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地对港4天才供一次水
新华网香港2月27日电（记者苏晓 牛琪）一个平常的周四上午，家住香港将军澳的梁先生感到很不习惯，他所居住的屋苑当天早上清洗食水池，上午要暂停食水，梁先生刷牙、洗脸的水也都要省着用了。
不过，梁妈妈就习惯很多。她说，现在香港的年轻人没有经历过缺水的日子，但对上了年纪的香港人来说，短暂停水在生活中再正常不过。
三面环海的香港，曾饱受淡水奇缺之苦，直到1864年才供应自来水。但开埠初期的香港，主要“水源”多靠收集山涧水和雨水，因此每遇大旱，水荒必至。
1963年，香港遭遇百年一遇的大旱，4天才能供水一次，每次供水仅4个小时，300多万人生活陷于困境。
当时住在中环的曾先生回忆：白天大部分时间都没有食水供应，只有每天早上和晚上供水一段时间。“香港许多人家都买大水桶用来装水，那个时候普通文职人员每月人工一百多港元，一个大水桶就要几十块，但却卖得很好。”
在曾先生的记忆里，彼时水对香港人特别珍贵，每户人家都会循环利用：洗米的水，会再用来浇花；洗澡的水，会再用来拖地。
这种困境在1965年得到改变——当年3月建成的东深供水工程开始正式向香港供水。仅1965年，以“供港水源”著称的东深供水工程就向香港供水150亿加仑（折合6820万立方米）。
“很难想象没有东江水，生活会是什么样子。”曾先生说，“一滴水，甚至能够挽救人的生命，它是难以用金钱来衡量的。”
经历过几天来一次水的岁月，香港富丽华珠宝金行的孙女士也觉得那段时间实在苦不堪言。“后来，有了东江水，就好很多了。”
“如果不是内地支持，香港哪会有这么好。”她说。
为支撑香港、深圳和东莞三地经济的高速发展，从上世纪70年代以来，东深供水工程进行了四次大规模的扩建、改造，累计耗资76亿元，供水能力最终提升到如今的24亿多立方米，并且优先保障香港每年最高11亿立方米的水量。截至目前，东深工程已累计对香港供水223．48亿立方米。
“东江水是香港的命脉，没有了东江水，香港不可能成为一个繁荣稳定的城市。”香港特区立法会议员叶国谦说。
从小的方面来说，东深供水满足了香港等沿线地区的百姓民生需求；从大的方面说，解决了香港水源匮乏的瓶颈问题，奠定了其经济社会稳定的基础。
对于有些人诋毁内地通过东江水赚钱，叶国谦表示：“很明显东江水的资源各个城市都抢着要，今天香港不要，也有充足的城市想要接收。”
无论如何，50年来香港市民对缺水的恐惧已经一去不复返。由于确保对香港供水的东深供水工程的存在，曾先生再也不用担心家里会像以前一样停水了。
延伸阅读：
1965年2月27日，庆祝东江——深圳供水工程落成大会在塘头厦举行。
“清清的东江水，日夜向南流，流进深圳，流进港九......你是祖国引出的泉，你是同胞酿成的美酒，一醉几千秋......”在《多情东江水》当中有这样一段歌词，记载了东江水供养深港同胞的故事。这个故事的开端，要追忆到上世纪60年代中期，香港遭遇大旱，全港陷入恐慌。时任国务院总理的周恩来一声令下，中央拨出专款3800万元，以11个月高速建成东深供水工程，从此结束了香港长期缺水的历史。
对于今天的香港来说，水荒已经成为远去的历史。延绵68公里的东江水，已经滋润了香港整整50年，每一滴清澈明净的水，都见证着东江两岸的人们对700万香港同胞的手足情深，也见证了祖国和香港血浓于水的深情厚谊。
三面环海的香港，曾饱受淡水奇缺之苦。开埠初期，香港的主要水源多靠收集山涧水和雨水，因此每遇大旱，水荒必至。1963年，香港遭遇了60年一遇的大旱，之后的一年间“河塘干、田园裂”，全港的建筑进度减低40%，工业损失过亿。突如其来的灾难，让经济刚走上“起飞道”的香港，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危机。
楼下闩水喉慈母练就狮吼功
“一盆水五六个人轮流洗澡，留下的污水洗衣服，最后冲厕。” 1962年出生的何妙玲，常常听爸妈讲制水时邻里之间的家长里短。“我父母说，那时候家里的锅碗盆瓢，只要是能装水的，都得派上用场，邻里之间为水不时争执反目的事情时有发生。‘楼下关水喉’这样的叫喊声更是抑扬顿挫、此起彼伏充斥整栋大楼的日常生计......”
