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正：鲁迅和周作人是难兄难弟
朱正
朱正：1931年生于长沙，出版人、作家，曾任湖南人民出版社总编辑，编辑有“骆驼丛书”二十余种。已出版的著作有：《鲁迅传略》《鲁迅回忆录正误》《1957年的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反右派斗争始末》等。
特约撰稿林东林发自长沙
湖南出版界有两个人物闻名全国，一个是钟叔河，一个是比钟叔河大3天的朱正。
他们是《新湖南报》和新华社湖南分社合办的新闻干部训练班的同学，也是《新湖南报》的同事，一起被打成右派，后来在“文革”中又是一同被判刑劳改的难友。更难分难解的是，钟叔河先生研究周作人，朱正先生研究鲁迅，让周氏兄弟以另一种方式齐聚长沙城。
1980年代的思想文化启蒙，中国出版界一时风起云涌，湖南出版界尤甚。钟叔河先生主持出版了风靡一时的“走向世界”丛书，而朱正先生则主持出版了“骆驼文丛”。湖南出版在全国赢得重要声誉，这两位功不可没。
出版之外，朱正还研究鲁迅，也研究反右派，曾以一部《鲁迅传略》和一部《1957年的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而蜚声知识界。对鲁迅，他从年轻时的崇敬崇拜而正视平视，发见了鲁迅的一些不足甚至是错误；对反右派，他在邵燕祥一篇文章的启发之下开始研究，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反复思考，从而对这一段历史进行诠释和还原。
从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写作《鲁迅传略》、给冯雪峰写信指摘许广平的《鲁迅回忆录》书中的史实错误开始，他就逐渐涉足文学界。因为职业和交游的关系，他为现当代文坛保留了一份切身观察。在他的眼中，“杨绛比钱锺书还会写文章”。夏衍说，“聂绀弩是鲁迅之后最大的杂文家”，朱正则说他的朋友邵燕祥是“聂绀弩之后最大的杂文家”。丁玲虽然被划为右派，但他却说，他所接触过的丁玲“可是根本一点都不右”。
两个鲁迅
朱正最早接触鲁迅是在国文课堂上，他后来开始研究鲁迅，起因就是爱读鲁迅的书。他不满意小田岳夫写的《鲁迅传》，于是就有了自己为鲁迅作传的想法。随着对鲁迅研究的不断深入，他也从仰望鲁迅转向了对鲁迅的平视和直视：“我是以鲁迅的粉丝开始的，现在还是他的粉丝，但我不完全是盲目的粉丝了，他好的地方我很佩服，但他走的弯路，我还是给他指出来。”
我开始研究鲁迅很早，那时还不知道毛泽东说过鲁迅是民族英雄。初中二年级，国文课箫鸿澍老师喜欢鲁迅，在课堂上常跟我们讲，引起了我很大的兴趣，我看鲁迅的书最早就是向他借的，那是1946年。1947年我回到长沙，买了鲁迅的一些书，抗日战争期间在重庆、 桂林 印的鲁迅的书很多，都是土纸印的，比卫生纸好不了多少，很便宜。我看了很多鲁迅的书后，自以为对他很了解。那时看到日本人小田岳夫的《鲁迅传》，我不满意，有些事情我比他好像还知道得多一些，我想，如果我写《鲁迅传》就会比他写得好，这是一个中学生的想法。可是我1956年写出的《鲁迅传略》也没写好，后来越写越好，现在出的这本就相当好了。
这些年里我对鲁迅的看法也是有变化的。早年写《鲁迅传略》时，我还是一个年轻人，仰视一个高大的身影，很崇拜，不但喜欢读他的书，而且以他的是非标准为是非标准，比如他反对提倡国粹，我也反对；他主张中国应该引进一些西方的东西，我也很赞成。他反对封建、反对专制、主张民主，这一切我都是很拥护的。他后来拥护共产党、拥护苏联，也成了我的政治信念。
后来我东西看多了，就发现鲁迅的思想分两段，北京时代和上海时代。北京时代他是一个自由主义思想家，他写文章对于中国传统和中国社会的批判都是很好的；到了上海以后，特别他搞左联的时候，晚年写的文章有一些就是宣传共产国际的错误观点了。
比如他的《我们不再受骗了》，为苏联辩护到那个程度，苏联的排队 购物 他也辩护，斯大林制造的工业党冤案他也辩护，理由都是站不住脚的；他在那篇文章里说的苏联文化方面的成就，引证的论据是苏联外交部发言人的谈话，外交官就是职业说谎家，他把苏联外交部的话引到文章中来作证。他晚年对国民党政府持批评态度，国民党政府虽然做过许多蠢事坏事，但也有一些事情并没有做错。1933年初日本军队侵占热河以后，北平受到威胁，当时国民党政府决定把 故宫 的文物装箱运到南边，鲁迅就写了好几篇文章批判这件事，就文章来说是漂亮极了，但意见并不对。
