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家顶子”的文化密码：残碑解开“成山之谜”
郑珍书“唐树义墓碑”残片。
唐家大院正房。 韩德贵 摄
专家团在唐家大院考察。 郑文丰 摄
■本报记者 郑文丰
贵阳“成山”，一个在地图上并不存在、当地百姓闻所未闻的地名，在过去的百余年里，贵阳唐氏的后裔和文史专家却一直在寻找它。
贵阳唐氏，清乾嘉年间从遵义迁来，是筑城“三大家族”之一，民谣“唐家的顶子”妇孺皆知。在唐家的家史中，作为其家族祖墓所在地的“成山”是家族圣地；但“成山”的意义又超越了地名，是一个世纪家族的文化象征——学界“成山文化”也由此而命名。故贵阳唐氏又自称“成山唐氏”，“‘成山’是唐家先辈刻意起的名字。出于保护祖墓的考虑，‘成山’的具体位置秘不示人，仅有唐氏族人及至亲好友——如郑珍、莫友芝、张之洞等人所知。”乌当区作协主席、贵州历史文献研究会理事冯飞说。随着老一辈人的去世，在历史乱离中幸存的唐家后裔，也找不准“成山”了。
“成山”成谜。唐氏后裔苦于无法祭拜先祖，研究“成山文化”的学者苦于无法确定研究方向。直到今年3月21日，“西南巨儒”郑珍所书“唐树义墓碑”残片在乌当竹林村蔡家寨“狮子山”被发现，为“成山文化”的研究奠定了最坚硬基石。
不久前，省内学术界各领域专家一行二十余人，前往当地考察并对此进行研讨。本报记者全程跟随采访。
“唐家大院”现主人老李护宅63载
6月23日，“唐家大院”的现主人李新发候在门口，等着专家团的到来。老李守着这宅子过了63年。在他4岁的时候，“贫农”出身的父母分到了当地人称之为“唐家大院”的四合院，举家从附近的滴水岩搬来。
“唐家大院”一直无人问津，唐家后人也迟迟未露面。直到1992年，远在台湾的一位唐家后人辗转回来寻根，见到了李新发。“也不提要回老屋，只嘱托要保护好老宅。我答应了。”老李回忆说。
慢慢的，唐家大院等“成山唐氏”在水田镇的一些文化遗迹，也引起了一些学者的关注。老李告诉记者，近几年每年都会有专家学者前来走访，他日益觉得，“唐家的东西绝不简单”。
乌当文史学者寻“成山”八年，十个月“挖到金矿”
早在1993年，还是青年作家的冯飞就为“成山”的具体位置而苦恼。当时，他为创作一部历史小说，对贵阳近代史进行过系统的研究，名宦高廷瑶，“咸同名将”、云南巡抚唐炯等著名历史人物，皆是其研究对象。冯飞在书里着重叙述了唐炯在贵筑县水田坝（今乌当区水田镇）办团打仗的故事，顺带对贵阳“成山唐氏”的家史作了概述；还写了唐炯之父、湖北按察使唐树义葬于成山的大概过程。
“但是，成山的具体位置在哪？历史文献莫衷一是。”冯飞说。文献中有说“在贵筑东北五里”的，也有说“在贵阳东北五十里”的。“作为后学，当时我无法选择，只能沿袭前人的一个说法：成山就是百花山。”
2006年夏天，冯飞发现自己在书中说错了成山的位置，心头难安。他说，“成山的具体位置，不仅决定了‘成山文化’的研究方向，更影响着学者研究的深度和广度。”由此，他开始了“纠错”之旅。
2013年7月，冯飞有两个契机重新审视“成山之谜”。“先是《贵阳日报》开办的‘黔说六百年·城记’约我写乌当；紧接着乌当区委托我组织编纂地方文化丛书《寻找我们的村庄》，对本地民族文化资源进行系统的挖掘整理。要做好这两件事，‘成山’都是绕不过去的。”冯飞说。为此，他本人承担起“成山之谜”的采访任务，且直接到水田镇寻找新线索，又因十多年前去“唐家大院”结识了李新发，老李顺理成章成了向导。
今年3月18日，李新发带着冯飞以及志愿者去了蔡家寨“苏家山”的唐氏家族墓地，在这发现了刻有文字的石华表，华表上的文字内容，主要是赞颂唐炯的文治武功；
3月21日，他们去了蔡家寨的“狮子山”。这天，冯飞“挖到了金矿”——落款为“郑珍书”的一块墓碑残片。“结合郑珍与成山唐氏的关系，我初步判断残碑上的文字为郑珍手迹。”冯飞说。3月27日，经著名书法家、书法理论家邓清远的现场辨认，确认这块碑刻残片字体为郑珍最为擅长的瘦体隶书；3月28日，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残碑及附近5个墓葬进行论证分析，判定其中两座为唐树义、唐炯的墓葬，此墓地为“成山唐氏”的祖墓群。
“这证明‘成山唐氏’的家谱密码由此揭开：今乌当区竹林村一带就是‘成山’。”冯飞说。
百余年来，唐氏后人在成山首次祭祖
3月21日晚，98岁的老父亲唐继善从儿子唐之枢口中得知在乌当那边找到了老祖上唐树义的墓，差点就哭出来。“父亲告诉我，他最后一次去成山老祖上的墓前拜祭，才两、三岁，从此以后，整个唐家再也没去过。算下来，有近一百年了。”唐之枢更是一次也没去过。等再回过头去找，唐家已无人记得清“成山”的具体位置。
