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礼进行曲
原标题：婚礼进行曲
□以为自己生活在21世纪了吗？觉得住在楼房里就是进城了吗？觉得自己是个独立、自主、能给自己拿主意的成年人了？办一次婚礼，一切幻想都给你打破。
□我们必须得有一套新房，像其他人一样；我们必须得过所有的礼节，像其他人一样；就算屋里的布置，不管好不好看，气势也不能输给其他人。
□婚礼结束，我和大力回到北京，重新在狭小的出租屋里开始朝九晚五的日子。唯一的改变，就是在遥远的家乡，多了一间上锁的新房。理论上来说，那里是我们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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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不容易把所有人都送出了家门，我和大力瘫坐在婚房的沙发上。那对话似乎不是我想象中新婚之夜夫妻会说的，到现在我都记得，大力没头没脑地来了一句：“怪不得李安会拍《喜宴》！”
“对，大概气得够呛。”我一下就接上了话茬。
婚礼真是神奇。从前我看这部电影的时候，光觉得导演思考非常深刻，可自己婚礼当晚，再想起影片中男女主角身在美国都逃不过的中国式婚宴，我不知为什么就能看出一种愤怒来：导演一定是气得不行了，才能把婚礼的奇葩处挖得这么入木三分。
其实，作为一枚在首都工作的大龄未嫁女青年时，我早就被家乡早婚的闺蜜们普及过种种与婚礼有关的经验。
“‘洞房花烛夜’就是个传说，”闺蜜A说，“真到了婚礼当晚，你累得要死，还得在那算红包，想骂娘的心都有。”闺蜜B则是另一个路数的：“憧憬过童话里的婚礼吗？什么浪漫啊、温馨呀，结婚的时候你就忘了这些词吧，你的七大姑八大姨会让你充分体会到什么叫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婚礼的。”早几年结婚的大表姐更是淡定：“什么婚礼录像啊，婚礼照片啊，等过几年再看，都跟垃圾一样的，不用太在意。”
一般来说我都只能这么反应：“啊？”
有一闺蜜一看就乐了：“这表情，你还是有憧憬的是吧？放下你的憧憬吧，单纯的姑娘啊，啊哈哈哈哈！”
不管怎么说，有了这些说法提醒，按理我不应当为自己接下来的遭遇惊奇了。
但现实总是比理论丰满。现在我可以给自己来个总结了：以为自己生活在21世纪了吗？觉得住在楼房里就是进城了吗？觉得自己是个独立、自主、能给自己拿主意的成年人了？办一次婚礼，一切幻想都给你打破。筹备过程中，我不止一次想起从前读过的社会新闻：“……民政部门的调查表明，在离婚夫妻中，‘80后’占的比例最大，接近四成”，“80后离婚的最大杀手，父母插手多”，“在调查涉及的‘80后’离婚案件中，有九成夫妻双方都是独生子女”……原本遥远的那些纸上铅字，那一刻突然与我的生活高度重合。
是我们这一代人分外幸运吗？
总之，我以为我心够硬，但围绕婚礼发生的那些事，还是超出了我的想象。
不需要长辈耳提面命，我已充分认识到一点：这婚礼不是我自己的事儿
我一度以为自己能稳住局面。
婚礼前半个月，我和大力去办婚礼的酒店见司仪，非常有默契地把所有“做戏”似的场面都从婚礼中删除。父亲把新娘送上舞台眼泪汪汪地交给新郎？不要！新郎单膝跪地向新娘求婚？拜托，我们就是成功了才来结婚的好嘛！在舞台上设计个恋爱桥段重演？谢谢，真不用跟满场不认识的人聊那么私人的事情了……一言以蔽之，我觉得自己像个侠女，带着十二分的气魄，大刀阔斧，删删删，一边心里乐得很：这总不会再出问题了吧？
