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大哥王乾超

随着年事的增高，记忆中的一些往事，常常如珍稀的黑颈鹳似的不期而至，有生动的场景，也有震撼心灵的诗思。我在想，我是地道的屯堡人，我的血管里流淌着前六百年明朝戍边屯田大军的血液，我深深的感谢父母，同时，深深感谢对我影响最深的我的身为贵州地下党员的大哥王乾超。大哥在我十四岁时介绍我参加了安(顺)、紫(云)、长（顺）游击纵队，在他的指引下，我走上了革命的人生道路。于是，在我的记忆中，常浮现出他面临生死考验的急风骤雨似的一个黑沉沉的夜…… 那是贵州临近解放的1948年3月1日夜晚。我的家乡安顺双堡地下党负责人、原安顺城北小学校长刘英泰正召集党的秘密会议，他们以打牌为名，以免被人发现。到会者有安顺、紫云、普定、长顺等地的十八名同志。这样的会从1947年11月到年初，已相继开过三次，主要是具体布署即将举行的春季暴动。当时，蒋介石发动了全面内战，地下党配合正面战场的解放战争，已在全国开展了蒋管区的群众武装斗争，贵州战势发展迅速。当会议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突然传来门外工友喊叫：“刘校长，有人找。”刘英泰以为有家长来访，出门走到操场拐角，面前突然涌出几个黑影，接着暴雨般的拳头和棍棒向他头部和后背砸来，他当即被保安司令部特务何尧鑫逮捕，众多特务又涌入“打牌”室。地下党另一名主要负责人胡博从后门溜出，得方锦坤帮助，越墙而走。王乾超面向扑来的特务边挥拳边叫喊“不准乱来”，这时两个特务拥上一顿毒打，他挂破了脸颊流着鲜血，终被捆绑着，带上了手铐脚镣。当时被捕的有紫云张恒兹，长顺吴学礼，普定林开祥等。王乾超和刘英泰等人被特务扭送上了警车，在嗷嗷怪叫的凄厉车声中，直送到安顺土牢，后又转保安司令部设在贵阳东门外文昌阁的临时监狱内关押。被捕的人带着二十多斤的脚镣，即将接受军统特务们的严刑拷打和轮番审讯。那夜惨淡的月光泻进铁窗，照亮牢中一个潮湿的暗角，王乾超和刘英泰正坐靠一起，身边还有另一位地下党的狱友吴学礼。三人经过敌人的百般折磨，加上长时间饥饿和寒冷，使他们拼着生命的极限，睁大着眼睛，左思右想不能入睡。不知沉默了多久，吴学礼这位老同志在痛苦中对王乾超轻声说：“还好”，并抬起头来看着他，顿了一下，下巴咂巴起来，“你是坚定沉着的。”发出这样的声响之后，狱中又恢复了一片死寂。此时，无声胜有声，三人在艰难困竭之中，心中涌动千言万语。就是吴学礼的一句话，使王乾超激动得流下了热泪。他强忍着没有哭出声来，悄悄地擦去了泪，无数次地自语着：“要坚强如钢，就像身边的刘英泰一样。”在被捕的成员中，大家把王乾超当着一个可爱的敢打敢拼的小青年，而除了刘英泰外，没人知道他的地下党员真实身份。他是按照组织上要求，与地下党刘英泰保持单线联系的。吴学礼是位老同志，他在这次敌人搜捕行动中肯定了自己，王乾超觉得自己在党的母亲温暖怀抱中得到很多温暖和支持。当然，这才是初步的考验，还有更加严酷的斗争等待着。生死关头，自己应当像挚友刘英泰学习，从他那儿吸取巨大的勇气和力量。在沉思中，刘英泰走过的革命道路，又在他的心中重温了一遍。 刘英泰是屯堡人民最优秀的儿子。他出身贫寒家庭，家人种有几亩薄田，因母亲早逝，将薄田变卖，去租种地主的土地，每年将收入的一半交租而无法糊口，后来他的父亲只好去杀牛卖和帮人买卖牛马，以帮补生计。刘英泰幼时读书发奋努力，他品学兼优，受到师生们的称赞。但生活所迫，他初中才读了半年便辍学了。这时，他除在家务农外，还在外头敲小盐卖。对生活的认识，思想的早熟，养成了他坚忍刚毅的性格和独立生活的能力。刘英泰走上革命的道路，是与双堡小学地下党员青年教师朱桂林的帮助分不开的。最初刘英泰只是个失业学生，朱桂林就给他补课，在课余，朱桂林有意识地让刘英泰接触进步书刊。刘英泰对朱桂林十分钦佩，跟着他阅读了《高尔基自转》《母亲》《夏伯阳》《铁流》等进步文学作品，阅读了有关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辩证法、政治经济学以及文艺理论书刊，他如饥似渴地读着，并用工整的小楷作好读书笔记，不知不觉中，他的思想觉悟得到迅速的提高。

