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通国家养老政策的“最后一公里”
国家制定的养老行业政策,经过层层传导后,“政策红利”往往是逐级递减而不是递增,所以如何打通政策落实“最后一公里”尤为迫切。进入门槛高、投资者利益得不到保障,不利于社会资本的引入,将成为养老产业发展的瓶颈。
面对老龄化这一内涵庞杂而深刻的社会学概念时,很多人难以提供清晰的解答。打开搜索引擎,输入“老龄化社会”+“准备好了吗”,得到了1200多个新闻报道结果,最早的文章写于2004年。追问的对象因时而变,有时是问中老年人,有时是问资本、社会、社团组织,有时是问子女,甚至有时候是外媒问中国,既有殷切的问,也有怀疑的问。
随着我国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准备好了吗?”并不能轻易地得到一句“时刻准备着”的回答,就像人不是一天变老的,社会老龄化的后果也缓慢显现。即便在学者眼中,政府、企业、父母和子女也在十几年适应过程中更新着思考和答案。
记者在济南一家西餐厅外的广场上看到这样有趣的一幕:三位六七十岁左右的老年人,一个吹竽,一个拉弦,一个唱戏,自得其乐。这代表年轻与商业的西方餐饮文化与传统与故旧的本土戏曲文化显得并不冲突,居住在城市里的老年人以寻找自身生活空间的方式彰显着他们的存在。
其实,当下老龄化加重问题在很多学者眼里已经不是一个轻松的画面,而是关系到社会未来几十年发展的重大问题。
中国老龄协会副会长朱耀垠认为,目前,中国人口老龄化的严峻形势突出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老年人口规模大。中国是目前世界上唯一一个老年人口过两亿的国家。预计到2050年,中国老年人口将达到4.8亿,约占届时亚洲老年人口的五分之二。
二是人口老龄化增速快。从2000年到2050年,全球人口老龄化水平将上升12个百分点,而同期中国人口老龄化水平则上升24个百分点。
三是应对任务艰巨。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是在尚未实现现代化、经济尚不发达的情况下进入老龄社会的,具有“未富先老”的特点。
同时,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快速发展,与工业化、城镇化相伴随,与家庭小型化、少子化相叠加,与经济发展新常态和社会转型相交织,应对人口老龄化的任务异常艰巨。
“人口老龄化不等于社会老化。如果出现公共政策失灵,缺乏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战略；同时,社会对此认识不足,缺乏相应的准备,一个国家会提前老化。”
清华大学就业与社会保障研究中心主任杨燕绥说,“反之,在有备而老的情况下,如老年人有钱(消费拉动经济)、没病(有生活质量)、会讲故事(与青年一代沟通),老龄社会仍然充满生机。”
杨燕绥认为,目前,中国存在“未富先老”“未备先老”的双重难题:老龄人口的养老资产不足、消费和购买能力不足；养老服务体系和老龄产业发展滞后。因此,部分早退休领取最低养老金的老年人群进入高龄失能阶段后,很多人将因无力购买护理服务而陷入“银发贫困状态”。
76岁的杨明杰是一名家住济南的退休工人,由于妻子过世,儿子在外打工,他决定搬到养老院,“起码有个人照应”。但在市区找了一圈后,每月只有不足3000元退休金的杨明杰发现多数养老院他都承担不起,“条件稍微好点的每月都要2000多元,条件太差的还不如住家里。”
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张车伟认为,当前中国老年群体普遍存在收入来源匮乏,财产性收入、生产性收入、工资收入等偏低的现象。无钱养老、养老消费低迷,成为制约养老产业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消费需要财力作支撑,如果老人的经济承载力低的话,养老产业发展就是无源之水。”
