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甘岭军魂——黄继光舍身堵枪眼不容置疑的真相
原标题：上甘岭军魂
直至牺牲，黄继光也没有留下照片，只能用绘画还原这个壮烈的画面。
四川中江黄继光纪念馆，李继德老人终于兑现了六十多年前的约定。
上甘岭战役中，志愿军在夺回地表阵地。图为537.7高地战斗实景。
上甘岭，方圆不过3.7平方公里的两个小山头。因为六十多年前的那场惨烈战役，这个朝鲜地名被中国人永远铭记。
43个昼夜的拉锯战，山头被炮火削低两米，化成一米多厚的齑粉……美国人始终想不通，他们动用了人类历史上最大的炮火密度，付出了两万多人伤亡的代价，为何就是没能攻下这两座山头？
那不只是两座山头，更是中国军队的精神地标。每一抔泥土里，都浸透着中国军人的英雄血，饱含着舍生忘死的英雄气。上万名中国军人以血肉之躯，筑起了这个无法撼动的堡垒。
这里最广为人知的英雄叫黄继光，人民军队历史上两位特级战斗英雄之一。危急时刻，他用自己的胸膛堵住了敌人正在喷射火舌的枪眼。挺身一扑的决绝身影，震慑敌胆，化作上甘岭高耸的丰碑。
然而，这个惊天地泣鬼神的英雄壮举，近年来却在网络上被怀疑、被恶搞。
黄继光的故事，其实早该被中国人熟知、铭记。我们的讲述，不是简单的重复，而是还原英雄真正的真相。
普通一兵
今年4月底，一位山东老人奔波数千公里，来到了四川省中江县——黄继光的家乡。他是黄继光的亲密战友、生死兄弟，来兑现63年前的一句承诺。
上甘岭战役前夕，黄继光半开玩笑地对他说：“咱们约好，如果我死了，你就给我家里写信。如果你死了，我就给你家写信，还要去家里看一看。”
不久之后，上甘岭战役进行到白热化的时候，黄继光英勇牺牲。
英雄的生命，如流星般灿烂而短暂，直到牺牲都没有留下一张照片。李继德看到黄继光牺牲时的壮烈，却在很多年里都不知道黄继光已是举国传颂的英雄。
黄继光牺牲后不久，李继德也身负重伤，归国后退伍。他的家在山东省淄博市高青县，一个黄河大堤下的小村子，闭塞偏远。李继德只知道黄继光是四川中江人，六十年间，他给中江县写过信，信封上写不出收信人而石沉大海，没有回音。直到今年，在当地媒体的帮助下，李继德才终于能够兑现当年的承诺，到黄继光的家乡看一看。
抚摸着黄继光的雕像，老人老泪纵横，哽咽着叫“黄大哥”。那是六十多年前的称呼，“他叫我‘小李子’。”老人说。
雕像栩栩如生，李继德却不能完全认可，“像是挺像，就是雕得胖了点。我们那个时候在战场上，吃了上顿没有下顿，用雪和着炒面吃，哪有那么胖。”
在他的记忆里，黄继光个子不高，肤色有点黑，瘦瘦小小的，但身体很结实，是典型的四川人相貌。
李继德和黄继光关系要好，一个很重要的机缘是“他是我接的新兵”。
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只有16周岁的李继德跑到征兵点报名。由于年龄太小，他被部队拒绝。不甘心的李继德找到征兵干部，积极要求参军入伍。“这个兵有股子劲头，我要了。”征兵干部的一句话，让李继德成为了一名志愿军战士。为了达到参军条件，他的出生年份被提前了四年，登记为1931年。
1951年6月，李继德被编入中国人民志愿军第15军45师135团二营六连一排一班，成为该班最年轻的战士。
部队经短暂训练后跨过鸭绿江，入朝参战。大约一个月后，又一批新兵补充到六连。连长万福来带着李继德等几名战士，把新兵迎进了驻地。李继德接过一名新兵的背包，拉着他进了连部——一个山坡上挖出来的地窨子。这个新兵就是黄继光。
黄继光入伍和李继德一样有些波折。因为身材矮小，他起初被征兵干部拒绝了。那时候新中国刚刚成立，又有“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强大精神号召，参军入伍是无数中国热血男儿最大的志向。黄继光几次三番软磨硬泡，最终部队接纳了这个中江贫苦农家的孩子。
“接新兵”是军队里一个有特殊意义的程序，虽然当时没有条件搞什么仪式，但接新兵的老兵是新兵入伍后接触的第一个战友，两个人往往能结成好朋友。
