止庵先生作客“贵州知行讲坛”讲庄子“逍遥游”

　　《樗下读庄》书封

　　止庵《惜别》书封

　　止庵先生

　　12月7日，大雪节气。这一天里，止庵先生带着自己的两部书赴约贵阳。

　　上午作客“贵州知行讲坛”讲庄子“逍遥游”，摊在他面前的，是十五年前的旧作《樗下读庄》。书页中错落地夹着些宽窄不一的笺条，用作讲座时的提点。止庵先生说，《庄子》讲的是关于一个人的哲学——这世界上只有“我”，一个摈弃成心后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的自由心灵。由此观之，众生戚戚焉的荣辱、生死、功名等问题，都不成其为问题。

　　话头刚落下不久，止庵先生即赴西西弗书店与读者交流新书《惜别》。《惜别》是止庵为亡母而写，通过母亲生前的信件、日记还原了她人生最后二十多年的生活状态：做菜、养花、编织、看书、看电影。书里不仅有生死离别，还有众生与人间世。

　　上午还在说“这世界上只有‘我’”，下午时便“除了‘我’之外，还有‘你’或‘他’”。看似抵牾的两种态度，在止庵先生身上是如何圆融一体的呢？这得从“长”在他心间的两棵树说起。这两棵树，一棵是樗树，一棵是楷树。

　　 樗树——无名、无功、无己而得大自在

　　止庵先生说他小时候所居住的老屋后面，真的长出过一棵樗树，且是眼见看着它从一棵小苗长成碗口粗的小树的。樗树是俗说的“臭椿树”，叶片奇臭，招虫，不讨人喜欢。“家里人也曾想办法杀树，开水烫，不死；按偏方掩埋花椒在树根下，仍是不死。直到一天，天风刮来，将树连根拔起吹上房顶。”

　　老屋后的樗树死了，长在《庄子》里的那棵樗树又悠悠长大。《庄子·逍遥游》写到了这棵树：“吾有大树，人谓之樗，其大本拥肿而不中绳墨，其小枝卷曲而不中规矩，立之涂，匠者不顾。”“但就是这样一株才不堪用的无用之树，却最为庄子所喜爱。”止庵说，樗树可谓是庄子的象征。

　　1986年，27岁的止庵觉得“活到这个岁数，该读点《庄子》了，不读《庄子》觉得心里有些空”。止庵的父亲是著名诗人沙鸥，家中藏书颇丰。之前，止庵已读了不少的书，写了几篇文学方面的文章。

　　“起初，我找来四个经典注释本《庄子》，一字摊开，一行行比照着读。四个月下来，写下五万字的读庄笔记。其后十年，先后看过百余个注释本子。”1996年前后，止庵的读庄笔记写到了三十万字，随后便整理成书。书名和樗树有关，叫《樗下随笔》、《樗下读庄》。

　　“假如非得从《庄子》七万言中挑出一句话以概括全书，就应该是‘吾丧我’。”止庵说起了他的读庄心得——

　　所谓“吾丧我”，就是摈弃成心。在庄子看来，“成心”就是不经反省便接受的固有观点，这些有的是从外界领来的他执，有的是内心深处的我执。“成心”常常表现为两句话，一是“想必如此”，一是“理所当然”。庄子认为这是危险的，“想必如此”是将自己的前提加之于人；“理所当然”是将既定的前提和盘接受。两者都忽略了对具体事实的推究，也放弃了一己思考的权利，人自然就会陷入既定的规则中，为人间世的功名、富贵、荣辱、生死所扰。而庄子的“吾丧我”，恰就是要将人从功名、富贵、荣辱、生死的这些成心中解脱出来，用庄子的话说就是“无名、无功、无己”，如此才能呈现事物的自然状态：天本来是高的，所以能称之为天；地本来是宽广的，才能称之为地——万物不过是本来如此。对人来说，就是拒绝了固有价值体系之后所获得的自由意识、自由心灵——如是方得逍遥游，这个世界只有“我”。

　　止庵说，“一个无名、无功、无己、逍遥游的人，是不是很像那棵就按照自己的样子生长、得大自在的无用樗树呢？”扎根在《庄子》里的这棵樗树，成了时时荫蔽着他的不死之树。

　　 楷树——自适其适的处世之学

　　止庵说，他是从庄子那儿找到活法的。“读《庄子》前，我也是个文学青年，人很急躁，太入世，太‘住相’。读完《庄子》之后，整个人变得安宁。”

　　但他也坦言，庄子哲学无法权用，得与其他的思想互补才够用。“道理很简单：人活于世，不能只有自己，但也不能没有自己，全看是在什么时候。即在‘吾丧我’的范围内‘自适其适’，‘群而不党’。而这就是《论语》要解决的问题了。”

　　《庄子》之外，止庵自称用力最多的是《论语》。“孔子让人想起另外一种树，楷树。”止庵说。楷树生在孔子冢上，“其干枝疏而不屈”，这种树不同流俗，直道而行，恰是孔圣人的写照，同时象征孔子为人师表、天下楷模。

　　“孔子告诉人们，在这个世界上，你不是一个人，还得和别人打交道。这个时候，人就得认真一点，尽量把事情做得好一点。”止庵认为，“仁者爱人”是孔子思想的精髓，孔子所说的“仁”就是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把自己看作人，把别人也看作人，这是人类社会的一条底线。“这就是孔子和庄子的不同之处。庄子说的是‘一个人’的哲学，孔子讲的是‘两个人’的哲学。”

