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日报》整版刊登《传承村落文化 留住乡愁空间——贵州传统村落保护与发展的生动实践》

《贵州日报》整版刊登

《传承村落文化   留住乡愁空间

——贵州传统村落保护与发展的生动实践》

嘉宾：

吴建伟(贵州文物局原副局长、贵州省文物博物馆学会秘书长)

麻勇斌(贵州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张　勃(北京联合大学教授)

和　跃(云南师范大学副教授)

龙佑铭(贵州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副主任

　　话题背景

　　11月中旬,由省政府主办,黔东南州政府承办的2015首届“中国传统村落·黔东南峰会”在凯里市举行。省委书记陈敏尔在书面讲话中说，传统村落是农耕文明的精髓，是民族文化的家园，是中华儿女的乡愁，也是多彩贵州的一张名片。贵州传统村落拥有各美其美的山水，具有美人之美的文化，富有美美与共的乡愁。近年来，贵州认真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指示要求，大力推进传统文化建设，着力打造村落文化精品，持续加强对传统村落和文化遗产的保护，一幅“浓妆淡抹总相宜”的水墨村落画卷正在贵州大地渐次铺展。加强传统村落保护发展，是践行“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的重要举措，是守住发展和生态两条底线的生动实践，是统筹城乡发展、改善人民生活的具体行动。

　　贵州共有426个村落列入中国传统村落名录，占全国的16.7%，数量居全国第二。

　　不久前，省政府出台意见，就加强我省传统村落保护发展工作作出安排部署。通过省、市、县、乡、村5级联动和社会广泛参与，用3至5年时间，使传统村落文化遗产得到基本保护，生产生活条件得到有效改善，建立起有效的保护发展管理机制，培育起稳定增收的特色优势产业，努力让传统村落美起来、强起来、富起来，遏制住传统村落消亡的势头。根据村落火灾危险性、周边环境、建筑密度、生活习惯、气候条件等因素优化消防安全布局，重点实施消防“六改”工程，2017年，完成列入中国传统村落名录的426个村落的改造任务；2020年，完成全省100户以上传统村落的改造任务。

　　传统村落拥有物质形态和非物质形态文化遗产，具有较高的历史、文化、科学、艺术、社会价值。探索传统村落物质文化遗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有序开发及合理利用，探索不断展示贵州传统村落文化的多姿多彩和独特魅力的方式和渠道，实现有效利用合理开发，让传统村落文化惠及当下服务未来。

      村落承载多彩文化基因

　　主持人：贵州村落里潜藏着差异的诗学和审美,村落积淀贵州多元民族文化,是贵州非物质文化遗产传习、传承空间,是多彩贵州文化基因库的重要空间组成。对此您怎么看?

　　吴建伟：贵州传统村落是各民族在农耕文明时代传承至今的文化财富,无论是村落民居建筑、历史遗存、民风习俗、信仰崇拜、建造技艺和工艺制作,无不反映和记录着贵州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和各民族走向文明社会的步履。贵州的传统村落文化遗产,是贵州传统文化的重要构成版块,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载体,是多彩贵州文化发展的主要源泉,是生态文明建设中人与自然和谐共存模式的最佳代表,是文化遗产保护的一片重要文化空间。由于贵州独特的地理形态,传统村落作为村民聚居耕作、生息的领地,历史地构成了浓烈地域色彩的乡土社区,是贵州整个社会大系统的细胞单位。贵州传统村落的村民通过劳动与才智,为今天的贵州创造了丰富多彩的物质和文化财富,同时也为全贵州今天的社会进步与发展以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了丰厚资源和动力支持。

　　从经济价值来讲,贵州传统村落地理属性、历史属性、民族属性、文化属性和不可再生性,是贵州持续发展生态旅游、乡村旅游主要依托的村落景观与民族文化资源,而对这些众多资源的依法保护与合理利用,将给贵州的县域经济发展带来巨大的助推力,同时又能给村落的村民创收多构筑了一条致富之路。