后来，刘英泰在双堡小学任教，与地下党的领导人秦天真、陈汉民等接触，1936年春被中共贵州省工委吸收为地下党员。王乾超与他是同一学校的青年教师，思想进步，乐于助人，在外面的朋友很多。刘英泰对他十分信任曾与他商量一起去炸陇开展革命活动。在那边，他们采取与人“打伙计”(即朋友间的合作)的方式，筹集枪支弹药。后邀约了王乾超的同乡舒其英、任其祥、刘初号、杨启龙、刘少先等十人汇聚。一个月夜，在空旷的荒破上，大家庄严地结拜兄弟，歃血盟誓。 1941年夏，地下党在安紫边区开会，布置下一步的武装斗争。会上刘英泰作介绍人，介绍了王乾超入党。当时各地相继发动农民暴动，反动当局采取了严厉的镇压手段，不久刘英泰曾首次被捕入狱，当时是囚于安顺保安司令部监狱2号楼房，而他充满乐观主义精神，带领狱友们坚持斗争，常唱《月光曲》，每当唱到“月亮亮，月光光，照我旧时裳，归时赏月在何方?”那低沉的声调和无限的向往，坚定了战友们对邪恶势力的斗争意志和决心。后来又在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中，为配合解放战争的胜利进行，他与王乾超一起，以学校为据点，发动进步学生，组织“非非篮球队”和“知新”补习班，对安紫边区的武装起义作了大量的准备工作……。原来，关于王乾超和刘英泰，他们聚会时的被捕是事出有因的。地下党经过当时跨度两年的活动，从这年11月至第二年年初，由刘英泰在麒麟屯领导召开过三次秘密会议。到会者有安顺、紫云、长顺、普定等地二十多名同志，其中，贵阳青年中学进步学生梁毕、赵国华也参加了。他们决定在1948年春季暴动。梁毕、赵国华受胡博指示，正回返学校准备弹药，不慎失密，被该校特务校长孙乐陶告密，波及安、紫、长等县的地下党组织，贵阳市警察局和保安司令部开始了一场血醒镇压……。 那一夜，王乾超和刘英泰、吴学礼就这样昏沉沉地坐着，到了半夜5点过钟，快拂晓时，王乾超觉得浑身冰浸浸的，便向刘英泰靠近身子，俩人挤得更紧了。这时，刘英泰突然炯炯有神地看了看还瞪着眼的王乾超，伸出双手抱着他的头耳语道：“你还没有暴露身份，随时准备接受任务。”王乾超听明白了，狠狠地点了点头，直到刘英泰的脸上露出了宽慰的笑容。 信念的支持，感情的契合，刘英泰已经察觉到，这次聚会被破坏得蹊跷，但斗争烈火是扑不灭的。敌人要抓的目标主要是刘英泰，他们对于聚会的具体内容并不得而知，而除了我其余的人身份不明，把他们一起抓起来，只不过推想，既然和共产党员刘英泰打在一堆，那么，这些人多半是反政府的。都抓起来，或可向上级邀功，或可捞些油水。刘英泰作为一名坚定的共产党员和富有斗争经验的共产党员，他在被捕后，就对周围形势有清晰的分析和判断，认为敌人势必要对地下党进行大规模的破坏，要将自己至于死地而后快，而自己虽死，生前却一定要保护好同志们。他想到王乾超是最后当作嫌疑人抓捕的，亲见他关进大牢时，浑身水淋淋的，雨水把他打湿了，他面容憔悴，疲惫不堪，一副受了许多委曲的样子。他信得过王乾超，这样的同志，如果能蒙混过去，不会给敌人提供党的活动的任何蛛丝马迹，凭着他的忠诚，必能为党做更多的工作。 ’ 在敌人的白色恐怖下，敌人对捕到刘英泰这条大鱼狂喜不禁。第二天，军统头目军统处处长周养浩亲自审问，逼令说出地下党的全部机密。但敌人自然不能从真正的革命者的口中挖出任何东西。敌人兽性大发，不能用酷刑敲开刘英泰的钢牙，就给他戴上了二十多斤的脚镣，以死要挟。