唤醒历史记忆 从中汲取力量
1 把握历史方位，保持坚强定力
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事关人心向背和党的生死存亡，关系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一场输不起也不能输的斗争，必须决战决胜。要保持坚强政治定力，有静气、不刮风，不搞运动、不走过场，踩着不变的步伐，把握力度和节奏，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一步步引向深入。
自夏商周开始，我国历史上王朝的更迭便成为常态，统治者“你方唱罢我登场”，逐鹿问鼎的金戈铁马、猎猎旌旗让人目不暇接。春秋时期鲁国大夫臧文仲从中体会到“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虽然每个政权的兴衰更替都有具体原因，但其中的普遍规律就是腐败导致灭亡。夏禹一生勤劳节俭，到了二世启便好声色，三世康则“娱以自纵”，以致发生内乱、政权衰落。明末腐败严重，400万军队面对磨刀霍霍的12万清军，已化为刀俎上的一堆“腐肉”。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把严明纪律、反对腐败郑重地书写在自己的旗帜上。1921年，党的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就明确了党的纪律。此后，我们党在90多年波澜壮阔的革命、建设、改革的奋斗历程中，从“三湾改编”到延安整风，从毛黄“窑洞对”到“两个务必”，从“三反、五反”到“三项格局”再到惩防体系建设，始终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作为一项重要政治任务牢牢抓在手上。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提到治国理政、兴党兴国的新高度，严纪律、纠“四风”、肃贪腐，取得了明显成效，赢得了党心民心。但与此同时，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复杂，减少腐败存量、遏制腐败增量、重构政治生态的工作任务仍然艰巨繁重。社会上也出现了一些杂音，出现了影响经济论、过头论、阶段论，以及工具论、矛盾论、拐点论、终点论，等等，有的是误判形势，有的是混淆视听，还有的是别有用心，必须深刻认识其本质。
经过鸦片战争后100余年动荡的浴火重生，我国至今尚未达到民族复兴的鼎盛时期，但是腐败这颗毒瘤却已侵入各个领域，“天涯无净土”，成为党的一大忧患。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本质特征。全面从严治党是办好中国一切事情的关键。现在，我们党正在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实现“两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都要求把全面从严治党落到实处。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是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方面，是管党治党的有力支撑。面对严峻复杂的反腐败形势和甚嚣尘上的种种杂音，我们一定要增强历史使命感、政治责任感和忧患意识，用历史眼光来想问题、作决策，保持坚强政治定力，踩着不变的步伐，坚定不移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全面增强党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坚强领导核心。
2 借鉴历史经验，注重古为今用
历史使人明智。不忘历史才能开创未来，善于继承才能善于创新。数千年肃贪反腐留下的卷帙浩繁的历史智慧和经验，对我们今天开展反腐败斗争仍有许多宝贵启示。要坚持有鉴别地对待、有扬弃地继承，古为今用、以古鉴今，使之更好地服务于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
羊舌鲋，春秋时期晋国贵族，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以“墨”（贪污）罪被处以极刑而见诸文字记载的贪官。自此以后，步其后尘纷纷落马者恒河沙数，汗青轴卷中也留下一笔色彩浓重的反贪史。纵观历史上反腐败成效显著的时期，大致有这样一些经验做法值得称道。比如，坚持以民为根、以民为本。《尚书》认为“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唐太宗李世民深谙“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道理，“夙夜孜孜，唯欲清净”，所以“天下无事”。历史是人民创造的，反腐败不能自弹自唱。只有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紧紧依靠群众，才能激发群众参与的积极性，充分发挥人民群众在反腐败中的作用和威力。比如，对贪腐问题一查到底，绝不宽待。1722年，雍正针对吏治腐败、税收短缺、国库空虚这一积弊，责令户部全面清查亏空钱粮。为此，打出派钦差大臣、成立“会考府”（独立核查审计机构）、先查“挪移”后查“侵欺”等一系列组合拳，对查出的贪官污吏一罢官、二索赔、三抄家，一举肃清吏治，甚至有“雍正一朝无官不清”的说法。再比如，注重发挥巡视的震慑效果。巡视制度发端于原始社会的天子“巡狩制”，成形于汉朝的刺史制度，强化于盛唐的十道巡按制，完备于明清时期的巡察制度，在国家监督体系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唐代御史韦思谦说：“御史出使，不能动摇山岳，震慑州县，为不任职。”还比如，注重发挥纪纲、制度的治本功效。商鞅变法“徙木立信”，树立了令出必信、法出必行的形象。刘邦入关后“约法三章”，大军秋毫无犯，赢得了关中百姓的信任和拥戴，奠定了夺取天下的政治资本。我们党历来高度重视纪律建设和制度建设，在西柏坡进京赶考前，更是明确提出“两个务必”、“六条规定”，给全党立下了规矩。当前，我们要按照全面依法治国、依规治党的要求，找准在全面从严治党中的职责定位，进一步深化“三转”、回归“原教旨”，坚持党纪严于国法，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用党规党纪管住全体党员，真正使纪律规矩成为管党治党的尺子、不可逾越的底线。