香港随处可见的唐楼，来自楼上住户的“唤水声”，曾是一整代人的记忆。在71岁的区国榴幼年记忆里，全家老小依次轮流拎水桶去楼下邻居家借水，是每日的必修科目。“那时候上门借水次数多了的话，我也会不好意思，而被借的那户人家到后来，看到上门借水的人都感觉是来讨债的一样”。要借到水，靠情面维持不了多久，所以每天绞尽脑汁去借水。一日能借到一两小桶水，一家人要经过严格分配用水，常常是洗脸都只能打湿毛巾随便擦一下，甚至连口渴时喝水都得忍住。也是因为每日好几通楼上楼下的大声“唤水”，他原本说起话来柔声细语的母亲，不知不觉竟练就一副惊人的狮吼功。在那段缺水的日子里，由于水压过低，家住在4楼就算在非制水期间也很难放出水来，用一碗清水两勺子黑醋清洁身体的“干浴法”也成了母亲最引以自豪的生活小妙招。
“在香港水库蓄水量最少的时期，仅够供应43天的居民饮用水。350万港人的生活陷入困境，20多万人逃离家园。”回忆起每4天才供水4小时的惨况，不少老一辈香港人坦言那份痛苦仿若发生在昨天。
东江水输港地理资料
周总理批建解香港同胞之急
1963年6月，港英当局代表到广东省会谈供应淡水问题，要求提引东江河水。广东省一方面请示中央，同时派出干部到东江、深圳一带勘察。至9月底，经过多方比较，确定了自东江经石马河建梯级抽水，或铺设管道送水到深圳水库供水港九的方案。
同年底，周恩来总理抵达广州，广东省领导向他汇报这一方案，总理当即指示：该工程关系到港九300多万同胞，应从政治上来看问题。他要求，工程应综合考虑，结合当地农业效益进行兴建，并决定由国家计划委员会从援外经费中拨出3800万元专款，由广东省承担兴建，把东江水经过8级提水站，倒流83公里，注入深圳水库，再由深圳水库输入香港。
1964年2月，“千军万马齐上阵”，只用了11个月，就建成了东深供水工程。且工程的全部设计、施工和费用都由中国政府承担。后来又根据香港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进行了3次扩建和一次大规模改造。
沿线公众支持50载水质稳定
1965年3月1日，正式开始向香港供水。也是从这一天开始，香港长期缺水的窘境得到历史性改变。在此后的50年里，这项历经四次扩建改造的供水工程不仅已成为整个大珠三角区域内最为珍贵的“水源生命线”。迄今，每年输水占香港所耗淡水近八成。
此后，每任港督到任不久，总要到东深供水工程去拜会一番。前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在回忆录关于香港问题的章节中，特别提及“东深是香港繁荣和同胞生存的特殊工程”。
随着中国工业化进程加快，污染威胁也不断加重，大量的河流、水源遭到污染，但东深供水工程一直保持稳定的水质。在长达50年的时间里，哪怕沿途有深圳、东莞等城市工业狂飙突进，河源、惠州等市也渴望发展，但东深供水工程不仅从未中断，而且依托沿线各地政府部门和社会公众的支持，这条生命之水的水质一直稳定保持在优于国家Ⅱ级水源标准以上。
横跨深圳河支流梧桐河的东深供水工程输水管
供水大事记
1959年11月15日，深圳水库破土动工；翌年11月15日，港英当局与广东省政府达成协议，每年由深圳水库向香港提供2270万立方米饮用水。
1963年，香港遭遇60年一遇的严重干旱，水荒造成了严重的生存危机。同年5月，广东省表示可以向香港免费提供淡水。粤港多次进行磋商之后决定兴建东江——深圳供水工程，从东江引水供应香港。
1964年4月22日，广东省与港英政府签订《关于从东江取水供给香港、九龙的协议》。协议规定，从1965年3月1日开始，广东每年供应香港淡水6820万立方米。
