奖励与利益挂钩带坏科研风气 引发科技界人士思考

“我最珍视两个奖，一个是小学三年级时得到的全校演讲比赛第一名，还有一个就是今天获得的CCF终身成就奖。”1月31日举行的中国计算机学会(CCF)颁奖大会上，获得CCF终身成就奖的张钹院士致谢时表示，“之所以看重这个奖，是因为我认为自己的工作得到了同行的认可。”

获得CCF杰出教育奖的国防科技大学教授齐治昌在领奖时则讲了个笑话：“这个奖项公布那天，正好是我的生日。有学生打来电话祝贺，我还以为是祝贺生日，后来我才知道自己获奖了。”

自2005年至今，中国计算机学会先后设立了12个奖励项目，奖励原则是同行推荐、评价，不允许自荐。各奖项同行推荐候选人后，根据CCF评奖条例，由各评奖分委员会组织评审，奖励委员会终审。

这些获奖人事先不知道自己获奖，也格外珍惜。在近几年的颁奖大会上，携80岁老伴领奖、70岁的老教授带90多岁老母亲领奖的情景，不时出现。

今年年初，中国计算机学会也因“奖励”二字备受公众瞩目。

鉴于已经实施多年的国家自然科学奖、技术发明奖、科学技术进步奖等国家级科学技术奖，在管理体制、评审过程及评奖结果中暴露的一些问题，1月16日，中国计算机学会将一份名为《关于政府退出国家科技奖励评审的建议》送达国务院办公厅、中国科协、科技部、教育部等，指出问题的同时提出了几点建设性意见。

这与“透明计算”因获得“2014年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而备受争议的时间契合，中国计算机学会不得不再发声明：“本提议是在国家科技体制机制改革背景下，半年前已开始酝酿，于去年10月成稿。”

那么，科技奖励到底存在什么问题？对此，中国计算机学会海外理事、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教授张晓东，中国计算机学会秘书长杜子德联合撰写文章《奖励的本质和奖励的异化》，发表在最新一期的《中国计算机学会通讯》上。

奖励的生命力在于公信力

“一个有名望的科学技术奖，一定会有两个显著的效果：一是有突破性的科学发现和进展或有影响的科技创新得到了充分认可和广泛传播；二是获奖人得到了同行和公众的尊敬并受到鼓舞。”在张晓东和杜子德看来，有这两个显著效果的主要原因是获奖的工作得到世界范围内同行的认可，而且经得起时间考验，还有足够的证据和大量的事实来证明其影响力。

作为著名的海外华人学者，张晓东经常回国进行学术交流，也密切关注着国内的科技进展。他认为，在计算机领域，提出一个新概念、一个计算模型或装置、一个系统框架是经常的事。但是，有生命力的理论必须是有深远学术影响和广泛应用价值的。

比如，1969年，IBM的学者Edgard Codd提出了一个关系数据模型。当时学术界也有其他的数据模型，包括层次模型和网络模型等。而关系数据模型却迅速得到了工业界的积极响应，并以这个模型为基础开发数据库产品。著名的数据库公司甲骨文就是以这篇论文为基础在上世纪70年代建立的。关系数据模型很快成为主流计算机数据库的奠基石，并一直延续至今。为此，Codd获得了1981年的图灵奖。

“奖励就是激励人们去做好事，为改善人类生产和生活方式作出更多贡献，增加社会资本，增加社会正能量。如果每一个人都因为优秀人士的感召而争做好事，这个社会就会是个健康、向上的社会。”杜子德强调，奖励的生命力在于其公信力，奖励主体的威望、奖励标准、评奖程序以及结果，都会影响奖励的公信力。奖励好比一个度量价值观的尺子，好的奖励会产生强大的、良性的社会效果，如诺贝尔奖；而没有公信力或者错误的奖励则可能扭曲价值观，会伤害人们的良知，让人们感到失望，这种现象就是奖励的异化所致。

奖励与利益挂钩带坏科研风气

“奖励异化后所产生的负面作用是巨大的，因为它会伤害公平和正义，会给出错误的价值判断，会伤害真正为崇高目标而奉献的人和组织。”张晓东和杜子德认为，如果奖励异化，还不如不奖。他们了解到，我国每年要颁发各种各样的奖，包括政府奖和专业奖，有些却得不到社会或同行认可。

他们认为，奖励异化的根源在于动机和目标的异化，比较典型的是将奖励和利益直接挂钩。“如果获奖后便会得到直接利益，这常常会损害奖励的初衷，带坏了科研环境和风气。”

