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早婚折射社会发展失衡困境

    在云南金平县，十几岁的少男少女辍学结婚生子并不罕见，甚至有人生了几个孩子仍未到法定婚龄。村民多认为，现在生活不错，衣食无忧，不需要用知识改变命运。据悉，该县政府称一直在努力抑制早婚现象扩散，采取“控辍保学”措施，但处罚难操作。（12月1日《京华时报》）

    在远离公众视线的偏远农村地区，早婚现象死灰复燃，固然有部分农民家庭观念、生育观念陈旧的因素，也和当下农村青少年的发展困境密不可分。

    早婚既和农业社会的生产力水平有关，也和农业社会的家庭模式关联——几代人居住在一起的家族式生活，不仅培育了家庭观念，也锻炼了家庭生活的能力。

    从本质上看，早婚现象是农民出路单一化、人生定型化的结果。在教育资源失衡的格局下，那些难以通过高等教育改变命运的农家子弟，外出务工便成了不可回避的宿命。为了让孩子早一点“收心”，同时也为了降低婚嫁成本，早婚在外人看来不可理解，男女双方家长却觉得是理所当然的理性选择。

    在阶层固化、社会流动渠道狭小逼仄的当下，辍学打工成为许多农家子弟的人生轨迹。不是说农民现在的生活很好、不需要用知识来改变命运，而是在坚硬的现实面前，他们缺乏改变命运的信心和能力。

    倘若农村青少年拥有更多“人生出彩”的机会，他们又怎么会过早地走上婚姻之路？早婚说到底是一种“揠苗助长”的过度社会化，可能会带来一系列的社会问题。

    事实上，早婚现象不仅在贵州、云南等偏远地区存在，在笔者老家所在的江汉平原，一些辍学打工的弟弟妹妹也早早地结婚生子。社会学实证研究证明，在子女“跳出农门”无望的背景下，早婚关系是代际关系变动的结果，即养老倒逼婚姻：父母希望早日完成人生任务，以便趁年轻力壮为自己积攒养老资源，子女在接受早婚要求的同时，也通过婚姻向父母索取了大量家庭财富，代际之间的理性博弈助推了早婚的出现。

    早婚现象投射着社会变迁的集成影像，也和当下农村代际关系变化和农村青少年生存生态密不可分。减少早婚现象，“控辍保学”只是治标，促进教育均衡、提高教育改变命运的能力才是根本。（杨朝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