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晓峰：北大聘请外国学者也要提高门槛
北大5月5日宣布启动的“燕京学堂”项目不无争议（详见6月18日《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5月25日《东方早报》“上海书评”），校方7月9日与部分在校师生代表举行的沟通会达成的共识也颇为有限，还需要多轮理性、平和、有建设性的平等讨论。在前些时的“‘燕京学堂’与大学改革”座谈会上，我就讲过，具体谈到与这一项目相连的“大学改革”议题，我记得好像是从把系变成院、从大学合并开始的，之后各种问题都出来了。我们好像在奋勇往前走，却很少反思我们做的对不对。在当下的“大学改革”里，缺乏一个总结的机制，好像只要一个新举措接着一个新举措出现，就是改革。其实，如果没有反思和总结，会产生思想混乱。大学改革的初期需要勇气，现在的改革进行了那么多年，应该作一些理性总结了。有的时候，我们可能意识到某些做法欠妥当，但没有明确的总结，只是不再提它了，进而再拿出一个新招，这样就算过去了。当前的“大学改革”，需要深思熟虑的方案，如果提出的是一个战略性举措，就属于改革中的一步大棋，从最开始就要非常谨慎地进行操作。
刚听说“燕京学堂”计划时，我以为不过是又一个新项目，后来发现它的调子很高，这就不能不引起我们的特别关注了。“燕京学堂”拟建为住宿式学院，最初号称将实行封闭式管理——作为北大真正主体的学生将来可能不能进这个区域，这个思路是怎么出来的？须知，“大学改革”真正的成功，应该是学校整个主体的大变化。
对“燕京”的名字，我倒可以接受，我的导师侯仁之先生当年对燕京大学就有极深的感情，他回顾自己的一生时说“我从燕园来”，他恐怕是在燕园里生活时间最长的北大教员——是1932年进来的，他讲的燕园故事都非常有正能量。我记得1993年曾成立“燕京研究院”，两年后恢复出版了《燕京学报》——由徐苹芳先生担任第一副主编，那是一份很好的学术刊物，徐苹芳先生是非常严格的。后来他去世了，这个刊物就停了，有人想继续编辑这份刊物，也没有成功，殊为可惜。如今，如果真是用“燕京”的名字来弘扬这种严谨的学风，那是好事。“燕京学堂”如果真要办（大前提是顺应全校上下师生的“主流民意”），应该顺着这个路子走。
“燕京学堂”项目拟主要以英文讲授课程，明年秋第一届计划招收65名海外学生，还拟邀请20位“国际顶尖访问教授”。提升国际化程度要防止表面化，即使外国人来了、英语用上了、发表论文也是用英语写了，也还不是真正的国际化。我们应该请什么样的外国教授来北大？他们到中国来之后，我们希望他们做些什么？不是签个名、摆个样子那么简单，我们希望他们真正融入中国学术界，为中国的学术发展作出实实在在的贡献。
近代史上，许多外国来华学者是作出了重要贡献的。北大校园里就长眠着一位葛利普教授，他在中国工作了20多年，带动了一大批中国地质学家的成长，对中国地质学的贡献是非常大的。这类外国学者才是我们最需要的。现在，有的学校聘请外国学者，可他们游离在中国学者群体之外，往往讲一些与中国学术课题不相干的东西，周围没学者和他们交流，他们也不会中文，只是形只影单地待着，等着一个月后拿一份薪水。即使这样，这在学校填表的时候肯定会是一项“国际化成果”。外国学者到中国来，应该和中国学者融成一个研究团体，应该把外国的一些眼光和新的问题意识带到中国来，最终推进中国的学术事业。
现在聘请外国学者，要提高门槛，应该要求他们与中国的学术环境有机地结合起来，而不是一味地谈一些犄角旮旯的问题。如果引进国际学者之后没有实质性的成果，那我们的钱就花得冤枉。不能让外国学者小看中国的大学和学者。外国学者也不是傻瓜，他看你花了大价钱却没有相应的要求，就知道你是外行，这样并不能得到他们真正的尊重。现在，我们在聘请外国学者时一定要自重，要做得好，否则不但没有效果，连中国大学的学术地位也会越来越低。
现在的国际交流似乎有一种新的形势。仅以我所研究的人文地理学为例，本土人文地理学者特别是中青年一代，他们对海外人文地理学的理论、方法已经很熟悉了，他们看外国学术文献很多且很及时，但问题是，如何选择真正的中国本土问题进行研究。在这种情况下，聘请外国学者就不是只听他们讲课而已，还需要与他们组成研究团队，共同研究问题（保密领域除外），进而在研究实践中而不单单是在文本阅读上，求得学术创新，真正解决中国自己的问题。
现在，我们不能一看到外国学者，自己就腿软就站在了被动的位置，而是要站在主动的位置，提出我们的高要求。只有这样，外国学者才会尊重我们，才会踏实地与我们合作。现在，涌进中国的外国学者越来越多，可有的学者在美国国内的真实学术地位并不高，一旦亮出北大的名片之后，反而会提升他的地位。其实，北大在海外也还是有一定学术地位的。这样，这些外国学者反而利用了我们。
我们对几十年的大学改革要认真总结一下，看看哪些事情做得对，哪些事情做得不妥，只有这样才会往前走得更好一些。
（作者系北大历史地理研究中心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