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扬林同志在“我与贵州的故事”征文大赛中获奖

        要基于怎样的机缘，我才可能会再一次聆听到那如歌的苗语。

　　“官占城，汉占坪，苗家住在半天云”。

　　我站在山顶向对面更为高大的山仰望去，展现在我眼前的是一幅异常壮观的场景。几近九十度的山坡上，密密麻麻的是一幢接一幢的苗家吊脚楼，如一块毯子从山顶一直挂到山脚。在这深山老林中步行了五个多小时的我们，沿途没看到一户人家，没料到在这大山深处，竟隐藏了这样一个“与世隔绝”的苗民的家园。

　　我走进了这个位于大山深处的名叫久吉苗寨的家园。但两三个星期过去了，因为语言的关系，我和这个民族还是若即若离。邰中华是这个寨子里为数不多的到县城打过工的人之一，他的汉语比起村干们颠来倒去的汉语来说，要流利得多，标准得多。苗语本没有书面的文字，但邰中华还是给我找来了一本黔东南方言的苗语课本，这是一本根据当地苗语语言规律编写的苗汉对照课本。就是通过这个课本，我才得以真正走进这个民族。邰中华做了我的老师，一有机会，他就带着我走七八里的山路去观看邻近的几个村的斗牛比赛，去参家加他们的芦笙歌舞。我甚至还和邰中华一起参加了他们颇具民族特色的“朵堆格”的游戏(苗族青年谈情说爱的活动，意译为“逗姑娘”)。在傍晚火光的掩映下，大胆的苗族“堆格”们总是联起手来捉弄我，然后看着我用生硬的苗语向她们求饶，她们围着火塘在昏暗火光的掩映下放声的笑了。在这样的笑声中，我感觉我离这个民族是这样的近。

　　这有着“b x d l t s k f”八个声调，说话犹如唱歌的苗语着实吸引了我，我常常围在老乡们周围听他们说苗话。不管是哪个老乡家杀猪，哪个老乡家立房子，只要是老乡们聚集在一起，我都要拉上邰中华一起凑上去，在旁边说上两句，以便在实践中检验我的苗语。

　　后来邰中华当兵走了，他也是我所知的解放半个多世纪来这个寨子里第二个当上兵的，而且还是在北京当兵。对于这个寨子，对于这个民族，这是一种荣耀。邰中华走的那天，寨里为他举行了一场芦笙歌舞，差不多整个寨子的姑娘身着盛装把他一路送到位于山顶的村口，鞭炮声和悠扬婉转的苗歌声随着送行的队伍一路响个不停。

　　我夹在送行的队伍中，默默地替邰中华高兴。在这个寨子的这段日子，我一直以为，与世隔绝，是这个寨子贫穷落后的主要原因。按“生苗”、“熟苗”的分法，久吉苗家应该属于“熟苗”，因为他们的田地在赋税之内，人丁在徭役之中，他们加入了民藉，有国家户口。但就他们的经济生活来说，他们还属于“生苗”，他们居住在这深山老林中，穿自己织的土布，喝自己酿的米酒，他们过着的，还是“自给”但不一定所有时候都能“自足”的自然经济的生活。地理环境的偏远使得他们绝少与外界联系，这种隔绝又使得他们在这大山深处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生活方式，这种不同的生活方式的一个明显表现就是他们用他们特有的语言进行交流。从呀呀学语的小孩，到满头银发的老者，于他们口头流传着的是——他们自个儿也写不出的苗语。

　　因为地理环境的偏远，他们大都不与外村通婚，而好几千人的久吉苗寨却只有邰、李、余三姓，往往一家人从祖父到曾孙，男男女女，都是一个姓。这儿的女孩是不念书的，到十四五岁就得嫁人，我们就参加过一个叫余里格的小姑娘的婚礼，新郎是她的亲表哥邰里丢。由于近亲的原因，这里很多的娃娃患有先天疾病。我们刚到这个寨子的头两个星期，就亲眼目睹一个小孩在寨子里的空地上玩着玩着就倒地死去了。