1965年2月27日，东深供水工程落成剪彩，于3月1日正式向香港供水。
但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港英政府一再向东深供水工程提出新的要求：1976年供水达到1.68亿立方米，1987年供水达到6.2亿立方米；1989年，再次提出增加供水。
一期扩建，从1974年3月到1978年9月，加建7台抽水机及中小型水库；
二期工程，从1981年10月到1987年10月，扩大原工程在马滩、塘厦、竹塘、沙岭、上埔及雁田的抽水站，加高深圳水库主坝1米；
三期扩建，从1990年9月到1994年1月，在原有设施基础上展开，共增加20个单项工程，其中包括全长6.42公里的雁田引水隧洞，地质条件尤为复杂，历时3年4个月建成贯通。三大工程逐一满足了香港人口和经济发展的需求。
2000年8月按照广东省政府的部署，斥资45亿元，启动四期东深供水改造工程，兴建从桥头直达深圳水库的封闭管道，2003年6月28日完工，全线51.7公里。
2015年3月1日，供水迎来建成和投入使用50周年。截至目前，东深工程已经累计对香港供水223.48亿立方米，几乎相当于一个半洞庭湖的水量。
香港境内东深供水工程输水管
【相关报道】香港供水系统背后的政治角力
来源：政见
时间：2014-10-21
作者：张烨
供水一直是香港面临的难题。1960年，香港同意接受中国大陆供水，成本低廉，但几乎同一时间，港英政府开始花巨资建立起一套发达的本地供水系统。这种“多此一举” 的行为背后，是一个在复杂地缘政治处境中艰难生存的香港。
在最近发表的一篇论文中，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行政系的李家翘博士梳理了香港供水问题背后的政治角力。他指出，香港供水呈现的并不是一个从发掘本地资源到依赖大陆的自然过程，而是曲折复杂的政治结果。中英双方对香港供水权的竞争、各方力量对香港的支配、变化中的边界本质与政治格局，共同造就了香港拥有世界级本地供水系统而依赖大陆供水的奇怪现实。
身处三大夹缝间的香港
1842年，成为英国殖民地的香港再也不是普通的南方一隅，而是长期置身复杂脆弱的地缘政治之中。李家翘认为，这种复杂性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香港夹在中英之间。殖民地时期，香港是英国对华贸易的门户，也是重要的军事基地。无论是清帝国还是中华民国，对香港“外国势力桥头堡” 的身份都十分忌惮。1949年新中国成立，解放军行军至当时的中港边界，令殖民地大感恐慌。最后中方出于现实考量，决定暂不进入香港。然而英方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在香港的统治已受到威胁。于是他们采取了一种现实主义策略，把自身角色约束在维护香港内部秩序上，以免激怒中国。香港回归前，中英间对于香港的争夺没有停止。
其次，香港夹在美苏两大阵营之间。冷战时期，香港的处境变得更加复杂。它夹在中英之间，中英又分别属于两大敌对阵营。这种微妙的处境令治港者如履薄冰，许多政策必须灵活处理才能化险为夷。例如在朝鲜战争中，尽管香港需要（跟随英国）履行联合国对中国的禁运政策，大量物资还是技巧性地经由香港运到了中国。冷战或许已经结束，但意识形态战争的阴影仍然挥之不去。
