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树海的“土地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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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8日，山东省高青县常家镇蓑衣樊村，夕阳的余晖洒在冰封的荷塘上。沿着荷塘边的小路，村党支部书记刘树海讲起了“土地”的故事。

“早在2011年，我们就已经开始‘吃螃蟹’了。”刘树海说，“那时候，我们全村的土地全部流转给瑞祥农业合作社，村民一亩地一年可以获得1100元的收益。”

刘树海(右二)正在麦田里与村民一起查看苗情。光明日报记者 李慧摄

■“80%的村民同意，剩下20%怎么办”

1978年出生的刘树海是改革开放的同龄人。那一年，安徽凤阳小岗村村民拉开了中国农村集体土地“分田到户”的大幕。如今的他，则带领村民把农户手中的土地集中起来，向外流转。

一米八五的个头，浓浓的山东口音，但见到记者，刘树海很快就转换成了普通话。

2011年4月，蓑衣樊村村民刘树海当选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同时担任瑞祥农业合作社理事长。上任伊始，有多年外出务工经历的他就带来一个“大手笔”：对全村1570亩土地进行流转，以每亩每年1100元的价格与村民签订土地流转合同，把土地集中到瑞祥合作社进行集约化经营。

“当时村民们都赞成吗？”记者问。

“让村民离开祖祖辈辈的土地，一下子很难适应。”刘树海说，80%的村民同意，20%的村民不理解。

60岁以上的老人不同意流转，他们担心土地流转后，失去依靠。有的村民因为要照看孩子没有外出务工，也希望在土地上干活儿。

回忆土地流转的进程，刘树海讲了一个故事——

在最初进行土地流转时，一位姓翟的老人不同意将自家土地流转，坚持要自己种地。村里提出给他置换土地，老人坚决不答应。这一年，老人自己种了水稻，但收益和出租土地所得相比差了一大截。随后，当合作社再次找到这位老人时，他二话没说就答应了下来。

很多原本不愿土地流转的村民，开始慢慢改变了想法。

“土地流转后，每亩可以获得1100元的租金，光这一项就比此前种田收入要高。”村民张立强给记者算了一笔账：流转前，每亩能产稻谷900斤，按稻谷出米率0.7、大米市场价2.5元计算，刨去成本，每亩的纯利也就775元。

2011年，随着167户村民全部同意将土地流转给合作社，蓑衣樊村在高青县第一个实现了农村土地“全流转”。

通过流转后的集约化经营，刘树海带领村民种植有机水稻，精品米每斤能卖到9元。去年，瑞祥合作社每亩获利3500元。

稻田里还养上了螃蟹。“一亩地产80斤到100斤螃蟹，每斤平均30元，光这笔收入就是以往亩产的两到三倍。”刘树海说。昔日的盐碱洼地变成了“原生稻场”，蓑衣樊村农民人均纯收入从3年前的6000元左右增长到如今的1.5万元。

■“让地多的人满意，让缺地的人也有利”

蓑衣樊村三面环水，由于长期受黄河水侵蚀，土地是典型的盐碱涝洼地，贫困村的帽子长期难以摘掉。“添了地、降了本、增了利”——刘树海这样形容土地流转带来的好处。

在坚持土地集体所有的前提下，实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分置。土地流转之后，由瑞祥合作社进行整理，一些沟渠、道路平整之后变成了耕地，户与户间的宽地垄得到移除，无形中增了地。签到协议上的土地亩数是1570亩，实际耕种了1608亩。

然而，在刘树海看来，土地流转最大的好处是将多年的土地纠纷全部“清零”。

《农村土地承包法》明确规定，土地承包30年不变。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这产生了一些不公平，比如村里老人去世后，他的地还在;有的家里新添了人口，但没有地。”刘树海说，土地全流转，让这些问题都迎刃而解。

村民刘德刚家原来有3口人，结婚生子后，成为一个五口之家。但是由于村集体没有剩余土地，他爱人和孩子一直没有分到土地，全家只能种植原有的3亩地。按人口数分配土地收益后，他家每年可按人头数分红。

“按土地入股、按户口簿实有人数分红的模式，解决了人与地的矛盾。”刘树海说，集体土地的收益与名下是否有土地不再挂钩，只要户口在蓑衣樊村，就可以获得集体土地的收益。

“头一年，全村有30多户经济条件好的农户以土地入股，这样，参与入股的农户除了能按照‘人头’获得合作社经营的纯收益外，还能按‘土地入股数量’获得分红。”刘树海说，“我们今年还要做一件事，一分不投的农户我们也给他们分红，这部分要占到分红的10%。”

土地全流转，蓑衣樊村村民有了新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村内不能外出务工的35名村民，按集体安排从事农业生产，领取报酬。记者来到35人之一的仁立忠家时，他正在为外孙准备晚餐，锅里热气腾腾，米饭清香四溢。

土地流转前，仁立忠家的土地总共不到两亩半。“当时一亩地一年能赚370元，总共能赚800多元。跟着‘兄弟’干后好多了!”62岁的他亲切地称刘树海“兄弟”。他笑着告诉记者：“我把土地流转给合作社，现在我在合作社干活儿，一年负责种44亩地，收入1万多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