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兆骞采访 人要自我救赎读书是最好途径
陈瑞德 本报记者 许邵庭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审、《当代》杂志社副主编汪兆骞对纸质图书有着独特感情。他说,读书是一种沉静,就跟写作一样,是一件私人的、孤独的事情。“人的一生其实是在放逐欲望和寻求精神家园,人要自我救赎,从欲望中解脱出来,读书是最好的途径。”
多次来过贵州的汪兆骞,很早之前就关注贵州文学,从新文学时期的蹇先艾,到当下贵州乡土文学代表作家何士光及其代表作品《乡场上》等。而我们的采访也是从一本贵州在全国文学界有着影响力的杂志——《山花》开始的,共同接受采访的还有汪兆骞的朋友——人民文学杂志编辑杨海蒂。
记者:贵州文学在哪方面给您留下了深刻印象?
汪兆骞:贵州有本文学期刊叫《山花》,在全国的地方文学期刊中办得比较优秀,非常不容易。而欧阳黔森、何士光等贵州本土作家,也都能在一定程度上代表贵州文学。他们的作品基本立足于贵州,写的是当地的风土人情,地域文化很明显,站在全国的角度,我们不觉得地域文化局限了它,反而觉得它有特点、有风格。
记者:今天是全国出版界的一次盛会,贵州过去有一个文通书局,当时在全国非常有名。
杨海蒂:文通书局曾经能走在前列,说明贵州并不是像一些人说的是“文化沙漠”。现在贵州在传承优秀传统文化方面也走在了前列,孔学堂就是很好例子,说明贵州的领导很重视文化发展和繁荣,贵州同样可以成为“文化高地”。
汪兆骞:其实文化没有先进和落后之分,比如《山花》杂志,不论放在哪个地方都不逊色,这就说明了只要我们认真去做,总能在文化上找到属于自己的发力点和位置。
记者:书博会的举办会给贵州带来哪些影响?
汪兆骞:经济要发展其实要以文化为依托,没有文化的地区,经济根本发展不起来。我觉得这次书博会开得跟贵州经济腾飞同步了,对当地文化发展有推动作用。
记者:有人说,现代人阅读习惯渐渐改变,而且不少人已经渐渐远离了阅读,对此您怎么看。
汪兆骞:我的看法恰恰相反。现代人虽然浮躁,表面上阅读的人不多,其实还有很多人愿意沉静下来读书,就我所知很多地方,读书的热情并没有减退。我相信如果没有图书的话,整个国家文化肯定会浮躁。
杨海蒂:对男士而言,阅读可能会改变命运,对女士来说阅读是最廉价的化妆品,阅读带来的幸福感,是最持久的。
记者:如何去挖掘贵州的文化“富矿”?
汪兆骞:贵州的文化资源非常丰富,尤其在民族文化这一块,有着独一性。我们可以做的就是通过亲身体验贵州的人文风情,宣传贵州的好山、好水、好人,这些都是贵州文化的载体。
记者:很多贵州的文学爱好者以网络等为载体进行写作,人民文学出版社有没有想挖掘贵州的作家和作品?
汪兆骞:我想通过几次来贵州,我对这片土地的了解会越来越深刻。今后一定会建议出版社关注贵州文学。
杨海蒂:贵州有不错的新人或是作品我们都会很高兴向大家推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