不过，李继德说黄继光是他“接的新兵”，多少带些玩笑成分，那时候李继德也不过才入伍一个月，还是个新兵蛋子。而且黄继光比李继德大五岁，在此后的交往中，倒是黄继光像个大哥一样时时处处关照他。
“班里一共16个人，黄继光对我最照顾，吃饭时老是给我夹菜，说我个子大、吃得多。”老人回忆。“我们睡一个大通铺，头碰头，什么话都说，什么事都聊。”
接新兵的短暂交流中，李继德知道了黄继光的名字和家乡。
关于黄继光的名字，一个流传甚广的说法是他原名“黄继广”，牺牲后的报道中被错写成“黄继光”，就此将错就错。记者在黄继光纪念馆中看到黄继光第一次立三等功的证书，上面登记的名字确实是“黄继广”。
李继德回忆，黄继光的四川口音很重，自我介绍时说的是“黄继光”还是“黄继广”，他根本听不出分别，第一印象就是“黄继光”。不过，他确实在战士姓名登记中看到过“黄继广”，很多战友也都认为“黄继广”的名字才是正确的。在李继德浓重的山东口音里，“光”和“广”的发音同样难以区分。这个连的战士以四川、山东居多，且大多数文化水平不高，在黄继光牺牲前，没有人纠缠他名字的具体写法。
一个更合理的解释是，黄继光本人基本不识字，他留下的文字、包括家信都是请人代笔。“黄继光”或是“黄继广”的姓名记录，很可能是代笔人按照自己的耳音随机写下。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原第45师宣传科副科长、在战报中写下黄继光名字的李明天，曾专门询问过黄继光的母亲邓芳芝。黄妈妈回答：“过去有时写黄继光，也有时写黄继广，这两个字都好。”
黄继光脑子灵，一教就会，身体素质出众，万福来非常喜欢这个在训练中表现突出的新兵。他把黄继光看做“一块好钢”，很快就让他担任了自己的通信员。
在基层连队中，被连长挑选出来当通信员的，都是战士中的佼佼者。李继德说，新兵训练结束配发武器，班里仅有的两杆冲锋枪发给了他和黄继光。那是当时部队里最先进的单兵武器，只配给最出色的战士。提及此事，李继德至今仍带着几分骄傲。
黄继光给连长当了大约一年的通信员，1952年10月，他被营参谋长张广生看上了，调到营部任参谋长通信员。李继德则被营长秦长贵相中，当上了营长的警卫员。
通信员、警卫员其实没什么分别，都有两大任务，一是保障首长的安全，二是在战斗中传送作战命令。抗美援朝战争期间，敌军火力强大，我军电台、电话等通信手段都不能保证随时畅通，大量的作战命令，就要靠通信员穿越枪林弹雨去亲口传达。
通信员、警卫员并不是一线战斗人员，却往往要担负九死一生的任务。黄继光第一次立三等功，就是因为多次出色地完成了这样的任务。
上甘岭战役前夕，师电影队到基层连队慰问，播放苏联电影《普通一兵》。电影描写的是卫国战争时期，红军战士马特洛索夫为了战斗胜利，用身体堵住敌人从碉堡里射出的子弹，壮烈献身的故事。
回营部的路上，李继德与黄继光交流起观后感，“我说，这个人真勇敢，是真正的英雄；黄继光说，一个人死能救那么多人，能打胜仗，要是搁着我，我也这么干！”
黄继光真的做了中国的马特洛索夫。
“范佛里特炮击量”
黄继光、李继德这批新兵到部队时，15军刚刚参加完抗美援朝的第五次战役，正在补充休整。那次战役在战史中的评价是“总体上是次胜利，但收尾不理想。”
“不理想”是因为可计算的志愿军人员损失略大于美军。战役结束后，仅15军就补充了新老兵合计1.7万人。此时的15军，还被志愿军当成战略预备队，这是一个算不上主力部队的定位。
李继德回忆，初入朝鲜时，他们除了新兵训练外，很长时间是在后方修路，或者是为前线部队运输给养。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倚仗着空中优势，对志愿军的后勤补给线狂轰滥炸。处在休整期的15军不能上阵杀敌，休整长达9个月。将士们干着修桥补路的“工兵”和人扛马驮的“运输兵”的活儿，犹如困兽。
15军那时还是一支年轻的部队，其前身是1947年8月成立的晋冀鲁豫野战军第九纵队，基础出自太行军区及所属分区十几支地方武装。
