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溪山文苑】向民族学致敬

杨昌儒

今天是“世界奥林匹克日”，也是贵州省唯一文科研究生导师工作室揭牌的日子，来自国家民委政策研究室、中央民族大学、云南民族大学、贵州省民族事务委员会、贵州省社会科学院、贵州民族研究院、贵州民族研究编辑部、贵州民族报、黔西南州民委、黔南州民族研究所等一批从事民族学研究、关注民族事业、崇尚世界和平的人们聚集在一起，怀揣着民族平等、民族团结的心情庆祝贵州省唯一文科研究生导师工作室——杨昌儒“民族学”贵州省研究生导师工作室揭牌，讨论当下的社会热点问题。我谨代表工作室的同仁向各位领导和同行们的到来，表示热烈的欢迎，并借此机会向我们挚爱的民族学表达我们内心的敬意。

我们知道，民族学是以民族为研究对象的学问。民族是人类特有的社会现象，是一个历史范畴。对民族的研究必然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维度，由此，民族学必然是多学科联合的研究范式。当人类从早期国家形态向帝国形态发展时，人们发现了与自己不一样的同类，古埃及金字塔绘制于第19王朝的图像，埃及人、亚洲人或闪米特人、南方黑人、西方白人显影其中，“历史之父”希罗多德在传世之作《历史》一书中，记述了西亚、北非和希腊地区许多族体的体形特征、居住环境、语言、习俗、制度和信仰。东方的甲骨文标注了“五方之民”；《山海经》记述传说时代的古国和古族；《史记》中记述匈奴、西南夷、东越、南越、朝鲜、大宛、乌孙、康居、大月氏、安息等，成为许多民族寻根的依据。所有这些反映了不同时期人们对不同人类集团的观察和认识，这些认识启发着人们去思索人类的起源以及人类社会文化的性质和发展问题。

1492年哥伦布的“地理大发现”进一步沟通了世界。由英国开始继而在欧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发生工业革命，利润诱导资本家奔走世界各地，黑非洲丛林中的狩猎采集者、澳大利亚和大洋洲岛屿上的土著、美洲的印弟安人等等进入了商人、资本家、传教士的视野，不同的生计方式、习俗、体态、眼睛、头发、肤色引起人们的思索，对“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我是谁？”等问题的思考催生了民族学，1839年巴黎民族学会的成立，预告了民族学的诞生。从此之后，民族学就一直伴随人类智慧的增长，穿越时空，跨越国度，不断引领人们探寻人类的本源、审视社会的变革、追问文化的价值，一次又一次地诠释人与人、群与群、人与群之间的关系，使人与人之间握手言和；使群与群之间平等相待；使人更自觉地溶入群，群更宽容人，由此获得了人们的敬仰和爱戴。

的确，民族学具有很多令人迷恋的独特禀赋和性格。“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世界大同”，利他之心、兼收并蓄、共同团结奋斗、共同发展繁荣，就是民族学品格的真实写照。当我们阅读并参悟进化论学派、文化传播论学派、社会学年刊派、功能——结构主义学派、历史学派、新结构主义学派、新进化论学派等等的理论和方法之后；当我们阅读并参悟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等有关民族问题的论述之后；当我们阅读并参悟《江村经济》、《金翼》之后；我们总是感到有一种力量从我们心灵深处涌起，总是感到有一种终极的东西在召唤我们，仿佛我们也像这些先贤一样，在追寻人与群的关系的过程中，慢慢崇高起来，感悟到一种从未有的“超越”。如果说“人生活的意义是构建出来的”命题符合逻辑的话，民族学通过田野调查发现了许多地方性的知识，为不同人群之间的理解提供了知识，同时也发现了民族间平等、团结、互助、和谐是人类走向未来的必然。因此，真正被称为民族学人的人，是那些把“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世界大同”作为生命价值取向的人，是在整个生命旅途中终身与民族为伍，直接把民族学作为生活而生活的人们。这里，所谓民族学人和民族学已经融为一体——民族学通过民族学人得到升华，民族学人通过民族学获得生命的依托。

由于民族学这样睿智和深沉，能使懦弱的人变得勇敢、狭隘的人变得宽容，刻板的人变得幽默。因为在民族学人看来，勇敢是人们在对生活意义建构的基础上确立的一种从容不迫的境界；宽容是人们基于对不同民族文化的理解而形成的一种大度心态；幽默是源于各民族文化的一种深刻感知在稍许超脱状态下的轻松表现。这就是说勇敢、宽容、幽默，在本质上都是对生活的一种哲学态度，是民族学智慧在生活之树结下的硕果。总之，民族学是内秀于己、外慧于世的学问，它不仅赋予我们生活智慧和勇气，而且赋予我们生活态度和生活艺术，使我们能够面对现实，又超越现实，去追求我们自己的理想和永恒。因此，只要热爱生活本身，热爱和平，我们就没有理由不热爱民族学，就没有理由远离民族学。

然而，在我们热情赞美民族学的时候，我们也要看到，由于民族学曾服务于殖民主义，由于当下民族主义浪潮再次席卷世界，政治家试图用普世原则代替民族的差异化，学问家试图用普世理论代替多元理论，变身为人类学家或社会学家，使一路踉踉跄跄走来的民族学，似乎已失去昔日为民族平等而奔走呼号的激情；田野的孤独和沉思的冷静，已经很难应对生活给予的冷落。一向以尊重多元、倡导和平为己任的民族学，也开始把目光转向自己，追问是时代不需要民族学了还是民族学远离了生活？答案应当是清晰的。问题是民族学不应当单向地满足于世俗对民族学的需要，而应当基于时代的需要创造出新的需要。这就要求当代民族学，必须以多学科的方式、而不是以某种科学方式或人文方式，把握以全球化为背景的时代发展主题，应对现代文明为人类发展带来的新的机遇和挑战，关注生活变化和观念多样化同民族发展之间产生的矛盾和冲突，努力给生活以新的价值选择和定位。马克思曾经指出，对一个时代来说，“主要的困难不是答案，而是问题”，“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是它表现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现在口号已提出，行动已开始。因此，我们坚信，处在深刻变化时代的当今民族学，一定会担当使命，上下求索，让所有情系民族学的心灵能够在和平世界自由飞翔。事实上，马克思主义民族学作为人类迄今为止最富智慧的民族学，已经为我们科学认知世界、认知社会、认知民族提供最有力的思想武器，并引导我们为实现“美美与共”这一最高民族学目标而努力奋斗。

最后，请允许我以夏天的名义，向民族学致以崇高的敬意。就像这阳光温暖大地一样，愿民族学的光芒永驻我们每个人的精神家园，成为我们这个世界消除人群分隔的利器。

（本文为作者在贵州省首个民族学研究生导师工作室挂牌仪式上的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