所以其实我一开始就放弃了很多浪漫的幻想。我觉得自己已经够女汉子了，什么“婚礼的那天一定要完美”，“每一个细节都不能出错”，这些偶像剧女主角的心愿在我这儿一个都不成立。
相反，从一开始，我就在本地各家婚庆公司展示的录像里，看到了各种悲剧：
一个从法国留学回来，“希望婚礼是单纯白色”的新娘，被本地婚庆操办出了一个满场马蹄莲，让乡亲们一看见就问“是葱吗”的婚礼现场。一个婆媳共办、各有主意的婚礼，因为婆婆要红色，媳妇要白色，最后变成红白相间的。一个土豪娶亲、一掷千金的大型婚礼，架设了包括摇臂摄像机在内的多台摄影机拍摄，现场架了三块大屏幕直播，只见新人款款上台，突然屏幕一黑，足足好几秒，在宾客们沉默的期待中，新郎的大脑袋嘭一下冒出来占满了整个屏幕。
“你们这属于播出事故吧？”我忍不住问婚庆，心里一边盘算着：大土豪娶亲，人员怎么也得是最顶级的了，我也别指望自己婚礼比这好看了。
“那当然没法跟电视台转播晚会的效果比。”婚庆的职员笑笑，自然地把话题推介到下一个地方，“其实他们的婚礼最花钱的就是那个3D投影，影像是立体的，打在帷幕上，看得出来吧？花了好几万块钱呢。”
“呵呵。”
简单、简单、再简单——我和大力对婚礼的要求在一次次婚礼录像的历练中迅速统一：千万别整那些有的没的！
“反正大多数人都是不认识的，对吧？”我这么安慰自己。
对新人来说，婚礼现场的大多数宾客是不认识的，已经不是新闻了。我的婚礼现场的排位表最直接地呈现了这一点：孤零零的一桌“新娘同学”，被各种的“新娘母亲中学同学”、“新娘父亲大学同学”、“新娘父亲进修同学”团团围住。
不需要长辈耳提面命，我已充分认识到一点：这婚礼不是我自己的事儿。
比较悲催但也非常幸运的是，与婚庆的接触由大力和我一手包办。即便对婚庆公司谈不下来的高价和层出不穷的花招束手无策，大力也非常坚定地不需要他父母过问细节。无论如何，这意味着婚礼上的所有细节我们都能自己决定。
记得大表姐那时候幽幽地对我说：“我真羡慕你。”
她结婚的时候，因为自己坚持要挑一件绿色的敬酒礼服，被人议论了好久。
有这么多经验在前，我决定抓起自己婚礼的主动权。至少喜糖别用假冒伪劣产品；至少，平时最讨厌的矫揉造作、装腔作势的姿态，别出现在婚礼舞台上；不管有多不在乎，反正别让自己一想起婚礼就犯恶心吧？
我们没有挑播音腔严重的司仪，没有要花枝招展的喜庆风格布置，没有保留仪式中任何一点乱煽情的桥段。
我们对司仪说：大气、简洁，你懂的。
就这样，回到老家的第一天，与司仪敲定了婚礼流程，我和大力壮志踌躇地走出酒店，自以为再没什么烦心事能困扰我们了。
我们不知道，各种麻烦正排着队，等待在命运的下一个转弯口。
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从前文学常识里背过的“六礼”，基本上换了个土名在现实中上演了一遍
记忆里，婚礼似乎不应该有那么麻烦。
还依稀记得，二十年前三姨妈结婚，母亲提前一天带着刚上小学的我回外婆家，姐妹们聚在屋子里说着笑着，轻轻松松地把该准备的都准备好。
第二天，三姨出嫁，大家又跟到姨夫家里，热热闹闹地吃了顿饭，参观了她们的新房，也就好了。