　　麻勇斌：传统村落,其所指应该是古代乡村之人建造和居住的体现或载有传统文化的地方。在文化遗产工作的语义中,无论是古村落还是传统村落,都指是古代文化活态聚集的空间,是文物、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持有人的结合体。

　　张勃：传统村落本是村民的生活空间,生活价值本来是它最重要的价值，但自20世纪80年代起,一些学者陆续从乡土建筑、历史文化地理、景观资源等多个角度对传统村落进行研究,从不同方面发现和强调了它的历史文化价值、旅游开发价值和科学研究价值等。事实上,一些村落称为“古村落”(传统村落)本身,就已经包含对它们特殊价值的认定。

　　传统村落是“另一类文化遗产”的看法已成共识,在《关于切实加强中国传统村落保护的指导意见》中,传统村落的价值更得到政府明确,被认为“传承着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生产生活智慧、文化艺术结晶和民族地域特色,维系着中华文明的根,寄托着中华各族儿女的乡愁”。

　　龙佑铭：非物质文化遗产包括口头传说和表述,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媒介的语言,表演艺术,社会风俗、礼仪、节庆,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和实践,传统的手工艺技能等,以不同形态存在和发展的中国各民族的珍贵非物质文化遗产,有90%以上保护在我们的那些传统村落里,正是这些在乡村里的东西,却是中华文化的“基因库”,是研究人类及人类社会、研究民族和国家历史命运以及人类世界观发展的重要原料。它能向各民族人民甚至全人类提供世世代代积极的宝贵的人生和生存经验。

      唤起村落守望者的文化自觉

　　主持人：探讨村落文化保护,首先要明确保护主体是谁,生活在村里的村民的主动性参与和反思,即将唤起村落守望者保护村落文化的文化自觉,是否这样才能在大众的普遍参与下来实现村落文化保护?

　　吴建伟：这个问题必须引起全社会的关注,必须加强地方政府的重视,必须唤起村民的文化自觉。唯有如此才能形成立体式合力守护我们最后的家底——传统村落。传统村落是世代村民住户群体精神文化得以传承的载体,它孕育的传统文化活态而且立体,包括村落历史记忆、民族传统、俚语方言、村规民约、耕作习惯、信仰崇拜等,都是因为有传统村落的存在而得以延续,并使传统村落的传统文化厚重而鲜活。

　　贵州传统村落保护立法非常有可行性,贵州传统村落数量多、范围广、文化内涵丰富,需要立法保护的内容众多。省政府“关于加强传统村落保护发展的指导意见”,已经为我省尽快推动出台《贵州省传统村落保护条例》勾绘了蓝图,作了一系列先期工作。另外,在传统村落保护的立法方面,无论是在国内或国际上,都还没有见到对传统村落保护立法的先例,我们可以从贵州传统村落的实际出发进行大胆的立法探索。

　　麻勇斌：古村落保护涉及的主体大致有三个:一是代表国家权益的政府及其被赋予权力的职能部门单位,且称之为“法定主体”；二是建造和使用古村落的村民们,且称之为“当然主体”；三是在古村落兴办旅游等商业活动的企业,且称之为“市场主体”。由于“当然主体”对古村落的价值往往缺乏认识,另外两个主体因有“专业眼光”和“市场经验”处于优势地位,三个主体关于古村落的价值认知,必然存在巨大差距。如果他们之间没有形成共识,很容易造成信息不对称条件下的不公平,很容易造成保护利用旨趣分歧。

　　要建构“当然主体”关于其古村落保护利用的共同思想基础、共同目标任务和共同遵守的规约。随着时代的发展,古村落作为居住者共同利益载体已经基本丧失,对于他者设计的保护利用愿景,内部成员很难形成广泛共识,古村落的“当然主体”,没有对古村落进行保护利用的内在要求。而这是“当然主体”对保护利用内生动力的关键,必须进行植入或重建。

