盘江流域白旗征战史考略

06.06.2014  12:23
本文来源: 贵州地方新闻网

               

 

作  者简介：何微风，笔名十七少，曾用笔名风子，贵州盘县人，出生于1976年，有诗歌作品发表于《诗歌杂志》，《滇池》、《新诗》、《凉都文学》、《诗选刊》博客专号及网刊等,有作品收入《21世纪贵州诗歌档案》及网络诗歌年鉴等，《盘洲文艺》发表中篇小说《大峡谷》。                       盘江流域白旗征战史考略                             作者：何微风     全本共九十六回目录   引言部分 1、送主回朝----刘燕飞盘县称“帝” 2、送主回朝----刘燕飞攻打盘县城 第一章  走近那个神秘的时代 1、闲话“鸡枞三爸”和盘县大坡铺回族来源 2、幻想那个神秘的时代 3、三家寨道堂 4、哲合忍耶教史中的“十姑太太” 第二章  阵痛的来临 1、时代的背影 2、白旗起义前奏 3、闲话咸丰年间贵州形势---太平天国起义及贵州兵员 4、闲话大坡铺起义前----贵州农民起义 5、追溯灾难----蛟和灶鸡 第三章  哲合忍耶和白旗起义 1、哲合忍耶----贫穷土地上生长的花朵 2、华林山之战 3、石峰堡之战及其它 4、白旗起义缘起----沙陀高氏与大坡铺回民结仇 5、揭竿而起----沙陀惨案 第四章    闲话综述篇之一一----盘县战场 1、闲话大坡铺、华家屯之战 2、闲话大坡铺、华家屯之战补记 3、黄号军与哲合忍耶盘南长摆岭之战 4、黄号军在盘县 第五章    闲话综述篇之二 1、安龙杀回事件之一 2、安龙杀回事件之二 3、江湖骗子及金万照之死 4、墓葬 第六章  拉开序幕----盘县战场 1、与夏成业之战兵力对峙 2、与夏成业之战地方团练 3、与夏成业之战胜败得失 4、越境围攻----兴义知府胡霖澍筑七座大营 5、闲话----失败的官吏们 第七章  图谋兴仁 1、闲话休整 2、预谋 3、两件事情 4、新城之战----议和及援军 5、盘县援军及其它援军败没 第八章  杀进兴仁 1、新城之战----两种说法 2、透过人物看新城之战 3、新城之战 4、再看这几个人物 5、新城之战补轶 第九章  励兵秣马 1、新城进爵 2、摆下战场 3、一进普安县 4、盘县战场----张定中盘南杀杨彩 5、盘县战场----大坡铺 第十章      艰难的鏖战----马河图破贞丰进普安 1、闲话战乱中的饥饿 2、白旗军对峙清军，太平军破纳山大营 3、破贞丰 4、普安县战场----胡祖寅三进青山，白旗军再破县城 5、贞丰战场----破册亨，占望谟 第十一章  乱世飘蓬 1、闲话咸同大乱和哲合忍耶秘密传教 2、赵德昌增援安龙及清镇厘金事件 3、进安龙----是谁杀死了胡霖澍 4、白旗军三进普安县 5、张其受攻占盘县城 第十二章  全盛时期 1、哲合忍耶之金万照来黔 2、闲话哲合忍耶----教门复兴及金积堡之战 3、陷晴隆，占兴义 4、兴义县战场----刘氏团练 5、攻六枝，关岭，占紫云，破罗甸 第十三章    战马嘶鸣 1、册亨争夺战 2、贞丰战场----玩忽职守的总兵罗孝连 3、普安争夺战----四进普安县 4、晴隆争夺战 5、盘县战场----清军复城 第十四章    激战与背叛 1、激战兴义 2、激战兴义补充----马别桥之战 3、普安县----鏖战青山 4、盘县战场----与傅得胜之战 5、五进普安县 6、马忠降清 7、张凌翔、马河图安龙归真 第十五章  力振雄风 1、普安、盘县战场----零星的战争 2、攻六枝、镇宁，清军破贞丰 3、兴义教案 4、闲话张亮基秘奏的“兴义教案” 5、谁杀了马忠----义军攻陷安龙 第十六章  中兴之路 1、晴隆战乱 2、闲话林自清怒杀陈世镇 3、二进兴义县及战后风波 4、白旗冒雨占兴义----三进兴义县 5、白旗五占晴隆 第十七章      后期征战 1、三军联合六进晴隆、占普安 2、岩大五攻盘县，清军纷纷来援 3、清兵复晴隆，义军七破晴隆县 4、哲合忍耶----闲话云南东沟之战，再说金积堡战役 5、岩大五陷入困境，白旗军龙广大捷 第十八章    在烈焰中焚毁 1、谭五受占永宁，攻紫云、六枝 2、战场上的风云变幻 3、贞丰陷落----马斯俊归真 4、闲话马斯俊、岩大五、李竹村之阵亡贞丰 第十九章      殉教之路 1、安龙鏖兵 2、安龙决战前双方情形 3、安龙决战 4、最后的激战----新城烈战 5、新城沦陷----哲合忍耶的“束海达依” 6、结束----张定中之死和残余义军的抗战     书摘之一：如果从真实的角度出发，我们看到的真相----这场持续十余年的战争就是一场浩劫，朝廷损兵折将，百姓血流成河，人的生命变得非常的脆弱和不堪，残酷的镇压伴随着顽强的反抗，构成了贵州咸同时期的主旋律，人民纷纷流离失所，焚烧、杀戮、抢劫和鲜血，无一不印证着悲剧的历史，无一不印证着民众的痛苦，当一个民族选择了遗忘，留下来的将会是长久的思考，长久的困惑和反思，而我们不能真正去遗忘历史的一幕一幕，它将永远深埋在脚下这片辽阔的大地，并渐渐深沉，警示着未来的人类。 书摘之二：清咸丰十一年，贵州军队和人民同时进入了饥饿，而且不是一般的饥饿，这种饥饿和贫困状态对于清军和义军来说，都是最致命的打击，饥饿的战争还在继续，哲合忍耶率领的农民，依然艰苦地燃烧着他们的烈焰，盘县的根据地被毁灭了，众多失去亲人的“穆斯林”们，将仇恨又一次深深地埋在了心里，他们含着悲愤的泪花在盘江流域四处征战，唯有哲合忍耶的信仰，依然是不变的支柱，支撑着他们艰难杀伐，他们最难平息的却是心中的怨恨，为谁而战，似乎没有人认真的想过这一切，只有战争，才能让他们在安静下来的时候，默念真主安拉。世上的一切形如流水，一切过去后只剩下白茫茫的一片，那时候世界安静了，不再喧嚣，没有悲苦，世界沉寂如水，万物都深藏于大地，惟有那些怨恨的双眼，在天空下一次次探出云层，他们仿佛在低诉着什么，让后来人止步聆听---- 书摘之三：当时在云贵高原苍茫的大地上，战乱、焚毁、杀人不眨眼、血流成河、饿殍遍野、土匪蜂涌而至、勒索、活埋、淹毙、杀贼千余、分割死尸、奸淫、暴动、抢劫、剜心、剖腹、切肢等等词语都不能全面地反应那个时代，那是段非常混乱的岁月，无论你是官吏、豪绅、贫民、义军、清军、团练、良民、恶霸、商人、农民，居住深山人迹罕至还是身处闹市，完全有可能在飞来横祸中家破人亡、倾家荡产、流离失所，甚至全家被杀、宗族灭绝，死无葬身之地，抛尸于荒郊野外，也完全有可能饿死家中，被饥民分而食之，那完全是一个恐怖和恶毒到极点的时代，大乱年间，人口锐减，荒无人烟，十室九空，在这样的现实面前，人们仅仅只是为了活着----幸存的人们依然顽强地繁衍、养儿育女、养老送终，甚至于忘却痛楚，忘记曾发生过的一切，把伤口静静地收藏起来，人类的伤口往往在洒盐的时候倍加痛楚，偶尔提及，偶尔洒盐，伤口便裂开成一道道悲伤的缝隙，在收合后又孤独地收藏起来。这非常象一条隐藏在心中的伤痕，掩藏益深，痛楚益烈，如果揭开，总会撕心裂肺，痛断肝肠。     本书涉及历史资料   一、教史类 《穆罕麦斯》、《古兰经》、《曼纳给布》、《哲赫林耶道统史小集》、《哲合忍耶道统史略》、《哲合忍耶道统史传》、《心灵史》、《哲罕仁耶道统史》 二、民国及清代志书 《民国贵州通志》、《嘉靖普安州志》、《乾隆普安州志》、《光绪普安直隶厅志》、《民国普安县志》、《民国兴仁县志》、《民国兴仁县补志》、《民国兴义县志》、《民国镇宁县志》、《民国关岭县志访册》、《民国永宁州志》 三、清代访册类 《民国贵州通志.盘县访册》、《民国贵州通志.南笼访册》、《民国贵州通志.贞丰访册》、《民国贵州通志.兴义访册》《民国贵州通志.兴仁访册》、《民国贵州通志.册亨访册》、《民国贵州通志.安南访册》、《民国贵州通志.亦资孔访册》、《民国贵州通志.武军纪略》----（注：这些清代访册现已基本遗失，但在《民国贵州通志》中有出现较多，引用部分均来自《民国贵州通志》） 四、现代志书 《黔西南州志》、《盘县特区志》、《安龙县志》、《普安县志》、《兴仁县志》、《晴隆县志》、《望谟县志》、《贞丰县志》、《册亨县志》、《罗甸县志》 五、其它资料 《贵州省大事记》、《咸同贵州军事史》、《平黔纪略》、《西北回民反清运动》、《清代回民起义》、《云南回民革命见闻秘记》、《钦定平定云南回匪方略》、《清朝大事本末》、《道光皋兰县志》、《钦定兰州纪略》、《圣武记：国朝甘肃再征叛回记》、《钦定石峰堡纪略》、《循化厅志》、《太平天国通史》、《墐户录》、《中国近代各族农民战争考论》、《厘金制度新探》、《同治实录》、《东华录》、《盘江史料辑录》、《可鉴编》、《张亮基年谱》、《军机处录副奏折》、《西南民族史研究》、《黔书》、《中国人口》、《太平天国金田起义》、《关于捻军的几个问题》、《民国水城厅志》、《民国中国行政区域贵州省盘县资料调查表》、《贵州通史.盘县史料辑录》、《六枝特区志》、《中国近代八十年史》、《中国历代政权与伊斯兰教》、《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变迁录》、《凉都文史.第九辑》、《贵州省志.民族志》。     作者题记   这是一本讲述清朝咸丰、同治年间发生在盘江流域白旗起义的书，白旗起义自咸丰八年（1858）从盘县大坡铺开始，至同治十一年（1872）新城（兴仁）结束，历时十四年。本书力图从宗教和史实两个方面进行最真实的历史还原，但纸面上的“往事”不过是对“印象”的记录，事后的“印象”不可能与客观存在的“往事”完全重合，白旗征战史料来源主要是官方记录，官方记录主要是战胜者的记录。在战胜者的立场上，所有造反者不是“匪”即为“贼”，许多战争的真实被蒙蔽，事隔一百五十多年，许多真相早已不可能还原。因此将这本书作为纯粹的“历史考证”本，那是极不确切的，这仅仅是一本对白旗征战史进行追溯的书，基本上每一章节都可独立成篇，但又全部构成一个整体。它是一本地域历史事件的考证资料----历史是枯燥的，但却需要最真实的“还原”。 这本书没有小说那样紧张的情节，人物塑造，更没有戏剧性。它是一本从宗教、社会形态、人物心理分析多个方面进行综合性讲述的书，最主要的目的就是尽力还原真相。因此把它定位成一本考证地方史实的资料更为确切。（注：本书在引用清代、民国志书中一些地方提到回民为“匪”或“贼”时，适当地改成“回民”或“义军”， 另外，为了消除志书对农民军的蔑视，引用的资料中已适当地将义军称为“伪将”、“伪帅”的“伪”字去掉，凡书中所记录时间均为农历。）   二〇一三年六月十三日                                         引言部分   一、送主回朝-----刘燕飞盘县称“帝”   盘县是贵州边陲一个历史悠久的县，如今已发展成为拥有118万人口的大县，境内山重岭复，很少有平坦宽阔的土地，山多大山，岭多峻岭，居住着汉、彝、回、布依、苗、水、白等20多个民族，在过去漫漫的历史长河中，留下了太多的峥嵘岁月。 