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志毅：三线军工给贵州带来了什么

  　　三线建设确是抹不去的历史存在。就以贵州来说,摆了这么大一个摊子,却也是任何人也抹不去的历史存在。而且据我所知,军工企业不仅对国防建设作出过重要贡献而且现在还在继续作出贡献(如卫星以及探月工程上的零部件)。更为重要的是它在完成军品生产的同时,为贵州这块贫穷的土地,从多方面多角度地作出了不平凡的辛勤劳动和贡献。

  　贵州是中国三线建设的重点地区,贵州的三线建设的起步时间和全国基本一致。即:1964年毛主席提出“要准备打仗”之后。当时确定的方针是:以铁路建设为先导,以国防工业为重点,能源、冶金、机械、化学工业相互配套。在我省首先打通滇黔、川黔、湘黔加上之前的黔桂,四条铁路在贵阳通过,并在六盘水开始建设煤矿和水钢,与此同时011、061、083三大基地着手建设,热热闹闹了一两年。由于煤矿等许多行业当年投建当年便可产生效益,使贵州这个贫穷落后的省份受益匪浅,1975年产值一下子到24个多亿。别用现在的眼光去看这点数字,在当时24亿已经是空前的了,和困难时期恢复后的高峰1963年相比,它已经增加了三倍还多。这说明1963年前,全省的GDP从未达到过8亿。但好景不长,仅仅两年不到,“文化大革命”来了。它给建设带来了毋庸置疑的打扰。为了不使三线建设受到很大打扰,三个基地于1969年底至1970年初先后实行了“军管”。

　　到了1979年,中央下了一个文件,结束军管。军工体制实行省部双重领导,以地方为主。这一“为主”,可忙坏了地方。省委急于抽调干部组成国防工业办公室和国防工业政治部还有一个专管小三线的第五机械工业局,共约一百五十多人。

　　我便在这时被抽调去省国防工办。是“集体转业”,同去的共三人,袁明伦、帅开河和我。在此之前,我们都是团省委党的核心小组成员,并各人兼有实职。就我个人而言,蓝亦农、张荣森两年多以前到贵州主政后,从各“干校”选调800人上工业,我便是其中之一,1970年初到化工系统的赤水盐化厂搞了两年后因“文革”时期中央有关部门拨不出资金上不去,我遂调回至省革委政治部组织组,实际是从事恢复重建共青团的工作。一年以前召开了全省团代大会,成立了新的领导班子。传帮带的任务已完成,本人已越不惑之年,该走了。其中袁明伦被调出国防工办最早,先后到过外事、旅游等部门,最后以省直机关党委副书记身份退休。帅开河一直没有离开,现在国防工办没有了,有个国防工委与经信委合并在一起,不知他退休后身归何处?我则从1974年干到1985年调省委组织部为止,共十一年。十一年的时间不算长但也不算短,特别是像我们这类中年人(42岁)。要想成为一个技术人员是不可能的。因此立下志愿:熟知主要军品性能,成为企业管理行家,何况有赤水两年办厂的基础。标准是:“在内行人面前不说外行话!”那十一年间,我随同刘兴盛或自己带调研组跑了大部分军工企业。小三线的几个厂则至少蹲了一个星期以上。如遇整顿企业,到了厂里要细化分工,我总是避开熟悉的“政工线”而去一线管理线。有一次组织三个基地之间互检,我和生产处长带一个比较大的调研组去了083,到后来又分为两个组,生产处长留在都匀片,我带十几个人去凯里重点调研某厂。经过几天的调研,经过一夜的深思熟虑我最后代表调研组向厂里汇报了一个多钟头。迎来一片掌声,061的一位领导向我翘了大拇指。说这些,绝不是自吹而只是想实实在在地说明路是怎么走过来的。

　　由于刻苦工作和钻研,在这十一年里我的职务多次提升,从进去时的中层干部到了不折不扣的“一把手”。这期间对全省军工有了深入的了解。据我的了解,它们不仅为国防做出了贡献,也为地方经济的发展付出了辛劳,多方面地产生了影响。