　　止庵说，孔子的思想对于中国的读书人来说，永远具有道德感召力。“他的意义在此，但也仅限于此。且想象有一道斜坡，大家都往下走，忽然回头一看，高处有个背影，那就是孔子。这也就是孔子的楷模意义。《论语》可能解决不了什么问题，但因为有了孔子，我们起码不至于太堕落。”

　　“受益于《庄子》匪浅，故写了几本读庄心得；同样受益于《论语》，我要写的下一本书就是和《论语》相关。”止庵也读过许多的《论语》注释本，迄今写好了二十来万字的笔记，认为最好的当数杨树达的《论语疏证》（上海古籍出版社）。

　　 ★访谈

　 　止庵：写书因为心不安

　　记者：大家都知道您是一个很好的读者，懂得一本书的好。读书多了会给您的写作带来哪些影响？

　　止庵：大家可能会发现，我写的多是跟读书有关的书。原因就在于自己读了太多的好书，自己再怎么写都超不过，就只好写这些好书好在哪里的书。当然，自己不论写什么文章，每次动笔写文章前，我都会问自己三个问题。

　　首先，要说的话有没有必要说、跟谁说。我们知道，天下有三种事情，一种是跟自己都不能说的事，一种是只能跟亲朋好友说的事，还有一种是可以跟陌生人说的事。我们读书有这种经验，就是拿起一部书，怎么读都觉得难受、不对劲。原因很可能就在于，该书的作者把只能跟自己说的话、跟亲朋好友说的事，写出来给陌生人说了。陌生的读者读来能不别扭么？文章写出来，一定要与别人相干。

　　其次，怎么说、说什么。什么东西对自己是最重要，就说什么东西。

　　再次，如果互联网上能够找得到的东西，就不再写。写文章，总要有一些新的发现。

　　我常说这三个问题就像三座大山一样，写之前我必须能搬走这三座大山，我才能开始写。

　　记者：您写您的新书《惜别》，是怎么解决上述三个问题的？

　　止庵：《惜别》是我母亲过世三年后开始写的一部关于亲情离别的书。诚然，自己的母亲过世是自己家人的事，真的要写这么一部书，跟读者有什么关系？

　　我们姑且先看看世上写母亲的好书。一部是著名女学者苏珊·桑塔格之子戴维·里夫为母亲写的传记，《死海搏击：母亲桑塔格的最后岁月》。这类书属于名人传记，书里有儿子对病重母亲的陪护情节，更有母子俩对生与死的探讨，给人很大的触动；另一部是法国著名学者罗兰·巴特写的《哀痛日记》。这部书本来是私人日记，作者没打算出版，所以他什么都可以说。不过，出版社出版有名作者的日记是常事，读者也就得以看见这本日记；还有一部是日本作家井上靖写的《我的母亲手记》，写患了老年痴呆症的母亲。作者通过写母亲逐渐失忆的故事，开始了对母亲生命的寻根之旅。

　　有这些好书在前面，我怎么写我的母亲呢？我的母亲很普通，没有做过什么轰轰烈烈的大事，她前半生没有为自己而活，时代留给她的私人生活空间太少；六十岁以后可以过正常人的生活了，每天做饭、编织、养花、喝下午茶、看电影、读书，但也不过是很认真地生活罢了，没有成为生活家。我也问自己，这样一个老人有什么值得写的呢？

　　后来我想通了，隔着母亲的死去看，母亲那普普通通的生活其实是有意义的，尤其是因为它已经不复存在了。如果我不写下来，我心不安。于是我决定写一本关于普通生活的书，母亲前半生没法过普通生活，晚年有机会过上普通生活了，而且活得尤其认真，这既是对过去的补偿，也是对过去的“背叛”。不仅我母亲，我母亲这一代人都是如此。这样一来，这部书就不是我一个人的回忆录了。

　　记者：写完这部书之后，您的心境有何变化？

　　止庵：我觉得我自己的心安了，心安则理得就是这么一个道理，我写的书都是因为心不安，这个世上有很多人是因为亲人的离去心不安，我跟这样的读者是有共鸣的。

　　 ★记者手记

　　止庵的轴与不轴

　　一天下来，止庵先生表现得一点都不轴。他可以即兴地用手中的麦克风为例，将天下的书分为两类：一类是拿着麦克风写的书，一类是没拿着麦克风写的书。前者喜欢教化读者，后者喜欢与读者谈心；他换了一个角度，就可以说明自己母亲是因为普通而有价值。如此通透无碍，自然是从庄子那儿学得的一套“逍遥游”功夫。

　　但止庵先生分明又很轴。8月书博会，他原本答应西西弗书店前来参加一个活动，不曾想因故取消。此次来贵阳定要补上，特意将订好的飞机票推后数小时，前往西西弗书店与读者见面；到书店看到“止庵签售会”字样，只说这是与读者谈心的聊天会。私下才给出他的说法：“明星才可以举办签售会，粉丝众多的缘故。我很小众，要是也办签售会，只会自取其辱。”他那么的知道人情世故，却一点不漏声色，主宾皆满意而归。如此修为，当然是从孔子处修得。

　　不论是轴还是不轴，止庵先生展示了一种“不能只有自己，但也不能没有自己”的圆融。

　 　★人物名片

　　止庵先生，1959年生于北京，曾任新星出版社副总编辑、燕山大学文法学院客座教授，现受聘为北京鲁迅博物馆客座研究员。出版关于《庄子》的研究著作有《樗下读庄》。此外，止庵还长期从事鲁迅、周作人、张爱玲的研究和整理工作，出版有《周作人传》，编辑校订《周作人自编集》、《周作人译文全集》、《张爱玲全集》、《鲁迅著译编年全集》等作品。

　　■本报记者 郑文丰 文/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