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意地栖居在生态乡土—— 从典型范例看乡土贵州的生态文明智慧

20.03.2015  11:18
诗意地栖居在生态乡土—— 从典型范例看乡土贵州的生态文明智慧 - 林业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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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顾久
  索晓霞
  杨培德
  任晓冬

  话题背景

  和人类短短数百年的工业文明相比,在乡土演进的智慧生活从数万年前已经开始。我们从“记得住乡愁”开始回归到关于乡土的寻找。当空气质量问题日益成为公众热议的话题。原来只是城市人的一缕乡愁,开始成为社会热议的话题。

  贵州乡土里的生态文明是一个典型的范例,这里居住的各族人民和自然和谐共生,与环境友好相处。当我们再次去梳理乡土里的生活智慧,我们在积极地参与和探讨改变生态环境的方式,人人从身边力所能及之事做起,建构新时期城乡互动共生的生态文明智慧。当这一缕乡愁转化成为城市和乡村共同参与的生态文明建设,力量是无穷的。

  世世代代生活在乡土中的人们有几千年老祖宗聪明的生存智慧创造的传统乡土知识,其中特别精彩的是可持续发展的乡土生态知识。

  传统农村村寨管理自然资源的基础,正是千百年来顺应自然环境的乡土知识和传统的民间规则。

顺应自然环境的本土生存智慧

  主持人:传统乡土知识在乡土贵州中依然起着很大的作用,尤其在少数民族地区。黔东南一些侗族、苗族村寨,如天柱县的三门塘和锦屏县的文斗苗寨,每当孩子出生,父辈就会种一棵树,认古树为“树妈妈”,祈福孩子平安成长。这些源于与自然互生的生命观,沉淀成贵州各族人民从远古就已开始遵从的生活习俗,积淀成人类智慧的生活方式。分享您了解的故事,您如何看待这些乡土里的“生态文明”实践的价值?



  顾久:早期狩猎采集时期的人类,都有强烈的“人类是大自然的一部分,人类必须仰仗大自然才能生存”的认识,有所谓“万物有灵”、“自然崇拜”等心态和行为。后来进入农业社会,依然尊奉着自然、环境:精英如儒家把这种原初的意识和行为理性化了——如“天人合一”的命题伦理化了——如“泽及树木”、“仁及禽兽”等行为;广大农村,依然把“天地君亲师”供奉在神龛之上,将“天地”代表的大自然置于“君亲师”等人文关系之上;贵州的少数民族,主要也长时段地生存在农耕文明之中,当然具有更多的“万物有灵”“自然崇拜”的心态和习俗。

  最近,我与张彪为完成中央文史研究馆的课题,合作了一篇《汉族、儒家与西南少数民族、祭司及其生态文化比较》,就举了不少这方面的例子。



  杨培德:世世代代生活在乡土中的人们有几千年老祖宗聪明的生存智慧创造的传统乡土知识,其中特别精彩的是可持续发展的乡土生态知识。

  就如生活在边远大山里的苗族,他们用神话思维的苗语与自然生命对话。在对话中回答我们是谁,我们从何而来,我们如何相处,我们到哪里去的终极疑问,这里的我们指的是人与人和人与自然共在的我们。这一对话录就是苗族关于生命创生神话的苗族神圣经典《苗族古歌》。苗语中部方言的古歌说,枫树是天地万物生命之根,是接地通天的生命树。在古歌的苗族生活世界里,人生活在自然的生命大家庭里,大家生命同源、生命平等、生命美丽、生命欢乐、生命健康、生命有序、生命平凡、生命神圣。

  苗族还有一部专门回答生命到哪里去的经典《焚巾曲》,经典说:“山岭是主人,人是过路客,生命极短暂。”这种生命有限以及自然与人生命的主客伦理观,规范了苗人与自然的伦理关系。在这样的生命伦理规范下,人不但不能主宰自然,而且应该对养育人的自然感恩并加以神圣的敬畏。基于这样的生命伦理规范,苗人在日常生活中都以神圣敬畏和感恩的方式对待自然,遵守向自然索取就要回报自然的伦理道德规范。