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的一份报告显示,在世界范围内横向比较,可以看出中国存在着明显的“未富先老”现象。西方国家的老龄化程度虽然高于中国,但是它们的富裕程度也远远高于中国。
老年人口群体不断扩大给社会带来更大的养老压力的同时,也给养老产业带来了机遇。有机构预测,到2050年中国养老产业规模将达22万亿元,成为拉动GDP增长的重要力量。但在现实中,当前我国养老产业尚处起步阶段,仍面临着老年人口有效需求总体不足、产业盈利模式模糊、政府扶持政策还须落地、产业链条不够成熟等问题。
据民政部去年公布的数据显示,我国每千名老年人拥有养老床位27.2张,还远不能满足养老需求。但“一床难求”的另一端,却是高空置率。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发布的《中国养老机构发展研究报告》指出,我国养老机构空置率较高,全国平均达到48%。
由山东大学第二医院负责运营管理的济南养老服务中心,目前设有500个医养结合床位。据医院相关负责人介绍,养老服务中心已经有2300多名老人登记排队,真正是“一床难求”。
相比于济南养老服务中心的“挤破头难入住”,另一些养老机构则有些“吃不饱”。红夕阳老年公寓是济南最早的一批民办医养结合型养老院,目前院里配有数十名专业医护人员,还有两辆救护车,公寓里的心电监护仪、吸痰机等设备也比较齐全。但良好的软硬件条件却没有换来高入住率。据红夕阳院长张萍介绍,目前400多个床位才入住了40多人,入住率仅有一成多。
一位北京民办养老机构的从业者告诉记者,他曾想在济南开设一家连锁养老机构,但因找不到合适场所只能作罢。多位业内人士表示,当前城市土地寸土寸金,民办养老机构很难取得政府划拨用地,养老机构没有土地就意味着要面临着房租水涨船高、土地出让、房屋拆迁等重大经营风险。
一些民办养老院的负责人表示,由于养老机构投资大、风险高、回报慢、收益低,包括银行在内的社会融资机构,对养老机构申请贷款多是避而不谈的,不愿意放贷。民营资本进入门槛高、投资者利益得不到保障,就不利于社会资本的引入,成为整个养老产业发展的瓶颈。
“国家制定的养老行业政策,经过层层传导后,‘政策红利’往往是逐级递减而不是递增,所以如何打通政策落实‘最后一公里’尤为迫切。”山东省老龄办一位相关负责人说。此外,业内人士认为,除了养老用地难,融资、运营以及政策落实等方面的困难外,像养老专业人员匮乏、养老机构运营不规范等因素,同样制约产业健康快速发展。
“活到老,干到老”现实吗
除了健康负担、养老负担,人口红利锐减、冲击劳动力市场也被一些专家认为是人口老龄化的后果。但也有专家提出,无论是从老年人本身需求还是社会发展观念转变来看,未来会有更多老年人或退休者重新走向社会。
中国劳动学会薪酬专业委员会秘书长孙群义认为,当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解决衣食无忧的问题以后,参加社会生产、给社会继续提供财富,其实是一种责任和需求。现在,很多退休的人不需要别人抚养,他们本质上是劳动人口而非抚养人口。
采访中,一些老年人确实希望在退休后从事一些志愿工作,他们觉得这不仅有利于创造社会价值,对老年人的身心健康也有益。济南一位退休干部表示,“一个不只是靠退休金,而是有日常收入和消费能力的老人群体,他们可以带动就业,产生正面影响。”
“长远来看,延迟退休是一个必然趋势。目前,世界上很多国家普遍都在65岁或者更高年龄退休。在美国,大学教授没有退休年龄,只要能上课,80岁、90岁都可以继续工作。未来,基本上年轻劳动力会普遍减少,会进入深度老龄化进程。”复旦大学人口研究所所长彭希哲说。
专家介绍,在老龄化严重的国家,老人参与工作,不仅仅是自助自救,也有缓解社会危机的作用。“活到老、干到老”“发挥余热”,过去通常是对晚年生活的积极鼓励,而在老龄化社会,却有非常现实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