“目前在我国科技领域，某人一旦获奖后会有机会担任大项目的负责人、获得更多的科研经费，有了获得杰出青年、入选千人计划乃至当院士的资本。实际上，这就导致许多人以得奖为其工作目标。”张晓东和杜子德还看到了这种“异化”的后果：出现了申报制和答辩制。这样科研人员为了获奖就要花很多时间和精力作非科研方面的努力。

法国知名经济学家、《21世纪资本论》作者托马斯·皮凯蒂曾拒绝接受法国政府授予的荣誉军团勋章，他给出的理由是，政府的角色“并非决定谁值得尊敬”。

由此，张晓东分析说：“评选主体错位会产生异化。一般而言，即使被夸奖是一件愉悦的事，但夸奖的主体失当或由外行评价专业方面的问题也会产生负面效果。”他将其比作另外一种“南郭先生”：“让计算机领域的专家来决定哪个生物学家的贡献更大”。

程序失当和不公正更会让奖励彻底偏离本质。张晓东和杜子德看到，当奖励者和被奖励人均有不正当的利益诉求时，就会努力把这些诉求融入评奖程序中，比如程序不公开，事先打招呼，奖项“设立者”有时也会干涉评奖过程，甚至有人把评奖当作一种敛财手段。

因此，张晓东和杜子德建议：“为了防止奖励的异化，必须让奖励回归本质，把获奖和利益链条斩断，将程序公开，评奖人公开，允许质疑，有纠错机制。”

自然科学一等奖空缺多年，与奖励机制变异有关

张晓东对国家自然科学奖的颁奖情况作了粗略统计：在新中国成立后的66年中，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颁发过23次，得奖的项目共有32项，其中25项是2000年之前完成的。

“可以说，与我们今天的条件相比，这25项影响世界的科研成果是中国学者在艰难的科研环境下完成的，很多学者背后都有追求真理的感人经历。”张晓东注意到，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第一次颁发是我国提出“向科学进军”的1956年，有3位科学家获此殊荣，他们是华罗庚、吴文俊和钱学森。

张晓东还详细叙述了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得主陆家羲的经历和成就。

陆家羲生前是内蒙古包头市第九中学的物理教师。1965年，他在世界上首次解决了组合数学领域的难题“寇克满问题”，不过，随即而来的是退稿和无处发表的困境。6年后，1971年两位美国数学家公布了他们对“寇克满问题”的研究结果。

陆家羲并没有为此而埋怨，他依然在艰苦的生活条件下和繁重的教学任务之余，开始求解另一个世界数学难题。1979年，陆家羲将他完成的“不相交斯坦纳三元系大集”的论文投到美国出版的世界组合数学方面的权威性刊物《组合论杂志》，1982年正式发表，被国际组合数学界评价为：“这是20多年来组合设计中的重大成就之一。”

1983年，陆家羲去逝，年仅48岁。时任中国数学会理事长的吴文俊在了解了陆家羲的真实情况后，写道：“对陆家羲的生平遭遇、学术成就与品质为人都深有感触。虽然后来社会上对陆家羲的巨大贡献终于认识并给予确认，但损失已无法弥补。值得深思的是：这件事通过外国学者提出才引起了重视，否则陆家羲可能依然贫病交迫，埋没以终。怎样避免陆家羲这类事件的再次出现，是应该深长考虑”。1987年，陆家羲的妻子代替他接受了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的奖励。

与陆家羲同时代的还有陈景润和冯康，他们同样在极其艰难的环境下孤军奋战，默默做着引领世界的科研工作。他们也是上个世纪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的获奖者。

“2000年之后，我国经济进入高速发展期，也成了世界上科研经费增长最快的国家。但从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得奖的事实上看，能够影响世界并有突破性的工作越来越少。为什么国家投入大了，成果反而少了呢？”张晓东和杜子德认为，这和我国奖励机制的变异有密切关系：把获奖变为努力的目标；将奖励和利益直接挂钩；评选主体错位；程序失当和不公正。此外，奖励机制的变异还严重影响着中国的人才培养。

他们认为，长期以来，我们实行的是计划经济，一切都由政府操办，包括学术评价在内。由于政府掌握的资源太多，又将评奖结果和资源分配结合了起来，于是获奖就起到一个强势的引领作用，这不但大大扭曲了奖励的初衷，也对奖励文化造成了极大伤害。

一个良好的机制是良好文化的体现，而良好的文化也是良好机制的基础。

因此，他们提出建议：“必须努力让奖励回归其本质，只有这样，每个公民、专业人士或组织才能安心并富有激情地从事他们想做、同时又对人类和社会有益的事。”(李新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