　　我想，因为走出了这个寨子，邰中华以后的生活必定与他的祖辈的生活有着极大的不同，而他的生活，也将或多或少地影响、改变着这个寨子沿袭了上百年的所固有的生活方式。我默默地祝福着邰中华，默默地将这个小伙子的苗名——“邰报吲丢”与“北京”这两词反复地念叨着。

　　送走邰中华的一个周后，我也离开了这个我生活了近一年的苗寨。我享受到了和邰中华一样的待遇，身着民族盛装的苗族少女们在低沉浑厚的芦笙声中，手持牛角在路口依次排开，向我敬那自产的米酒，我一一的凑上嘴去喝了。站在山顶，我久久凝视这位于大山深处的苗家吊脚楼，感觉到它既熟悉又陌生。我想起了自己以前在各式的旅游景点见到的苗家吊脚楼，我想象着它们之间的异同。它们之间，有着相同的结构，不同的是，大山深处的吊脚楼比起景点的吊脚楼来说要简陋得多、破败得多。想想也是，景点装饰华丽的“吊脚楼”是用来提供给人来休闲的，住的是有闲的有钱人，而这山间破败的吊脚楼，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生存、生活的居所，居住着的才是真正的苗族同胞。

　　走在寨子凹凹凸凸的石坡上，我一次一次的抬头看这一方位于大山深处的天空，一簇簇支在头顶的木条搭成的晾禾架将天空割成一块一块的，象一张张的网。这一张张的网，落满了岁月的尘埃。因为我们的到来，它们曾微微颤动过，现在，会不会因为我们的离去，它们又会恢复它们往日的宁静。我一次一次的扭回头，一步高一步的俯瞰看这个位于大山深处的我生活了近一年的寨子。鞭炮声止了，几十支高擎着的芦笙也渐次地放下了，在山顶，送我出寨的邰中华的哥哥唱起了苗歌。他起一句“磨街夯夯磨”，山腰的老乡们齐声“磨街夯夯磨”地唱了下去。好几百人，一齐唱起了这首歌，歌声在山间缭绕着，经久不散。这是一首叫“回家慢慢回”的送别歌，我放开喉咙，跟上了他们的调子——“磨-街-夯-夯-磨……”

　　这是出自大山深处的最为粗犷的声音，也是这个民族最为朴实的表达。这声音维系着我和这个民族的情感，它如雨后的水雾，在山间慢慢酝酿，慢慢蒸腾，越聚越浓，越聚越酽。大山不语，将这声音，和同这个民族，和同我，一起揽于怀中，默默地为我们的这份情感作证。

　　这声音一直把我送出了山外，一直存留于我的记忆里。五年后的今天，它还时不时地在我的脑海中响起。在忙碌喧嚣的都市，在我并不宁静的书房一隅，那只苗家少女送我的牛角静静地挂在墙上，让我口里每每滋生米酒的清香。一次一次地，我翻看那本黔东南方言的苗语课本，只是，一次一次地，我都不能复原那声音的原腔原调了。我不知道，要基于怎样的机缘，我才可能会再一次聆听到那如歌的苗语。或许，上天给我与这个民族的缘分，就只这么多，那曾经响起的天籁之音，只能永远存留于我的记忆深处了……

　　有一天手机响起。

　　“喂，你是李老师吗，我是邰中华。我在剑河。”

　　听到这个声音后突然来临的兴奋使我有一种异常的亲切感。我对着手机喊：“邰报吲丢，你说苗语，我听得懂的，我喜欢听的！”

　　我所有关于久吉、关于苗寨的记忆，都因为这个电话而重新明朗起来。五年的时间，我不知道久吉有没有忘了我，久吉的父老乡亲有没有忘了我。但我想，通过这个电话，通过邰中华，我与这个寨子，与这个民族的联系又得以延续。

　　邰中华退伍后在他们县城一个单位应聘做了保安。在我要完成这篇文章的8月3日早上，我又一次接到了邰中华的电话，邰中华说他要来省城来看我。我说，好！你来教我说苗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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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辑：王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