再举一个例，鲁迅晚年参加的民权保障同盟是个什么组织？这是共产国际为了营救牛兰组织起来的，牛兰是共产国际的特务，在上海租界被捕，引渡到 南京 中国政府。民权保障同盟为了营救牛兰，提出了无条件释放一切政治犯的要求，而且把牛兰这样的外国间谍也包括在政治犯之内。民权保障同盟北平分会主席胡适不赞成这个提法，他说政治犯应该和别的犯人一样受到法律的保护，但不能无条件释放。结果就把胡适开除了。任何国家的人权最多可以扩大到革命权为止，如果政府是腐败的、压迫人民的、专制的，人民可以推翻它，绝对不能把保护外国间谍包括在人权里面，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要保护外国间谍的自由，营救牛兰就是要保护间谍权。民权保障同盟就是这么一个组织，我觉得参加这样的活动绝对不是鲁迅的荣耀！
1949年后，因为政治环境的需要，鲁迅一度被抬得很高很大，被竖到了祭坛和神坛之上，被捧成了神。朱正研究鲁迅，也兼研究周作人和胡适。今天面对鲁迅、胡适和周作人，他能观其白璧，也能察其微瑕。
那些人拼命地捧鲁迅，对已经死掉的鲁迅其实也是一种灾难。鲁迅文章写得很好，大家都承认，但他的翻译就问题不少。像他翻译的普列汉诺夫的《艺术论》简直没法看，但曹宝华翻译的《没有地址的信》（是同一本书）就很好看；鲁迅翻译过法捷耶夫的《毁灭》，许磊然也翻译过，把两个版本对照看就知道。我不懂外文，对翻译没有发言权，但中文译本我还是能看出优劣，至少从我受众的角度来看，就哪一本好看哪一本不好看我还是能说出来一点的。而且鲁迅对于外国文学鉴别的水平也并不到位，比如曹靖华翻译过一本《不走正路的安德伦》，是一个苏联小说，是鲁迅写的序，但那个书在俄国文学史上毫无地位。
胡适和鲁迅，都是20世纪中国最重要的文化人物，各有千秋。鲁迅虽然在晚年有一些问题，也写了一些不怎么精彩的文章，但他早年的那些文章还是非常好的，都是经典著作。他和胡适至少有两个共同点，第一是他们都希望中国好起来；第二是他们对于中国的传统都是持批判的态度，这一点也是一致的。另外，他们古文的底子都很深，在这一点上说，比方说对于古代小说的研究，有些问题胡适的研究比鲁迅更深，鲁迅讲错的地方，胡适给他纠正的也有。
就文章来说，鲁迅和周作人确实都很好，反正两个人是难兄难弟，都是各有千秋。我现在觉得周作人重要的不是他的文采，而是他的见解，周作人对中国历史是看得很深的，但他做了一件绝不能做的事，人可能犯各种错误，有些错误可以犯，有些错误不可以犯，我这一辈子犯了很多错误，但有些错误我就不会去犯。鲁迅也犯了错误，但鲁迅的错误可以原谅，周作人的错误不能原谅，没有办法，我对周作人也很佩服，但也很为他惋惜，鲁迅有些事情我也为他惋惜！
1927年9月11日，在中山大学任教的鲁迅与许广平（中）、中山大学图书管理员蒋经三（右）于广州艳芳照相馆留影
许广平的书完全没法看
1959年，许广平写了一本《鲁迅回忆录》，对于这本回忆录，朱正曾经抱有很大的希望，看完之后却非常失望，他没有想到许广平的这本书写得这样差，事实错误触目皆是。后来他写了一本《〈鲁迅回忆录〉正误》，大部分内容就是纠正许广平的这些错误。
许广平在主观上希望把鲁迅说得很伟大，但怎么样能把鲁迅说好她就不知道了。
我举几个例子。冯雪峰在很长时间里是和鲁迅往来最密切的共产党员，鲁迅和党联系中间重要的桥梁，塔斯社中国分社社长罗果夫有一次问许广平：谁可以算是研究鲁迅的通人？许广平说，鲁迅在各个时代有各个时代不同的通人，最后多少年里恐怕冯雪峰可以算是鲁迅研究的通人。可是到了1957年冯雪峰被划为右派分子了，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扩大会议批判冯雪峰，许广平到会上发言，就骂冯雪峰是一个骗子、欺骗鲁迅、根本不懂鲁迅。
这个时候谁又是最好的鲁迅研究者呢？她又找到一个，是周扬，她说：“1956年鲁迅逝世20周年的时候，我写了一个讲稿，就是说鲁迅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把稿子拿给周扬同志去审查，周扬同志就填上3个字，伟大的，鲁迅是中国人民伟大的儿子，你看他对鲁迅多好。”