3 反思历史教训，铭记殷鉴未远
腐败和反腐败斗争贯穿了数千年中国历史，教训极其深刻。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未来学家阿尔文·托夫勒说，如果我们不向历史学习，我们就将被迫重演历史。要善于从反腐败历史中吸取深刻教训，既警钟长鸣，又引以为鉴。
《诗经·大雅·荡篇》说：“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历史上一些统治者，之所以难以跳出越反越腐的政治困局，其中警示发人深省。
警示一：反腐败必须“上下同欲”。自古以来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殷纣王坐拥天下财富仍不满足，宋徽宗后宫三千仍喜嫖妓，明清后期的皇亲国戚、各地侯王整天陶醉于声色犬马，蒋介石的蒋家王朝鱼肉工农、丧权辱国，这样的统治者却要求文武百官固守清廉、坚持道义，岂非痴人说梦？新一届党中央出台八项规定之所以有效管用，就在于中央政治局常委带头贯彻执行，“子帅以正，孰敢不正？”
警示二：反腐败必须“老虎”“苍蝇”一起打。像民国时期那样不敢“打老虎”、只敢抓“鱼虾”的反腐败，被查处者不服气，人民群众不答应，也更加助长和纵容了腐败分子的嚣张气焰。现阶段的反腐败斗争，必须既“打老虎、猎狐狸”，增强人民群众对反腐败的信心；又“拍苍蝇、捉蚊子”，严肃查处发生在群众身边的“小官巨贪”等腐败行为，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满意度和受益感。
警示三：反腐败不能脱离法治的轨道。明朝朱元璋吸取了宋亡的教训，严惩贪官污吏，亲邻连坐、朝堂棍打、刑讯逼供、诛杀九族、剥皮悬尸，手段无所不用其极，但是却没能阻止各级官员前腐后继，明朝甚至被认为是历代贪腐问题最严重的朝代。究其原因，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人治大于法治，反腐败搞“法外施法”。这从反面告诫我们，反腐败要坚持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否则，或许可收一时之效，终难取得不世之功。我们党的纪律审查是一项政治性极强的工作，必须在党的统一领导下进行，讲政治、顾大局，讲规矩、重程序，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反腐败，使反腐败逐步走向法治化、规范化轨道。
4 汲取历史营养，筑牢思想根基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积极借鉴我国历史上优秀廉政文化，不断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王岐山同志强调，要尊重自己的历史文化，把握文化根脉，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坚守和弘扬优秀传统，让民族文化生命得以延续。面临严峻复杂的反腐败斗争形势，既要通过减少腐败存量、遏制腐败增量来重构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也要从传统廉政文化中汲取营养，筑牢廉洁从政的思想根基。
一些有识之士认为，包括儒家思想在内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蕴藏着解决当代人类面临难题的重要启示。中华传统文化中包含着“礼义廉耻，国之四维”等深厚的治国理政、管权治吏思想，也不乏“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和“硕鼠硕鼠，无食我黍”、“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样宣扬真善美、鞭挞假恶丑的文学经典。从传统廉政文化中汲取营养，一要讲忠诚。曾子说“临大节而不可夺也”，苏武牧羊“历尽难中难，大节定不亏”。古往今来，无数志士仁人因其忠诚，被奉为中华脊梁而深受传颂和尊崇。作为新时期党员干部特别是纪检监察干部，更应把对党忠诚作为立身之本。二要敢担当。林则徐说，“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反对腐败、纪律审查是一件得罪人的事。我们所面对的腐败分子往往不是一个人，而是一张网。但人民把权力交给我们，我们就必须以身许党许国、报党报国，该做的事就要做，该得罪的人就要得罪。不得罪腐败分子，就必然会辜负党、得罪人民。必须坚守责任担当，同各种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作坚决斗争。三要真干净。明朝海瑞官居右都御史，死后连殓葬费都要靠同僚捐助，堪称清廉为官之楷模。我们应时刻牢记自己的特殊身份，作“先禁其身”的善禁者，避免被“围猎”、被“设局”，挺起腰杆去监督别人。四要重家风。陆游诗云：“富贵苟求终近祸，汝曹切勿坠家风。”包拯生前立下家训：“后世子孙仕宦，有犯赃滥者，不得放归本家；亡殁之后，不得葬于大茔之中”。明代首辅严嵩奸贪狡诈，其子严世蕃更有甚之，生活腐化、贪酷成性，甚至敢向太子勒索钱财，以致获罪被杀，严家被抄。现在我们查办的一些家族式腐败案件，夫妻联手，父子上阵，兄弟串通，共同敛财，活脱脱就是现实版的严嵩。作为党员干部特别是纪检监察干部，一定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坚持以身作则，教育引导家庭成员以廉为荣、自律自重，养成清廉家风。
（曹继强 作者单位：河北省纪委研究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