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志：规避秘书腐败需厘清权力边界

承认违规配备专职秘书的潜在危害时，还需看到，秘书腐败是违规配备的一种可能；对权力的约束，除了要防范秘书变身寻租中介，还得追问地方党政领导对于专职秘书的需求为何如此强烈？

连日来，国内多地表示要取消领导专职秘书。在中央重拳反腐背景下，消息引发热议。就在此前，《人民日报》所属网站发表了 习近平 1990年3月与地县办公室干部谈心时的讲话，讲话主题是谈秘书工作。习近平要求秘书：“不能认为‘机关牌子大、领导靠山硬’而有所依仗、有恃无恐，更不允许滥用领导和办公室的名义谋取个人私利”。

对习近平警醒之言旧话重提，很有现实针对性。中央重拳反腐的前提下，秘书作为党政官员的身边人，铲除其充当权力掮客甚至独立经营权力的土壤，是走向政治清明的重要一步。而且就现实来看，秘书腐败的巨大腐蚀力，已通过不少鲜活案例揭示出来，远有被称为“河北第一秘”的李真，“上海第一秘”秦裕，近有海南省原副省长冀文林，四川省原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郭永祥等。

联系这些贪腐案例的背景来看，不少地方取消专职秘书的积极意义就显而易见。比如山东曲阜市取消秘书配备制度，市级领导的专职秘书被安排回原岗位。山东曲阜市之前，云南、广西、河北等地去年也曾下发通知，数年间，对违规配备专职秘书的调整在多地也都进行过。只是这种必要的纠偏，往往遭遇现实反弹，调整过后仍不乏地方领导以各种名义配备专职秘书，即便《关于中央领导同志机要秘书工作的暂行规定》明确要求，正部级以下领导配专职秘书属违规。

对于违规配备专职秘书，亦即一个编制内的岗位专门为一个领导提供服务的局面，当然要按相关规定予以清除。与此同时，承认违规配备专职秘书的潜在危害时，还需看到，秘书腐败是违规配备的一种可能；对权力的约束，除了要防范秘书变身寻租中介，还得追问地方党政领导对于专职秘书的需求为何如此强烈？

按门类来分，党政部门有文字秘书、机要秘书、信访秘书、通讯秘书等，上述《规定》将专职服务于领导的秘书配置权限，设定在省部一级，是基于不同秘书门类的职能分工，以及地方治理现实特点来考虑的。其默认的逻辑便是，省部之下的地方党政官员，无需通过专职秘书的服务来实现社会管理，他们所无暇承担的事项与职能，完全可以通过上述非专职的秘书门类来承担。当然，前提在于，地方主政者能够轻装上阵，党政部门亦无需介入市场和社会层面那些不必要的烦琐事项。如果还是像以往那样大包大揽，党政领导自然疲于应付、力不从心，权力失位、越位，同时需要秘书代理。

秘书腐败的产生，和这层背景息息相关。专职秘书不管是同领导共享权力，还是亲自掌握了决策权，设卡寻租的低门槛，意味着政府和市场、社会边界未能厘清。介入过深，即增加了种种类似于行政审批的不必要准入限制，这些准入限制和附加权限，对于党政部门而言是一种额外负担，对于主政领导自不待言，同时其危害在于，每一道限制和权限都意味着存在一个腐败的潜在管道。近年来强调“简政放权”，其原因也正在于此。

市场和社会的活力能够通过权力松绑而激发，松绑本身便是为权力减负。在既定的秘书门类设置之上，地方党政领导还是能够突破制度规约，一方面说明相关配备规定执行不力，另一方面也说明“简政放权”不彻底所导致的负累，使得党政领导轻装上阵谋求治理变得困难。两方面都为秘书腐败创造了土壤，那么，规避秘书腐败，在重申规定外，划定权力的履职边界将是必不可少的配套举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