  索晓霞:在贵州,传统的乡土知识是与农业文明紧密相联的。农业文明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对自然的依赖和顺应。在贵州少数民族传统乡土知识中,人与自然是平等的,人与自然是相互依存的。各民族都有大量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生存智慧。如在黔东南堂安侗寨,村民们都知道,寨子的风水林是不能随便乱砍的,砍了树,要受到乡规民约的处罚。这些知识通过乡规民约的长期约束而成为常识,大家都能自觉遵守。

  在镇宁县的布依村寨高荡,老人们告诉我,以前,寨老会根据风水,站在山上指定寨子中的哪些树木是风水林,风水林是寨子的守护神。这些林子里面的树都是不可以动的。过去和现在,如果谁砍了一棵护寨树,都要向大家赔罪和受罚。

  在他们看来,人与自然是平等的,是相互依存的,是互惠互利的。在他们的文化传统中,自然界的动物山水林石,天空的日月星云雷电,都有灵性,会对人产生影响,要与他们和平共处,只能顺应它们、善待它们等等。这些朴素的生态知识和生态智慧,是农业社会人们与自然长期打交道过程中长期观察、思考、总结并传承下来的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经验性知识,是建设生态文明的宝贵传统资源,需要理性的提升和自觉的认识。



  任晓冬:我从事自然科学的研究,我把“生态文明”定义为人类对自然资源的合理利用,千百年以来,以家庭为单位的农业生产并没有大的改变,中国西部农村的生产模式发生巨大改变,还是在最近30年,直到土地承包的政策实施,农村的生产和资源利用才真正发生了彻底的改变。在这个过程中,市场化的影响是巨大的,可以说从根本上改变了自然资源的利用方式,农地的耕作已经有了现代的要素,杂交改良的品种,大量的化肥和农药的使用,集约化的家禽、家畜饲养,西部地区很多省份是原材料基地、能源基地。自然资源利用市场的力量被大量开发。因此,今天我们首先要做的事情,是把事情想清楚,不走错误的路。传统农村村寨也许是自然资源管理上最合适的保护单元,如果没有当地村寨对自然资源保护的渴望,就没有自然资源保护的动力,“生态文化”就可能是一个模糊的概念甚至是一句空话,那么,传统农村村寨管理自然资源的基础是什么呢,正是千百年来顺应自然环境的乡土知识和传统的民间规则。

  传统文化是目前乡土实现生态文明最有力的基础,在农村村寨参与的自然资源保护过程中,再没有比通过传统文化和传统的价值观进行的保护更为有效的了,尽管传统文化由于外部的因素和自身的原因正在逐渐的被削弱,但重新认识传统文化,发挥传统文化的作用正在被学者、民间机构甚至政府所推动。

生态文明”现代与乡土的实践融合

  主持人:在工业文明为主导的世界现代化进程中,非持续发展导致乡土知识体系的逐渐崩溃,包括语言的消失;文化的流变、传统生活空间的丢失导致古老生活方式不可延续,一些传统乡土制度消逝。当环境问题成为多数民众关心的社会问题,当我们再看贵州地方性知识中的生态文明智慧,将如何引导现代生态文明和乡土生态文明实践融合,让现代生态文明也从乡土里生长起来?



  顾久:工业文明之初,挟西方人“天人对立”的文化心态、人类中心主义、科学的力量等,英国人洛克声称“对自然的否定就是幸福之路”,培根说“知识就是力量”——这是一种单向的征服的力量,当然也包括对自然征服的力量。这些带来巨大的人类解放和生产力高速增长,并伴随着市场经济的世界一体化,顺之者存,逆之者亡,以排山倒海之势席卷全球。动物行为学开创者、诺贝尔奖获得者洛伦兹曾叹道:全球统一的武器、统一的市场、统一的科技、统一的外交谋略,就像四个巨大的车轮。在这车轮压迫下,他对各地多元的文化的前景感到“出奇的阴霾”。