最后也是最容易被忘记的，香港夹在国共之间。在国民党败退台湾、香港尚未回归的这段时间里，香港成为双方角力的战场。有数据表明，1980年代，国共双方共有约6万人在香港活动。此外，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复杂的历史背景，不同势力都在积极争夺在香港的利益。今天的香港，仍是世界重要的情报中心。
淡水的战略意义
正因为长期处在这种复杂的地缘政治之中，香港的发展基础十分脆弱。审视一套供水系统的建立，我们看到的更多是政治较量。
尽管气候潮湿多雨，但香港的供水长期得不到保障——花岗岩岩层无法提供充足的地下水，地表又缺少主要河流与湖泊。降水量大但集中于春夏季，且狭小的土地无法有效贮存雨水。从殖民地早期开始，香港就需要自己解决供水问题。然而二战后人口激增、经济发展，原有供水量远远无法满足需要。1959年的一场大旱，迫使港英政府在1960年同意接受内地供水。
淡水作为一种战略性物资，由谁来供应关乎政治利益。城市生态安全理论（urban ecological security theory）认为，对外来生态资源的过度依赖会威胁城市生态安全和政治“尺度”（scale，参考‘比例尺’ 的定义）。英国为了维护香港殖民地独立城邦的地位（小尺度），避免其成为中国的一部分（大尺度），在接受大陆供水的同时制定了如下策略：一方面接受来自中国的供水以解燃眉之急，另一方面，建立起香港本地独立供水系统，使香港日后不再依赖中国供水。
船湾淡水湖
在建立自给自足供水系统的目标下，香港于1960年开始兴建船湾淡水湖（Plover Cove）。这并非第一个本地大型供水项目，但它是港英政府因应香港向内地购水而推展，有战略意义。这项工程直到1968年才建成，原本预计可使香港在七十年代无需依赖大陆供水。然而在1962-1964 年，香港遭遇了极为严重的干旱。港英政府与广东省协商，计划建立东深供水工程（Dongshen Scheme），引东江水入香港。协商起初很不顺利，英国担心中国趁机提出更多政治条件。后来在周恩来总理的干预下，双方终于达成一致，1965年开始向港供应东江水。
政治动荡中，本地供水系统建立
供水的争夺远未停止，并卷入了更糟糕的政治环境之中。1967年，在大陆文革影响下，香港本地左派发动抗英暴动，被当局镇压。长达数月的暴动和外交冲突使英国意识到自己正逐渐失去对殖民地的控制，危机感大大增强。
在这段敏感时期里，干旱使香港再次面临严重缺水问题。而根据供水协议，中国已完成了该年度对香港的供水任务。港英政府要求增加供水的请求没有得到回应，他们的限水政策（每4天供应4小时）被左派斥为打压运动的卑劣手段，双方大打舆论战。港英政府担心这次事件之后，中国再也不会向香港供水。建立本地供水系统的紧迫性空前提升。在随后的时间里，港英政府加高了船湾淡水湖，着手建立万宜水库（High Island Reservior），并把几番搁置的海水淡化工程重新提上议程。
海水淡化是一种新方法，虽然成本高昂，但不受降水波动影响，对急于摆脱对中国供水依赖的港府来说不失为一个好选择。当时计划使用核能淡化海水，但问题是：如何避免中国趁机获得核信息与核原料？经过评估，英方认为这样的风险并不存在：当核能海水淡化系统建立时，中国应有同等的核知识，香港的核反应堆对中国意义不大；即使中国获取核原料，也需要很强的能力才能把它用在军事上。
除英国外，美国也积极介入香港的海水淡化项目，希望港府把建造工程承包给美国公司。这一方面是出于战略考虑：美国不希望香港日益依赖中国供水，甚至愿意为海水淡化项目提供经费。另一方面则是商业考虑，美国希望抓住全球海水淡化市场的机遇，香港是重要的一步。
