也做了具体规定。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处于舆论风口浪尖的文学奖也在为恢复自身的名誉而努力。
诚然，无论茅盾奖还是鲁迅奖，和诺贝尔奖相比，都还是很年轻的奖项，离真正迈向成熟的路还很长。或许，相比“取消文学奖”，如何完善社会监督，重树文学奖的威望，是更值得深思的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