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怀化失独者自建协会抱团取暖 官方态度中立

湖南怀化失独协会不定期聚会，相互鼓励，抱团取暖。

    作为独生子女政策的间接受害者，失独家庭的生活已成为一个需要面对的社会问题。随着他们年龄的增加，所暴露的养老、心理以及公共安全问题，愈发突出。

    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记者在湖南多地走访发现，许多失独家庭依靠低保度日。值得注意的是，个别人开始流露出厌世甚至极端情绪。

    “失独者”目前是一个民间称谓，在官方语境中，他们被称为“计划生育困难家庭”。国家层面虽已出台文件在经济上给予一定补偿，但作为政策后果的承担者，仍有待得到进一步重视。

    另一方面，鲜有民间组织对这个群体施以援助。

    两个层面的缺失，使他们长期游离于正常社会之外，无论是物质救援还是心理疏导，都显得匮乏。

    外界救援力量的缺失，迫使失独群体走向自救。一些逐渐走出离群索居状态的失独父母，通过社交媒体等途径聚拢抱团，彼此抚慰。此外，他们还试图呈现失独群体真实的遭遇。

    一些积极的组织者从网络走进现实，成立民间协会。“没有人能真正明白我们心里的苦，只有我们自己知道天塌下来的感受。”湖南怀化失独关爱互助协会（下称“关爱协会”）会长元禾说。封闭是这个群体的主要特征，无论是政府组织还是民间力量，都难以真正抵达他们的内心，而失独群体自发的组织正好填补了这一空白。

    元禾告诉澎湃新闻，让相对积极的“同命人”聚拢，相互慰藉，彼此鼓励，逐渐走出伤痛，是关爱协会成立的初衷。此外，他们还期待能抱团取暖，争取属于自己的权利。

    关爱协会成立以来，已带领多位失独父母逐渐走出阴影，并开始有条不紊地争取自己的权利。不过，外界对这类民间组织态度暧昧。“我们既不支持，也不反对。”怀化市计生委主任张在宣告诉澎湃新闻，他支持失独群体合理表达诉求，对于这种方式，“上面是有意见的”。

    离群索居，数目不明

    2004年，元禾的独生子患病过世，那时她已54岁，白发人送黑发人的创痛，让她与老伴儿从此一蹶不振，从原来的生活圈子消失了。“他们在一起就说自己的儿子孙子，我们没有办法在一起说话。”元禾说。

    这样的状态一直持续到2007年，她在一个朋友的鼓励下去了西藏，并开始学习佛学。最重要的是，朋友之间的关心，让她发现世界并没有将自己完全抛弃，于是渐渐回归到正常的生活中来。

    这也成为元禾日后关注失独者的动力所在。“我们都体会过生离死别，眼泪像管不住的水龙头。”她说，自己从丧子之痛走出来的经历，可以帮助那些离群索居的失独父母走出阴影。“要么活着，要么死去，既然选择了活，就要活得像个样儿。”这些话听起来有些直接，但从一个丧子的母亲嘴里说出来，对别的失独父母仍是一种激励。

    元禾通过网络和自己的朋友圈子，搜寻失独家庭的信息，她发现失独者并非个案。名单上的人数越来越多，让她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逢年过节都在说空巢老人，他们毕竟是有儿有女的，我们的处境谁知道呢？”元禾哀叹。

    但这个工作并不容易，她为此多次去怀化计生委，希望提供怀化失独家庭的名单，但对方总会以各种理由婉言拒绝。

    中国的失独群体究竟有多庞大？国家从未公布具体数字。综合各家媒体的报道，这个数字或超过100万。怀化计生委办公室主任韩生学告诉澎湃新闻 ，国家层面未必掌握失独者的准确数字，因为这些数据都来自基层，但他们统计时，由于许多人离群索居，或拒绝公布个人信息，难免有遗漏。

    韩生学向澎湃新闻透露，怀化市的失独者大约在1000-2000人之间，他又引用几年前的数字说，“大约在1400人左右”。公开信息显示，怀化市人口为520万（2013年）。

    元禾通过各种关系，找到60多个有名有姓的失独父母，将他们拉入一个qq群，成为关爱协会成员，但群里活跃的成员可能不到半。“一部分原因是心理上没有走出来，另一部分原因是生活困难，经常会有意外。”关爱协会另一位成员许少锋分析说。

    2014年冬天，大家发现，失独母亲刘芳很久没有在群里说话了。刘芳离婚多年，独自将独子抚养长大，不幸的是儿子在2013初煤气中毒身亡。此后的半年，悲痛摧垮了她的身体，“站都站不稳”。在关爱协会的帮助下，才逐渐走出阴影。

    电话联系失效后，许少锋和几位“同命人”找到刘芳独居的家里，发现她患上了阑尾炎，已经在家里捱了好几天。大家连夜凑钱，将其送到医院，经诊断阑尾穿孔并导致腹膜灌脓，幸好手术及时才捡回了一条命。

    类似于刘芳这样的独居失独母亲并非个案。由于女性的生育年龄期早于男性终结，许多夫妇在失去独生子女后，男人选择了离婚再次组建家庭，生育后代，而妇女往往由于身体所限，只能独自承受遥遥无期的悲伤。这成了失独群体中一个普遍的现象。

    怀化市鹤城区计生局利益导向股负责人黄和英告诉澎湃新闻，鹤城区有失独父母120多人，包括80多个家庭单元。如果以此计算，有近三分之一的失独夫妇选择了离婚。“说到难过的时候，我也跟着她们哭起来。”黄和英说。