敌人无奈之后，又用“饿”的办法摧残大家的意志。在狱中，每人一顿只有一碗夹沙糙米饭和一碗米汤。在监狱的人，都饿得十分难受。刘英泰看到同室的安顺革命青年董登科因饿晕倒时，他每顿饭都省下一半匀给小董，鼓励他坚持到底。岁寒而知松柏之后凋，被捕的人经历着一场生死考验。王乾超与大家关押在安顺县监狱后，又转送至贵阳岳英路监狱，被何某某组长、雷某某科长、李佟仁科长、张培树、杨文波等特务审讯多次，他们软硬兼施，拳打脚踢，皮鞭猛抽，坐老虎凳，用撬棍撬等重刑逼迫招认地下党内情，武装暴动问题以及与相互的关系。敌人严酷审讯，大家始终坚贞不屈，没有暴露身份，严守党的机密。这次地下党聚会，刘英泰主要是传达上级组织关于武装暴动的决定，并讨论安排具体事宜。参会成员范围限在本地，被抓的人不多，而王乾超等又未暴露身份，现在敌人狗急跳墙，不会放过自己，自己即便牺牲了，但党的工作一定要继续下去，安排好下一步的工作。王乾超被抓时，狱吏们听说他是殷实人家子弟，就打起主意：不管怎样，抓了来，按照惯例，如是共产党，那好办；如不是呢，也好趁机敲诈他家些钱财。在牢管事的，不靠这些办法，哪去弄些油水添补自己。在寂静的夜，当没人在身旁时，刘英泰向王乾超交代了任务，说：“乾超同志，敌人不知道你的身份，你就要好好埋伏下来。等你出狱后，立刻去找安、紫、长游击队的负责人，组织暴动，迎接解放。”王乾超认真听着，眼里闪动泪花，他决心把刘英泰在牢中斗争的情况向组织作好汇报，便回答：“交给自己的任务，一定完成，哪怕献出自己的生命。”刘英泰握着他的手，低声说：“那你快走开去，别被发觉。”王乾超有多少心里话要对自己的上级、战友倾吐，他十分痛苦地走开，心像刀子在割一般。不久敌人放出了口风：只要王乾超拿钱赎人，就可以将他放出大牢。当时，他们所要的是巨额钱财，这是一般人家经受不起的。王乾超父母闻讯后，急得哭作一团。王乾超的朋友也着急地四处奔走。在那段日子里，王乾超的迅速成长和奉献又一次感动着父母和友人们，他们想起了王乾超的迅速成长和献身精神…… 王乾超幼年时期受党的影响约在1935年至1936年期间。他就读双堡小学时，当时地下党朱桂林是班主任老师。在朱老师影响下，他对党的认识觉悟有很大的提高，有了参加党组织的迫切要求。继后又有刘英泰、张恒兹、洪鼎、付文华、付文义同他联系，在双堡等地开展革命活动。刘英泰作介绍人，他于1941年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分配搞青运、学运工作。皖南事变后，他以教书为掩护，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统治罪恶，进行秘密革命活动，筹备组织武装力量…… 王乾超父母和二叔王志清、三叔王志斌三家变卖了土地和房产，拉了两垛子银元和锦缎，才将他保出。那天，乡里人看见了，便一传十、十传百的，都知道王家如何倾家荡产保人。王乾超一出狱后，就打听刘英泰在狱中的情况，那时刘英泰又被转入野鸭塘监狱，这是国民党“特种汇报会议”直接管辖的秘密监狱，军统和中统管理的重要政治犯多关于此。刘英泰因饱受敌人折磨，身患重病，一脸络腮胡子，颧骨突出，衰弱而苍老，步履十分艰难。但他却坦然无惧，他念着“慷慨赴死易，从容就义难”的动人诗句。