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种“标尺”更能度量文明？

《文明的度量：社会发展如何决定国家命运》（中信出版社出版）的作者伊恩·莫里斯（Ian Morris）是全球著名历史学家、斯坦福大学历史学和古典文学教授。莫里斯将本书与他的另一本书——《西方将主宰多久：从历史的发展模式看世界的未来》视为姊妹篇，我倒是觉得，本书更像是对前书论据的补充。

前书中，为更直观地比较“西方”与“东方”1.5万年来各个历史阶段的发展和文明程度，莫里斯独创了“社会发展指数”，即结合考古证据、历史数据、现代社会数据等，制定了能量获取、社会组织、战争能力、信息技术等4个“技术性指标”，对东西方国家进行全方位扫描，最终得出结论：近200年来“西方”之所以一直领先“东方”并主宰世界，地理因素起了决定性作用。

莫里斯认为，在过去200年里，“西方”之所以超越“东方”主宰世界，是因为其有地中海发达且廉价的海上交通，方便周边居民广泛交往交易，传播先进生产力。相比之下，虽然郑和七下西洋，远渡非洲，但因为明朝无法制造横渡超过两个大西洋之长的太平洋的船舶，所以注定不可能赶在“西方”之前发现美洲新大陆。

莫里斯的研究无疑十分有趣，不过我们还应看到，人类文明的发展纵然受到地理因素的严重影响，但绝大多数时候更像是多种因素产生聚合“化学反应”的结果。远的不讲，近百年来，日本通过“脱亚入欧”进入发展快车道，东南亚也在融入世界进程中实现快速发展，中国更是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保持不低于8%的高速发展速度。较于历史，地理条件没有显著改变，唯有变化的是，这些国家改变了过去封闭状态，在敞开国门拥抱世界后才迎来了大发展。

莫里斯之所以建立“社会发展指数”，主观上是希望将过去一直纠结于定性的“宏观”争论逐渐引导到定量的“微观”分析。他认为这样的分析基于那些值得信赖的数据，结果可能更科学。不过莫里斯的数据分析模式，必定直面所有大数据研究同样无法回避的追问：“社会发展指数”为什么仅限定这四种指数而没有包含其它更多内容？这样的取舍是否基于作者方便统计总结等因素？样本选定和判断标准会不会直接影响数据结果走向？

在《西方将主宰多久：从历史的发展模式看世界的未来》一书最后，莫里斯写道：“那些批判本书的学者，即提出四大异议的人，应该想出自己的测量方式。也许到那个时候，我们能够看到一些真正的进步。”显然，这并非桀骜不驯的挑衅，而是一位致力追求学术本真的学者的学术精神的自然流露。这种欢迎争论的学术态度，远比我们常见的一团和气和交口称赞的学术氛围有益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