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民企被指打高科技牌子圈地搞房地产 一年赚30亿

编者按：随着科研经费的快速增长，我国在众多领域取得了丰硕的科研成果，多项重要科技指标大幅上升。但我国科研活动与经济发展在不少领域脱节，突出表现为科研投入分散、考核机制扭曲、研发层次低端、市场效率低下等方面，阻碍了创新驱动能力的提升。作为创新的“血液”，科研经费的流失与低效触目惊心，本报从今天起推出《创新的“血液”哪儿去了》系列报道，敬请关注。

统计显示，2006年以来，我国科研投入进入快速增长时期，2013年我国全社会研发投入已达1.19万亿元，占全球研发投入比重达到11.7%，规模居世界前列。多家科技型企业负责人对《经济参考报》记者反映，随着科技经费快速大幅增长，科研管理体制中的某些弊端也暴露无遗，一些政策缝隙被撕裂、政策漏洞被击穿，科技投入中途截流、跑冒滴漏普遍，甚至被套取挪用。

部分企业打科技牌捞“快钱”

政府为支持科技创新不遗余力，然而一种科技“掮客”出现在科技市场上，其手法是与企业合谋套取科研拨款，再收回扣。某些企业打着高科技的牌子圈地搞科技园、产业园，其实是利用政府提供的廉价土地资源，搞房地产开发，获取土地增值暴利。

“科技市场上最近出现了一种科技‘掮客’，与企业合谋套取科研拨款，再收回扣。”江苏一位企业董事长说，“我们公司的这几年发展较快，已占国内人造草坪市场45%份额，并出口到几十个国家，地方政府给予的支持很多，受到的关注度不断提高。不久前，有一个熟悉科技项目运作的人找上门来，表示能够争取到相关部门的科技项目经费，可达1000万元。如果企业愿意配合上报项目，等争取到经费后，双方各分500万元。我当场拒绝了这个要求。”

“政府为支持科技创新不遗余力，财政投入、税收优惠、土地划拨等方面投入巨大，尤其是大型民营企业，创新机制灵活，特别受照顾。”云峰基金发起人、江苏五星控股董事长汪建国说，“我所知的一家大型民企，在全国圈地12宗，一年赚了30个亿。打着高科技的牌子圈地搞科技园、产业园，其实是利用政府提供的廉价土地资源，搞房地产开发，获取土地增值暴利。科技创新需要坚守阵地，耐得住寂寞。现在大家都在想方设法捞‘快钱’，没人愿意踏踏实实做事。政府对企业太照顾，有可能害了企业。”

记者在采访中获悉，某项国家重大科技项目，已获得了国家科技经费20亿元，并拥有自己的上市公司，近日在某地级市圈地2800多亩，计划投资100亿元建设一个科技园区。该园区计划打造一个集应用与服务、产业孵化、科技体验与休闲观光、国际高端学术交流和技术外包服务等体系的综合园区。

该项目一位内部人士向记者透露，这个科技园土地价格远远低于市场价，还规划了酒店以及住宅地产。记者在项目现场看到，该科技园更像是一个大型综合房地产开发项目，俨然是一个新城镇的规模。“我们这种国家重点项目，省里不敢管，市里抢着要。挪用国家科研拨款搞房地产开发，尽管可能获利丰厚，不会造成国有资产流失，但是这种做法会分散许多精力，也是不符合资金使用规定的。”该企业内部人士说。

企业本为主体反成傀儡

“以企业为主体说了很多年，其实企业常常被当成炮架子利用。现在申请科研项目要求必须有企业参与，否则主管部门不批准，于是许多企业被拉进来做样子。”中国机器人产业联盟主席、新松机器人总裁曲道奎说。

曲道奎是留德博士，目前兼任一家研究机构博导，长期在科研机构和企业从事研发创新实践。他介绍说，“我经历过一些所谓的创新项目：项目申报环节，大学、科研院所早就谈好怎么分钱了；执行环节，没人监督，也没人真正搞创新；到了验收环节，找一帮专家，都是研究机构、大学教授熟悉的人，都是来分钱的。申报、执行、验收三个环节都有问题，很多钱就做了无用功。”