到了“文革”时，周扬不行了，她在《红旗》杂志上发表文章《不许周扬歪曲鲁迅》，讲了鲁迅当时对周扬不满。鲁迅对周扬不满谁都知道的，可是周扬走红的时候她一直不说，现在周扬垮台了，她就来说了。
《鲁迅回忆录》里许广平专门写了一章讲鲁迅和瞿秋白的友谊，到“文革”瞿秋白被打成叛徒她又写文章批判瞿秋白。这个文章没发表，我怎么知道的呢？周海婴写给毛泽东那封信里讲我母亲去世前就已经在写批判瞿秋白的文章了，就是说瞿秋白把鲁迅说成党的同路人，是贬低鲁迅。
我原来看到她的《鲁迅回忆录》，怀着很大期望，想她应该写一些很珍贵的史料，谁知越看越失望，我不知道的事她说得很少，很多我知道的事情她又说错了。我就写信给她，当时我是右派分子，不好用自己名字，就用我兄弟的名字写信给他，说你的书哪些地方讲的与事实不符。她回信说，你讲得有道理，不过你是根据文献说的，我是根据回忆写的，我不准备根据你的意见作修改。她这就很矛盾，我也不做声，就写了很多篇考证文章，后来我打听到冯雪峰的地址，就寄给他看，冯雪峰看了给我回信，说你讲得有道理。
从打成右派到研究反右派
在《新湖南报》工作时，朱正和钟叔河是同事，他们也一起被打成了右派。
从戴着右派帽子到成为“反革命犯”的二十多年里，朱正历经了人生困顿和波折，他先是去劳动教养5个年头，后来在“文革”中又被判刑3年去劳改。在劳改的3年中，除了《毛选》没有别的书可以看，也没有人可以聊天，每天的任务就是种茶、采茶叶。
我当右派是在《新湖南报》和钟叔河一块打的。我和他还不单是同事，在新闻干部训练班是同学，在《新湖南报》是同事。1955年《新湖南报》有一个“肃反运动”，要打老虎、打反革命，他和我还有另外两个同事，4个人打成“反革命集团”。后来运动慢慢降温，开始说是“反革命集团”，后来说是“反动小集团”，一年以后定案写得非常客气，叫作“思想落后小集团”。措词变了，性质也就变了。1957年都打成右派我就去劳动教养，1962年解除劳动教养回到长沙，到1970年“文革”中“一打三反”又说我是“反革命”，就把我们都抓去了。我判了3年，变成了“反革命犯”，1971年到了湖南洣江茶场，在那里就是采茶叶、种茶，1973年我就回来了。钟叔河判了10年，直到1979年才回来。
因为当右派的人生经历，促成朱正去留意研究这段历史，而又因为邵燕祥的一篇文章，促成他写了一本反右派研究的专著——《1957年的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这本书出版后，受到学术界和知识界的很大重视。
我那本书最早是1993年开始写的。有一天我到邵燕祥家里去，他刚写好《1957年中国的梦魇》，讲反右的，大概有万把字，我说：“你的文章写得很好，不过才一万多字，只能够提出一些论点，这是一个大事，应该加上一些史料，恐怕就得写成一本书。”他就说：“你来写怎么样。”我说：“行，我来写，不过要收集资料也很难。”他就把他收集的有关资料借给我，比如其中一本姚文元的文学论文集，批判右派分子的，当时“四人帮”被抓起来了，他的书在书店和图书馆都找不着了；还有秦兆阳送给他的《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以及学习杂志社出版的一些资料，就是1957年出版的当时批判右派的文章。
对于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朱正先生直言“两家争鸣”已经不再是争鸣，而是变成了批判。谈到反右跟当年延安整风的异同，他认为，高华教授的《红太阳是怎么升起的》是论述这个题目的一本好书，只是过于依赖文献资料，还有不少想象成分。然而无论延安整风还是反右派，在某种程度上都暴露了毛泽东的真实想法。
“百家争鸣”和“两家争鸣”都是毛泽东说的。两家争鸣，他的解释就是资产阶级一家、无产阶级一家。百家争鸣本来是各种意见的争论，两家争鸣分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家就不是争鸣，而是批判了，没有争以前就已经分胜负了。
