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家争鸣：春秋时代创造力主要在底层贵族
文章摘自 《中国国民性演变历程》
作者： 张宏杰 出版社： 湖南人民出版社
本书简介：国民性并非一成不变的，从春秋到唐宋，再到明清，中国人的性格如同瀑布一样，飞流直下，越来越恶化。春秋时代中国人单纯淳朴；唐代人雄健阳光，有尚武精神；进入明清之后，流氓气越来越重。而此流变与专制制度的…… [连载内容]
百家争鸣的春秋战国
当然，过分的稳定和过于严格的礼仪约束，会使一个社会失去活力。春秋时代中国之所以能够生机勃勃，绚丽多彩，是因为列国竞争的环境，使得春秋时代远比西周时代的空气更为自由。
在西周前期，在分封制基础上的大一统运转良好，秩序井然，纪律严明，社会安定，堪称“盛世”。然而人们的创造力和活力也被重重礼制严重束缚住了，除了一个周公，西周前期并没有出现伟大的思想家。随着时间的推移，各国诸侯与周天子之间的血缘联系越来越淡漠，周王对地方的控制力越来越弱，中国进入了春秋战国长达数百年的动荡期。在这个动荡时期内，王室衰微、“礼坏乐崩”。多极的政治格局和激烈竞争的社会环境，使各国统治者急于延揽人才，人才可以四处流动，从贵族、士人到普通农民，人人都拥有逃亡的自由，或者说用脚投票的自由。孔子见七十二君，就是说孔夫子他老人家走遍了七十二个国家。由此造成社会控制的松弛，人的身份不再是不可松动的禁锢，人的精神首次获得空前的自由发展空间。同时，正如梁启超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所说：“周既不纲，权利四散，游士学者，各称道其所自得以横行于天下，不容于一国，则去而之他而已。故仲尼见七十二君，墨翟来往大江南北，荀卿所谓‘无置锥之地，而王公不能与之争名；在一大夫之位，则一君不能独畜，一国不能独容’。言论之自由。至是而极……岂所谓‘海阔从鱼跃，天空任鸟飞’者耶？”
而随着严格等级秩序的破坏，贵族精神逸出了上层社会的樊篱，流布到社会各个阶层，与社会底层的草根活力和创造力结合起来，激活了整个社会的能量，创造了中国历史上一个不可复制的黄金时期。
首先从贵族精神中汲取营养并推陈出新的是士人阶层。春秋时期，夏商周时代留下来的典籍不再是贵族的专利，普通人也有机会接受教育，进行精神上的探索。春秋时代的“士文化”，可以说是贵族文化的一种延续。事实上，百家争鸣之中，那些起自社会中下层知识分子的惊人智慧并不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他们接续的、依赖的精神资源是旧有的贵族文化。钱穆先生说：“春秋时代，实可说是中国古代贵族文化已发展到一种极优美、极高尚、极细腻雅致的时代……此下战国兴起，浮现在上层政治的，只是些杀伐战争，诡谲欺骗，粗糙暴戾，代表堕落的贵族；而下层民间社会所新兴的学术思想，所谓中国学术之黄金时代者，其大体还是沿袭春秋时代贵族阶级之一分旧生计。精神命脉，一气相通。因此战国新兴的一派平民学，并不是由他们起来而推翻了古代的贵族学，他们其实只是古代贵族学之异样翻新与迁地为良。”
当然，士人们在贵族文化的基础上生发出许多崭新的内容。士人们的心灵冲破了三代的鬼神崇拜枷锁，在精神的天空中自由地翱翔。许多底层人士可以以智慧和知识为资本，抗礼王侯，主宰着自己的命运。因此他们一个个活得顶天立地。他们第一次真正体验到了自主的欢欣和自由的快乐，也特别强调精神的自由和人格的独立。《论语》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他们坚持以自我的价值判断为标准，不屈从于任何权威，如孟子所说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许多人宁愿舍弃富贵，也要追求人格的独立。比如段干木“官之则不肯，禄之则不受”。齐国於陵子仲“上不臣于王，下不治其家，中不索交诸侯”。追求绝对的精神自由，是春秋战国时期知识分子的一个重要特征。
除了士人阶层，其他阶层在春秋战国时代也产生了强烈的独立意识和人格追求。在春秋以前，自由、独立这些词是不属于贵族之外的其他群体的。到了春秋战国，在那些底层社会的人才终于不再受制于身份的限制，而是可以以自身本领为资本，主宰自己的命运。
春秋时晋国的栾氏家族，依仗有一个著名的勇士督戎，公然与国家作对，相国范宣子为此事极度烦恼。范宣子有一个奴隶名叫斐豹，主动向范宣子请缨，说我可以替你杀了督戎，但条件是你要给我自由。
范宣子大喜过望，马上同意了这一要求，并且对斐豹发誓说：“而杀之，所不请于君焚丹书者，有如日！”就是说，我当着太阳发誓，你杀了他，我一定上奏国君，把记载你奴隶身份的档案烧掉。在随后的决斗中，斐豹杀掉了督戎，为自己赢得了自由。