“有的项目让企业进来，其实也就是借用企业的名义，分给企业一些钱，企业根本没有主导科研活动，创新工作也没有核心和主体。”曲道奎反思，“产学研”已经提了很多年，究竟谁是主导？这是最关键的。我国的工业化尚未完成，很多企业自身没有研发能力，没有专家队伍，也不会组织研发，不知道哪个产品该创新，哪个技术有市场。于是，很多科研项目是以“学”为主导，但“学”又和产业离得太远，导致科研创新成果不能形成产品，没有市场推广性，不可能产业化。

曲道奎认为，“让企业成为创新的主导，前提是企业必须具备主导的能力，我国绝大多数企业是民营小微企业，没有能力主导创新。有的大型生产制造国企，也没有创新能力；有的具备创新实力，但是老总又是行政任命，只想短期出成绩，没有长远打算，没有创新的动力。如果要强迫这些企业主导创新，会成为另一场灾难。因此，当务之急不是要增加多少经费、设置多少项目，而是要筛选出真正具备创新能力的企业，避免经费再打水漂。”

监管体系存漏洞

有业内人士认为，近期出现了许多科研领域腐败案件，究其原因，是体制内管的太死，但没有管好。而科研经费一旦进入市场化的公司和企业，基本就没人管了，因而出现各种寻租现象。

深圳华大基因是一家拥有4000多人研发团队、基因测序能力稳居世界第一的公司。该公司在发展过程中经历了两次从国有到民营的“脱胎换骨”，折射出国有科研机构深层次问题。

华大基因总裁汪建告诉《经济参考报》记者，1999年，他与几个研究人员为了完成国际人类基因组计划，脱离国有科研机构创办了华大基因研究所。他们争取到国际人类基因组计划的1%任务之后，自筹资金1500万元，并获得了国家有关部门3500万元支持，组织完成了基因组计划。2002年，一家研究机构决定以华大基因为基础成立“北京基因组研究所”，将华大基因核心骨干全部纳入中国科学院体系，由“体制外”回到“体制内”。2007年，研究所几十名科技人员再次放弃国有体制，二次创业。短短几年发展成我国生物技术领域领先团队。

汪建表示，体制内一些机制严重制约了研究工作，两次脱离国有体制是“逼出来”的。

首先，体制内缺乏决定“研究方向与任务”的权力。假如留在体制内，不可能集中4000人专门从事基因测序与分析工作。体制内研究所学科设置完善、齐全，资金分配也无法集中在一两项重点研究，造成许多研究工作没有科学和使用价值，更不可能进入国际前沿。体制内科研资金分配是分散的，华大基因不可能将8亿多元专门用于基因测序与分析工作，用近2亿元经费购买测序相关设备。

其次，体制内对人力资源的调配权有限。目前，华大基因研究院执行院长王俊不到40岁，累计在国外顶尖杂志发表论文40余篇，远远超过了许多院士的论文数量。李英睿、徐讯等业务骨干均不到30岁，却发表了近40篇国际一流论文。高中肆业的赵柏闻，17岁时放弃高考进入了华大基因，如今作为主持人带领着一个由近10位外国教授、博士组成的研究团队开展研究工作。这些在体制内是不敢想象的。

“企业要搞科技创新，一定不能按照主管部门制定的战略方向和资源配置方向为方向，因为这两方面常常与市场方向发生偏差，一步走错可能步步皆错。”汪建说。“近期出现了许多科研领域腐败案件，究其原因，是体制内管的太死，但没有管好。而科研经费一旦进入市场化的公司和企业，基本就没人管了，出现各种寻租现象。”

(本版除署名外，均由记者邓华宁、俞俭、许祖华、赵孟卓、丁静、杨宁、吴晶晶采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