反右派跟当年延安整风有异有同，高华写过一本《红太阳是怎么升起的》，他去世了，他年纪比我还小，可惜了。他的书有个缺点，他到没到过延安我不知道，反正是毛泽东在延安时他没有到过。延安整风他是根据文献资料写的，不免有一点隔膜。我写反右派斗争，因为自己是一个亲历者，和光凭文献来写的就不一样了。何方写过一本《党史笔记》，他是老革命，社科院的名誉学部委员，有在延安生活的经历。他讲高华那本书，高华说延安整风反对共产国际和王明，他说整风怎么反对共产国际？当时整风运动指定的22个学习文件里有斯大林的讲话，有《联共党史结束语十二条》，拥护共产国际拥护得很，怎么会反对？他还说反王明，当时也没有什么反王明，高华后来把这些想象加进去了。
1985年，朱正（左）和钟叔河合影。两人在新闻干部训练班是同学，在《新湖南报》是同事
《查泰莱夫人的情人》的风波
1980年代，很多海外文学作品被译介出版，而对于劳伦斯的最后一部小说、“色情文学”代表的《查泰来夫人的情人》，很多出版社都想出但无人敢出，湖南人民出版社的译文编辑室主任唐荫荪就找时任总编辑的朱正商量。朱正一开始有些犹豫，但看到同事们热情很高，也没有反对。书出来后征订的场面非常壮观，经销商的 汽车 就在印刷厂门口排队，印好一批拉走一批。
那个书后来被查了，闹了很大的风波。其实是个很简单的事，就是我们出版以后，热销，印了36万册。当时我们发了一个征订目录，发出去后武汉新华书店没有回信，没有订，等到书畅销以后他们就来人找我们，他们要进货，我们的人说：“给你们发了征订目录，你们不来订货，那现在没有。”结果他们就回去向领导汇报，说“要不到书，湖南人民出版社还奚落我们”，很生气，书店的领导人就向熊复反映了。
熊复在解放初期担任中共中央中南局宣传部副部长。那时中南局驻武汉，武汉新华书店的头大概认识熊复，是他的老部下。他向熊复反映，熊复就向一位中央领导反映，领导批示查处。后来新闻出版总署搞了一个关于“扫黄打非”的展览，内部展区预展时请胡乔木去看，胡乔木看到把《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一书列入淫秽读物里面，说这样办不好，这本书是世界文学名著。这次展览就拿下来了这本书，后来处分我们时就没有说是“出版淫秽读物”，只说是违反出版纪律。
总编辑只做了一年
1980年代，由于1949年之后尤其是“文革”10年的文化思想真空，再加上改革开放所带来的非资即社的二元意识形态结构的松动，读书不再有禁区，整个出版风气也非常开放。
我在湖南人民出版社也没出很多书，时间很短，做总编辑就一年多，就是因为《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下台了，那是我任内签发的最后一本书稿，出事以后我就下台了。
现代的编辑水平怎么样很难说，人家要我讲编辑经验，我说：“我的经验，第一我不能说，第二你不能学。”为什么呢？因为有些稿子，比如说像杨绛他们的稿子，拿来我根本就不看，直接发到工厂去排印，因为我知道反正是要看校样的，我能够改她的文章吗？一个字也不能改的。现在我能够向编辑人员推荐这个办法吗？那是不行的，当年我联系的那些作者又是什么水平啊！
朱正先生从里屋搬出一摞的“骆驼丛书”，一本本讲背后的故事。那些书的作者里很多都是文坛一代大家，孙伏园、杨绛、唐弢、舒芜、郑超麟、黎澍、徐铸成、黄裳、李霁野等。
那套“骆驼丛书”，我一共出了二十多本，现在很难配齐了，像郑超麟的诗集《玉尹残集》，网上去淘要几千块钱呢。我编这丛书的起因是这样的：一次我到北京去，看黎澍，问他有什么稿子可以拿给我出版，他说他手头有一些短文章，就把《早岁》这本书稿给我了。我说，如果能够再找一些类似的书稿出一个丛书就好了，他赞成我的这个想法，跟我说：“你可以去找杨绛，近代史所最近请杨绛写了两篇材料，一篇写她的父亲，一篇写她的姑母，都写得很好，可以编入丛书。”过了几天，他给我打电话，说杨绛我已经给你联系好了，你去拿稿子吧。我去杨先生府上取《回忆两篇》书稿的时候吗，杨先生说：“我还有一篇稿子《记钱锺书与<围城>》，我不想和这两篇编到一起，不过那个只有一万六千字，能够单独出一本吗？”我立刻说：“行，可以出。”
当时那些作者，有的都是泰斗级的。杨绛非常能写文章，是文章大家。我看，学问上是钱锺书大，但是写小说、写散文这些，钱锺书不一定写得过杨绛。杨绛的小说《洗澡》，你说有多精彩！钱锺书的《围城》写的是抗日战争时期的知识分子，杨绛的《洗澡》写的是解放初期的知识分子，我以为反映历史更加深刻。杨绛和钱锺书的人品也好，他们真不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