  在此情势下,哀叹往事留恋过去没有出路,而要迎上前去,用自己的文化激励民众,自己的武器、市场、科技、谋略不落后才能生存,但无生存之虞后必须用几千年的传统智慧驾驭着武器、市场等没有生命和温度的“车轮”。这样的文化,才是有生命力的文化。贵州文化,也当如此。



  索晓霞:生态文明是人们对工业文明给自然和环境带来的灾难性后果进行反思后提出的。是人们对人与自然关系重新思考的结果。对于贵州来说,大量的传统乡土知识中蕴含丰富的朴素的生态文明元素,是我们构建生态文明的重要的传统文化资源。但我在贵州少数民族乡村做田野调查时却发现,年轻人掌握的现代知识越来越多了,对传统知识却知道得越来越少。进了学校,却忘记了乡土传统知识。

  传统乡土知识是宝贵的财富,是丰富的农业文化遗产,生态文明不仅仅是城市发展的未来目标,更是广大乡村未来发展的美好愿景。生态文明建设不应该割裂城乡,城乡一体的共同发展应该是生态文明的题中应有之意。因此,现代学校教育里应该增加对传统乡土知识的介绍和了解。对于贵州这种因为欠发展而有幸保留了青山绿水的地方,有建设生态文明的传统知识天然养分,有建设生态文明的天时地利,贵州的生态文明建设可以实现后发赶超。但是,如何在发展的同时保住青山绿水应该是贵州构建生态文明的核心和必须解决好的主要矛盾。



  杨培德:在苗族的乡土知识生命哲学中,人与自然不但是平等的互为主体的“我——你”关系,还是生命之间神圣关系。在乡土中的苗人看来,大自然中的土地、山岭、石头、树木、青草、农作物、风雨、水井、河流、鸟虫、野兽、畜禽等等都是有灵性的生命,所有的生命都宝贵神圣不可摧残践踏。就因为有了这样的生态伦理观念,苗人创造了许许多多与自然相处的禁忌和神圣仪式。

  比如山寨里的苗人每年有祭山林的仪式,仪式在山林中的“树王”举行。山寨周围的护寨树林“神圣不可侵犯”,林子里的树木枯烂也不准任何人砍伐。若要修建房屋上山砍伐第一棵树时,要在树下举行仪式,然后再进行砍伐。有的山寨人家生了小孩,要到山上种树,象征小孩的生命像树的生命一样茁壮成长。苗人上山采草药也要举行仪式,苗人不但在活的时候敬畏感恩自然,死了还要向自然话别。祭师在葬礼上要代亡人告别土地、山林、河流、田园、畜禽等等。

  任晓冬:在自然资源管理中,城市和农村存在巨大的差异。在中国大多数农村,村民是资源的主要使用者,他们以现有的自然资源以维持生计和谋求发展,因此,他们常常更加关注资源的利用和管理。传统文化是目前乡土实现生态文明最有力的基础,在农村村寨参与的自然资源保护过程中,再没有比通过传统文化和传统的价值观进行的保护更为有效的了,尽管传统文化由于外部的因素和自身的原因正在逐渐的被削弱,但重新认识传统文化,发挥传统文化的作用正在被学者、民间机构甚至政府所推动。

  这当中包括几个方面,一是多元化的乡村宗教的约束,例如侗族村寨附近的“神山”、“神树”等是乡土所崇拜的偶像,是水源林、风景林以及其他森林资源的守护神;其次,乡规民约、族谱、家训的影响,西部农村聚居区的许多村落,自古到今都相继制定乡规民约、族谱、家训,是村民、家族中的人共同保持人与自然和谐的行为准则;三是村落组织的约束,西部农村村落中自古就有老人会等,这些组织又对村落中的资源管理进行分工,最后达到协调管理。因此,“生态文明”的实现,是城市人向乡里人学习,把人的活动按照自然规律和要求进行规范。

  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反思现代都市人的生活说:“城市世界已滑向堕落异端的危险境地。”然而在山野田园里劳作的苗人,却是另一番景象,他们就如德国诗人荷尔德林说的那样,“栖居在此大地上的人,充满劳绩,然而却诗性地栖居。

在日常生活中构建生态文明

  主持人:从长远的发展来看,贵州乡土生长出的生态文明智慧将是一个不可或缺的范本。这些沉淀在传统村寨的传统制度、民间习俗、生活方式,如何被现代社会合理地继承和延续,逐渐认同出乡土知识的价值,让古老的生活智慧活态真实存在于生活实践中,在日常生活情境中回望传统的朴素生活世界,建构现代生态文明体系,惠及当下,服务未来?