从这个故事之中，我们可以看出，一个社会地位最卑微的奴隶，在春秋战国时代也可以凭自己的本事来改变自己的地位。斐豹敢于和堂堂一国之相来面对面谈判，向他的主人开出交换条件，凭的是他的能力。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有明确记载的被解放的奴隶，斐豹身上体现了早期中国底层社会自我意识的觉醒，和对贵族等级制度的反抗。而范宣子也为这个奴隶的气度所折服，不但接受了他的条件，还向他起誓遵守。这说明那个时代有作为的政治家的共同特点是识时务和通达。
让我们再来看看另一个侠客的故事：晋人豫让本是大贵族智伯的家臣。智伯的对手赵襄子除掉智伯，为了泄愤，又把他的头颅做成溲器。豫让十分生气，他为了给故主报仇，混进赵府做仆人，想趁机杀掉赵襄子，结果提前暴露了身份，被抓住了。赵襄子得知了豫让为主复仇的动机，感于他的忠义之心，居然把他给放了。
然而豫让仍不死心，于是拿漆涂在身上，使自己身上长满了恶疮，又生吞木炭，让声音变得嘶哑。用自残的方式，化装易形，再次去刺杀赵襄子，结果还是被抓住了。赵襄子说这回我不能再放过你了，你死前有什么要求就说吧！
豫让说，我只想刺你的衣服几剑以尽我对智伯的心意。于是赵襄子就把外衣脱下来给他，豫让对这件衣服连刺三剑，伏剑而死。
很多人对豫让的举动不解。因为豫让当年也曾为范家、中行家效力，这两家都被智伯灭了。在临死之前，有人问豫让：“你当初不为范家、中行家报仇，反倒为智伯卖命，为什么今天智伯被人灭了，你就非要为他报仇？”
豫让回答说：“当年范家、中行家对我并不礼遇，而智伯待我像对待国士，我自然要用国士的行事方式来报答他。”
豫让的这一句回答，开了两千年来“士为知己者死”的滥觞。豫让认为，自己不是任何一个贵族的附属品，如果你不肯和我平等相交，我们之间就只有利益关系，人走茶凉。而如果你承认我的人格与你平等，对我以礼相待，那么我愿意为你这份尊重献出生命。归根结底，豫让所追求的，是等级社会里平民的个人尊严和自我价值的体现。在这个时代，平民阶层首次开始用自己的价值标准来指导自己的行为，而不是再被等级和身份意识牵着鼻子走。
有这种人格追求为基础，春秋时代的侠客们把中国侠文化的精神发展到了极致。《史记？游侠列传》对“侠”的基本特征做了描述：“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尊严，是侠客们的眼珠。
侠义精神是贵族精神在另一个方向上的延伸，它们在许多方面都是共通的，那就是对义与名的珍视，对忠和信的珍视。在春秋时代有一个大臣叫赵宣子，他是晋国的大臣。刚好那时候晋灵公在位，晋灵公年纪不大，还小，很不听话，赵宣子就常常直言不讳地劝他的君主。结果晋灵公居然起了歹念，派杀手麑(一个很有力气的人)刺杀。麑在凌晨到了赵宣子的家里。结果翻墙一看，赵宣子居室内灯火通明。赵宣子起得太早，已经把整个朝服穿得整整齐齐，正襟危坐，在闭目养神。他这种仪容、威仪，麑一看非常感动，他认为这个赵宣子在无人见到的地方都如此恭敬，想必在有人的时候也都一定是非常认真地办理国事。这样的人绝对是国家的栋梁，是人民的主人，我不能杀他。杀了他，我就不忠了。可是因为是晋灵公交代他的事，假如他没有做，他就不信(没守信用)，所以麑当场就对着那棵槐树撞头自尽。
读这些春秋故事，你会惊异于他们的单纯和透明。春秋战国时的中国人，活得有声有色，死得爽快清白。在后人看来，他们也许有点稚拙，有点简单，但却像少年人一样让人感觉到生命的挺拔和亮丽。春秋时代的主要创造力出现在底层贵族，也就是士人阶层。
因此，春秋战国时期是一个上升时代，虽然战乱不休，但社会仍然发展迅速，大型都市接连出现，新鲜事物层出不穷。这是一个英雄时代，在大竞争、大动荡的背景下，大政治家、大军事家、大外交家辈出，导演了一出出惊心动魄、威武雄壮的历史活剧，书写了政治大变革、军事大兼并、外交大纵横、民族大融合的辉煌景象。这是一个创造时代，人们思想解放，智慧勃发，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大的学派。进入思想青春期的他们充满了创造的冲动和诉说的欲望，在早期中国文明史的天空中喷发成一道道绚丽的朝霞。那是中国漫长文化史上唯一可以证明中国人拥有不逊于甚至超过其他民族的思维强度、力度、穿透力、创造力的时期。“春秋战国是中国人最能发挥自己聪明才智的时代。在这个时代，每个人都可能成为思想家、政治家、外交家，每个人都可能对中国历史的未来做出决定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