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才厚落马的“标杆意义”

        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掀起了令全球瞩目的反腐风暴，“老虎苍蝇一起打”，迅速改变了中国官场生态，对中国下一阶段的全面体制改革影响深远。

2014年6月30日，中共迎来93周岁生日的前一天，曾于2004－2012年担任军委副主席的徐才厚被开除党籍，这是一个意味深长的决定。

徐才厚落马，是继薄熙来之后又一个具有“标杆意义”的反腐案例。薄案之所以具有标杆意义，不仅因为薄是高居政治局委员的“政治明星”、红二代，更因为他倡导的“唱红打黑”导致法治的急剧倒退，并引发社会精英阶层的激烈批评。在薄的“悍将”王立军“美剧般”地出逃美领馆之后，薄失去了继续掩盖他和妻子谷开来罪行的机会。薄的倒台，既是由于其张扬狂妄的个性和对法治的肆意践踏，也缘于他试图挑战中国的政治的运行规则，更因为他几乎让文革的历史重回中国的现实。而中国大多数的高层精英在文革中都备受蹂躏，其中包括邓小平、习仲勋、薄一波。

而徐才厚案值得关注更多在于他的军队背景。尽管徐目前已经退休，但他的身份非常特殊：2002－2004年担任总政治部主任，此后担任军委副主席长达8年。与不久前落马的“中将谷俊山”相比，徐才厚才是真正的“军虎”。至此，“打虎”终于在军队领域树立了标杆。

中国军队上一次大规模反腐是在上世纪90年代。在90年代小平南巡激发的经商热潮中，军队也没闲着。情况很快变得接近失控。由于军队的特殊身份，工商、税务、海关、森林等执法部门面对来自军队的违法违规活动也无可奈何。1998年7月22日，江泽民宣布“中国军队不再经商”，震惊全世界。此前中国仅解放军部队就拥有70家汽车制造厂、近400家制药厂以及1500家宾馆。

军队腐败问题在邓小平时代已经显现。时任国防部长张爱萍在军委常务会议上说：“军队和政府经商，势必导致官倒，官倒必然导致腐败。穿着军装倒买倒卖，是军队的耻辱，国家的悲哀。提倡部队做买卖赚钱，无异于自毁长城。我们在军委工作的人，如果连这些都制止不了，这样搞下去，将来发生了战争，该杀谁的头?首先该杀我们的。杀了我们的头，还要落下骂名、丑名、恶名！连尸首都要遗臭万年！ 到时候，怪不得别人要打倒你！”

以徐才厚落马为标志的军队反腐，不仅是中共反腐战略的一部分，也与当下的国际局势相关。以钓鱼岛为突破口，日本首相安倍对中国进行战略性挑衅的态势已经相当明朗。不仅如此，菲律宾、越南也在海洋主权问题上与日本战略趋同。军事实力是外交的基石。即使中国竭力想避免战争，但“两手准备”是必须的。习近平上任后即提出“能打胜仗是核心”、“要扭住能打仗、打胜仗这个强军之要”、“确保部队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

腐败是军队战斗力的天敌。2014年是甲午年，而1894年的中日甲午战争堪称中国军队的沉痛一页。当时中国海军覆没，固然有科技落后的原因，但军队腐败更是不能回避的历史教训。1987年张爱萍对时任总参谋长迟浩田说：“清朝的八旗军原来英勇善战、所向无敌，但后来无论是面对英法联军，还是在甲午之战中面对日军，或是面对八国联军，他们都打了败仗。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八旗军入关之后，不少将领参与经商，贪图享受，军队不练骑射，不务正业。民国时期的新旧军阀，也大多参与经商，每临战事，首先考虑的是保护一己私利，打败仗也就成为必然”。

可见，军队反腐，既关乎内政，也影响外交。

徐才厚落马，也有助于打消舆论对“选择性反腐”的疑虑。反腐要取得足够的震慑效果，一要做到“反腐无禁区”，二要做到“刑可以上大夫”。一旦个别领域、个别地位的人享有隐性的“免死金牌”，反腐的严肃性、可信性将蒸发大半。长期以来，中国的军队运行在媒体和公众的视野之外，军队反腐往往陷入“投鼠忌器”的尴尬。徐才厚案件，明确宣示了军队不能豁免，将对军队高官产生显著的“震慑”效应。这显示出新一届领导层的对军队体系的治理自信。

从薄熙来到徐才厚，作为高层反腐的标本，他们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中国新一轮的反腐，正在打破反腐禁区、潜规则。当然，反腐要避免落入运动式执法、选择性执法的旧轨，关键是要完善体制，“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正如王岐山所言，“当前要以治标为主，为治本赢得时间。”我们期待，以打虎为契机、以全面改革为核心、以法治为根本，“窃钩者诛，窃国者侯”的时代会逐步退出历史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