　　如果古村落里面的人们日益富裕起来,文化信心提振起来,传统文化保护之事,在人民群众就是理所当然的事。只要保护的行动不单是强制保留什么、修建什么,而是从“当然主体”的生活水平和文化意识同步提高来着手,直接保护与间接保护并举,就不会陷入基于旅游产业来进行保护的“囚徒困境”。功夫做到一定的程度,古村落的旅游业自然会生成发展起来,而且此时的旅游活动,不会颠覆古村落的原生文化基础。

　　和跃：全球化是当今人类社会发展的趋势,而文化的多元化发展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目标。在当今背景下,有效地传承保护传统村寨文化,是保护人类文化遗产、守护人类精神家园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传统村寨文化的保护与发展,关系着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关系着和谐社会的构建,也关系着整个人类社会文明进程的演进。

      保护村落文化与可持续发展并举

　　主持人：如何把完善民族传统村寨保护机制与弘扬民族文化有机结合起来,既是发展地方经济的需要,也是民族文化传承的需要。贵州在传统村寨保护及民族文化保护开发利用方面取得了重要成就,但同时也出现了有的地区也过度开发,商业化损害了传统民族文化的情况,要如何才能做得更好?

　　龙佑铭：传统村落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重要的科学价值、历史价值、人文价值和艺术价值,作为文化的重要部分,其价值并不比传统文化和历史文献遗存对中华民族、对人类的作用来得小。民族文化表现的是在“各美其美”中和谐共生、共存,又“美人之美”,成为丰富的养分滋养不同文化繁荣发展,彰显中华多元文化“美美与共”的特性。

　　张勃：提升原住民在传统村落保护发展工作,尤其是决策环节中的参与度和主体性,充分尊重其利益诉求。传统村落的保护和发展,需要听取多方面的建议和意见,应该在多种相关群体真诚协商的基础上加以约定,其中原住民在传统村落保护发展的道路选择、利益分配等方面,理应有最高的参与度和充分的话语权。传统村落是其原住民的文化产品和生活空间,原住民是传统村落的主人,是传统村落保护工作最直接和最重要的利益相关者,他们的参与有助于当地人加深对传统村落价值和意义的认识,从而形成保护传统村落的文化自觉意识,对传统村落的可持续发展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吴建伟：贵州的传统村落是贵州规模最大的双文化遗产类型,即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复合载体,对传统村落的保护可以说是贵州最大规模的社会行动和文化行动。为此,必须在一个权威性的法规的规范下,统一协调,各施其责,才能形成传统村落保护发展的合力,才能确保这项浩大的社会工程有条不紊的持续推进。

　　麻勇斌：苗族古村落保护与利用工作,要围绕建筑文化遗产进行,即围绕蕴含在建筑和使用建筑之中的知识和智慧进行。“当然主体”自主开展的苗族古村落保护,始终伴随着利用而不停地进行着,不是现在才有的新生事物。

　　和跃：社区群众是传统村寨文化的传承和享有者,同时也是传统村寨文化保护的主体。当地少数民族民众置身最直接的保护中心位置,对保护对象的传统生态非常熟悉,深怀感情,充满依恋。对传统村寨文化的保护重点,在于传统村寨文化传承者和享有者,不管是传统的有形的物质文化,如自然文化景观和文物包括建筑遗址等,还是无形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对它们保护的最好方式,莫过于这些传统村寨文化主体的自我参与。

　　特别是一些传统的村寨文化,更要注重的是知识、情感和技能、手艺及其“活体”传承,意在引导人类自身注重自己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情感和智慧表达。将传统村寨的物质和精神文化与其相宜的生态环境结合起来,作为一个文化整体来加以宣传和保护,仍然是我们进行传统村寨文化保护的一个重要手段。

　　张勃：投入巨大力量挽传统村落于式微，考量的不仅是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同时也是一个国家的文化眼光。在我国，从国家层面重视和开展传统村落保护的工作刚刚启程，在树立正确的传统村落保护理念以及方法选择方面，仍需要做大量工作。当传统村落保护的正当性成为社会共识，人们普遍将那些散布在中华大地上的传统村落视为珍珠而不是敝屣，视为我们永久的精神家园而不是可以朝夕赚钱的利器，保护传统村落就会成为一种自觉的社会行动，传统村落也会焕发出夺目的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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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传统村落·　黔东南峰会宣言》节选