《民国中国行政区域贵州省盘县资料调查表》记载：乾隆十六年普安直隶州升为直隶厅，宣统年间降为盘州厅，民元（民国元年）以后改为盘县。民国三十一年（1942）八月时，全县共辖四个区，四个区共辖三十个乡镇，户数约为4.04万户，总人口26.55万人。 《民国中国行政区域贵州省盘县资料调查表》是民国时盘县县长车祖瑜填报的全县概况，书中记录：“本县三十一年实施新县制，照新制组织，县以下为乡镇、保、甲、户”，在行政区划时记录道：“本县过去，全县划成七个区……自三十一年实施新制，改划全县为一个直辖区及三个区署、三十乡镇”----当时的四个区分别为直辖区、亦资孔区、鸡场坪区、三万底区，30乡镇中共28乡2镇，在直辖区设置凤城镇和凤鸣镇。（注：有资料记载，盘县1950年并凤城、凤鸣二镇为双凤镇，以城中凤凰、凤鸣二山命名，1955年更名城关镇。） 盘州厅改为盘县的具体时间是民国二年（1913）。 《光绪普安直隶厅志》记载：“自咸丰四年（实为咸丰八年），经回乱，户口凋残，人丁逃散，尚未复额。” 这里的“回乱”指的是咸丰年间发生在盘县大坡铺村的“白旗起义”。 盘县在咸丰年间，人口基数模糊，没有确切记载，白旗起义期间户口锐减，到光绪十五年（1889）还没有恢复原有人口。在这里我只是简要讲述盘县大致情况，对于人口推证没有确切依据，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在清朝，人口基数并不是很大。 下面我们不妨先进入光绪年间发生在盘县的一段史实。 《民国贵州通志》记载，光绪十九年（1893）年初，普安直隶厅（盘县）同知戴斐章向省府报告：盘县有外来游民刘燕飞，纠集原白旗军部将保老四，在土城、归顺营（今民主镇境）、得胜营（今水塘镇境）和白寨（今晴隆县马场乡境内）等地“造言惑众，自立伪号，派授伪职”。 土城没有确切史料可以考证，清朝的盘县，比如乐民、亦资孔等地都有旧城池或遗址（或也可称作土城）。另外，柏果镇在民国年间被称作土城乡，解放后也一直沿用。民间传说柏果镇的“土城”之名应为盘县建立老城之时，则可追溯到明初。 当时盘县向上报告刘燕飞造反，并且“自立伪号”。“自立伪号”的意思就是自称“皇帝”。 刘燕飞什么人？用什么方法称“帝”，其目的何在？他又组织了一支怎样的队伍？ 刘燕飞任命原白旗军部将保老四为元帅，这是否可以视作白旗起义的余波？距离白旗起义失败二十多年，贵州西南大地各级官吏对农民造反依然心有余惧。 刘燕飞自称“皇帝”和白旗起义没有直接承接关系，也没有构成同一体系，但他的统兵元帅是原白旗部将。正因如此，这本书将刘燕飞的昙花一现作为引言，以作题外闲话，再引入正题。 刘燕飞称“帝”是怎么回事？ 《民国贵州通志.盘县访册》记载：刘燕飞带着一个和尚一个道士，能让牛马对他下拜，每到夜晚额头上能出现状若游龙的异相，于是相信他的老百姓很多，他自称本是大清同治皇帝爱新觉罗.载淳，南来访贤，欲光复旧业。 当时同治帝早已腐烂成一堆烂泥。 在偏远的盘县，刘燕飞利用迷信幌子，率领穷苦老百姓开始了轰轰烈烈的“造反运动”。 《民国贵州通志.盘县访册》记载：刘燕飞置黄伞、黄旗以得胜营（今水塘镇境内）武庙为金殿，并成立“钦天监”，于“百花”生日即农历二月十五日“登基”，于是附近村民多有来归附者，有的地方豪绅自愿出资供他置办军械招募兵丁。“登基”后的刘燕飞分封“刘献之为辅国军师，僧道为左右丞相，兼理钦天监，保老四为元帅”，乡民谭苗子因以十岁的女儿嫁给刘燕飞而被封为“国丈”，另外还封了一大批将军、参军等职。 从某种意义上说，刘燕飞建立了自己的“国家”，虽然只是一个纯粹乌合小小的小“国家”，但他以“国家”形式成立，由“帝王”统治并发兵攻打盘县城，有自己的“元帅、将军、勇士”，这是一种近乎“愚昧”的草民勇气，这种勇气瞬间凝集了饥饿的人群。他们打出造反旗帜，公开向大清朝“挑衅”。 自古以来，农民起义都是官逼民反，如果在和平盛世之下，农民造反就会变得非常苍白。 光绪年间，经历了咸同之乱的大清末世，吏治更加黑暗，人民过着非常贫穷、困顿的生活，起来造反主要是因为生活所迫，“边陲草民”的造反和繁华大都“有志之士”的造反性质上是一样的，说来说去都是造反，他们之间最大的区别就是政治认识不同和政治目的不同而已。 大清朝正是在这样一波又一波不同规模的造反中一步步退出了历史舞台。 刘燕飞建立“帝制”之后，三月二十日，山岚（今盘县水塘镇境内）廪生（公家给以膳食的生员，即领取国家补助读书的学生）刘云汉诱擒了他的左右丞相（一僧一道），押赴盘县城中，同知戴斐章将僧道拘留，不问其他情形，掉过头来斥责刘云汉汇报不实，于是水塘一带居民游移两可，不知何去何从。 “不知何去何从”是官方记载，当时农民由于饥饿、凌侮、豪强的压迫等诸多原因附从刘燕飞，无非具有仇恨官府和聚众闹事的性质，因为有二十多年前白旗军雄踞盘江流域十四年的史实，老百姓何尝不想再创造一个新的“十四年”，因此跟随刘燕飞造反的人具有非常复杂的心理，有跟随壮大声势人云亦云的，有混水摸鱼想趁火打劫趁机谋利的，有渴望着在斗争中扩大地盘独霸一方的，有混沌无知不分青红皂白随波逐流的，但绝大部分都是生活无着、穷困不堪、饥饿不堪的最基层的老百姓，他们渴望着通过战争获得粮食，吃饱肚子。 刘燕飞“登基”没几天，“得胜营周围二百里即已纳款称臣，上游各县哥匪（哥老会）游民亦纷纷尘集”，于是他们开始“啸聚山林”。最后刘燕飞以五百人为一队，形成四支部队，每一队分成六小队，每支部队设立元帅，又设参军、副参军，又到附近州县招募两千多人作为亲军，以保老四为统军大元帅，亲军由国丈谭苗子统一指挥。这些集中起来的农民因服装不统一，给予“黄布符用银朱印‘送主回朝’四字以作肩章”。 当一切准备就绪后，这些肩膀上印着红色“送主回朝”字样的农民开始了他们的战争。 三月二十二日那天，农民军杀死清军侦探八人祭旗，刘燕飞穿着黄袍，打黄伞，鸣炮出郊外祷告天地，检阅兵丁，准备攻打盘县城。 《民国贵州通志.南笼访册》对刘燕飞造反有一些细节性的记载，刘燕飞以小商小贩身份从四川进入归顺（今民主镇），因为听说谭苗子家很有钱，但很吝啬，于是到了他家去做杂役。一天，刘燕飞利用小技俩让牛向自己下跪，谭苗子感到很惊奇，刘燕飞对他说：我不是普通人，我是奇异的人，专程送福德来你家，今天晚上三更时分，你来我床前。 当天晚上，刘燕飞用猪肠子涂上金粉，等谭苗子来时用火柴摩擦。于是谭苗子看到刘燕飞身上微光闪烁，宛如游龙，谭苗子惊奇之余，急忙回家告诉他老婆，并将女儿下嫁刘燕飞，招为姑爷，然后四处告知亲戚邻里，刘燕飞是“真命天子”，大造气势。 野史也有类似记载：“四川成都人刘燕飞在归顺（今民主镇）夹马石一带赶乡场算命卖杂货，晚上借宿谭苗子家厢房牛圈楼。刘燕飞脱光上身衣裳，用磷头火柴在皮肤上划圈子，皮肤所划之处有银白色线条闪烁，谭苗子在堂屋吸叶子烟看见（当时人们不知道火柴），自认为刘燕飞是真命天子或贵人下界，谭苗子叫全家人观看了好几个夜晚，用油灯照射刘燕飞上身，皮肤毫无痕迹，只要他裸体坐在黑暗处，就有银白色线条在上身游动，全家人目视无误，当即请刘燕飞改住上房休息，翌日把女儿嫁给他。” 刘燕飞利用封建迷信笼络人心，自命为“同治皇帝”，组织农民“送主回朝”----有点近乎轶闻，但却是真实的历史事件。光绪年间，人们生活在非常贫穷和悲苦的境地，在盘县这块古老的大地上，刘燕飞上演了一幕近乎滑稽而又不无悲壮的“暴动”。   2、送主回朝----刘燕飞攻打盘县城   刘燕飞率领的农民军自祭旗祷告天地后，开始组织人员进攻盘县城。 贵州省巡抚崧蕃事后向紫禁城汇报了战争经过：水塘清军团练刘云汉将“左右丞相”擒拿后进行审迅，两“丞相”交待了刘燕飞聚集数千人造反的事实，于是戴斐章一边汇报，一边率军奔赴云贵交界各州县侦察，会商擒拿事宜，最后刘燕飞知道事情败露，提前聚集农民，于三月二十六日在南里（今水塘镇境内）竖立旗帜，并扬言二十八日攻打盘县，清兵接到消息后，一边组织守城，一边向云贵总督求救，又鉴于守城兵丁较少，戴斐章立即四处飞调各地民团，招募勇士，并命令一支清军于二十七日天微明时向水塘进军，到达水塘后与农民军相距一座山头，农民军占据打蜂岩。双方交战，农民军败向赵官屯，清军追击，帮带都司徐炳文被农民用“擂石”打伤，后来在交战中阵亡。 二十八日，农民军由板桥分四路进攻盘县，双方交战，各有死伤，到了夜间，农民军在城外放火，由西门后山搭梯子登城，登城的农民军被打死十多名，天亮后农民军绕到望城坡东南门一带进攻，淤泥河彝族团练柳家修率领团兵与农民军交战，一直战到中午，清军又有团练来援，最后农民军败退，首领杨科二、谭苗子及所率三百多人被斩杀，暴动宣告失败。 随后云贵清军分几股来援，农民军溃败，四处奔逃，一场近乎“闹剧”的暴动被平息下去。 如果作为“暴动”来说，应该与当时情境更为贴切，如果作为一场“闹剧”来说，那只能算作一场悲伤的“闹剧”，农民发动反抗具有非常复杂的历史原因----最重要一条就是他们太饥饿，而且穷困无依。 如果从“送主回朝”和自称“皇帝”来说，一边是被愚弄的人民，一边是趁机谋利的“江湖骗子”，一边却是挑衅皇权的勇气。如果从成王败寇的角度来说，这次暴动以短时间的溃败而告终，留下的影响不算太大，刘燕飞最后在贞丰被捕。 一篇记载盘县易荣黔将军的史料（也可算作野史，因为并不是出自官方志书）记载：“叛逆者携带火枪、马刀、铁叉、梭标、镰刀、削尖的竹竿等。有的拿起大口袋来，有的背起背箩来，中午在霸王山（今烈士塔）校场坝（今体育场）一带，与守厅城东门的易荣黔部官军交战……叛逆者因地形不熟，被易荣黔设伏，杨科二、谭苗子等三百多人战死。……下午滇黔两省派援军抵厅城，盘北淤泥河团首柳家修、盘东马场团首龙应门等分路带团兵抵厅城，各路参战援军奋勇追击，叛逆者势不可支，乃东逃西散。活捉叛逆者五十多人，在校场坝（今体育场）设置的徐炳文灵位前跪拜祭奠后一齐斩首。其中有几个叛逆者被挖心剖腹，腹中还有未消化的嫩麦子皮，随后陆续被活捉来的叛逆者，都照此办。” 照上面记录，当时清军将那些因饥饿而走上反抗道路的农民在校场坝挖心剖腹，一边反应出了农民军吃着地里青苗参战，实在是由于生活所迫，饥饿无奈，另一方面也反应了镇压者的狰狞。这次“暴动”农民背上背箩、拿上米袋前来，大有“打家劫舍”的气势，更有“抢劫大富”的雄心，他们的失败是必然的。一支没有具体灵魂的部队，一群仅仅想要吃饱肚子的农民，他们的结局是悲惨的，没有人能为他们承受一切，只有时代为他们掩盖着一切。 在进攻盘县的记载中，出现了几种不同版本。但大致与省府向紫禁城汇报的类似。《民国普安县志》记载，传闻刘燕飞曾经为优伶（即是戏子），会妖术，当时在盘县南部“登基”自立为帝，“伪称己本同治皇帝，未尝死，避难出奔，今欲北伐恢复基业”，于是分封部下七十二人，向盘县进攻的同时，普安县戒严。 