唐之枢告诉记者，解放后唐家后人因为出身的问题，彼此之间不敢来往，更不敢去祭拜祖先。“1992年，两岸关系缓和后，在台湾的十二姑写信给我父亲，说想回来省亲、上坟。几经周转，十二姑敲定了行程。父亲令我在十二姑回来之前，找到祖先的墓地。”唐之枢按照父亲提供的联系人名单，前往竹林村蔡家寨，“可惜联系人多已不在了。”好在有一罗姓人的儿子了解情况，带着唐之枢上山了。
“首先去的就是狮子山。”唐之枢回忆说，当时看到了貔貅等物件，就判断是大官的墓地，“可惜灌木丛和人一样高，看都看不过去，向导就带我去其他地方寻找。”就这样，唐之枢错过了发现祖墓的机会。好在当年他找到了自己的爷爷唐尔锟的墓，“十二姑就在这儿上的坟。”
从此以后，唐之枢一家人每年都来爷爷唐尔锟的墓前祭拜。而且还不断地寻找、发现其他先人的坟茔，并尽力加以修葺。
3月23日，唐之枢等唐家后人赶往蔡家寨狮子山一探究竟。巧合的是，158年前即咸丰六年的同一天，郑珍来到成山，为投江殉国的唐树义老人书写了这块墓碑。
4月12日上午，唐继善、唐之枢等“成山唐氏”后裔上百人，汇聚水田镇蔡家寨狮子山，在唐源准、唐树义、唐炯等先祖墓茔前，以唐继善为主祭的唐氏后裔举行了庄严、肃穆的祭祖典礼。这是百年来，唐氏后人在成山的首次拜祭。
保护“唐家顶子”在乌当的文化遗迹
3月25日，发现郑珍书“唐树义墓碑”残片的第4天。这天也是贵遵高速公路复线施工范围内搬迁所有建筑、坟墓的最后登记期限。按照规划图，即将修建的公路恰好从“成山唐氏”祖墓群中间经过。
3月29日，冯飞发布《关于保护“唐家顶子”仅存文化遗迹的紧急呼吁书》；
4月1日，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出具了《关于贵遵高速施工范围内唐氏家族墓地的情况的说明》，该说明基于对竹林村狮子山文化遗迹的核实论证；
4月29日，乌当区人大常委会作出决议，要求政府将唐家大院、朝阳寺、唐氏家族墓葬群尽快列为区级文化保护单位，提出保护措施，争取列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6月24日晚，冯飞给记者发短信报喜，说：“即将动工的贵遵高速公路复线，已经改动规划图纸，给唐氏祖墓改道让路。成为当代文明佳话也！”
冯飞：“成山文化”研究有近两百年历史
民间对唐氏家族文化的了解，多限于“唐家的顶子，高家的谷子，华家的银子”之类的民谣——一句话，唐家当官的多；而贵州学术界对贵阳三大家族的研究，又偏重于高、华两家，对唐家的研究不够充分甚至回避，造成“成山文化”研究的长期低谷。
“事实上，‘成山文化’具有超越时空的内涵和价值。”冯飞说。他告诉记者，早在清道光年间，“成山文化现象”就引起了世人的关注和研究，迄今有近两百年历史。虽有高峰和低谷，但从没中断过。“其中贵州学人中，清代学者郑珍、莫友芝、陈钟祥、黄彭年、罗文彬，民国学者任可澄、杨恩元，当代学者黄万机、谭佛佑、厐思纯、刘隆民等尤为突出。”他说，在郑珍《巢经巢集》、莫友芝《莫友芝诗文集》、黄万机先生《郑珍评传》、《莫友芝评传》等著作中，不难找到“成山文化”的踪迹，唐氏一族对贵州历史和贵州民族文化的影响可见一斑。
记者：水田镇竹林村一带被认定即是“成山”。之前，唐家大院、唐氏“苏家山”家族墓早已在竹林村被发现。此前竹林村有进入到学者的学术视野里么？
冯飞 ：所谓“成山”，是唐树义之子唐炯为了保护祖墓，刻意为坟山所起的名字，是唐氏家族世代相守、不愿外传的家族密码。1909年，唐炯的妹夫张之洞去世后，自此以后除了唐氏族人，关于成山的具体地点已无人知晓。这样算来，“成山”困扰史学界一个多世纪了。
此前，唐家大院、唐氏“苏家山”家族墓虽早已被发现，但均无法与“成山”联系起来，无法进入学术视野。
记者：新发现的“唐树义墓碑残片”、“唐氏家族墓地石华表”怎么评估它们各自在“成山文化”中的重要性？
冯飞 ：这两件文物是研究贵州民族文化史和“成山唐氏忠孝文化”不可多得的实物见证。被发现后，贵州史学会、贵州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贵州省博物馆考古研究所、贵州文史馆、贵阳市地方志编撰委员会的专家学者，纷纷致电叙赞。专家学者们对其学术研究价值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高度的评价。认为这不仅是贵阳市、贵州省的文化喜讯，同时也是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学术收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