那时候，婚宴的难点都在“自家操办”上。乡下有场院，倒是不担心场地，可是找到能烧十几桌酒水的师傅就不容易了，加上那么多的菜、点心、板凳圆台、筷子餐具，样样都需要邻近的乡亲们支援。大人们关于婚礼的谈话，几乎都集中在如何能在那一天确保良好运转。
显然，现在不用操心这些了。如今在老家，大家都在酒店里办婚宴。这些原本麻烦人的地方，成了属于某个历史阶段的回忆，甚至有些温馨了起来。
母亲也说过她的婚礼。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本地还不甚讲究礼节，母亲是家中长女，自掏腰包买了些电器当嫁妆，也没管什么彩礼拣日之类的事儿，趁着过春节之前，穿着一件鹅黄色的绣花棉袄就嫁到我爸家里来了。对了，还有一件新嫁衣，是红色的西装外套。
“简直是什么都没有。”我妈常常会这么概括她的婚礼，但又说，挺好。
反正不管爷爷奶奶、外公外婆还是我父母自己，都不是多讲究的人。尤其祖父，刚解放时就是村里少见的读书人，接触了先进思想以后，一辈子坚持让他的家庭从“伦理纲常”中解脱出来。他去世的时候，祖母在乡人惊讶的眼神中，给他穿上了一身笔挺的西装，而不是传统的寿衣。
家里人都相信，老人解放思想了一辈子，不必临走的时候再去折腾些莫名其妙、远离生活的花架子。
“移风易俗”在他们心里是个好词儿，甚至几乎是一种革命义务。
不过，尽管我妈为她婚礼的“不讲究”自豪了多年，事情到我身上的时候，就完全不一样了。
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从前文学常识里背过的“六礼”，基本上换了个土名在现实中上演了一遍。
有时候也不免与时俱进些许：比如一辈子没算过命的我娘亲，在知情人的指引下，于本城最大的安置房小区中找到了一位大师，掐指算了好多回，终于订出一个我和大力都方便回来办婚礼的日期。
到了迎亲礼即将到来前的半个月，就在我和大力愉快地告别司仪、离开酒店时，一场盛大的采购正拉开帷幕。我妈和他妈充满热情地要为我们“布置新房”。现场基本上是这样的：两人欢快地走到市场，我妈拿起一块米色的小地毯细细打量，他妈一把按住：“别，要买红色的。”
我妈一下茅塞顿开：哎，原来还有这讲究啊，说得对！婚房嘛。那啥，大力他妈妈，还有啥需要讲究的？
地毯要买红色的，扫把要买红色的，漱口杯也要红色的……两位妈妈一拍即合，一路走一路逛，沉浸在塑造一个吉祥的婚房的喜悦中。
我和大力都在北京生活，却得为了婚礼而在老家设置一个“新房”。由于记忆中“参观婚房”是每一场本地婚礼最重头的秀幸福栏目之一，我愉快地接受了家长的这个建议。反正三线城市嘛，房子是现成的。
没想到接下来会遇到这样的局面：婚房变成了两位妈妈的情感寄托处。
从锅碗瓢盆到被套床垫，充满喜庆色彩的物品一件件被运到了新房里。通过它们，两位母亲憧憬的生活被勾勒出了样子。婆婆希望生活是红彤彤的，吉利的，充满喜气的意象并且价廉物美的；我娘亲的理想生活水准则在一次次购物后水涨船高，买了蚕丝被，过两天再去抱一条澳毛毯，等下回再去抓一对乳胶枕。并且不知为什么，两边家长都不觉得需要问问我和大力的意见。
等我们终于回到老家的时候，大力在放着亮绿色洗手液和大红色双喜字塑料肥皂盒的洗手池边沉思良久。
“不行，这里的东西得我们自己买。”他说。
我则被满衣柜的被褥给吓了一跳。“这本来就是我们应该买的，”我妈说得理直气壮，“可都是老祖宗传下来的哈，这是嫁妆的一部分，照老规矩，女方家里要提供十床被褥！”
我简直要被这迎面而来的惊喜给砸晕了：“你知道我们顶多每年过年在这儿住一星期吧？”
这在我妈那里不是理由：那这也是新房啊，要结婚用的！
