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唯再怎么装扮都不可能是萧红

20.10.2014  17:42

所有的时代都是“看脸”的,电影也不例外——这绝不是我的歧视。

我总是觉得,像《罗密欧与朱丽叶》这样的戏,如果主角是丑陋的,以我偏执的想法,这样的爱情故事一定得不到那么多眼泪,也不见得会流传。而许鞍华和霍建起电影中的萧红,如果真长得像汤唯或者小宋佳,性格又温婉,也多半不会有这样颠沛的人生。即使颠沛,也应该颠沛得更哀艳。

女作家大多数都是不美的,从萧红留下来的照片来看,她似乎略有龅牙,眼睛微凸,五官中,眼鼻口都显得略大,绝不精致,当她不笑的时候,仿佛有一股杀气腾腾的怒气。在她笑的时候,又像是一个朴实的大姐,呼之欲出,随时可以拉点家常。她的骨骼也是北方的骨架,哪里有汤唯那种王佳芝的窈窕!

选角的失败,这是许鞍华和霍建起的电影中令人感到不大可信的地方之一。

人们常说“文如其人”,萧红就是一个例子。从萧红的作品来认识她,也可以感觉到她的自然主义。比如她的长篇小说《呼兰河传》,前三章是琐碎的散文抒情,后几章又像几个乡村人物的小传,与其说她是有着与众不同的小说写法,倒不如说她只是凭着写作的天才自然流淌出她的故事。

作为同样是天才的小说家,如果说张爱玲的《金锁记》体现的是天才的完满书写,那么萧红的《呼兰河传》体现的却是天才写作中,光彩和荒疏的两面。萧红应该是有东北女子的那种阔达、倔强、率真,可是又有着她们的粗糙和自我。

我们断想不出汤唯是“用一块天蓝色的绸子撕下粗糙的带子束在头发上,布旗袍,西式裤子,后跟磨去一半的旧皮鞋,粗野得厉害”的萧红(此段文字见于梅林的《忆萧红》),也想象不出汤唯是鲁迅先生批评过的“红上衣配了咖啡裙子,颜色很混浊”的,审美不够细心精致的萧红。

丁玲在《风雨中忆萧红》中说她:“苍白的脸,紧紧闭着的嘴唇,敏捷的动作和神经质的笑声”,因此“觉得很特别”。胡风对她的第一印象是:“坦率真诚”,而梅志的回忆则是:“一个普通的但很能干的家庭主妇”。可见,她不是汤唯那种小家碧玉似的,也不是小宋佳那种大家闺秀式的。她只是饱受磨难的,长相平凡的,有点粗糙的,自然派的文学天才女性。这才是她的气息。

如果主角选择错误之后,人物塑造时的气息也不对,大概注定是要失败的。有人说:“一部小说有一个好的开头,就成功了一半。”这话也适合说电影。

我甚至猜测,萧红可能是有点男性化的。萧红的几任丈夫,全都背负了抛弃她的恶名。人常说“性格即命运”,这和她本身的性格有没有关系?

黄金时代》如果想要如《一代宗师》那样,借叶问的视角展现整个武林一般,用萧红的视角去细数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出现的那些文学身影,那么我想说它也基本是偏离的。因为在电影之中,只有人物剪影,却没有充盈的形象。萧红经历了那么多事,也只是经历而已,看不到她命运之悲的深层,也看不到她为什么有无法解脱的渺小与挣扎,更不会了解为什么连丁玲都说“萧红是不会长寿的”。

萧红在电影中一直是被动地得到了她悲剧的命运。她从来没有做过什么不对的事情,即使把孩子送人,电影也让我们觉得并不值得惋惜——这是一个可怕的价值观。好像这个事情的合理性完全不需要解释。

而萧军又突然地就出了轨,对萧军的心理也完全没有展示。

我非常钦佩许鞍华导演愿意用电影去书写一个作家和一个时代的身影,她在我们这个浮躁的时代表现出了一点电影人对电影的敬意。然而,这部电影只是一部作家电影,却不是一部更高水准和更深刻的艺术家电影。电影的格调相当文质彬彬,克制,礼貌,怀有崇敬之心,全是过度的中庸。可是这是不够的,艺术家应该更深刻。

萧红出生在一个没落的大家庭,母亲早死,除了祖父给予她温情,整个家庭对她都是冰冷的。电影中祖父对她说的话:“快快长大吧,长大就好了。”正是发生在这样的背景之中。父亲打了她,她就跑到祖父房里躲避。19岁时,她和表哥私奔,回家后被软禁,当她再次逃出后,却再也没等到表哥。此后,为了求学,她主动找已经被她解除了婚约的汪恩甲。两人因为汪家不收留而住在旅馆里,等到萧红怀孕,房租欠款后,她又被汪抛弃,危困交加。

这些对于萧红性格的养成是非常重要的,也为她以后命运的悲剧奠定了一个悲伤的调子。惜乎在电影里仅是过场而已。

萧红被萧军的出轨辜负,萧红对端木蕻良的评价也是“另一个问题的开始”。这一个同样的得不到爱的,被抛弃的故事,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在一个女性身上,许鞍华电影,也并没有给出悲剧的答案。

萧红在电影中只作为一个被缅怀的、不幸的优秀作家,以及别人恶行的承受者,这恐怕并不客观。艺术家的悲悯之心不应该只施予他的第一主角。当然,这也是传记电影极容易犯的毛病,因为怀有无限的尊敬和崇拜,反而和真人更远。不敢创造并书写任何一点故事使白璧有微瑕。即使那些故事只不过是太阳黑子,遮不住太阳的光芒,他们也不愿意做。

可是在其他艺术成就高的传记电影,比如《公民凯恩》中,我们却既可以看到凯恩如何创办大众报业,也可以看到他如何因为自己的出轨而导致婚姻的瓦解,直至最后事业的衰败。罗杰·伊伯特在评价这部电影时曾说:“凯恩走到窗前时,我们发现他的头顶还够不到窗框的下沿。在巨大的窗户衬托下,他显得那么渺小,仿佛缩小了似的。随后,凯恩又向镜头走来,他的身形再次变得高大。一个人看自己总是一样的,但在旁人看来,他的形象却时而高大,时而渺小。

很可惜,萧红在电影中的形象却是一直美好的。她的人性是绝对的,所有的牺牲都来自被迫。即使在没有什么可以牺牲的时候,在苦日子里,她也全是一团善意。而本该是这部片子结构的亮点的,那些既是剧中人,又是萧红生命见证者的叙述,却最终成为一个拙劣的设计。

他们的温情回忆,以写悼文的方式,串起的萧红故事,没有讲述出一个多侧面和多角度的萧红,他们不约而同,塑造出的是一个完美的、值得追念的萧红,而不是真实的、可爱的,甚至有很多缺点的萧红。这使整个电影的艺术气质瞬间跌落,变成精致的普通纪录片品质。

比如,我们只是在电影中看到萧红被萧军的出轨辜负,感觉萧军的不是,却看不到有些传记中写的,当萧军发现萧红怀着自己的孩子,也曾试图以孩子挽留她不要分手。如果萧红不是那么倔强,或可另有天地也未可知——当然这绝不是为了萧军开脱。只是说电影如果提供更多细节,观众会自有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