《民国普安县志》简略记录了当时战争情况，刘燕飞称帝后攻打归顺（今民主镇），后与清军战于赵官屯，清军帮带都司徐炳文被农民用石头砸死，农民军攻城后被清军击败，清军攻入农民军根据地得胜营、归顺营，用武力镇压了这次暴动----最后清军对暴动者进行抓捕，刘燕飞、保老四等一行被封的元帅、将军等被一网打尽。 在这些相关的记载中没有看到官军易荣黔部参战，因此野史记载与正史略有出入。记载的内容也略有不同，比如淤泥河团练柳家修、马场团练龙应门，志书记载他们一直坚守城池抵抗农民军，但记录易荣黔的资料说成农民军败退后才前来增援。一场战争的发生只有一种真相，记录却往往不同，志书与志书之间也往往存在差异。但我们只须记住大体事件，至于多种说法，最好的办法就是让他们同时并存，但总有一种是最接近真相的。 民间传说，柳家修率领的淤泥河彝族团练骁勇善战，盘县城如兵勇外出，无守城之将，他可以率部（以承包方式）助守，《民国贵州通志》上说他率领的彝族团练非常“勇悍”。对于柳家修其人，民间说他是淤泥河彝族头人，因保卫盘县城被称为“保城将军”，当时平息了刘燕飞暴乱后，戴斐章令全城百姓款待“柳家麻布兵”，并留下了一首歌谣：“啊沙平地平又平，柳家兵马十万人，一仗打到南观庙，皇帝出来赏功名”----据说柳家修后来因阻止洋人在盘县修天主教堂而被暗中毒死，其子柳子南曾任广东督军龙继光部下独立营营长，在参加孙中山的广州政变前因送信失误而被捕，留下了“宁愿刀下死，不为刀下囚”的就义诗。 ----《民国贵州通志.盘县访册》记载的战争经过略有不同，其中描述较为详细。根据《民国贵州通志.盘县访册》可以将当时的战争情形归纳如下： 战争名称：刘燕飞攻打盘县城 时间：光绪十九年（1898）三月二十六日----二十九日 清军主将：同知戴斐章、帮办都司徐炳文、地方团练柳家修、龙应门及城中清军头领、地方团首等。 农民军主将：刘燕飞，原白旗军部将保老四及授职为“将军”、“参军”等农民头领七十二人。 战争经过一：刘燕飞在盘南成立自己的独立“王朝”时，有探子向同知戴斐章报告，戴斐章以为是谣言，直到附近绅团联名向他报告，他才开始派兵勇前往水塘抚慰，当时盘县城内仅有二十多名兵勇，戴斐章闻警后立即组织七八十人，发给兵器后前往水塘普佛寺，距离得胜营仅仅十里左右。警报不停传来，他急忙调集水塘附近团丁“火速集兵来会”，又命城中守将紧急招募三百兵勇来援，当时城中一片慌乱，守城清军闭城不出，城中官吏组织男人执器械巡查街道，登城守卫，妇女则在门外点燃油灯。 战争经过二：保老四听说清军到了水塘，大怒，立即调农民军一部进驻赵官屯，一部驻三膀子，一部驻打峰岩，留一部驻守归顺营。戴斐章与清军管带徐炳文在普佛寺坐守到天亮，被农民军截断归路。戴斐章调集的团练均未赶到，最后徐炳文与包围的农民军交战，打死农民三十多人，边战边走，向盘县城奔去，奔至赵官屯时遭遇埋伏，徐炳文被打死。 战争经过三：徐炳文死后，戴斐章一路奔逃，避入民宅苞谷草中，农民军听说戴斐章尚未入城，率队四处搜索，正在搜索之时，山岚清兵团练刘云汉、响水团练邓文英率团兵两千多人袭击得胜营，于是率队搜索的农民军向得胜营组织增援----戴斐章逃脱一劫。农民军退去后，清军组织四百多人赶到水塘，找到戴斐章后奔回县城。 战争经过四：戴斐章一边向云贵当局告急，一边急调上寨汛、白沙汛（今普安县白沙乡）、刘官汛及城中武将坚守四道城门，又令西冲团练、亦资孔守备、亦资汛千总在城内机动增援，二十七日农民军开始扑城，与清军交战。 战争经过五：清军团练纷纷来援，经过几轮交战后，农民军被打死数百人，各道攻城农民军均被清军阻住，清军用炮火攻击，农民军败逃，南里（今水塘一带）、北里（今鸡场坪、柏果大营一带）及附近清军组织两万多团练追击溃败的农民，暴动宣告结束，被封的农民军“元帅”、“将军”之类基本上被当场打死或抓捕后斩杀。 官方汇报较为简略，地方志书补充了向上汇报的不足，刘燕飞攻打盘县城并不具备太多火器，农民军以冷兵器为主对付装置火器的清军，应付炮火轰击，最后只能战败奔逃，历时三天的攻城行动结束后，清军大肆追捕溃散的农民。 这不是一次“闹剧”，也不是一次真正的“农民起义”，更不是一次“滑稽”的秘谋，它更接近于一次反抗压迫、反抗暴政、反抗饥饿的“农民暴动”。这次暴动的主谋是利用封建迷信笼络人心的刘燕飞，主帅是原白旗军部将保老四，它没有直接承接白旗军战争，但依然可看作是受到白旗影响而产生的“造反运动”。那么，贵州西南的白旗起义真实的情形是怎样的呢？ ----本书将切入正文，将你带进那段长达十四年的农民战争。   第一章  走近那个神秘的时代   1、闲话“鸡枞三爸”和盘县大坡铺回族来源   盘江流域在清朝咸丰八年发生了以伊斯兰教“哲合忍耶”教门为主导的回族起义，史学家称之为“白旗起义”，前后历时十四年，曾经攻占过属于现在版图的十二座城池，其中包括十座县城，一座地级城市（黔西南州所在地兴义）和一座清代府城（清代兴义府城安龙）。但在贵州的农民战争史以及伊斯兰教教史中，真正的史实与资料记载是否匹敌？ 著名回族作家张承志在他的著作《心灵史》中写到：“贵州——关于十九世纪回民大起义中贵州哲合忍耶的作为，教内记述远远不能与史事相匹。” 这里指出的是“哲合忍耶”教史对白旗军的记录与史实不匹，但我们还有各种志书的记载。那么，贵州回族起义在各种志书中又是怎样记载的呢？ 贵州的回民起义是盘县大坡铺（又叫大河铺，现红果镇沙坡村）村民张凌翔、马河图（又名马小双）发起的，起义地点在盘县大坡铺村庄，野史中有把张凌翔记载为回族阿訇的，但大多数志书均记载了他的另一个名字----鸡枞三。 鸡枞三，有的写作居终山、鸡踪三，有的写作鸡踪三爸，清代志书对农民造反均持有蔑视和侮辱态度，一律将起义军称之为“匪”或“贼”，甚至在汉字中加以反犬旁进行侮辱，比如回族的回字前面加上反犬，比如人名用一些贬义的字，白旗军后来驻守安龙的将军张福荫、张福禄曾被写成“张伙阴、张伙戮”，彝族曾被写作“猓猓”…… ----诸如以上种种例子，充分证明了清朝统治者对边疆少数民族的岐视和憎恨，同时也证明了统治阶级的内心非常虚弱，他们统治下的王朝也非常虚弱，不敢用科学辩证方式去看待自己的统治，不敢正视农民为什么反抗，不敢去寻找农民真正造反的原因，他们除了残酷的镇压之外----用文字来掩饰着内心的惶恐。 无独有偶的是，太平军早在《讨妖檄文》里就对大清朝实行过以牙还牙，他们也将“咸丰”两字前加上反犬。这种现象成了汉字中一种别具风格而又深深打上时代烙印的文化。 张凌翔被志书称作“少无赖，喜技击，为市井恶少”，也就是“市井流氓”之类，如果一个“无赖恶少”也能引领一场真正意义上的战争，掀起轰轰烈烈的农民反抗，这样的“无赖恶少”是非常值得称赞的。志书上关于张凌翔的记载不多，大清朝最终镇压了白旗起义，但在志书上却不敢多添笔墨，修志人更不敢轻谈他的琐事，关于白旗军的家属、亲人、生活状况均没有记载。那么张凌翔是一个怎样的人？我们只能凭借零星的记载来一点点深入。 张凌翔为什么被叫做“鸡枞三”？什么又是“鸡枞”？“鸡枞三爸”是什么意思？ 《黔书》记载：“鸡枞菌，秋七月生浅草中，初奋地则如笠，渐如盖，移晷纷披如鸡羽，故名鸡，以其从土出，故名枞。” 鸡枞是一种珍贵的菌类食品，为菌中之冠。鸡枞仅西南、东南几省及台湾的一些地区出产。 在盘县回民中至今流传着这样的传闻：张凌翔少年时父母遭受官吏欺凌致死，他非常悲痛，独坐家中，因草屋漏雨，身边长出了一朵硕大无比的鸡枞菌，因此回民把他叫了一个“鸡枞三”的绰号，这里有排行第三的嫌疑。又有传说张凌翔曾经在大坡铺附近山上捡到一朵硕大无比的鸡枞菌，竟然有十三斤，于是“鸡枞三”的绰号不胫而走。 张凌翔最开始出现在志书中是以回民亲军小队长身份出现的。 咸丰四年（1854）十一月普安县发生涂令怛起义，普安厅（盘县）同知毓昆率部前去安民。《民国普安县志》记载，“红巾党（涂令怛义军）之乱，同知毓昆募允亲军队长，凌翔间得出入官府”。可见张凌翔起义之前曾接触官府，曾经作为亲军队长保护清朝官吏。 “鸡枞三爸”来源可能更复杂一些，有后人尊称的叫法，也有教内尊称的嫌疑，盘县大坡铺回民属于伊斯兰教“新教”，又称“哲合忍耶”，有的写作“哲合林耶”，或者“哲赫令耶”，教内对有杰出贡献或有威望的长辈、阿訇等均有尊称。很多有杰出贡献的长辈被称作“太爷”，比如哲合忍耶第一代教主马明心被称作“道祖太爷”，第五代教主马化龙被称作“十三太爷”，对女性则称之为“太太”、“姑太太”，比如马明心的撒拉义女赛力麦被尊称为“舍西德姑太太”，隐居兴仁县三家寨道堂的第七代教主马元章（又名马光烈）的妹妹被尊称为“十姑太太”。 如果说“鸡枞三”是张凌翔的绰号，那么“鸡枞三爸”就应该是教内对他的尊称，盘县回民至今仍把他尊称为“鸡枞三老祖”----当时的张凌翔不过是大坡铺村庄里的村民，如果不生活在风起云涌的咸同时期，他或许是一个普通、平凡、认真生活的好公民。但在暴风骤雨般的时代，这个生活在村庄里的回民，引领了一场震撼贵州的农民战争，并一直以“哲合忍耶”为其传教核心，以“哲合忍耶”不屈的精神率部征战杀伐。 说到盘县大坡铺回族，先来说说沙坡（即大坡铺）回族坟茔，那里不但是他们世代生活的地方，同时也是他们埋葬先民的地方，现在因为城市土地征用，坟墓已被政府搬迁。据民间传说，在红果镇境内，有大大小小数百座回民坟墓散落在各地----这些坟墓正是他们留在大坡铺一带最有力的生活凭据，他们曾经在这些地方生生不息。（注：由于盘县境内镇胜高速公路建设，大坡铺(现沙坡)涉及回民古墓60余座已于2012年年底进行了搬迁。） 说到“哲合忍耶”，后来读到了张承志先生写的《心灵史》----一本关于“哲合忍耶”的书，便逐渐了解到“哲合忍耶”是一个怎样的教派，他们的历史非常的悲痛而又凄美。 回族先民或者因经商、屯戍，或者曾是工匠，或者随军而来，他们来到盘县大坡铺、华家屯、马脚寺、柳树湾、沙陀一带定居下来，并在这些地方生育、繁衍，在这些地方有了他们世世代代的恩怨和爱恨。 如果回味回族迁徙史，那将是一个非常漫长的旅程。写到这里我仿佛回到了人类民族融合的河流之中，这些从阿拉伯和西域各地来的人们有着和中原民族不同的容颜和习俗，不同的信仰和追求，他们在风暴中，沙漠中，大海中飘移而来，汇集在中原的都市和乡村，逐渐形成自己的部落，形成自己的聚集地，他们开始因同一信仰而成为一个全新的民族----回族。那些来到盘县定居的回族先民不同于土著，他们渐渐地被盘县这块大地融合，渐渐成为这里的主人。 回族，元朝称回回，汉族人将他们称作“回子”，元朝曾有“回回满天下”的说法，它是一个全民信奉伊斯兰教的民族。伊斯兰教细分下来大约有四十多个支派，但我说到的“哲合忍耶”类属于伊斯兰教“四大门宦”之一。 盘县大坡铺及附近村庄的回族到底从哪里而来？ 《盘县特区志》民族篇记载，盘县回族明朝洪武年间进入境内。据普田大木桥回族张姓家谱所载，其先祖在洪武二十三年（1391年）即率数百回众居普安州保护滇黔驿道。明弘治年间迁至大坡铺定居。又有桂氏家谱记载，其先祖明洪武年间随军征南，得授“三源都督”，后告职定居曲靖外直金山，以后，其后裔又迁居普安州。 