是啊，要结婚用的，怎么能在这件事情上偷工减料呢？
领略了可以再用三十年的床上用品的威力之后，我妈再喜气盈盈地带我去参观我新家的储藏室，里面放了两卷地毯和若干亮晶晶的彩纸。她把彩纸拿起来，对着客厅比划：到了正日子那天，就在这里全铺上红地毯，屋顶上四面挂上这个，多好看！
我两眼一黑。
话说当初给新房买家具的时候，我和大力跑遍了全城，在本城铺天盖地的新中式和复古欧洲豪华风家具里辛辛苦苦打捞出一屋子原木色、线条简洁流畅的家什，总算整出了一个不算花花绿绿的家。现在我娘亲大手笔哗哗规划两下，以不超过人民币一百块的代价，让整个客厅立马五彩缤纷。
不得不服。
硬着头皮也得说。我一把拉住正跟我展示成果的母亲，委婉地表示我们这代人未必喜欢在客厅屋顶上绕几圈彩条。
“这是结婚哎！”老妈的反应一如既往。
是啊，这是结婚，我们必须得有一套新房，像其他人一样；我们必须得过所有的礼节，像其他人一样；就算屋里的布置，不管好不好看，气势也不能输给其他人。母亲不必解释太多，我就明白她话里的意思，却又总有点不甘心：
是否我们就能够像两个容器一样，由着父母灌输进所有他们对生活的设想？
我犹如跌入了另一个世界，一个我以为早已随着时间逝去的世界
从前看溥仪的回忆录，末代皇帝回想他在紫禁城里“大婚”当天，一走进洞房，就见到亮堂堂的红蜡烛照着一屋子红彤彤摆设，新娘子也是一身红，整个坤宁宫就像一摊融化了的蜡烛。
我婆婆应该是没看过这本书，却在布置新房上与前清太后想到了一块儿。
我们还在与婚庆斗智斗勇，她选购的红家什已经纷纷入驻婚房，屋子里很快呈现出了一种宣传画上描绘的社会主义生活似的那种欣欣向荣的气息。
而娘家也出着自己的那份力。看过了我们从北京背回老家的婚纱照之后，我爸对大城市结婚照的纯色背景和“黑沉沉的风格”赞叹不已，一点没犹豫，他问我要了电子版照片，自己出资，另外找人做了一版花相册。“咱们老家的乡亲，肯定都要看这本的。”翻着新人被PS进竹林和宫殿中、页面印刷上“I LOVE YOU”和一排排汉语拼音的新相册，我爸爸满意地教导我们说，“你们毕竟是在中国嘛。”
“咱们是中国人的婚礼，”姑妈也这么教育我，“办婚礼主要是为了让宾客开心的，别太有自己的主意。”
有那么一个晚上，我婆婆，我妈，我三姨，都在新房里劝我要把彩条挂上。我被左一个“喜庆”右一个“老规矩”折腾得毫无招架之力，唯有连连点头。最后一看手机，爸爸偷偷给我发短信汇报自己的发现：“七大姑八大姨在劝你布置新房的时候，你老公一直在旁边摇头，哈哈哈。”
我犹如跌入了另一个世界，一个我以为早已随着时间逝去的世界。那些多年不见的规则，原来在长辈们的心中依然通透着：红色的摆设、十床被子、一屋子的彩带……
我外婆来视察新房，在主卧室向女眷们了解婚礼当天的安排：“到时候是让你们家奶奶来铺床吗？”
用新铺盖铺床是老家婚礼的重要礼节之一，通常是男方家庭女性长辈的一项光荣职责。
我婆婆拉着外婆的手自然地念叨说：“外婆你听我说啊，要说这铺床啊，最合适的就是我们家大力他婶婶了，她有福气，现在还父母双全，头胎生的是儿子，是铺婚床最好的人选……”
外婆听了这话，略有些发愣。她一辈子生了四个女儿，那么多年来，我都觉得外婆对子嗣的执念很无稽，那一瞬竟有些理解了生个男丁对一个传统妇女一生的意义：不生儿子，在家人结婚这样的盛典时连婚床都没份靠近。
我甚至想到了祥林嫂最后那双被鲁妈喝止住的、不能碰福礼供品的手。
原来鲁镇离我都是那么近。
