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在后院的三奶奶

春节回到故乡，小小的村落已经城市化，一条水泥大路贯通南北，路两侧是一排排整齐的楼房；穿过胡同，村东头还有几处未改造的民房，我们的老屋（爷爷土改分得的房屋）就在其中。

推开窗户，是后院邻居三奶奶家两扇油漆脱落的木门，静静地关闭着。

顺嘴问小弟妹：“三奶奶可好？”

“身体还好，就是神智混沌了。”小弟妹讲了三奶奶的诸多轶事。神智混沌的三奶奶，跑到邻居家，对女主人说：“我帮你看过整整一下午的孩子，你要付钱。”

女主人十分诧异。她的儿子已经外出打工好几年了，家里哪还有小孩子需要看？

三奶奶有理有据一遍一遍陈述，女主人才记起，20年前，自己确实因为有事将儿子交给三奶奶照看过，碍于邻居关系，三奶奶又是长辈，女主人只好给了她一百元钱；不想，这一给便一发不可收拾，三奶奶三天两头跑来要看孩子的费用；看神情她只记得20年前替人照顾过孩子，却完全忘却了近期人家来来回回付过很多次费用。

儿时，三奶奶在我的心里一直带有几分神秘感。

三爷爷是位中医。他的长兄在外做官，土改前，他和他的家人随兄长迁出村子，不知为什么他没有随家人一起逃往台湾，而是带着一位矮小且一脸愁苦的女人回到村子里。

这个女人便是三奶奶。村里老人们一直认为三奶奶不是三爷爷真正的女人，尽管后来她和三爷爷按政府要求办理了登记，但人们私下依然习惯喊她“三姨太”。三爷爷早前，曾明媒正娶过两房妻妾，她们随家族仓皇逃离之后，从此，小村再也没有了她们的消息。

记忆里，三爷爷瘦而高，少言，常常迈着不紧不慢的步伐从胡同里走进走出，三奶奶则很少出门；他们的儿子仅仅年长我几岁，有一个很好听的名字，叫“苏城”，在小村里这样的名字很另类，似乎有意无意在他和小村里的孩子之间划了一道无形界限，所以苏城很不合群，直到现在，依然可以清晰记起，那个孤单的大男孩，默默地背着书包，走在放学队伍的最前面或者最后面的样子。

一年春节，小村的墙壁上，一夜之间涂满“批林批孔”的漫画，这些画多出自一位来探亲的城市男孩的手。一时间，从村东到村西孩子们很沸腾，很多孩子自制红缨枪、到处淘腾毛主席像章、红五星，跟在那位外来男孩后面高喊口号，不知怎么就转到了三爷爷的门前，活动进入了高潮，孩子们一遍遍振臂高呼：“打倒地富反坏右！”

苏城从此没有再上学。

童年对事物的认识，好像总是阶段性的。尽管被母亲从队伍里揪回家，结结实实挨了一顿骂，除了内心很不服气之外，对住在屋后的“三姨太”更充满了好奇、甚至臆想。

电影里的三姨太，都是浓妆艳抹、狐媚的，不是轻轻地嗑着瓜子，就是兰花指翘翘地捏着绣花的手帕，对于这样的镜头，我小小的内心常常一边假惺惺地很不屑，一边却又微生涟漪。现实里的三姨太——三奶奶实在与这样的形象沾不上边，她不但不狐媚而且一年四季都是满面的青菜颜色，更没有见过她嗑瓜子，这让我很不甘心。世上怎么会有徒有虚名的三姨太呢？于是那段时间，我常常以各种理由出现在三奶奶家，希望发现与三姨太有关的种种“蛛丝马迹”，哪怕仅仅是一方丝质手帕，绣不绣花都无关紧要。

三奶奶的老屋里，窗户常年是关着的，满屋渗透淡淡的霉味，那种霉味好像不是浮在表面的，而是从三奶奶或者三爷爷骨头里长出来的，不管你走快走慢，它都会轻而易举地包抄过来，让人有一种莫名的淹没感。

有头无尾的窥测行为无疾而终。

再后来，听大人们说起，三奶奶自幼被卖到戏班子里，大概很有些“戏底子”。不免又是诧异了一番，从有记忆，我们家的后窗就对着三奶奶家的前院，除了三奶奶一口尖而轻的外地口音之外，我们从来没有听到过她亮嗓子，哪怕一小段有板有眼的道白。

三爷爷去世了。苏城娶了妻、生了子。某一年，我回家小住，打开后窗，恰恰看到苏城板着腰身坐在板凳上，一停一顿地教他的儿子拉二胡，样子极像三爷爷，细听，语音里略带三奶奶的口音痕迹。

三奶奶则坐在门前的石凳上，神色漠然地吸着烟。之前从来没有见过三奶奶吸烟，可即使吸着烟的三奶奶，依然无法与我意识里的三姨太吻合。

喊来弟弟，说与他听，被劈头嬉笑：无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