《民国普安县志》记载，大坡铺回民有的来自于甘肃：“青山、小屯有回族二百余家，小屯为完全回寨，青山与汉族杂处，其先多来自甘肃，侨寓盘县大坡铺一带，咸同中张凌翔、马河图称乱，事平，大吏命安插于兴郡。”  另有大坡铺部分张氏回民后裔称其祖上来自于南京，盘县上榔树张氏家谱也曾记载其祖上来自南京。现代的盘县回民大致认为，当时大坡铺张姓回民总体来说是一个支系，分别居住于大坡铺、华家屯和盘南滥木桥（今普田乡大木桥，又写作烂木桥）一带。 有资料记载：康熙五十年（1710年），回族保姓辗转迁徙于盘县烂木桥（又作滥木桥，现普田乡大木桥），伐树建庄，逐步繁衍，丁姓和张姓等又相继迁入，回族逐步增多，因回族习俗需要，康熙六十年（1720年）集资初建清真寺，位于大木桥小山头，后清真寺毁于白旗战乱，同治十三年（1774年），哲合忍耶第七代教主马元章（马光烈）赴盘县恢复教务，在他的号召和资助下进行了重修，“文革”中清真寺濒临倒塌，后来又历经多次重修，现清真寺已成为盘县回民宗教活动的中心。 《民国普安县志》记载：“大坡铺，普安厅属也，居民三百余家，强半皆回族，而张姓为之魁。” ----这些信息告诉我们，大坡铺及其附近的回民来源较为广泛，他们从不同地方来到这里定居。 于是我们仿佛回到了数百年以前，回族的先民从驿道缓缓而来，他们踏风被露，跟随着马蹄声响，一步步来到这块荒芜的大地上。 ----画面仿佛因此展开。 在被视为烟瘴蛮荒的化外天地，盘县及黔西南部分州县的前身----普安州，逐渐地有了回民，他们带着不同于土著居民的文化、习俗、信仰和生活习惯而来，居住在茫茫大山里。 他们逐群而居，寻找水草丰美的地方，丛林密布的山峦起伏着他们劳作的面容，他们世代繁衍，并且一直传播着伊斯兰教。 但是在一些附近州县的志书上没有找到盘县回族来源的踪影，一些野史上记载盘县回族形成村落的时间为清代初期，这和明朝洪武年间进入的说法并不一致。 附近州县和盘县志书上对于清代时居住在盘县回民没有具体形成村落的记载，在《嘉靖普安州志》、《乾隆普安州志》和《光绪普安直隶厅志》民族、风俗篇中都没有找到回族踪影。 另外有志书记载元朝初期就有回民进入贵州西南，但那时候进入的回民不多，没有形成较大群落。 这仿佛在告诉我们，盘县回族形成村落的时间大致在清朝初年。 一些志书记载洪武年间“调北征南”时，回民即已进入到贵州西南，纵观盘县旧志及附近州县的旧志书，一直都没有出现回族具体形成群落的记载，但可以肯定的是部分回民在洪武年间来到了西南，形成回民聚集地的时间则应该推迟到清初，回民进入贵州西南的时间大体可划分为三次： 第一次：元初有少量回民从中原随军或经商而来。 第二次：明朝洪武年间“调北征南”迁移、经商、随军屯田而来。 第三次：清初战乱中经商、随军或避难而来。 “鸡枞三爸”张凌翔率领盘县大坡铺和附近村庄的回民揭竿而起之时，他们已经在这块大地上生活了多久？如果按一些野史记载来推论，大坡铺回民村庄应该是一座有着数百年历史的村落，他们在这里生活的时间已经非常久远----但这一切，似乎具有较大的模糊性。历史自有它本来的真实面目，只是在某些时候并未完全地呈现出来。   2、幻想那个神秘的时代   志书记录和真实的历史在印象上不会完全重合，逝去的历史早已烟消云散，但我们依然可以幻想那个时代，在这里我不急于先去记述这段风起云涌的农民战争。 先来回顾那个时代，那是一个怎样的时代？ 也许当你闭上双眼回到一百多年前，抛除了现代珠网一样的公路、铁道及现代化建设，那时候驿道上应该响着呼呼的风声，驿道旁边，参差的村落掩映在碧绿的林荫中，马脖子上的铃声清脆的响起，村落旁边是邮铺，自明朝以来，这条驿道便直通云南。 驿道弯曲着向远方延伸，“由刘官铺二十里至大山凹铺，十五里至海子铺，十五里至大坡铺，十里至蛾螂铺，十里至亦资孔铺，十里至鲁尾铺，二十里至永安铺，此由西入滇大路也。” 上面列出的这一串地名就是当时古驿道通往云南的邮铺名。由此可以幻想当时情境，邮铺有邮吏每天奔波在驿道上，他们快马加鞭，时而隐藏于林荫之中，时而跃起慵懒的身影。 公文、通告、谕令纷至沓来，林间响着鸟儿的鸣叫，不时有饥饿的狼群出没，猛虎也光顾附近村落，那些茅屋掩映的村庄，居住着不同的民族。 回族主要居住在大坡铺、华家屯、马脚寺、柳树湾这些村庄，清真寺座落在大坡铺村外的土坡上。 回民聚集在寺里，他们认真地听着来自化外的声音，那些杨杨洒洒的声音从天空坠落，在他们破烂的衣衫里激荡，他们穿着草鞋，脚手被冻得开裂，红朴朴脸庞上布满了渴望。孩子们肃穆地围在寺外。 史料记载：清代时，生活在贵州西南的回族女性很少戴耳环，穿着斜襟布纽扣衣服，下身穿着比较短一点的裤子，腰上系着花围腰，头上披着丝、绸或纱质盖头，男性回民头戴着白帽（也有戴青、黑色的），有的戴着六角形的无沿帽。 这就是哲合忍耶教派回族的装扮，哲合忍耶的意思是高声赞颂。 《安龙县志》回族篇记载：民国以前，回族女子出门穿短服，戴白色或黑色面纱，披肩用丝绸做成，从头套下，盖住两耳，扣于额下。男人在礼拜时穿长衫，戴六角形白帽（有的也戴青色），老人平时喜欢穿长衫，头上包着白色布帕。 《安龙县志》回族篇还记载：回族家中不供家神，不张贴门神。 回族不信鬼神，他们心中信仰着安拉。 万物非主，唯有真主。 这就是伊斯兰教的核心，他们信奉唯一的神安拉。 他们被附近汉民视为异类。那些书香鼎食之家，孔孟教育传统的卫道士们，对他们的行径咬牙切齿。 人怎么可以不敬天地？怎么可以不学习孔孟礼仪？那些受中原文化熏陶的汉民，对他们嗤之以鼻。 哲合忍耶是伊斯兰教派里一个非常神秘的“门宦”，伊斯兰教下面形成流派以“门宦”划分（或也可称作教派，但又与教派不尽相同，下文我权且以“教派”称呼，便于理解）。 哲合忍耶是一个用鲜血染成的“教派”，有史料记载：乾隆到同治的两百多年中，全国哲合忍耶教徒付出了至少“五十万人”的生命。 于是在幻想中，我仿佛走近了这些远逝的人们，他们用生命来捍卫着贫穷的尊严。 在清朝，汉族男人都梳成了长辫披在身后，着青衣小帽，女人穿着大镶大滚的衣裙，穿着绣花鞋，她们的小脚被缠得走不了远路。 由于和汉族长久杂居，清朝回族已经渐渐地融合在汉族的衣食住行中，据民间传说，回族先民的女人不一定缠足，只有那些有钱人家才象汉族女人一样，从小缠足。 缠足曾是捆绑在中国妇女身上一道深深的伤痕。 《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变迁录》记载：1898年8月13日，康有为曾上折，请光绪下令禁天下妇女缠足，他将妇女缠足比作古代的刖足，视为施加于女性的肉刑。后来由于政变发生，这道谕令未产生影响，但不缠足之风渐渐浸入人心，最后在20世纪初得到清政府的允许后重起高潮，从南方到北方，弥漫全国，于是世纪末的女人们才开始渐渐地不再缠足。 回族衣着朴素，崇尚白色，他们居住的地方普遍整洁，不随便堆放杂物。 咸丰年间----这些来自异域的人们，容貌上似乎还保留着自己独特的地方，但已经融合于汉民，很多地方和汉民相近，他们说汉语，夹杂着一些波斯语，高声的念颂着“穆罕麦斯”（赞圣之词）。 伊斯兰教有一个叫做的天命的宗教概念，规定每一个穆斯林都负有五大天命，是必须认真履行的基本宗教义务。它们依次为念、礼、斋、课、朝。课，就是天课的简称。天课，是伊斯兰教五大天命中的第四大天命，在伊斯兰教教法中意为财产中的课金，也就是说，天课要被施散给穷人和有需求的人。 穆罕默德临终时说：“凡我之物，皆真主之物，廓焉为天下共之，为此居富，乃为代主行仁”。 基于这样的宗教基础，伊斯兰教有物质的地方就有天课，有需要的地方就有天课，天课是一种奉献制度，是一种扶贫救困制度。天课，通俗地说就是教徒们每年都要拿出自己收入的一部分，作为教内费用。 伊斯兰教教民被称为“穆斯林”。
          在中国，“穆斯林”很大程度上泛指回族，但它具体的指向则是信奉伊斯兰教的人群。 盘县回族在新教进来之前，属于伊斯兰老教格底目教派，但自从云南东沟兴起了新教（哲合忍耶）之后，“哲合忍耶”便沿着驿道传播而来，象烈火一样向着盘江流域燃烧。并在大坡铺和附近的村庄蔓延开来。 哲合忍耶是乾隆年间传播在穆斯林中的新教，和老教有着一些简单区别，很大程度上改进了老教对于教徒朝觐、交纳天课的一些制度，更受到贫困教民的广泛欢迎。 伊斯兰教早期的政治派别主要有四个：逊尼派、什叶派、哈瓦利吉派、穆尔吉埃派。逊尼派被认为是正统派，人数约占全世界穆斯林的90%，中国穆斯林大多数属于逊尼派。中国穆斯林的老教通常指的是“格底目”，可以说最初的老教就是“格底目”，格底目这个词也就是古老的意思。再往后来，只要出现新的教派，就把以前所有的教派都称作老教。后来到了清代，教派格局被打破，形成四大派别，即“格底目、伊赫瓦尼、西道堂、比莱菲耶”和四大门宦，四大门宦指的是：哲合忍耶、尕德忍耶、虎夫耶、库布忍耶。（注：对于哲合忍耶教派来说，老教也指是“虎夫耶”、“格底目”等，盘江流域各县份在哲合忍耶兴起前属于老教“格底目”）。 哲合忍耶由于受到朝廷禁止，出现了一个新的现象，为它增加了一层非常神秘的外衣。《心灵史》曾这样描述：“清晨，村镇的黑暗中响起几声单调的梆子声，熟睡的人们不去理会是人巡夜抑或是谁在打更。而沉默中哲合忍耶的人却悄悄起身了，藏在黑影里，进入了一个个秘密地点，默不出声地跪上了神圣的“打依尔”。 至今，哲合忍耶派不唤礼，而以打梆子代替念首次的宣礼词。走遍中国处处如此，使哲合忍耶的仪式更明显地区别于其它教派。” 如果你闭上双眼，在幻想中回到那个时代，徜徉在哲合忍耶神秘的宗教氛围中，你或许会看到，盘县大坡铺及附近村庄里，回民秘密聚集在一起，用他们神秘的“打依尔”（宗教仪式），围坐在一起，高声念颂着“穆罕麦斯（赞圣诗）”。 正是在这种宗教氛围里，贫穷的回民紧密地团结在一起，用心中的信仰坚守在这片荒凉的大地上，盘县回民起义，既有政治腐败、官逼民反的性质，但更具有宗教的复仇性质----哲合忍耶是一个来到中原没多久就和清朝结下了血海深仇的教派，他们的教史就是一部完整、悲壮的反抗史，在后来的篇章中我将一步步带你走进那些悲壮的宗教史。现摘录《穆罕麦斯》一首诗歌作为结尾： 喜真之火融化了我，只要你离开，任你埋怨我。 我怎能答复你的话？忍耐早已离开我。 爱慕正道摧我说话，我又怎能隐藏呢? 是的，对敬爱者的思念常使我彻夜难眠。 因喜真爱道，真主已把我的疼痛变成甜美了。   3、三家寨道堂     说到盘县哲合忍耶的兴起，不得不说黔西南州兴仁县的三家寨道堂，三家寨道堂是哲合忍耶教派留在贵州西南大地上的标志性建筑。 《安龙县志》记载：白旗起义期间，起义军首领张凌翔、马河图将伊斯兰教的哲合忍耶教门引进兴义府，并在起义军根据地兴仁建清真寺进行传教活动。起义失败后，回民被迫四处流离，光绪十六年（1890），哲合忍耶教主马元章来到兴仁筹建道堂，确定十二坊。 根据《兴仁县志》记载，道堂建于光绪十八年（1892年），至今已有一百二十多年历史。 