而外婆的杀伤力也不遑多让，当我和大力的家人相聚新房一块儿见面时，她东张张、西望望，听听周边人的讲话，突然惊讶地公布了自己的新发现：“这儿有苏北人？！”
没错，大力全家都是60年代从扬州迁来老家的，虽然乡音难改，但对我外婆的一口土话和话里的含义，理解起来可是一点没问题。三姨被惊得对外婆挤眉瞪眼。我实在不忍心看眼前这画面，转身走进另一间房。隐约听到后面的家人们已经开始讨论，结婚那天新郎得一手抓着五颗鸡蛋来迎亲，寓意好，是五子登科。
当一个木偶新娘，正是仪式所需要的
到正式婚礼的那天，大力手里真的抓了一包煮鸡蛋。
我妈则变戏法似的拿出一个金色镶仿红宝石的如意形别针，特别郑重地嘱咐到：“记得让化妆师帮你别在头发上。”
我恨不得再追着问一句：一身完全西式的白色婚纱，怎么能跟这样的首饰搭配呢？但不用问我也知道，这在我妈那儿算不上有逻辑的理由。
婚礼前没几天，我们俩吵了一架。起因是我妈又兴冲冲给新房买了美丽的粉红色玻璃果盘和镶金边的茶杯茶壶，这回我说什么也不肯带新房里去。
“你觉得漂亮的东西，不一定我们就会觉得漂亮，为啥非要往我屋子里放呢？”我试图讲一下我内心的感受，“咱俩不是同一辈人是不是？我们的观点不一样也很正常。再说我都快三十岁的人了是不是？我有自己的世界观，我不是你身上的一个附属品，是一个独立的人啊！”
不幸的是，前面一不小心说激动了，没收住思维。最后一句话刚脱口而出，我心里下意识“咯噔”一下，只恨没法咬着舌头把0.01秒前说出口的字句拖回嘴里。
果然，愣住两三秒后，母亲的理解力朝着另一个方向狂奔而去：怎么？现在翅膀长硬了？要嫁人了就心朝着外面了？要跟妈妈来谈独立了？！
一阵狂风骤雨似的独白。时隔N年之后，母亲大人再一次痛说含辛茹苦把我养大的革命家史中的各个标志性事件，让我深刻地接受了一回思想教育。
我的错。我居然在有争执时用普通话对我妈讲心灵鸡汤，我智力还不如中华田园犬。
所以婚礼当天，我已经相当逆来顺受了。反正也看不清这世界（没戴眼镜），别人指挥我干啥就干啥，只求一切快点过去。
很快我就发现，当一个木偶新娘，正是仪式所需要的。
早上五点起床，坐着让化妆师打扮到八点，间或配合摄影师拍两个镜头，然后等着种种仪式的发生。不管是在家还是在酒店里，永远随时有人指挥新人做事。
只是比起酒店里舞台上跟着司仪的步子走，在家里的场面会显得更突兀一些：
新郎上门接亲，找出了婚鞋，正要给新娘穿上，摄影师发话“新郎先得意地举一下婚鞋，然后亲一口鞋子”，于是直起身子举婚鞋；
出了闺房，又是摄影师说“给父母敬茶”，“新郎说一句‘妈妈请喝茶’，再说一句‘爸爸请喝茶’”，“给改口钱”，“好，来，一对新人坐到父母身边，对，再亲一下爸爸妈妈……”
伴着“咔嚓咔嚓”的快门声，我实心眼儿地在老妈的太阳穴边留下了一大块红唇印，却听客厅那头传来亲戚的嘀咕：“女婿也要亲老丈人？！”
“哎哟，不要不要”，要不是摄像机镜头还对着，我爸简直要从沙发上弹起来，落荒而逃了。
这只是一个小插曲。很快我们又跟着摄影师的指挥开始一个个过礼节。等终于接好了亲到酒店时，眼前的画面就更生动了：新人在迎宾区前面站着，大多数宾客则追着我妈或我婆婆要给随礼，大堂里此起彼伏的“不要不要真不要”和“拿好拿好快拿好”。
总之，婚礼的主角与其说是我们，不如说是我们的妈。
要是有谁走过来会感叹一句“迎宾区布置得真漂亮”，哪怕看不清脸我也知道，一准是新人的同学来了。
整场婚礼，就算把伴郎伴娘算在内，注意到现场布置的，也就那么十几个年轻人。
而这些却是前期我们与婚庆沟通最多的部分。
这也是我第一次清晰地见到自己的婚礼。