九纵底子薄，成军短，在解放战争初期，很长时间只能配合主力部队“敲敲边鼓”。直到1948年，攻郑州、战淮海，九纵在中原野战军中打出了威风。淮海战役后，九纵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5军，作为二野渡江先遣军，打过长江，一路挺进到福建，随后又根据中央军委部署，兵锋转向西南，横扫两广……
三年南征北战，15军叱咤沙场，初露虎相霸气。但是当时解放军有多达57个野战军，论起军史战功，军长秦基伟也只能心有不甘地“承认”，15军只能算二等部队。
朝鲜战争的爆发，让15军有了证明自己的机会。1951年，15军作为第二批入朝部队，从四川泸州、内江等地千里跃进，雄赳赳气昂昂地跨过鸭绿江。
15军首战是参加第五次战役，表现出色，但远未达到38军那样令彭德怀高呼“38军万岁”的显赫。真正让他们扬名立威的战斗还要一年之后。
1952年10月14日清晨，“联合国军”的300余门大炮、27辆坦克、40余架飞机疯狂地向五圣山南的两个小山头倾泻着弹药。上甘岭之战打响。在这片3.7平方公里的狭小区域内，产生了人类战争史上单位面积火力密度的最高纪录！
此前，朝鲜战场上经历了难得的一段相对平静。停战谈判已经开始，敌我双方边谈边打、打打谈谈。两军在三八线上对垒，围绕着那条看不到的纬度撕扯角力。到1951年11月以后，战线变得相对稳定，两军对峙。
就像暴风雨来临前的寂静一样，战场上的平静，酝酿着更惨烈的厮杀。
“摊牌”行动瞄准的两个小山头，正是志愿军中部战线战略要点、战线中部地区的最高峰五圣山的前沿阵地。一东一西，相距只有150米，互为犄角，是向南楔入“联合国军”阵地的两颗钉子。
东面的537.7高地，由志愿军和“联合国军”“共享”：我们占据北山，他们控制高地。西面的597.9高地，由3个小山头组成，“联合国军”称之为“三角形山”。两个高地后面的山洼里有个十几户人家的小村庄，叫上甘岭。当时没人能料到，这个小村庄将因为这场战事而载入史册。
“摊牌”行动的策划者是“联合国军”地面部队指挥官、美第8集团军司令官范佛里特。按照他的设想，上甘岭在金化以北不到3英里处，双方工事间隔只有200米。如果夺下这些山头，将迫使中朝军队后撤一千多米，改善金化以北的防线态势，从而在即将召开的第七届联合国大会上获得国际外交的主动，并在板门店谈判中取得更多的筹码。
和此前范佛里特被否决的数次进攻计划相比，“摊牌”行动的规模并不算大。范佛里特相当乐观——假如一切按计划行事，5天时间，仅美国第7师和南朝鲜第2师的2个营就可以圆满完成这一使命，付出的代价只是200人的伤亡。
范佛里特的乐观来自手里的“王牌”——大炮。他是美军中最不吝惜炮弹的将军，逢战必先用炮，用则用到疯狂挥霍。他治下的美第八集团军，炮兵的弹药配发基数远远超过美国陆军的规定，以至于美军用他的名字造了个名词——“范佛里特炮击量”。
“摊牌”行动一开始，范佛里特起手就是人类历史上空前规模的炮轰。
无数条明灭闪烁的弹道，把拂晓的夜空彻底照亮。炮弹尖利地呼啸着，爆炸声连成一片，滚雷一样持续。据《第十五军军史》记载，仅14日当天，美军就向上甘岭倾泻了30余万发炮弹。最密集时，平均每秒落弹6发。
在坑道中承受着如此火力打击的，正是15军。
1952年4月，15军45000人马由休整地谷山，向五圣山、西方山一线多路开进。这只在第五次战役中伤痕累累的“猛虎”已经休整了9个月，现在，舔干创伤的血痕，抖擞精神重返战场。
在此前的志愿军总部3月作战会议上，彭德怀做出了他在朝鲜的最后一次排兵布阵。因为他头部长了一个瘤子，中央军委决定彭德怀立即回国治疗。
这次作战会议的一个重要决定，是将战略预备队15军拉上去，接替26军的防御阵地。扼守15军西侧阵线的，就是军威赫赫的志愿军王牌38军。15军和38军一起，担负起志愿军最核心位置的战线防御。
15军在解放战争时期隶属二野，一野司令员彭德怀对这支部队并不熟悉。但15军在第五次战役中的表现，让彭德怀决心对其委以重任——15军是那次战役中为数不多的几个战果大过损失的野战军之一。