道堂曾经是统领安顺、平坝、安龙、贞丰等县和泥堡、青山、盘县滥木桥（今普田乡大木桥，有的写作烂木桥）和兴仁境内白家冲、姑屯、红冲、潘家庄等十二坊的总教堂。是哲合忍耶为了恢复教派而建立的。 白旗起义的回民在兴仁战败后，许多回民分散居住在普安县境内。 《普安县志》记载：光绪十八年（1892），清政府无力顾及对黔西南边陲回民及伊斯兰教活动的限制和监视，“哲合忍耶”第七代教主马元章在兴仁鲁础营三家寨建“清真寺”，俗称三家寨道堂，继有青山下街回民将住宅改作“清真寺”，宗教活动逐步恢复。 修建三家寨道堂的是马元章，那么马元章是什么人？ 马元章是哲合忍耶教派第一代教主马明心的四世孙，他的爷爷马顺清（穆罕默德·阿卜杜拉）是马明心之子。马顺清于乾隆四十六年被充军云南墨江县他郎寨，后来被云南古城马三爷营救，落户云南河西县东沟村。马顺清生有五子，第三子马圣麟（又称云南三太爷）有三子，长子即为马元章，马元章十八岁能特别熟练地背诵《古兰经》，阿文造诣很深，并博通中国文史，使当时的一些阿訇、长者惊叹不已，称为奇才。 马元章的父亲马圣麟被哲合忍耶第五代教主马化龙任命为云贵哲合忍耶“热伊斯”（热伊斯即是教主派往各地的教内头领，属于哲合忍耶教派组织体系）。马元章是哲合忍耶第七代教主。 《心灵史》对热依斯有一种更为全面的解释：“热依斯是中国回教中仅仅见于哲合忍耶教派的职务。这一教职，后来在哲合忍耶历史中关系重大——巩固发展教门，与分裂削弱教门，往往都源在热依斯。重要的热依斯不仅参与制造历史，而且多是虔诚的宗教家。在哲合忍耶里许多热依斯都已经具有穆勒什德（教主）的色彩，在教内称爷道巴（叔），极受崇敬。绝大多数热依斯都享有拱北（圣徒的坟墓），如同一路诸侯。” 同治年间，马圣麟是云南东沟回民起义军领袖，东沟是云南哲合忍耶的发祥地，曾受到清军围攻三年半。 史料记载：哲合忍耶在东沟被包围时，马圣麟挖掘了一个从村内通往村外的暗道，嘱咐儿子马元章率义军重要人员及家属从暗道潜逃，约定在成都集中，并设法营救第五代教主马化龙后代。 马化龙组织了哲合忍耶教史上规模最大的“金积堡之战”。 同治十年二月二十三日，清军用开花大炮把东沟炸成一片火海，马圣麟和全村一千多人全部被炸死或被血洗。 时年十八岁的马元章为了躲避清政府通缉，将原名云鹏改为元章，他们一起逃出“虎口”共十八人，化装成汉民，腰带上别着旱烟袋，走出云南，逃往四川，最后进入宁夏金积堡，成为哲合忍耶新的导师，并将哲合忍耶继续发扬光大。 马元章是哲合忍耶教派中继往开来的人物，《心灵史》说他结束了哲合忍耶的古代史。 伊斯兰教史中有“十八鸟儿出云南”的传说。 《心灵史》记载：“十八鸟儿，民间传说指十八人。据一行中的重要追随者——老何爷家史资料《恭挽马世恩文》，有名姓者约十人。也传说“十八鸟儿”指的是出云南时马元章年方十八岁，查数年表，恰恰相符。” 马元章修建了三家寨道堂。 三家寨道堂修建好后成为哲合忍耶“十姑太太”修行的地方，“十姑太太”在道堂里渡过了近三十年足不出户的青春时光。 那么十姑太太是谁呢？她是一个怎样的女人？又是怎样在道堂里修行？她来自哪里？   4、哲合忍耶教史中的“十姑太太”   兴仁县三家寨道堂旁边有姑祖花园，花园至今依然古柏掩映，环境清雅，庄严、肃穆地坐落在青山环抱之中----那就是十姑太太修行的地方。十姑太太即是哲合忍耶第七代教主马元章的妹妹，因排行第十，被教内尊称为“十姑太太”。 野史中记载她名叫马云凤。 十姑太太终身未嫁。 《民国兴仁县志》贞女传曾这样记录：“马贞姑，回教主马光烈（即马元章）妹，性贞静，慕道守贞，光烈立三家寨道堂后，贞姑留于此，杨云鹤另筑石室以居之，有所禀谒及请口唤时，云鹤及教中人，鴙待户外，屏息无哗，盖视贞姑犹光烈也，饮食起居仅一妇为经理，他无能与见闻者，从传口唤，亦由侍妇将命，居道堂廿余年，无人见其音容，节操品行，令人景仰，光烈殁后，其侄迎之北上，封锢所居之室，今回民至室前者，必焚香室外，以致敬，表示尊崇，有如此云。” 这就是哲合忍耶教史内著名的十姑太太，她是哲合忍耶第六代教主“汴梁太爷”马进成（第五代教主马化龙的孙子）的未婚妻，马进成幼年被清朝施以宫刑，最后放逐南京，直到被生活“折磨”而死，之间他一直未真正掌过教，但教内把他尊为第六代教主。 哲合忍耶是以教主为其精神领袖的宗教。 因为未婚夫受了宫刑，十姑太太终身未嫁。 《哲赫林耶道统史小集》对十姑太太未婚夫马进成被清朝官吏审问时有一个艺术化的记载：相传，我们受亏的教主（西两伦丁〈即马进成〉），于同治十年和大大小小的孩子们从金积堡被充军到平凉。当时他才九岁。左公保（左宗棠）问他：‘你是马化龙的孙子吗？’，我们的教主勇敢地说：‘是啊！我是马化龙的孙子。’这时大地由于他威严的回答震动起来，屋梁上的灰尘被震下来笼罩了整个公堂。由于这个威严，那个卡菲尔（指左宗棠）害怕了，他道歉说：‘我审判你们的事情时，没有恶意’。 在兴仁县三家寨道堂，只有一个叫杨云鹤的人见过十姑太太。那么杨云鹤是什么人呢？ 杨云鹤至今仍有墓在兴仁县城西南二十三公里雨樟区三家寨回族墓地，被列为兴仁县文物保护单位。墓志记载他是云南人，曾经以军功在云南做参将，后来弃官跟从哲合忍耶教主马元章传教，管理十二坊教民，即贵州哲合忍耶的“热依斯”。 白旗起义失败后，贵州西南的哲合忍耶经历了巨大的阵痛，但他们仍在在盘县、兴义、兴仁、普安、安顺这些地方继续发展，继续传导着他们的教义。 十姑太太后来去了北方，住过的石头房子被封存，后人只能在室前焚香纪念。 马元章的儿子于民国十年来接十姑太太到北方时，《哲赫林耶道统史小集》对她旅途中的经过也有艺术化的记录：他到贵州探望了十姑法土麦（十姑太太），为遵父遗嘱，决定把她从贵州迁到甘肃来行孝道，奉养她，但他遇到的最大的困难是：她到青年时，除了至亲的男子外，不见任何男人，当她十岁时，就象笼中的鸟一样，始终一个待在屋内，一般外出时，她都不见任何男人，更不用说这次要坐法国人的火车、轮船了。而且还一定要照像，否则，就过不了海关，后来……他们领取了一张不照像，不检查的护照。然后他回到东川，准备起程。每天上路和住店时都是他亲自打轿帘。道路遥远，关口很多。他们从东川到了海防，又转香港，然后到了上海，住店时让她住在清静的楼上，他让她好好看看美丽的上海，因为她从来没有看见过世界的繁华。但她总不出去。她说：“我决不看尘世的繁华，我只指望后世的饶恕与幸福”。以后他们到了天津、北京、归绥、包头。最后才到甘肃，时在民国十一年，后来，他们到了洪乐府（在今宁夏境内，哲合忍耶圣地之一）。愉快地定居下来。 十姑太太一路上旅途劳顿到了洪乐府，但一路上她依然保持着固有的安静，不染尘世繁华。虽然一些描写经过了艺术加工，但旅途却让人很有真实感，一个长期与世隔绝的女人，她的内心尘封着，从未向世人打开。 到了洪乐府后，《哲赫林耶道统史小集》继续描写道：她每天只吃一小碗饭，我们的教主关心她，就给她换了个大碗，可是她吃半碗就不吃了。妇女们要是见了她，她就告诉她们一些机密话。 根据记录，后来十姑太太病了，教主就给她请医生，她对教主说：“如果我死了，你让所有来送殡的人都远离开。你和老仆妇把我从后门抬出去，你一个人给我站‘者纳则（举行殡礼），你把我放在坟坑内，堵上坟门，然后叫送殡的人来，他们愿做什么就做什么’。她对女仆们说：‘我死了，你们俩洗我，一个洗上边，一个洗下边，不要混了，你们准备一块幔子，让四个人扯住四角遮住我的尸体，不要让露在光天化日下，卷可凡（裹尸布）时，把我的右手放在左手之上，然后一齐放到胸膛上，如礼拜的样子，不要让家中的妇女进来，除非为了祈祷’”。 十姑太太的贞洁让人禁不住慨叹----她象个冰清玉洁地活在世外的人，最后活了五十九岁死在洪乐府。 《哲赫林耶道统史小集》记载：“她到洪乐府时是五月十四日，是个星期三，她死时也是五月十四日，还是个星期三，更奇怪的是她的四个女仆跟随而自尽了，其中一个是作者的女儿，其中一个老太太因为人们的抢救而没有死，其余三个当即就死了。” 哲合忍耶是个神秘的教派，它奉行的精神既悲壮又悲剧，盘县大坡铺兴起的白旗起义始终与哲合忍耶密不可分。最后引用一首《穆罕麦斯》诗歌作为结语： 若不是爱慕正道的热情隐藏在你心中， 你的眼肯定不会流泪。 若不是磨难沾染了你，你的心肯定不会病狂。 为什么你难于控制自己的泪水？ 为什么你不能使贪今生图享受的心苏醒时？   第二章      阵痛的来临   1、时代的背影   道光二十年，公元1840年，英国由于大清朝的禁烟行动而发动了第一次鸦片战争，用坚船利炮轰开了中国大门，大清朝把战后的巨额赔款强加到全国各族人民身上，苛捐杂税多如牛毛。“旧税捐更重更难负担，此外又加上了新税捐。”战后，鸦片烟毒泛滥全国，1840年输入二万多箱，1850年输入五万多箱，十年间增加了一倍多。大清朝每年因为鸦片输出的白银数千万两。 《太平天国金田起义》中记载，随着洋货的输入，国内生产遭受到严重的打击，大批城乡手工纺织业失业破产，大批“工人”被迫离乡背井。鸦片和洋货直接造成了国家白银的大量外流，地租、高利贷、投机商人等对农民的盘剥让人民直接挣扎在死亡线上，吃野菜、树皮、草根，卖儿卖女卖老婆的现象层出不穷，甚至出现了一个年青女子只卖一两银子的现象，出现了将人杀死后在街上煮肉货卖的现象。 随着美、英、法等国在不平等条约的保护下，帝国列强加紧了对中国的侵略，百姓反抗斗争日益激烈，据清政府官方记载，从道光二十一年至二十九年（1841--1849），全国规模较大的农民起义多达100多次。白莲教、天理教、捻军、天地会等反清队伍风起云涌，在这种举国农民起来反抗的情形下，道光三十年（1850）爆发了太平天国起义，洪秀全在广西金田利用拜上帝会的宗教信仰发动了震惊中外的大规模农民反抗战争。 安徽省1960年出版的《关于捻军的几个问题》中这样写道：1853年爆发了捻军起义，早在嘉庆二十年至二十一年（1815--1816），官府在张贴的告示中就已经提到捻军，当时称捻子，人民依靠宗族关系，结合成一个个集团，来保护自己的生命财产，在安徽北部地区口语称一部分、一股、一支为“一捻”，这些集团你一捻我一捻，自然而然地形成了最开始的“捻子”。1853年春天，太平军进入安徽并占领南京。安徽、河南、江苏，山东一带的捻子纷纷结合，先后形成一股股强大的反抗力量，捻军的主流在安徽。 1856年爆发了云南杜文秀回民起义，在大理建立了政权，全盛时雄踞五十多座州县，后来同治年间爆发的西北回民起义，波及西北各省。在咸同这个举国皆兵的时代，贵州同样经历了前所未有的阵痛。 《黔西南州志》对白旗军的阐述中提到：“贵州闻风起者凡五十四起。”也就是在咸同时期，贵州起义多达五十四起，波及全省及邻近省份。 官逼民反----因为贫穷，因为无法生存下去。 ----这就是大清咸同时期的政治背景。翻开《贵州省大事记》，一一阅读咸同时期的大事，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篇幅都是农民起义，头绪纷繁，支派多如牛毛，那是一个非常复杂而又波澜壮阔的时代。