至七十年代末，香港相继建成了船湾淡水湖、万宜水库和乐安排海水淡化厂（Lok On Pai Desalter）。这三个世界级水利工程帮助香港减缓了供水压力和政治压力：1969-1979年，来自大陆的水只占香港用水的27%，英国维持香港供水独立性的目标得到实现，殖民地城邦的尺度得到巩固。
然而，水利工程带来了巨大的财政负担。仅万宜水库的建造就花费了13.48亿港币，占了港府1972年预算的31%。海水淡化更是烧钱，每年燃料费就需要1.46亿港币。相比之下，从大陆买水要便宜得多，水管等运水设备在1961年的建造中只花了890万。但如前文所言，在这一时期，经济从来不是中英双方在供水问题上的第一考量。
回归前后的供水变化
直到香港主权归属明朗化，港英政府才逐渐放弃了对本地供水系统的强化。
在中英谈判和发表联合声明的这段时间里，海水淡化项目被停止。“乐安排” 这个曾经世界上最大的海水淡化厂，后来成了跳蚤市场。计划新建的水库也因成本高昂而流产。于是，对大陆供水的依赖迅速回升，1985 年，超过一半的香港用水来自大陆；1991 年，这一比例已增长到80%。东江水的进口量甚至超过了本地需求，多余的水只能贮存在原本用来摆脱大陆供水的水库里，导致这些水库自身蓄水能力下降。
1997年，香港最终由一个殖民地城邦成为中国的特别行政区。中国不必再靠大量供水扩大在港影响力，而随着其他城市和香港的差异逐渐缩小，中国亦不会在水资源分配上特别照顾香港。按照2008 年起的“广东省东江流域水资源分配方案”，香港每年可获得11亿立方米水，低于惠州的25亿、东莞的21亿、深圳的17亿和广州的14亿。在2011年的新方案中，面对其他城市的竞争，香港获得的供水减少到820万立方米/年。
时隔多年，香港再一次感受到了供水压力。强化本地供水系统再次被提上日程，港府着手兴建新的海水淡化厂。但李家翘认为，大陆对香港的供水不会停止，因为“共饮一江水” 是融合的象征。而重新强化本地供水系统亦不是为了恢复往日的独立性，而是香港目睹珠三角各城市对东江水需求上升，自觉做一个通情达理的好伙伴。
“边界学说”
在这篇论文中，李家翘将“边界学说” 引入政权理论与政治生态理论关于尺度的争论之中，指出边界本质的改变会影响社会生态与尺度转换（socio-ecological－scaling）二者之间的互动。按照传统理论，1959年后接受中国大陆供水（大的生态尺度的建立）的香港可能丧失殖民地城邦地位（大的政治尺度的建立），但这直到1979年之后才发生，因为边界本质在影响两者的互动。在成为英国殖民地的155年中，香港和内地之间被一条边境（border）所隔开。1959-1979年，边界的不确定性导致港英政府采取相应的策略（建立本地供水系统），避免因接受大陆供水而使香港殖民地城邦的地位受到威胁，干扰了生态尺度与政治尺度之间的互动。而1979年后，英国知道中国将收回香港，边界的本质得到确定（从两国之间的border 变成一国之内的boundary），英国重新调整策略，二者的互动才能被原有理论解释。
研究者从地缘政治角度反思香港现有体系，也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思考香港的未来。香港长期处在一种复杂敏感的地缘政治之中，艰难生存、脆弱发展。受制于这样一种特质，香港供水系统的建立呈现出的是各方力量的撕扯，而不是港人从实际需求出发的自主选择。今日的香港不再是悬而未决之地，也不是“借来的时间、借来的空间”，而是七百万人安身立命的家园。能否理性看待这种地缘政治的敏感性，理性应对港人的诉求，是我们寻找出路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