散会后，彭德怀单独留下了秦基伟。面对着墙壁上的大幅作战地图，彭德怀对肃立身边的秦基伟说：“五圣山是朝鲜中线的门户，失掉五圣山，我们将后退200公里无险可守。你要记住，谁丢了五圣山，谁就要对朝鲜的历史负责。”
这次调兵遣将的非凡意义，在半年后的上甘岭战役中得以显现。
反击
上甘岭战役第一天，范佛里特用他的“炮击量”，把三十余万发炮弹和五百多枚重磅航弹砸到了上甘岭。15军苦心构建了4个多月的地表工事到中午时已荡然无存。曾经植被丰茂的山头寸草未剩，山体岩石都被扒了一层皮，碎石和弹片掺杂在一起，堆积了一尺多厚。
仅第一天，在火力规模空前的炮击和敌人的十余次冲锋中，负责上甘岭两处高地防御的15军第45师就牺牲了五百余人。
而志愿军反击的炮火，这一天只打了三千多发炮弹，不及敌人的百分之一。其中原因，一方面是志愿军的火炮数量和弹药储备根本没有条件与“联合国军”公平对轰，即便是整个上甘岭战役期间，志愿军炮火密度最大时，每天的炮弹发射量也不到4万发，只相当于敌人的十分之一。根本原因，则是范佛里特的“摊牌”出乎15军的意料之外。
守卫五圣山，易守难攻的上甘岭方向并非防御重点。尽管这里经受着整条战线上最大强度的攻击，但15军判断，敌人的主攻方向可能在西方山，命令那里的第44师加强戒备、严阵以待。负责上甘岭防御的第45师，只是将防守高地的兵力增加到两个营。
15军配属炮兵的注意力一直在西方山一线，来不及转换阵地。能够支援上甘岭的只有榴弹炮3门、山炮6门、野炮6门。这里的志愿军战士们，用血肉之躯扛住敌人的炮火，打退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冲锋。
许多年后，秦基伟在回忆录中叙述这一天时，很多语句近乎检讨。他仍对上甘岭战役之初的“判断失误”致部队遭受惨重损失痛心不已。他坦露自己的心思：“几十年来我一直心存疑窦，我总认为范佛里特还备有另一种不为人知的阴谋，即在上甘岭战斗登峰造极之时，他的一只眼睛盯着五圣山，另一只眼睛一定瞪得老大窥探我的西方山。”
这绝不是杞人忧天。西方山的旁边就是类似一条大走廊的平康谷地，是志愿军战线上的一大软肋。彭德怀安排38军和15军共同扼守这条谷地，自有用意。
如果范佛里特攻击上甘岭真的是在声东击西，一旦15军抽调第44师的力量，他依托机械化部队的优势，可以很快转换主攻方向，后果不堪设想。
只是这一次，范佛里特“摊牌”的野心并没有那么大，他想要的就是上甘岭的537.7和597.9两处高地。然而，这场事先看起来没什么难度的战斗，却在第一天就给了范佛里特当头一棒。他的“意外”比秦基伟更甚。
据《第十五军军史》记载，14日整天，我伤亡500余人，歼敌1900余人。“联合国军”的记载则是，主攻597.9高地的美第31团伤亡444人，攻击537.7高地的韩第32团伤亡五百余人，合计约千人。
无论哪个数字更准确，“联合国军”第一天的伤亡就远远超过了整个“摊牌”行动的预期。更关键的是，他们付出了这样的代价，也只是在白天攻取了部分阵地，入夜即被志愿军悉数夺回。
于是，“联合国军”增兵，白天攻击，志愿军夜间反击。两处高地的地表阵地在双方军队的撕咬搏杀中不断易手。当时的“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评价：“这个开始为有限目标的攻击，发展成为一场残忍的挽救面子的恶性赌博。”
作战时间、投入兵力和伤亡情况，都大大超出了“摊牌”的原定计划。范佛里特为了挽回面子，只好硬着头皮不断加码，继续干下去。15军寸步不让，奉陪到底。
原本只是一场营级规模的战斗，阵势越打越大。那两处高地的军事意义已经不那么重要了，双方为之搏杀的是军队的尊严，比拼的也不再只是装备和火力，更是意志和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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