出乎我意料，婚礼现场并没有之前设想的那么陌生，相反，我突然发现了满满一个大厅的“从小看着我长大”的老朋友们，我还记得很多很多年前，他们刚刚进入单位时的青涩，我记得他们很多人的婚宴，与他们的子女玩耍着长大；我甚至看着一位长脸叔叔想到了2002年的某天，他在饭店里醉成烂泥般，和三个实习生抱头痛哭。
想到这一点，我对“出嫁”的感受还要更深一些。
生活在他们之中的我的父母，当然会需要一个为宾客而办的婚礼。为什么要比对着“别人都这样做”的标准去决定自己一生的大事呢？我说不出来，却又好像不必说，也已经了然了这一摊糊涂账。
但这种怅惘迟早会撞上现实的墙。比如长脸叔叔喝高了，开始满场拍小姑娘的脑门。
婚礼结束后，有好一阵，两家的亲戚见了面，都要感叹一句“拣日”拣得好：婚礼的前几天后几天都是阴雨绵绵，唯独婚礼当天和回门宴那天晴空万里，这不是上天庇佑是什么？
那认真虔诚的样子，就好像我们真的碰上了神算子。
“婚礼办得好，”大家都说，“顺顺利利的，总算没出什么岔子。”
可婚礼当天我走入现场，一眼就看到播放循环新人照片的投影仪出了故障，画面上一个大大的故障提示；接着发现现场花艺比之前承诺的少了起码一半；要是算上仪式开始前找不着化妆师，连登台造型都没做就上台这件事，这婚礼简直就没有一个环节是圆满的。只可惜我当时正在追光灯下扮淑女状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向司仪，着实无暇找婚庆理论。
然而事实是，根本就没人注意到这些。
精心准备的布置似乎没什么人注意，婚庆咬牙坚持一定得要却被删除的，好像也并未引起什么议论。
与婚礼有关的重要的事情，并不是这些显而易见的内容。有一件事情，在婚礼那天，我婆婆至少给她儿子叮嘱了三次：明天早饭记得要把那五个鸡蛋吃掉，知道吗？这是规矩。
上个星期，我终于从婚礼那里拿到了婚礼的录像。于是，仿佛是一种义务，全家人都聚到屏幕前，再回顾一遍我们都曾亲历的那一天。
这也是我第一次清晰地见到自己的婚礼。
然而那又是一个多少与生活脱节的婚礼，正片中没有了摄影师指导的声音，却能看到所有人都无视了土话，一本正经用普通话说着简单的日常对话，用平时不常见的肢体动作表达着情感。我们与父母拥抱告别，新郎冷不防地亲了一下婚鞋，过会儿又对着镜头大喊“老婆，我来了”，让我不禁揣想，十年二十年以后再看这部短片，是不是会捧腹而笑？
看着看着，我爸妈不断有新发现：“什么？迎亲的时候家里这么热闹？我当时在哪儿？”“什么？婚宴上司仪还吹了萨克斯？我怎么一点不知道？”
在我的婚礼上，司仪愉快地唱了好几首歌，还用萨克斯吹了两首曲子。这些，都是看录像的时候我才知道。
所以，是为谁而办的这个婚礼呢？
“全都是做戏，”看着视频，奶奶突然有些唏嘘地总结道。但她旋即又稳稳地补充了一句，“做得挺好，热闹。”
无论如何，这并不是我们婚礼中最难以理解的部分。
就像平静长河中涌起一朵浪花，须臾之间，又会重新融入生活的水流。婚礼结束，我和大力回到北京，重新在狭小的出租屋里开始朝九晚五的日子。唯一的改变，就是在遥远的家乡，多了一间上锁的新房。理论上来说，那里是我们的家。
客厅里依然铺着红色的劣质地毯，天花板上挂着彩条。彩条曾经断过两次，又被我妈和我婆婆细心地粘好了。
虽然不喜欢它们，不过，我开始想，比起在北京工作的我，它们在家中居住的时间，还更长一些。
(来源: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