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强“一带一路”网络空间国际合作
编者按：网络的本质在于互联，信息的价值在于互通。网络空间国际合作与“一带一路”建设紧密结合，既是我国建设“网络强国”的时代要求，也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发展需要。必须以开放性和包容性为出发点，综合施策，应对“一带一路”国家众多、水平各异的复杂现状，做到“合作对象统筹兼顾，合作领域重点突出，合作过程循序渐进”；必须以“网络发展与治理伙伴”为立足点，加强网络人文交流、网络技术合作、网络空间治理，持续推动“一带一路”网络空间国际合作，进而统筹“一带一路”的信息丝绸之路建设和网络治理合作，为网络强国建设集聚力量。
网络空间的互联互通最能体现“一带一路”的时代特色。然而，“一带一路”国家多数是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人口占世界人口总数的80%，而互联网用户数只占全球用户数的43%，未来增长潜力巨大。
有鉴于此，中央网信办主任鲁炜在最新一期《求是》杂志上撰文指出，中国将进一步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网络合作，率先打通“一带一路”的“血脉经络”；依托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中国互联网投资基金、中国互联网发展基金会等，深化与发展中国家的务实合作，大力推进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消除“信息壁垒”，缩小“数字鸿沟”，让信息资源充分涌流，让更多发展中国家和人民通过互联网掌握信息、获取知识、创造财富，过上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
的确，加强“一带一路”网络空间合作意义重大，乃“时代所需”与“发展所期”。我们已经进入信息时代，互联网的发展推动政治经济繁荣的同时，网络空间也日益成为人类重要的活动平台，甚至逐步成为了影响国家安全的“第五域”，各国对网络空间的建设都极为重视。“一带一路”官方文件《愿景与行动》中明确提出，要建设“信息丝绸之路”，包括跨境光缆通信干线网络建设、双边跨境光缆建设等。为此，加强网络空间的国际合作越来越重要，这不仅符合我国建设“网络强国”的发展所期，而且符合“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发展需要。“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如中亚腹地诸国，在网络建设方面较落后。以“共商、共建、共享”为原则，加强同这些国家的务实合作，包括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技术开发（包括开发新型电商模式）与能力建设等合作，潜力巨大。这样既提升“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信息化水平，又便于信息沟通、数字共赢，还有利于增强政治互信，服务于实现“一带一路”倡导的“五通”目标。
鉴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众多、发展水平各异、复杂的域内实际情况，要求此框架下的网络空间合作具有极度的开放性与包容性。为此，笔者提出打造“网络发展与治理伙伴”的建议，统筹“一带一路”的信息丝绸之路建设和网络治理合作。
具体实施起来，要做到“合作对象统筹兼顾，合作领域重点突出，合作过程循序渐进”，即尊重“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差异，实现网络空间国际合作的平等性，保证各国在合作中的正常准入；同时注重合作过程的渐进性与合作方式的合理性。
网络空间的国际合作可以主要有三种形式，即网络人文交流、网络技术合作、网络空间治理。在实际的过程中，应注意发挥网络人文交流的宣传作用，推进“民心相通”，增强共识与认同感；加强网络技术合作，主要包括网络基础设施建设、网络规制建构、网络技术提升以及双边网络安全维护；网络空间治理应平衡国内、国际两方面需求，注意主体的多元性，形成政府、企业以及普通民众协同推进的局面。
先说网络人文交流。古人云“文以载道”。我们也要提倡“网以载道”，将网络文化交流上升到人文交流层面，塑造国内外清朗公正的网络空间。具体建议：
一、成立“一带一路”名人小组，聘请节点国家驻华大使担任联络人，给著名沿线国家包括中国企业家、学者、媒体人士颁发“一带一路大使”证书，鼓励其积极发声；参照荷兰港口大使模式，设立“一带一路”特使、巡回大使、民间大使（阿訇，学者大使，企业家如马云）、丝路学者、形象大使、青年大使、马可波罗学者、白图泰学者，举办“一带一路”年底人物评选，推动马云倡议的E-WTO进程，增强中国在网络空间的制度性国际话语权。
二、加大教育外援。我对外援助占GDP的0.06%，要提升到0.1%，这样离 0.7%发达国家水准还有很大差距。参照在世界各地（如埃及、巴黎）的23所美利坚大学模式，在“一带一路”支点地区、国家建设“一带一路”大学或职业教育联盟，培训一带一路工程师、官员，成立“一带一路”华侨学院：用好用活华人华侨资源，可探索尝试用好反腐官员、退休官员作为教员或顾问。
三、发挥国际组织作用，增强宣传合法性。在联合国等国际组织举办丝绸之路专题展览，如“她的丝路史”（silk road herstory）、青年/儿童眼中的“一带一路”。请联合国秘书长、UNESCO、UNDP及欧安组织负责人参加“一带一路”国际论坛，并发表其欧亚大陆互联互通计划等。
四、支持外文局推动“一带一路”著作，引进中外教材，与梦工厂合作推出动漫版“一带一路”。
再说网络技术合作。作为网络空间国际合作的核心，应秉持循序渐进，逐步深化的原则，可以遵循网络基础设施建设、网络技术研发和标准制定以及网络安全共建的“三位一体”发展模式与路径，但是原则上在不同阶段侧重点应有所不同。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关乎网络空间的承载能力，是网络合作的保障，也是开展其他合作的基础。
就网络技术研发与标准制定而言，目前我国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具有重要的合作机遇，一方面是给予网络欠发达国家基本的技术支持与帮助，另一方面应在科技部、工信部等部门的推动之下，开展同欧洲等发达国家在网络新兴技术方面的合作。诸如5G标准的统一划定，云计算（大数据）的研发，智能城市、智能生活（家居、交通灯）的合作，物联网的贯通等。中国在5G技术方面具有先发优势，正与欧洲合作引领5G时代的来临。中国的华为、中兴公司，欧洲的西门子、诺基亚公司是5G技术的弄潮儿。5G技术也是欧盟单一数字市场的支柱，关系到工业未来发展，公共服务现代化，汽车联网、智慧城市、移动医疗服务等创新应用。据估计，至2020年，全球70%的人口将拥有智能手机，260亿台设备将实现相互联通。
就网络安全共建而言，中国为世界网络大国而非网络强国，“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信息化发展”。为增强应对各类网络事件的能力，应由网信办、公安部等部门牵头，开展网络安全合作。具体来看，目前应致力于“一带一路”沿线 “网络恐怖主义”、“网络犯罪”的打击与维护。
最后是网络空间治理。应以平等协商的形式，通过定期的会晤机制，以主动走出去的姿态参与国际网络空间治理，充分运用好各类双边与多边机制及联合国等相关网络治理平台，宣传我治网主张，维护网络空间的和平稳定。网络空间治理包括国内与国际层面。主体层面，上层政府的定期会晤与协调沟通必不可少，但还应发挥企业与社会民众的作用。企业是网络空间合作最直接的受益者与参与者，可以成为推动与沿线国家开展网络空间合作的核心力量。创设机制平台，加强沿线国家的网络空间治理合作，尤其是网络安全治理，提升发展中国家在网络空间的国际话语权。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中国人民大学硕士；来源：中国信息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