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关心的是党的事业和身边的同志。1948年10月10日下午三时，乌云笼罩，监狱外响起汽车喇叭声，特务所长和几个宪兵打开监狱门叫道：“恭喜你们，听我点到名的出来，你们到保安司令部那边去解决问题。”接着点了刘英泰等几人的姓名。刘英泰知道最后的时刻到了，拖着沉重的脚镣，气宇轩昂地走了出去。当天晚上，贵阳军统头子何锦书一纸令下，年仅三十一岁的刘英泰被杀于图云关。同时遇害的还有吴学礼、袁克勤、郑德林、粱毕、赵国华等地下党员。王乾超出狱后，很快与地下党取得联系与杨诗书组织安、紫、长游击队，杨任司令员，王乾超任参谋长。王乾超与游击队的领导人一起，分析了当时的革命形势，认为刘英泰以及一些同志虽已牺牲，但地下党组织还有广大的群众基础，为此，他们经过努力，把安顺、双堡、杨武、紫云、板当、猫云、坝羊、长顺的安乐乡等地约有500多人（枪）的武装力量组织起来，打出“安紫长边区游击纵队”的旗号。一方面配合解放军南下，不断骚扰袭击国民党残兵败将；另—方面积极痛打当地地主爪牙，积极开展了多次战斗：1949年7月在鸡场截击伪保安一总队长牟开荣部，缴获步枪15支、手榴弹、子弹各十余箱，轻、重机枪8挺、炮5门、军马一匹。同年8月在鸡场伏击紫云县保井队，攻打双堡恶霸地主刘少伯和安顺伪保井队，缴获步枪30多支、轻机枪3挺。同年10月人民解放军已临贵州，他们抓住有利时机，在双堡、杨武两地击溃安顺伪县长李紫珊匪部，接着攻打伪国防部监护营，又在紫云攻打于克武的地主武装，到长顺攻打张继华伪区公所。经过战斗，武装力量逐渐壮大。这时已拥有2000多人，1500多支枪的人民武装队伍。同年11月15日安顺解放后，他们又与人民解放军十七军49师在城区会师，安顺军分区副政委翁可业同志到军部作指示，不久他们正式改编为安顺军分区整训大队，撤销原“安紫长边区游击纵队”的番号。接着上级派来了部分军代表与他们指挥在旧州和曹绍华、宋士鼎匪部战了七天七夜，在老罗坡攻打谷益生土匪，先后在老青山攻打宋绍文土匪，在水桥、牛官等地消灭动乱的土匪。50年部队进行整编，一部份划入安顺县大队，一部份划入紫云县大队，一部份划入十七军警卫营，一五一团招一部份，其余的调军大五分校学习，杨诗书调安顺县人民政府，王乾超调十七军工作队，到家乡一带搞清匪反霸等工作(五大任务)。后调教导大队一段时间又到一五一团炮兵团任排长，到黑水剿匪，战斗中因作战勇敢荣立团二等功一次。王乾超在人民解放军八年时间，1956年转到安顺县水电局做党的工作，数年后病逝。而今，在我的家乡双堡镇中心地段，当地群众为纪念革命前辈们，建起了一座烈士纪念碑。我仰望着纪念碑，常想：这是纪念屯堡英烈刘英泰的，而我的大哥王乾超是他的亲密战友和同志，因此这座丰碑是为他们共塑的，是为千千万万革命先行者们共塑的。我的一位文友写了一篇充满革命激情的小诗：

屯峰挺立一青松，

饱览风光天下雄。

日照寒山披锦绣，

月笼秋水跃金龙。

雷鸣万壑捶鼙鼓，

电挚千岩走玉骢。

大地春回盈紫气，

晨曦如酒醉东风。是啊，正是有了这些革命先行者们的精神光照，才有我们今天社会的进步和人民的幸福，我和许多朋友们也都心甘情愿地不断为之作出自己绵薄的努力。

作者单位：云岩区政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