　　对三线建设的得与失,一开始便有争论,不过前些年是持“得”论者居主流；这几年似乎反过来了,持“失”论者居了主流。争论还在继续,但不管最后的结论如何?或者是否能有结论!三线建设确是抹不去的历史存在。就以贵州来说,摆了这么大一个摊子,却也是任何人也抹不去的历史存在。而且据我所知,军工企业不仅对国防建设作出过重要贡献而且现在还在继续作出贡献(如卫星以及探月工程上的零部件)。更为重要的是它在完成军品生产的同时,为贵州这块贫穷的土地,从多方面多角度地作出了不平凡的辛勤劳动和贡献。

促进了贵州工业化的发展

　　三线建设以前,贵州是一个既贫穷又落后的农业省份。一切以农业为中心,省委工作团在贵筑县白云区搞了土改试点后,接着在那里搞农业互助合作试点。创建了闻名全省的赵树华互助组和尖山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白云区便迅速成为省里一张独一无二的名片。什么人来了都往那里带；什么事都在那里试点。省、地、县三级领导包括当时的西南局也不停地往那里跑,甚至连军队转业这样的事,也拿该区作为试点。那些年(1958年之前)的白云区,可以说车水马龙,极一时之盛。随后,各地区也先后推出了本地区的“名片”,毫无例外都是农业的点。说到工业,那时仅有矿山机械厂(当时叫中曹机械厂)等极少数企业,而且全用的是皮带马达,这已经就算最“先进”的了。不断有单位结合学习第一个五年计划,组织职工去感受“现代化”企业的前景。三线建设从根本上改变了这种局面。首先是贵阳成了四条铁路的汇集点,六盘水建成了三个现代化煤矿和水钢。至于军工,三个基地和总后、小三线的建设投产,为这块贫穷的土地增加了金属切削设备和锻压设备二万多台,装备了百多个生产工厂。

对贵州经济建设注入了更高科技含量

　　前面已经说过,当时贵州工业既少又落后,普遍还是皮带马达。三线建设的军工企业,已是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皮带马达普遍被淘汰,最低使用的是电动机,至于当时较先进的数控机床和程控机床,在许多军工企业中并不罕见。更为重要的是,军工系统有一支能打硬仗又能创新的科技队伍。据统计,当时军工系统的技术人员占全体职工的15%左右,还不包括那些自学成才,或在各种专科学校毕业,经过几年实践成为各类专业技术人员者在内。而这两类人才又往往在工厂中最为人们所欢迎。在这支科技队伍的带动下,三线企业曾经在军用产品和民用产品两个方面都取得了辉煌。有的本身则是军民两用产品,例如061梅岭化工厂的“纽扣”电池,便是典型的军民两用。也有在军用产品上获得无比辉煌的。如083基地38研究所的王小谟,曾以他为主,研制成功“三坐标雷达”。这种雷达在当时可以说具有“划时代”的价值。它的特点是:方位、高度、速度,同时显示,同时算出。在此之前,三项指标需分别显示和计算,后然合成。往往计算出来时,一个“马赫”速度以上的飞机早已无影无踪了。这一创建解决了难题,因此除了授奖之外,王本人和我省农业上有“红水河上女财神”之称的李桂莲被特邀到北戴河度假。回来时,时任贵州省委书记胡锦涛同志曾经在省委17号的小院里接见过他们,是丁廷模和我以及副省长徐采栋陪同接见的,我至今仍保留着那次接见的照片。事隔二十多年之后,十八大之前召开的两院大会上,王小谟再次以一位突出贡献者的身份走上奖台,直接接受总书记的奖状,说明他又有新的创举。