  顾久:在上述那篇文章中,我们把贵州以及西南少数民族的生态文化分为四个部分来分析论述:“消遣经济”的谋生方式,天人相通的心态,日常神圣的习俗,保护自然的法规。最后,我们还提出三点启示:一、建立西南生态文明发展试验区,为人类生态文明建设作积极探索;二、走创新赶超的可持续发展之路,彻底转变粗放增长的功利思想;三、树立民族生态文化自信,倡导取用有节欲求适度的生活方式。



  索晓霞:教育很重要,如何将乡土知识的合理部分作为宝贵的农业文明遗产传承下来,如何在现代教育中完善乡土知识的传承与传播,如何让年轻一代在理性层面上认识传统知识的价值,如何在传统乡土知识和现代理性之间找到一个嫁接点,让生态文明的新知在传统乡土知识的旧识上开花结果?这些都是我们今天建设生态文明必须思考和面对的问题。

  目前,传统乡土知识传承的断裂主要有三方面的原因,一是学校教育负担重,孩子们没有时间学习传统乡土知识,二是对传统知识的现代价值缺乏清醒的认识,认为传统的是落后的,现代的是先进的,简单地抛弃传统知识。三是现代科技知识对传统知识的冲击和影响。现代农业知识和技术像把双刃剑,它在给农民带来增产增收的同时也削弱了农村传统乡土知识的传承。四是农村传统农耕生活变成了老人种地青壮年完全打工的生活。因此,如何认识、保护、传承、传播传统乡土知识的现代价值已刻不容缓。



  任晓冬:简单的传统文化恢复是难以为继的,在中国巨大的转折过程中,要强调以下三个方面:一、强调传统村落对自然资源管理的主体作用,在农村居民长期的生存经验中,他们依赖于这些天赋的自然资源,通过自己的辛勤经营获得食物、建房材料,乃至现金收入。自然资源的利用者和保护者是两个不可分割的角色,这一主体地位目前却仅仅体现在资源利用与保护的劳动贡献上,尚未充分地体现在资源利用与保护的参与中。只有参与得到了明确,在自然资源保护中的主体地位才能得以真正建立。二、传统村落是自然资源的保护者,作为自然资源的主要利用者,传统村落寨一直以来都传承着相应的乡土知识在利用中对自然资源进行保护,这种保护除了尽可能使这些生计资源能够永续利用以外,也试图保持这些资源方便的可达性。一旦资源供应的方便性、安全性、卫生性遭到破坏,村民日常工作和生活将会直接受到影响。三、传统村落是自然资源保护知识与技能的主要传承者,世代相传的乡土知识和技能在自然资源管理中不可替代作用已在发展领域中得到了共识。



  杨培德:对于山寨里的苗族乡土生态知识,都市人如果认真反思就会看到,恰恰是由于提出“人为自然立法”的人类中心主义,不尊重自然,不敬畏自然,才导致人类大规模的破坏自然。造成人类生活在空气、水源、食品受到污染的自然环境里。苗族的乡土生态知识与人类中心主义不同,正是由于苗族神圣自然生命生态伦理的规范,保护生态环境成了苗族世世代代的生活传统。因而在山那边的苗人生活世界,总是青山隐隐,绿水荫荫;花开遍山野,鱼游满溪涧,歌声响山寨。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反思现代都市人的生活说:“城市世界已滑向堕落异端的危险境地。”然而在山野田园里劳作的苗人,却是另一番景象,他们就如德国诗人荷尔德林说的那样,“栖居在此大地上的人,充满劳绩,然而却诗性地栖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