贵州咸同农民反抗战争长达20年，这20年中，有多少英雄、叛徒，多少血泪和肮脏的交易。多少村庄、城市变成焦土，多少人民流离失所、无家可归、妻离子散，多少青壮战死沙场，妇孺儿童被杀害，累累白骨，至今依然深埋于地底。 《中国人口》贵州分册记载：大清咸同时期，贵州各族人民起义期间，1854年—1874年，贵州人口由544.11万人减少到417.11万人，净减127万人。 从人口数字中体现的就是无穷无尽的杀戮，人口停滞不前，没有增长反而锐减，这样的数字不能不让人怵目惊心。 “十余年浩劫过，杀人满地白骨多”，“贵州民众所遭逢之浩劫，岂惟空前所未有，抑亦当时被兵各省之所无也” ----这是贵州学者凌惕安民国二十一年（1932）写作《咸同贵州军事史》时对贵州咸同起义的感慨和评价。当时杀戮之惨烈，镇压之残酷，反抗之顽强由此可见一斑。 翻开《贵州省大事记》，顺便列举几条大清朝的记录。 顺治十七年（1660），朝廷规定贵州官兵总额为2.95万名。同年十一月，云贵总督赵廷臣发官兵三路征讨马乃（今兴仁县）土目龙吉兆兄弟，杀士民数千人。 康熙三年（1664）二月，官兵大举围攻安龙陇纳的布依族起事群众，朝廷命令吴三桂大肆屠杀反清起事者。 康熙十四年（1675），贵州全境与朝廷失去联系，吴三桂在贵州封官赐爵，搜刮财物以供其进攻湖广。 康熙二十年（1681）一月，都统赖塔在距安笼所（今安龙县）三十里的石门坎隘口打败伪将军何继祖所部万余人，收复安笼所城。同年夏，贵州疫疾流行，同年秋，贵州大饥馑。 雍正四年（1726），鄂尔泰奏请“翦除夷官，清查田土，以增赋税，以靖地方”，着手大量撤并土司，委派流官治理，贵州初步形成改土归流的高潮。 雍正十年（1732）四月，清政府在已“改土归流”的地区设文武官弁，加强驻军。 乾隆三十四年（1769），刘标向朝廷控告亏缺铜本、铅运银一案，系与各上司历年勒索有关，前巡抚方世俊一人需索多至6000余两。 嘉庆二年（1797）一月，南笼布依族在韦朝元、王囊仙等人领导下举行反清起义，起义军围攻南笼城（今安龙），署知府曾廷奎触柱而死。 道光十九年（1839）一月，巡抚贺长龄奏禁种鸦片，严禁吸食。 道光二十四年（1843），清平（今凯里炉山）大旱，下年再旱，饥荒遍野。 咸丰元年（1851）十月，朝廷令吴文镕加强对各地起义农民的镇压，以防与广西农民起义军汇合。 咸丰四年（1854）十一月，涂令怛领导的普安县农民起义军数千人攻克普安县城。同年同月，涂令怛被叛徒出卖，遭清军杀害。 纵观整个清代在贵州的统治，各族人民的反抗总是绵延不断，清军进入云贵时的战争，改土归流引发的战争，各族人民因不满官府引起的战争，数不胜数。曾经在一篇史料上读到过一句形容贵州各族人民起义的话，叫做：“十年一大反，五年一小反。” 这些起义战争的爆发，都是因为官吏盘剥、吏治腐败、政体运行腐朽，因为贫穷和无法生存,因为农民对官府的仇恨而发生的反抗，大清朝到了咸同时期，随着各省义军的兴起，百姓纷纷起来造反，纷纷响应，贵州形成了无一县一州不是战争的纷乱局面。   2、白旗起义前奏   盘县白旗起义受到云南回民起义的直接影响，云南回民起义的直接导火索可追溯到道光二十三年（1843）的永昌事件。 永昌事件的直接原因是汉回不睦，在清代回汉之争由来已久，原因复杂。 《西北回民反清运动》曾这样描述：“‘汉回不合，到处皆然’，这是朝廷在处理汉回纠纷中经常惯用的词句。‘秉公处理，不可稍存汉回之见，致有所偏倚’，是朝廷处理纠纷时，在公文书上的表面态度，但实际情形，并不尽然。” 翰林出身的清代官吏张集馨，擅长文墨，观察敏锐，对清朝的腐败现象有比较清醒的认识。他在咸丰八年（1858）路过陕西时，对汉回相争有一些比较珍贵的记录，他写道：“陕西临潼县回汉素不相能，回庄演戏，汉民往看，及汉庄演戏，不准回民往看，回民竟不往观，有稚回担负果实赴戏场售卖，为汉民攒殴，群回不服，赴县申诉，县令倪印坦不管，控至第三次，反加扑责。” 咸丰年间，在精神文明极度匮乏的乡村，看戏是一件“大事”，回民演戏汉族可以观看，汉族演戏禁止回民观看-----从中反映出来的回汉之间的关系，几至于达到水火不容的地步，回民孩子戏场卖果实，不过是最正常不过的行为，但无端遭受汉民群殴，这已经是非常残忍的事，回民告官，官吏不但不管，反而强加指责，于是回民纠集数千人进攻汉族村庄。 张集馨写道：“向来地方偏袒汉民，凡争讼斗殴，无论曲直，皆抑压回民，汉民复恃欺凌，不知回性强悍，亿万同心，日积月长，仇恨滋深。” 这段话非常珍贵，他不但反应了当时回汉不睦主要由官府偏袒引起，更重要的是反应出回民是一个非常团结的民族，经年累月的仇恨和多方面政治、社会、经济、历史、心理、宗教沉淀的原因，导致了咸同年间的回汉相争全国泛滥，从而也导致回民起义在各个战场风起云涌。 清朝的官吏处理汉回之争，常常表面一套，暗里一套，并且在背下挑拨离间，致使汉回仇恨成为咸同时期民族矛盾中最显著的特点之一。 上面提到道光年间的永昌（今云南保山市）事件，就是回汉相争中一个非常典型的案例，那么永昌事件到底是怎么回事？ 事件名称：永昌事件 时间：道光二十三年（1843） 事件本末（《清代回民起义》记载）：汉族组织“香把会”在迎神赛上将回民马有德打死，回民已委屈忍辱，“香把会”头目组织了以恶霸沈盈为主的灭回行动，当时永昌知府、保山知县、永昌协副将、永昌协中军都司给沈盈红纸白纸的写上：永昌全体绅民公请沈盈统率团丁屠灭永城回子，有本府、本协镇、本县、本府文武官员负担责任。于是九月初二日沈盈率团丁三千攀登入城，先由城内绅士秘密通知汉民以敬神为名，焚香门上，当作记号，通宵不熄，团丁入城后见门上没有点香的人家，搜掠财物，不分男女老幼，杀绝为止，一夜间屠杀回民一千三百多户，共八千多人。 永昌事件中，回民眼睁睁看着大刀从脖子上砍了下来，那些孩子们怎么了？ 那些体弱的妇孺老幼，他们一夜间遭遇灭顶之灾----人类的残忍在此被体现得淋漓尽致，他们把无辜的一千多户回民送上了“绞刑架”。 永昌事件之前，云南屠杀回民的事件早已屡见不鲜。在楚雄、丽江、鹤庆等地的汉族豪绅都曾对回民进行过残酷的屠杀。 《清代回民起义》写道：道光十九年（1839年）六月初八，倮黑族借故因曾被清政府命令回回军剿杀的宿仇，与官吏及汉族豪绅共同围杀当地附近居民754户，男女三千多人，离城远的回民共117户，银钱财物，尽被劫取，幼妇少女，尽被掳掠，居民铺房、清真古寺，全变成焦土。 法国人罗舍写了一本《云南回民革命见闻秘记》，记载了起义之前回民遭遇到的杀戮，因为是外国人在中国看到的记录，他可以不用考虑政治因素，他的描写应该更接近历史的真相：“咸丰六年四月十六日(1856年5月19日)，是他们指定灭回的日子。地方官吏所募集的无赖汉，想发财的闲杂人等跟随在后面，去开始他们屠杀的工作了。回民方面虽早有准备，但是万想不到昨天的邻居好友，今天会拿刀来砍他们的头颅，因此防备未免有些不周到。一般汉人群众受了地方官吏的煽动，又想抢掠发财，一时丧失了本性，狂乱野蛮地屠杀一切无辜的回民。在回人分散居住的地方，他们竟被惨(残)酷地屠杀了，比较密集的地方，他们虽联合起来反抗，但是寡不敌众，并且粮食有限，不得已也退走了。老幼不能逃走的，竟被暴徒屠杀，年轻妇女竟被暴徒轮奸。”
      这样的屠杀，无异于强盗，当一个王朝变成了强盗，它也就不长远了，后来的事实证明，从咸同年间开始，大清朝一步步走向了生命的尽头。 盘县白旗起义就从咸丰年间开始，那是一个民不聊生的时代，人民生活贫困到了极致，国家贫弱，官吏横行，虎狼当道。贵州自古就是极度贫困烟瘴之地，是发配和流放犯人的地方。 在盘县，大山将一切都阻塞在驿道上----流民、赌棍、强盗、污吏和流离失所的百姓，顺着驿道的邮铺缓缓而来，渐渐地又消失在天的尽头。 云南的杜文秀起来造反了，他率领回民潮水般涌向官府----在他的《兴师檄文》中对大清王朝进行了一针见血的指责：“汉强则助汉杀回，回强则助回杀汉，民不聊生，人心思乱”。 ----我们似乎可以这样理解《兴师檄文》中的指责：杜文秀明确指出了朝廷实际上就是“回汉相争”的幕后黑手。 紧接着云南东南部回族在马如龙、马复初、马圣麟（云南三太爷）、马联升等人的率领下攻城掠地，配合杜文秀起义，云南全省骚乱。 战争总是在它最该来到的时候暴发。 咸丰五年（1855）冬，云南临安府汉族与回族因为争夺楚雄石羊银矿厂发生武力冲突，官吏“暗中挑拨，意在两伤，借邀功利”，于是酿成了回汉之间大规模屠杀事件。 《清代回民起义》记载，因为争厂事件的发生，云南广通、禄丰、罗次各县与争矿无关的回民都被劫杀殆尽，双柏地方的回民人畜被抢、掳、烧、杀者共500多户，楚雄的保山村、塔普村回民死者5000多人，老幼不分，无一幸免。这些屠杀都得到了官府的暗中支持，紧接着临安恶霸势力又在城内城外屠杀回民700多户，并率队直奔昆明，打算继续屠杀昆明城中的回民。 在这些成批量的屠杀下，云南回民起义象浪潮一样爆发，回民因为凌辱、仇恨，因为被蹂躏和践踏，他们拿起了武器，涌向昆明，矛头直指朝廷。 云南回民起义时间：咸丰六年（1856年）六月 起义领袖：杜文秀、马如龙、马复初（又名马德新）、马联升、马圣麟（哲合忍耶教内称云南三太爷）等 ----饱受欺凌和压迫的回民将仇恨的大刀向着一切欺凌和蛮横的恶魔身上砍去，他们组织队伍进攻城池，响应太平天国。 在这样的形势下，贵州各地的农民也纷纷起来反抗，起义如火如荼，愈演愈烈----这就是咸丰时代的大背景，那是一个农民起义最为复杂，最为激烈，最千头万绪的时代，义军蜂起云涌。 哲合忍耶教派早在乾隆年间就举起了反抗大旗，他们旗帜鲜明，在西北的大地上留下了前仆后继和英勇不屈的重重背影。 当哲合忍耶一进入中原，就变成了屠杀、悲壮、鲜血、反抗和埋葬的代名词，哲合忍耶在乾隆年间时开始成为大清王朝的一场恶梦。 盘县的哲合忍耶受到云南东沟的“口唤”，“口唤”是哲合忍耶的指令，就是“口头命令”，他们运用“口唤”这种特殊的宗教指令组织队伍和命令人群集合。 盘县哲合忍耶领导的回民起义直接承接了云南回民起义，他们响应的是云南回民军。白旗军攻到兴义后，喊出口号：“练好武艺，磨好刀枪，铲除刘贼（兴义刘氏集团），迎接杜王（云南回民军领袖杜文秀）”。云南杜文秀回民军在后来的一些志书上也被称作“白旗军”，盘县“白旗军”无论从旗帜、军队的构建、部下的组织方式，都与云南回民军非常接近。 清代统治者把回族起义写作反乱，并指责回民为贼----他们没有公正的看待农民战争。统治者在所谓的官方记载中将自己摆到了绝不容许有一丝亵渎的位置。被迫起来反抗的农民，成为他们祭祀的“牺牲”。 哲合忍耶的血泪史就是一部大清王朝血迹斑斑的镇压史----   3、闲话咸丰年间贵州形势----太平天国起义及贵州兵员   道光皇帝爱新觉罗·旻宁于道光三十年（1850）正月十四日死亡，大清朝迎来了咸丰时代。道光皇帝死的时候，实行了清朝最后一次秘密立储，对于立储一事史学界有很多说法，也有很多评论。对于选择未来继承人的大事，史学家大致认为道光选错了人，咸丰皇帝优柔寡断，可以说无才无德，才不如后来的恭亲王亦訢，德亦遭后人质疑。