大上民品,为市场注入活力

　　军工历来产品单一,以军为主。上世纪八十年代之后,军品逐渐减少,便逐渐提出了一个“军民结合”的问题,但为许多老军工所不接受。无任务(或很少),无福利,甚至连工资都发不出去,不接受怎么办?有段时间,闹到这样的地步:大家(包括工办机关)都行动起来,走街串巷地“找米下锅”,但收效甚微。后来在整党中,省国防工办机关以“军品民品”以谁为主的问题统一思想,辩论了十多天才终于统一了认识:省级工办这样的机关应当立足地方,以民品为主。并采取措施,设立民品办公室,调061副主任(副局长)詹文雅为民品办主任。后来形成了一个口号:军民结合、平战结合、军品优先、以民养军,至此,总算有了方向。成批的生产民品,并成为支柱产业者,当数011基地的平水机械厂。平水本是011系统的大修厂,平时机器有了小毛病,厂方便自己处理了,加之军工企业都是新建单位,要送到大修厂来的设备并不多,因而他们的成批量生产民品有点逼上梁山的味道。他们的合作单位是贵阳卷烟二厂。那时已经到了卷烟接上过滤嘴才能称“高级”,但全国当时能生产这种过滤嘴机的企业,只有上海的一家,全年产量有限,供不应求。贵烟二厂为了打开卷烟销路,便通过011副主任高峰,找到平水洽谈。在两厂员工共同努力下,他们完成了yc15接嘴机的生产,后来又研制了800型横包机组,一直干到上世纪90年代。红阳机械厂,是一个只有600多人的橡胶塑压件专业厂。他们生产的汽车密封条,供应了全国200多个汽车厂家,一汽、二汽、天津大发、上海大众等都使用了他们的密封条。后来该厂厂长张军也升级为011基地一把手,可谓小厂办大事的典型。据统计,那些年间,三线军工企业生产民品3000项,其中科研成果900多项。实现了“四个转移”,即:由单纯军品转为面向四个现代化；由单纯经营转为联合发展,专业化协作；由不关心地方经济转为为地方经济服务；由初级民品生产转为高级民品生产。

坚持了清廉之风的传统

　　作风踏实,生活清廉,这本是我党的优良传统。在军管时期和之后的一段时间内,军工企业一般都坚持了这一传统。我们第一次去061的总装厂时,厂里并没有因为省的领导来了远接远送,直接就去总装车间参观。到了十二点左右,宣布休息,吃午饭。我以为是到食堂,甚至食堂内的一个小餐厅。谁知却是几个厨工抬了几个抬盘进来,每人面前一份。原来是一碗蒸饭,上面盖了一块肥肉。书记和厂长却告辞回家吃饭去了,声称饭后请大家稍作休息,两点前他们准时回来。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我和011基地副主任张春阳带领二十余人进驻某厂开展整顿企业试点。这样庞大的队伍,只能住在厂的招待所。一个多月的时间里,我们都和一般住招待所客人一样,买票排队打饭,厂里并没有为我们单独开伙,厂领导更没有一次陪餐。在那些年中一般的情况是:到厂后先同书记或厂长或领导层面交谈,说明来意和居住时间(两天或一个星期),然后便由领导或办公室往厨房打电话,说明从什么时间起,到什么时间,多了XX人吃饭了事。一直到我离开都是这种作风。

　三线军工给贵州带来了什么,就谈这些,其实也不止这些,由于篇幅有限,到此为止。

　　三线军工建设确也有缺点,例如布局上的“山、散、洞”；追求自我配套加上军工神秘论故而缺少专业化协作,每个基地都有一个大修厂,连机械也不愿让人知道是什么样子。现在持反对意见者,大多抓住这些确实存在的问题不放,因而得出了一个三线建设“得不偿失”论。从贵州本土的角度来看却不是这样,有学者们认为三线建设是贵州这个移民省的又一次大移民,是不叫西部大开发的大开发。当然了,军工的辉煌,已成过去。一个突出的问题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之后,人才外流很厉害,二是设备老化。唯一的优势是职工已换代,贵州人成了主体。不是“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吗?现在许多厂都是“献出的子孙当家”,填籍贯也许他们会填沈阳、上海、北京等等。但他们实实在在生在贵州、长在贵州,对贵州有天然的感情。相信,在当前省委的领导下,他们将利用自身的条件对贵州作出各种新的贡献。在新的基础上,再创前辈人没有过的辉煌。 

（ 作者龙志毅： 曾担任贵州省第七届政协主席、党组书记。离开领导岗位后，先后担任贵州省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主任，贵州省史学会会长，贵州省中华文化研究会会长，贵州省历史文献研究会理事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