　　黔东南州是中国传统村落分布最为集中、保存最为完好、最具特色的地区,具有巨大的研究价值和资源优势。贵州将加强传统村落保护与助推民族地区发展统一起来,符合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的客观规律……会议通过和发布成立贵州省传统村落保护发展联盟、建立贵州省传统村落保护发展基金等十大成果，极大丰富了峰会内容,开启了传统村落保护发展新篇章，对中国传统村落保护传承发展作出了积极有益的贡献，彰显了传统村落保护传承发展新理念。　

　　传统村落是我国数千年农耕文明的结晶,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凝结了历代先民秉承天人合一的理念,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智慧。历史文化要素是传统村落的灵魂,自然环境是传统村落的生命线,既要保护传统村落的历史人文要素,又要保护传统村落的自然生态环境,真正实现“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内在价值。加大传统村落保护传承发展工作力度,对于继承优秀的历史文化遗产,弘扬民族文化,全面建设生态文明社会,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发展是传统村落保护的突出任务,居住在传统村落的群众期望改善现状、加快发展的意愿强烈,要加强与群众的沟通,充分尊重原住民的居住、保存、发展、共享权利,鼓励群众参与各项工作,帮助他们转变发展方式和生产业态,让他们共享传统村落保护的实惠、发展的效益,实现保护和发展辩证的统一。　

　　按照《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的要求,以创新的思路,正确处理自然遗产、文化遗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关系,坚持以世界文化遗产标准全面开展保护管理工作,正确处理保护、传承与发展的关系,切实把申遗的过程变成加强中国传统村落保护与管理的过程。　

　　传统村落是全人类共有、稀缺和不可再生珍贵遗产,保护传统村落需要有力的智力支撑,需要强力的资金支持,需要汇聚政府、商界、学界、媒体、民间及其他各界人士通力合作与支持,探索传统村落保护的先进理念,汇集传统村落保护的理论实践,分享传统村落保护传承发展的成功经验,促进传统村落保护政策的不断完善。

　　记者手记

      保护利用理念　注入发掘全过程

　　当贵州村落面临现代语境下的快速发展介入,村落文化变迁已经在新的情境之下,需要更多的一线材料采集和进行深入的基础性研究,以让公众了解村落的文化变迁状况和真实发展情境,提供村落文化传承、保护与发展的行动策略和参与智慧,使得村落在文化变迁的历史细流里,更多地参与和决策,寻找“更好的发展”以达到长远的可持续性。

　　黔地多山,山间村寨散落。村落内部至今保存着至深的文化符号,生机勃勃的农耕生活场景依然呈现。在现代性语境下,当越来越多的农民远离自己的乡土,贵州大地上生机勃勃的生活图景,或将成为人类追寻生活记忆的另一种根据。贵州具有600年历史的文化村落景观就达1800个。农耕文明的创造者和延续者,在历史的长河里形成多元共生的族群,交错在现代性发展语境之间,影响着贵州人的品格和向外的交往方式,定格贵州的文化走向和生活方式,甚而面向世界的话语表达。

　　以农耕文明为中心的文化形态,扩展了贵州文化的精神,多元共生的民族文化像一个美丽的碎片,散落在贵州千万个村落之间。探查隐藏其后的文化精髓,关注其对于山地各民族的思维、情感、信仰、精神、意志,以及生活和行为方式的功能作用具有决定性意义。这里的贵州文化上升到符号和仪式的哲学叙事,从文化创造者和持有者的精神内部窥探,使其更具备人类文化的视野。德国文化哲学创始人卡西尔曾说,这种文化是“人类意义世界之一部分”。当贵州村落面临更多的现代语境下的发展介入,它们如何选择旁观、参与、介入和融入,与外界协调和协商,多方参与村落的发展,成为一个必须解决的题旨。

来源：12月11日《贵州日报》11版  编发：胡大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