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年讨薪年年欠”的困局必须打破

    时近年关，关于农民工讨薪的新闻又骤然多了起来。在局外人看来不免厌烦，而个中辛酸则只有局中人自知。即使以2003年温家宝总理替农民工讨薪为标志，农民工欠薪、讨薪的问题也已持续十余年。而时至今日，这一问题似乎并没有得到有效解决，在有的地方甚至愈演愈烈。

    据12月22日的《中国青年报》报道，河南的建筑工人张克俭“在建筑工地打工14年了，年年欠薪，年年讨薪，这些艰辛的路，说出来都掉眼泪”。我们当然不能说这些年在维护农民工权益方面没有丝毫进步，但张克俭基于个人遭遇，或许有理由说自己并未幸运地感受到进步的垂青。而在某个省份，去年全年劳动监察部门为农民工追讨工资6亿多，而今年到10月份，追讨的金额已达到了8.1亿，可见这个问题在有些地方是趋于严重了。

    农民工讨薪的悲情故事不必在此复述，一个“讨”字便足以道出其间的艰难困苦。但可怕的或许还不是“年年欠薪年年讨”，而是“年年讨薪年年欠”，因为这意味着欠薪-讨薪-欠薪将不知伊于胡底，而中间更不知会上演多少因极端事件而引发的人间悲剧。事实上，至少十余年来，这是广大农民工生存状态的一种常态，也是从一个侧面折射出的经济社会的一种常态。此种常态即使不可避免，但很少有人会否认这是一种病态。当然，问题在于如何跳出这种恶性循环，尽快走出这种常态。

    如果从法治的角度来观察，则农民工欠薪、讨薪问题及其解决，很可能成为衡量法治建设进程的一个重要参照物。而走出长期以来的清欠治理模式，唯一正确的方向也正是向法治治理方式转变。

    从农民工欠薪及其形成、讨薪及其困境来看，拖欠农民工工资的企业，其法治意识可说是十分淡薄，恶意欠薪的企业当然更是目无法律。要使农民工走出欠薪、讨薪的常态，首要的是企业要讲法治。与此同时，不少农民工法律观念不强，他们似乎更愿意以熟人情面为担保，而不主张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一旦发生纠纷，便使自己处于有口难说清的不利地位。

    在农民工欠薪、讨薪的过程中，地方政府只要自己的项目不发生拖欠，似乎就可以超脱，但这不意味着政府能够置身事外。农民工基本权益要走上法治轨道，则政府不能不检讨一到年关便发动的专项清理模式。这当然不是否定此种模式的有效性，但实践证明运动式的治理模式有很大局限性，而法治常态意味着此类问题在日常工作中就应依法加以及时解决。

    企业不按法律办事，比如不落实书面劳动合同制度，是因为按法律办事比不按法律办事对自己更有利，那么政府就要加强日常监管，促使企业树立法律意识。而政府在行政执法中失之于软、失之于偏，自然不能彰显法治的权威。比如某市劳动监察支队责令某公司在3天内将农民工工资支付到位，该公司未予理睬；再次督促，该公司才大打折扣，支付了一小部分。政府部门尚且如此，让农民工如何去讨薪？

    人们劝导农民工依法维权，这诚然没有错，但在实际中，现行制度安排并不利于农民工讨薪。大量案例表明，即使100%讨薪成功，农民工得到的也只是他们本应得到的工资，而在漫漫讨薪路上发生的一切成本皆由农民工自己承担，欠薪方的违法成本转嫁了农民工身上，这显然是极不合理的。在另一方面，农民工讨薪中的过激行为往往受到法律追究，而欠薪方殴打讨薪者的行为却往往只以赔偿医药费了事，极少承担法律责任，由此才有“再敢讨要工资，来一次打一次”的嚣张。这些现象都很容易形成在劳资矛盾中政府偏袒资方的社会观感。

    政府应当以捍卫秩序己任，而经济秩序与社会秩序密切相关。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题中应有之义是政府要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维护经济社会的良性运转。走出“年年讨薪年年欠”的常态，走进农民工权益保障法治化的新常态，政府等公权力主体责任重大、大有可为。（滕朝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