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鹅岛”上的奇缘

“企鹅岛”上栖息的企鹅。

王海林摄

“孙老师，跟您说一件特别有趣的事情，我们都称之为南极奇遇。”就读于中国科技大学的杨连娇跟导师孙立广汇报南极考察工作时，这样写道。

“企鹅岛”上的一张纸条引出一段奇遇，也讲述了中外两位科学家呕心沥血的科研故事。

“企鹅岛”原名“阿德雷岛”，因企鹅多在此聚集，故被中方科研人员亲切地称为“企鹅岛”。

原来，在杨连娇跟随第三十一次南极考察队赴长城站期间，德国耶拿大学一位资深的鸟类研究专家汉斯·彼得受邀到访长城站，他给长城站的科考队员们做了一个关于南极鸟类的报告。小杨在纸上列了几个问题，现场提问。第二天，小杨去“企鹅岛”做科考取样，不小心把纸条落在了那里。

恰巧，汉斯的学生在同一天到访“企鹅岛”。环保意识使然，见到纸片等垃圾，他们随手捡起来，这张纸条便辗转到汉斯手中。看到上面列的都是关于企鹅的问题，他猜想这张纸条应该就是昨天提问的那个中国女孩留下的。汉斯非常认真地就纸条上所有问题做了解答，并把邮件发给了此前负责与其接洽的队员、同济大学黄清辉老师，请他转给这位中国女孩。

“他写了满满两页纸，还附上了参考文献，并拜托我一定找到提问的学生。”黄清辉深有感触地说。

“如果不是这封信，我都不知道在‘企鹅岛’落了东西。而且我清楚地记得，那天风特别大，这张纸条却被他们捡到了，想来真是奇遇。”更让小杨感动的是，自己随手写在纸条上的问题字迹潦草，语法混乱，汉斯却认真地一一作答，老一辈科考人员的敬业精神着实让她敬佩。

“1998年我去南极时，他每天在我们长城站的小湖边，观察贼鸥和企鹅的数量变化，转眼16年过去了，他还在研究它们。”孙立广也不禁感慨。

而这位六旬德国老人与长城站的缘分还与另一位七旬的中国学者、著名极地科学家王自磐教授分不开。二人都对南极鸟类研究有着非常浓厚的兴趣，于是共同研究、互相学习。王自磐总是戴着一副框架眼镜，头发微白，身体看起来十分硬朗。他是国家海洋局第二海洋研究所资深研究员，从事极地科学考察与研究近30年，赴南、北极科学考察十余次，如今被孩子们亲切地称为“南极爷爷”。

作为中国南极鸟类研究的泰斗，王自磐同汉斯一起合作，撰写了多项极具影响力的南极鸟类研究报告。后来在他撰写的介绍有关南极自然地理、环境生态的书籍《南极：终极之旅》中也引用了不少汉斯拍摄的图片。

提起王自磐，从事极地工作30余年的工作人员朱钜银记忆犹新：第十七次南极科考队度夏的时候，两人都是队员。“我还帮他一起给贼鸥套过脚环咧……现在长城站附近还能看到不少我们以前套过脚环的贼鸥。”朱钜银高兴地说，贼鸥正是王自磐南极鸟类研究中的重要一部分。那时中国的科考装备还不够完善，给养也无法跟上。王自磐每天早上7点钟吃完早饭，拿起一根棍子，背上一个背包，包里装上馒头、鸡蛋、饮用水就出门了。一出就是一天，饮用水喝完了常常就地取材喝雪水。

贼鸥非常凶猛，科考队员出门一定要拿根棍子保护自己。给贼鸥套脚环的工作非常繁重。许多小贼鸥像小鸡仔一样努力靠近妈妈，寻求保护。贼鸥妈妈看到有外人接近自己的孩子时，就会大声叫唤，公贼鸥马上冲过来，极具攻击性。常常是好几只贼鸥围攻科考人员。有一次，王自磐一人到野外去，徒手抓贼鸥，脸和手都被抓伤，嘴唇也被抓成了“兔唇”。笔者在南极期间，一抬头就可以看到盘旋在头顶的贼鸥，随时都有俯冲下来的架势。

做鸟类的研究非常辛苦，朱钜银回忆道：王自磐经常要追踪鸟类的生活，并且在远距离用望远镜观察，尽量不去打扰它们。白天野外采样非常艰辛，下雪时常常不知道脚下是什么，有可能是个雪坑，而雪融化以后，道路会变得非常泥泞。时常一只脚陷进去，半天拔不出来。这时候，手里的棍子就发挥作用了。他还特别注意保护南极的环境，看到地上有小纸条、塑料袋、烟蒂都会捡起来。“一旦这些东西被鸟儿吃了就危险了”。在地上捡到物品，若找到失主，王自磐就归还回去，还告诉大家要注意保护环境，若找不到，就放到分类垃圾堆里。

如今，古稀老人王自磐依然专注于各项极地研究，并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科考工作者。一段时间执着于一件事情的人很多，但一辈子能执着于一件事情的人却少之又少。“希望自己能成为像他们一样的科考工作者。”杨连娇暗暗地下了决心。

本版制图：蔡华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