    韩生学说，对失独家庭“关心再多也不为过”，但目前的救济力量十分有限。他计划将失独群体的故事撰写成报告文学，希望引起更多人对这个群体的关注。

    救助乏力

    为自己发声，呼吁国家层面关注这个群体的权益，也成为关爱协会工作的一个重要内容。

    实际上，早在2007年，国家就出台了计划生育家庭特别扶助制度，对独生子女伤、病残或死亡后未再生育或合法收养子女的夫妻，满49周岁后，按规定条件由政府给予每人每月一定额度的扶助金。

    2013年，国家卫计委等5部门联合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做好计划生育特殊困难家庭扶助工作的通知》，规定自2014年起，将女方年满49周岁的独生子女伤残、死亡家庭夫妻的特别扶助金标准分别提高到：城镇每人每月270元（伤残）、340元（死亡），农村每人每月150元（伤残）、170元（死亡），并建立动态增长机制。

    但对于失独群体来说这些仍不够。在官方的文件中没有“失独家庭”的概念，取而代之为“计划生育特殊困难家庭”等类似称呼，这一概念强调了失独家庭的自然属性，淡化了其作为政策风险承担者的社会属性，也导致对失独家庭的扶助金额有限。

    此外，对女方满49岁才能领取扶助金的规定，让许多49岁以下失独父母认为缺乏人性。这一规定的初衷，是考虑到49岁作为医学上女性生育期上限的标准，但在现实中，40岁以上的失独夫妇，再次怀孕的概率很小。许少锋夫妇失去女儿时只有45岁左右，自然怀孕不成后，又尝试了至少7次试管婴儿，均告失败。由于妻子的年龄至今未达49岁，他们无法享受政策的普惠。

    国家出台政策后，各地又出台文件，在扶助金额上有所提升，但各地差异很大，“同命不同价”，也让许多失独父母失望。怀化市计生委主任张在宣告诉澎湃新闻，国家应该在宏观层面出台更高标准，更为具体的扶助金制度，以便基层操作。“我们一说要提高标准，市里就要求拿出依据，但我们一时拿不出依据。”他说。

    早在2012年，陕西就对失独父母发放一次性补偿，农村2万元，城镇3万元。每月的扶助金，也分别提高到800元和1000元。据湖南潇湘晨报报道，2013年4月，湖南省计生委主任詹鸣表示，“今年一定会专门针对失独家庭，研究出台高于国家补助标准的补助政策”。但至今仍无实质进展。

    在湖南省，各个地市州根据自身情况，扶助金的标准也不一样，其中长沙提高至每月400元，郴州提高至每月640元，是目前湖南扶助金较高的地方，怀化鹤城区则提高到了每月440元。此外，长沙雨花区还取消了领取扶助金的年龄限制。张在宣坦言，这点钱对于失独家庭而言只是杯水车薪。他说，怀化曾考虑过将标准提高到500元甚至更多，但报送文件还在市政府。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中国人口学会会长翟振武此前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认为，国家在不断提高扶助金数额的同时，要更多地关注失独者的心灵需求，并切实解决失独家庭面临的就医、养老等现实困难。

    心理救助更应提上日程。来自东北的失独母亲“笛妈”女儿在美国出事，她赶过去处理后事时，得到了许多美国心理医生的义务服务。她说，美国在这方面的工作相对完善，这些“志愿者”陪她度过了那段黑暗时期。回到国内后，几乎没有人关心过她的心理健康。

    澎湃新闻调查发现，在现实中，针对失独群体的心理健康、养老、医疗等“绿色通道”几乎没有。元禾曾到怀化养老院咨询，对方告诉她如果要住进来，需要直系亲属签字。这话无意中刺到了她的伤痛，“仅这一条就把我们拒之门外了。”她说。关爱协会也正在想各种办法，将这个群体的困难处境反映给官方。

    抱团自救并不容易

    2015年清明节前一天，元禾带着关爱协会的几位“同命人”，一起去远郊的村庄看望失独母亲张凤。张的儿子7年前死于一场凶杀，凶手至今没有抓到。7年来她“流干了眼泪”，视力严重衰退。悲伤的老伴儿长期在外打工，留张凤一人守在村里。

    “可能只有见到我们，她才愿意敞开心扉。”元禾说。但即使这样，“同命人”之间也尽可能不提及过往，他们简单地安慰张凤之后，就忙着帮她生火做饭，玩牌拉家常。元禾还记得失独群体的第一次聚会，“几十个人见面都哭成了一团”，她发现从悲伤中将他们带出来并不容易，最好的办法或许是制造机会让他们转移注意力。

    在随后的几次聚会中，元禾给大家唱歌，表演舞蹈，还带领大家玩各种游戏。她与协会的几位成员，会抽时间不定期去看望同病相怜的人，告诉他们国家对失独者的政策，鼓励他们积极生活。他们也会劝勉那些消极厌世，甚至流露出极端情绪的男人。在这样的带动下，不少失独父母正在走出悲伤。

    失独者陈群是关爱协会的积极分子，只要协会组织活动他都会参加。失去儿子后，陈的老伴儿精神失常，已经在精神病院住了一年多，他几乎从不离身。他说，关爱协会的成员是他这几年接触最亲密的人，如果早几年成立这样一个协会，也许老伴儿就不会住进精神病院了。

    元禾觉得，他们正在做一件政府想做却做不到的事，但困难重重。早在关爱协会成立之初，就遇到层层审批困难，经过一年多的筹备和手续办理后，才于2014年10月获得最终认可。

    2014年底，元禾的一个朋友觉得失独群体不容易，准备给他们1万元赞助，但这笔钱不能给私人，需要一个单位的账户接收。元禾跑到社区希望能帮忙，但前后三次社区才勉强同意，但年底已关账，事情遂流产。

    如今，关爱协会仍然没有自己的办公场地，向政府申请提供活动场所、提高扶助金等，“答复得很好，但要看动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