他身处的是一个内忧外患的时代，外有列强虎视眈眈，内有风起云涌的农民起义，史学家说他是一个苦命皇帝，幼年丧母，寄人篱下，后来在忧郁悲愤中死去，年仅三十一岁。 他一登基就面临着太平天国起义的农民军洪流，太平军于道光三十年（1850）腊月初十借为洪秀全祝寿之名，聚集数万人于金田村正式起义，接下来就是连绵不断的征战和杀伐。贵州与广西接界，早在太平天国起义筹备之期，1850年9月，就有广西农民军进入贵州犯境。 许多志书记载了广西农民军进犯兴义府的记录，在农民军进犯兴义府时，知府张瑛“奉文防堵，乃捐银万两为经费，会营将简劲兵练义勇撤渡舟，严守沿江要隘，又编保甲练民兵，令郡之士民贫出人，富出粟，商出钱，编甲练团。”（《民国贵州通志》） 防堵的同时，兴义府开始有了团练，团练多为贫困无助的农民，有钱人捐粮，商人出钱，穷人只有卖命，穷人无物可捐，无钱抵捐，只有拿父母养育之躯报效国家，拿自己的生命投入战争。有钱人可以续命，可以为所欲为，可以用穷人的队伍进攻穷人，这样的政治导致的只能是更大的混乱，接下来贵州咸同之乱一乱二十年，遍地烽烟。 同月咸丰皇帝紧急命令贵州总兵秦定三奔赴广西前线，“谕广西匪徒滋扰，前经降旨调贵州官兵二千名，见派将弁带领星驰赴粤……刻下秦定三计党回黔，著该巡抚即咨行该总兵，无论行抵何处，即赴广西，毋稍迟延。”这道命令非常紧急，在之前已调贵州官兵二千名奔赴广西，又令贵州巡抚严令总兵秦定三无论回到哪里，都立即奔赴广西。可见当时广西局势异常紧张，刻不容缓。 咸丰元年正月（1851），新皇帝免除了贵州道光二十年以后十年之间农民欠下官府的一切钱粮，开始了一个新的时代。也就在正月，太平军向兴义府犯境，云贵总督张亮基严令各郡戒严：“署总督张亮基从之，飞咨郡境，戒严”（《民国贵州通志》） 从飞咨可以看出，当时情势非常紧迫，张亮基也着了慌，惧怕一着不慎太平军就打了过来。到了二月，张瑛率领三千练勇增援边界广西西隆州，严密防守，太平军见兴义府率军前来，立即退军而去，并在回撤途中攻下西林县：“西隆州知州告急，兴义府知府张瑛率练兵三千驰援，行至西隆时，义军已撤离。”（《贵州省志.大事记》） “张瑛即率练勇三千，驰援师至江滨，（太平军）舍西隆遁。”（《民国贵州通志》） 太平军在广西兴起，贵州在严密防守的同时，又增派官军千余人前去参加围攻，黎平知府胡林翼开始提倡兴办团练，组织保甲制度，保甲制度以村寨为单位，实行严密监控和管理，“如本寨有人出外为盗，则责成本寨乡正、团长、牌长交人，如外寨有匪入境而不救援，不追捕，则责成本寨邻寨乡正、团长罚钱入寨，充公备用，而官不经手。”（《民国贵州通志》） 这种保甲制度后来一直延续到民国，在一定时候起到了“积极”作用，但也弊端百出----养育了一群群欺压良民的地主豪绅。 团练制度则是允许民间自由组织队伍，加强防卫也参与战争，清代的绿营早已腐朽不堪，纪律松驰，恶习泛滥，曾经在一本书上看到对绿营的评价和描写，评价绿营兵“欺压良民则有余，剿匪则一触即溃”，对绿营兵的描写还有一种说法是：“上阵时候两杆枪，一枝火枪一枝烟枪”。 绿营兵赌博、抽吸鸦片、嫖妓、抢劫等恶习让清朝的官军战斗力降到最低----在太平天国战争初期，绿营兵基本上一见太平军就四处奔逃，枪炮形同虚设。另外，还有形容绿营兵上马就掉了下来，武器摆放在仓库生锈等等。 正是绿营兵的种种不堪，兴办团练才有了机会，清代扑灭农民军的主要力量就是依靠团练。曾国潘、李鸿章、左宗棠都是举办团练起家的清朝“大吏”，他们编练的湘军和淮军，后来成为镇压太平天国、捻军、西北回民、云南回民、贵州各族人民、新疆回民等全国各地义军的主力，在清代军队发展史上占据着最浓墨重彩的一笔。 咸丰二年（1852）七月，贵州实有兵员三万六千多人，外调与太平军作战的兵员四千多人。 “嘉庆十九年以后……实设三万六千四百有奇，咸丰二、三年叠逢上谕确查空名钱粮总数，裁汰并随时斥退老弱……是年二月始议裁兵四千一百七名，督抚咨商未定，时调赴湖北各省未归伍者四千三百余名，现存兵犹三万二千余”（《平黔纪略》、《民国贵州通志》）   咸丰二年（1852）八月，贵州调兵千名援湖南，咸丰三年（1853）八月再调兵两千奔赴湖南，咸丰二年曾裁兵四千多。实际到了咸丰三年，贵州官军仅剩两万多人分据各地。   4、闲话大坡铺起义前-------贵州农民起义   太平天国兴起，贵州一面派军围攻，一面加强防备，早在道光三十（1850）年二月，朝廷就命令贵州实行“保甲制”，贵州省也饬令各州县实行，紧接着胡林翼大力提倡办团练保甲。朝廷又于1851年10月严命控制民间火药，命官府购买，并将制造火药的作坊严行关闭，想从根本上控制农民掌握武器。胡林翼为了防堵各族人民起义，在各地大量建筑碉堡。咸丰三年，云贵总督吴文榕命令实行“坚壁清野筑堡齐团法”。 “总督吴文镕令行坚壁清野筑堡齐团法，以此阻击北进之太平军，兴义府、兴义县、贞丰州、册亨州同，行此法。”（《贵州省志.大事记》） 所谓坚壁清野筑堡齐团法，就是在险要关隘建筑碉堡，村庄建立团练，抢收地里庄稼，加强防卫等，其中应包括收购火药，关闭火药生产，收藏粮食，巩固城池等诸多事宜。 咸丰元年到三年，太平军在边境作战，亦有小股部队攻入贵州边境，全省各地发生了严重的骚乱，翻开《贵州省志.大事记》，道光末年各种灾荒不断，因饥饿而导致人吃人的现实真实存在，粮价疯狂上涨。 道光三十年一月，太平天国尚未起义，黔东南镇远府的革夷、山丙、沙邦等苗族村庄发生了规模较大的暴动，后来被胡林翼平息下去：“回省任职之胡林翼带兵进攻革夷、山丙、沙邦等处苗寨，杀害大批苗族群众，并将余下的3800余人编入保甲。” 咸丰元年（1850），贵州学政翁同曾向云贵总督吴文镕奏报贵州情形：“匪徒共有三种，一曰土匪，一曰苗匪，一曰外来游匪。匪数百为群，聚散无定，抢劫拒捕，民不聊生。”（《民国贵州通志》） 可见当时贵州情势，一触即发的农民战争即将拉开序幕，到了咸丰三年(1853)四月，黄平数千饥民围攻旧州，后被官府镇压，到了九月，瓮安议榔数万人暴动，黎平知府胡林翼刚刚办完黄平暴动，接着又率领三百人前往瓮安，斩杀六十多人，民众散去大半----民众聚集于白崖险要隘口，垒石为关，设置大炮，清兵夜晚攻入，斩杀数十人后，清兵将暴动首领刘瞎么、桌老五抓住，然后清点户口，清查人丁，实行保甲制度，暴动被平息----（详情见《民国贵州通志.前事志》） 山雨欲来风满楼，贵州各族人民早已蓄积了力量，磨好了刀枪，起义于咸丰四年（1854）正式暴发，布依族首领杨元保、陆阿贵联合太平军进攻独山，继而吹响了贵州各族人民起义的号角。这次起义很快被清军镇压，杨元保被押赴贵阳杀害。 紧接着遵义杨龙喜、舒裁缝于四个月之后发动起义，并提出“奉天承运，吊民伐罪，复明灭清，恢拓鸿基”的口号，当时仁怀、绥阳、正安、遵义及四川涪州、南川、綦江、合江等县起来响应的民众达百余万人，声势浩大。义军攻下仁怀，向遵义城发起猛攻，迅速打到四川境内，贵州省巡抚蒋蔚远因防剿不力被朝廷撤职留任，提督赵万春被革职留军营效力。义军随后又进攻绥阳、正安，后来义军控制的桐梓被清军攻陷，杨龙喜、舒裁缝率军撤向黔西。咸丰五年（1855）二月，杨龙喜在石阡府葛彰司的突围战中不幸牺牲，舒裁缝率领义军被迫退到四川边界，又由思南奔赴正安，过绥阳回攻遵义，在清军围追堵截中舒裁缝被清军抓捕后杀害。 咸丰四年（1854）十一月发生了普安县涂令怛起义，涂令怛率数千人攻入新城(兴仁)，县丞杨开泰，千总庞三锡及文武官员纷纷弃城而逃。义军又攻入晴隆和普安县城，并向兴义、贞丰进军，后来涂令怛被叛徒出卖，同月义军被镇压下去。 涂令怛起义之时，张凌翔曾作为亲军队长率50人随普安厅同知毓昆前往抚民。 随后贵州农民起义风起云涌----盘县大坡铺白旗起义之前，有类属于现在行政区域划分的台江苗族、剑河苗族、黄平苗族、瓮安灯花教刘义顺率领的汉族、罗光明率领的斋教、天柱姜映芳率领的侗族、威宁回民义军、荔波水族等数十支农民起义。全省之内风声鹤唳、草木皆兵。 众多农民军到处攻城掠地，官府疲于奔命，随之云南回民军于咸丰六年在杜文秀率领下起义，盘县邻近的富源县回民与官军不时征战杀伐，盘江流域各州县均笼罩在这个纷乱的大时代中。 大坡铺的“哲合忍耶”在纷乱中作好了准备，起义一触即发----   5、追溯灾难----蛟和灶鸡     时光倒推一百六十多年，我们就回到了咸丰时代。咸丰朝是一个民不聊生的时代，一个大动荡时代，那是个英雄和叛徒辈出的时代，咸丰至同治年间（简称咸同时期）的战争让大清朝基本上走到了崩溃的边沿。 咸同时期的贵州，民间称为“反乱年间”，至今仍能在众多家谱中见到“反乱年间”的字样，史学家称之为“咸同之乱”。咸同年间，贵州发生了数十股农民武装起义，遍及全省，义军挥舞着手中简陋的武器占领过五十多座州县。 以回族哲合忍耶教派向朝廷发难的白旗军，在贵州西南大地上转战了十四年，这之间道德、正义、反叛、离间、阴谋与杀戮基本上构成了一个悲剧而又壮观的时代。 回顾盘县自明朝以来的灾难史，更能明白大清朝农民的生活状态和生存的心理状态。 《明朝嘉靖普安州志》记载：永乐十四年冬，大雷电，成化十三年，大旱，弘治十四年，兵荒。嘉靖七年，旱，嘉靖九年，水。嘉靖十六年龙见于郊，嘉靖二十五年，大疫流行。 ----这是盘县关于明朝的灾难记录。 盘县这片土地上，曾经经历过无数的灾难和裂变，疆域屡经变迁，中华民族的古代史中记录着数以百万记的灾难，这些灾难不过是史海里一粒粒消逝了的尘埃。 洪涝，干旱，兵乱，疫病，战争----构成了一部部民族的灾难史。 白旗起义十四年中发生了大大小小的战争数以千百计，其间涉及地名，人名，英雄和叛徒多得数不过来，因此只能捡紧要的说，比如哲合忍耶，坐下来说上很多天，依然能找到话题。那是一个发展了两百多年的教派，其间发生过太多的故事。 云南东部的回民战争很大一部分是哲合忍耶，其中最显著的就是东沟。 东沟是哲合忍耶在云南的发祥地，在那里有第一代教主马明心的后人----教史尊称“云南三太爷”的马圣麟就是东沟回民军主要领导人之一。 盘县的哲合忍耶来源于东沟，从后来教主马元章在兴仁恢复哲合忍耶来看，盘县与东沟在宗教上成为最密不可分的一部分。 盘县哲合忍耶的中心在大坡铺。 大坡铺是一个古老的村落了，从明代开始设置邮铺，通往云南的驿道从那里经过，村外一定掩映着碧绿的林荫。如果让我们来设想一下咸丰时代的画面，那应该是个茅草掩映的村庄。 《民国兴义县志》说到过兴义城中在民国时的建筑，县城里依然有很多茅屋----那么在乡村，茅屋就应该是居民的主体建筑。 盘江流域----兴义、普安、兴仁、盘县、贞丰、晴隆、安龙等州县在地理上连成一个整体，在历史的沿革中也曾多次互相隶属，居民的生活习惯基本一致，方言也基本一致。（注：这里指的盘江流域实为北盘江流域，但习惯上常常把这些县份称为盘江流域，其中不包括兴义，在这本考证史实的书里，盘江流域仅仅是一种泛称。） 这些地方的历史沿革相当复杂，期间经过的变化有很多次，如果要一次次寻找历史记录来分别，那就变成了区域沿革的考证。 正是这些沿革复杂的州县，构成了盘江流域的主体。 盘江流域是哲合忍耶后来发起战争的主阵地。 盘县哲合忍耶的主要首领：张凌翔、马河图、张定中（滥木桥回民） 发起的战争：白旗起义 发起战争的时间：咸丰八年（1858年）十一月八日 参与人：以回民哲合忍耶教派为主体，杂有苗、仲（布依族）、彝和汉族 白旗起义的结果：失败 14年的时间白旗军历尽千难万险，把鲜血染红了贵州西南这片辽阔的大地。 《盘县特区志》记载：张凌翔出生于嘉庆五年（1800），马河图（又名马小双）出生于嘉庆七年（1802），两人均自幼习武----照此推算，在大坡铺起义之时，两人皆已年过五旬，具有较为丰富的人生经历和社会阅历，并且在附近哲合忍耶教门的回民中德高望众。（注：《黔西南州志人物志》记载张凌翔出生于1811年，这些记载应该都是根据后人的口述而撰写的，因此来自盘县的记载或许更确切一些。） 白旗起义是一个被多方史书记载了的历史事件，白旗军攻占过12座城池，包括以现在行政区域划分的盘县、普安、兴仁、安龙、贞丰、望谟、册亨、黔西南州州城（兴义市）、晴隆、紫云、罗甸和关岭。另外白旗军还多次率部攻打过镇宁州（现镇宁县）和郎岱厅（现六盘水市六枝特区），并多次试图向安顺进军。 白旗起义失败后除了地方县志外，还有《咸同贵州军事史》、《平黔纪略》、《民国贵州通志》及一些伊斯兰教史方面的书籍也进行了记录。但在各种纷繁的记载中，许多事件错综复杂，史实分岐较大。 在解说这些事件之前，不妨再来了解白旗起义前的盘县情形及哲合忍耶教派的发展史----从而更加细致地接近历史真相。 《光绪普安直隶厅志》记载：“咸丰七年闰五月初一日夜，蛟起西冲陈官箐，大雨如注，北门外水高丈余，漂没数百人”。 那是个灾难频发的时代，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相当有限，志书记录的仅仅是一次暴雨，一次淹没了数百人的暴雨，官府将其记录为以蛟为首的灾害，可见清代的人们非常迷信。当时普安厅同知夏成业在诗作《宛温北城水灾》中提到了蛟，将天灾归咎于自然神异，并对失去数百条生命的暴雨发出了无助的感慨：“不能防未然，我愧为民牧”。 ----把这些“鸡毛蒜皮”的事情罗列出来，没有别的用意，只是想接近那个时代，接近那个时代人们的心理----他们把一切都归诸上天。 如果发生了战乱，农民起来造反，那必须是先有预兆的。志书还记载了一种会飞的昆虫，叫做灶鸡。 《光绪普安直隶厅志》写道：八年夏，南里（今盘县水塘镇一带）民家灶蟋蟀群游，多如蚊蚋。（灶蟋蟀俗呼为灶鸡，凡罹兵火之家，无不先有蟋蟀，盖兵兆也）。 那么，什么叫灶鸡呢？ ----灶马蟋又名灶蟋、灶蟀、灶鸡、灶鸭、灶马蟋蟀，属直翅目蟋蟀科学。 灶蟀体长15～28毫米，身宽5～5.5毫米，触角长4.5毫米。其体形硕长，大于蟋蟀，通体黄褐色，头额部有浅色直纹，眼稍突出。 当灶鸡群飞之时，就是战争到来之时。不知在历代数以万计的人类战争中，是不是都有灶鸡飞起？ 但是这次战争是有灶鸡的，这种直翅目昆虫，早就“预感”到盘县的哲合忍耶要向朝廷发难，于是他们聚集在一起，遮蔽了半片天空。 灶鸡群飞之时，距离白旗起义仅仅几个月时间。那时候的哲合忍耶，正在村庄里独自酝酿，他们准备掀起一场激烈的风暴----响应云南杜文秀回民起义，似乎成了盘江流域哲合忍耶唯一的宿命。 他们在林荫掩映的茅屋中准备着随时反抗的武器，磨快了大刀，修理好长矛，预备好弹药，准备好弓箭，喂肥了战马----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大清朝似乎到了墙倒众人推的时候，大坡铺回民将仇恨的烈焰向着沙陀的汉族村庄燃烧了起来。   三、哲合忍耶和白旗起义   1、哲合忍耶----贫穷土地上盛开的花朵     “哲合忍耶”是中国伊斯兰教四大门宦之一，原为阿拉伯国家伊斯兰教的一个派别，盛行于也门一带，乾隆年间传入中国，到现在为止，已经有230多年历史----它是我国伊斯兰教各门宦中人数最多、传播区域最广、教权比较集中的门宦（注：伊斯兰教四大门宦指的是----库不忍耶、嘎德忍耶、虎夫耶、哲合忍耶）。 “门宦”即是“世宦贵族之家”的意思，类似于教派。哲合忍耶最开始进入中国的时候没有门宦之分，只是为了传教方便，后来逐渐形成以教主为核心，以“热依斯”为分支管理教务的教权制度，继承道统传教，也继承了财权，接受教徒的束修赠送，购置田产、庄园、土地等。 《哲合忍耶道统史略》记载：哲合忍耶教门在我国创建于乾隆十年（1745），创始人为“道祖太爷”马明心。 哲合忍耶的发源地----西北，一片荒芜而贫瘠的土地，当马明心历尽千幸万苦从也门学成回来，他的人品，传教的方式及毫无私心的博大胸怀，赢得了教民的热烈拥护。 《清朝大事本末----甘肃回民起义》记载：“在我国西北地区，教民交纳的‘天课’被清真寺的教长、阿訇等占有，他们利用侵吞‘天课’购置土地出租，又利用所把持的财富垄断教长职务，世袭相传，成为既占有大量土地又把持教务的‘门宦’集团。甘肃安定（今定西县）回民马明心在乾隆二十六年（1761）从中亚及叶尔羌回乡，‘慨然欲除门宦制度’，‘见西域回经皆朗诵，自谓得真传，遂授徒，号新教。新教念经时则摇头，念毕时耍拳舞手’，‘入其教者，皆有周济’。于是哲合忍耶在下层社会广为传播，老教新教之间矛盾日益尖锐，乃至互相争斗。” 这段记录中，马明心回国传教时间与哲合忍耶教史中记录时间不附。但它较为客观地反映了为什么“哲合忍耶”能受到下层贫苦农民热烈拥护的根本原因。马明心传播的“新教”更附合当时下层回民心理，更容易被贫穷的回族接受。 马明心成为贫困教徒心中的精神领袖----那些生活在严酷环境中的人们，因为贫穷，因为来自外界的欺凌、自然界的灾害，来自官府岐视和不可名状的失落，他们将哲合忍耶作为终身的精神依托。 哲合忍耶----总体来说它是一个非常符合当时下层“穆斯林”心理需求的宗教。 现在我们来想象一下乾隆年间的西北，那时候的贫穷应该是现在人们无法想象的，我们只能借助于解放初期祖辈们的生活去幻想，他们穿着破烂的衣服，有着一张张饥饿的脸庞，为了吃饱，终身屈服在大地上，奴隶般的生活，饱受着地主和官府的盘剥。 于是，马明心带着哲合忍耶来到西北，它找到了一块最适合生存的发祥之地。哲合忍耶崇尚圣徒，英雄，崇尚逝去历史上出现过的感人事迹。教史中崇尚的古代圣贤一直让信徒们津津乐道，他们开始遵循圣人教导，并向自己的言行靠拢，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心灵上的体系。 马明心将教义在回民中间传播后，“多斯达尼”（哲合忍耶教徒）越来越多，他们聚集在一起，形成大大小小的群落，有着共同的精神指向。 在清代时，哲合忍耶在老教基础上更能让贫穷者接受，除了“天课”收取和分配比老教更优越之外，还有伊斯兰教的朝觐，老教主张教徒们一生中至少要去朝觐一次，新教则不作过份要求，教徒可以量力而行。解放之后实行宗教制度改革，实行宗教平等，这些区别便渐渐消散。 有关资料记载：哲合忍耶和其他教派的不同点，除了在礼仪以及教徒戴六角尖顶帽（黑色、白色均有，此帽象征宇宙是圆的，有六个方位，真主独一）等外，还具有以下几个突出的特点： 一、实行教主制度，即教主在该门宦中高于一切。教主死亡后，在教主的葬地建筑拱北（圣徒的墓地）。教徒经常前往朝拜念经、点香。 二、实行“口唤”制度，教主的话要绝对遵行，教内事无大小，不得教主“口唤”，便不能妄自行动。 三、实行“热依斯”（教主代理人）、阿訇的任免制度。凡该门宦阿訇均由教主统一任免。 四、实行请示、禀报制度。无论“拱北”或其他方面的事，均须事先请示教主，教主认为可行则行。 这些制度的建立，构成了哲合忍耶教权及组织形式，它是一个神秘的教派，它的教民是聚集在一起的穷人。于是我们可以想象，当它传播到盘县后，一百六十多年前的大坡铺及附近村庄的画面也因此展开（按语：解放后，在1958年的宗教制度民主改革中，废除了伊斯兰教门宦制度中的封建特权和封建压迫剥削制度，其中包括哲合忍耶教主给口唤、放阿訇和世袭的依玛目制度〈即教主制度〉等）。 ----在大坡铺，每当夜晚来临，村落里的回民便遵照哲合忍耶的方式围成一圈，中间放上一张桌子，开始了他们神圣的“打依尔”（功拜仪式），两边分别跪两个人，由洗了大净的阿訇领学伊斯兰经典教义。 ----万物非主，唯有真主。 哲合忍耶的“打依尔”在念到“万物非主”的时候要剧烈的摇头，念到“唯有真主”的时候要虔诚的点头，每一个穆民都肃穆地听着阿訇的高声念颂，他们沉浸在诗歌一样美妙的教义中，一张张苦涩的脸庞变得越来越激动，越来越兴奋，他们因为心中的信仰而活着。 他们也可以为了信仰去死，哲合忍耶教徒对信仰的虔诚超乎大家的想象，它用灵魂来维系着教徒信念，召唤人群集合，教中有“舍命不舍教，杀头只当风吹帽”的传说。他是一个非常团结的宗教群体。 马明心多年传教之后，在哲合忍耶的教民中树立了极高的威望，在西北大地上到处都传扬着他的名字。关于马明心的传说，在哲合忍耶回民及教史中有非常多的故事。      《哲合忍耶道统史传》记载，有一天回民缴约马明心去“拱北”祭奠，准备雇佣仆人来挑一路上需要的行李和祭品，马明心知道后就说：“你们自己不拿，让雇人佣人来挑，我就不去了”，并且教导他们：“难道你们没有听到安拉的皇言吗？尔萨与天仙绝不鄙弃给安拉为奴吗？”那些人听了后就惭愧地各自拿着行李和祭品随他从大街上走过。 这件事可以看出马明心是个质朴的学者，提倡勤劳俭朴，反对奢侈浪费，也可看出老教和新教之间矛盾的焦点----关键在于争取教民，然后互相“攻讦”。 再举一个传说的例子：马明心有一次外出，外教团的阿訇因为尊敬他，就去拜访，要和他握手为礼，马明心不握手，事后有人恭敬地问他不握手的原因，他说：“他的品德恶劣，有手淫的坏毛病，我不和他握手”，这件事过后，有人证实了马明心说的是正确的，于是回民对他更加尊敬。 这件事反应出马明心推崇的是洁净的的宗教，教徒从心灵到言行都必须圣洁，不允许有龌蹉的行径及恶劣习惯。 当时，由于和老教种种心理上的分岐，两个教派之间发生了一些冲突，加之官府插手，从而引发了哲合忍耶教史上第一次农民起义----苏四十三起义，并与大清朝结下了累世的血海深仇。 《哲合林耶道统史小集》记录了这样的传说：“维尕叶（马明心）的弟子们在拜功后闲暇时，都拿上绳子、镰刀到山上打柴，以维持生活，他们穿着破旧的的衣服”----这样的记载再一次证明：哲合忍耶属于贫穷的回民，他们用清贫坚守着信仰，这些来自生活最底层的人们，聚集在一起，胸腔中喷薄着热烈的火焰。 ----马明心幼年时候出生贫苦，九岁时跟着叔叔到西域朝觐，他的叔叔丢失了，把他一个人丢在了半路，于是他进了寺院做杂工，后来跟着主持到了也门，研习伊斯兰教，成了一个学识渊博的学者。他回来传教后四处流离，并被诬告为邪教，弟子也受到官府放逐，他被官府逐出传教之地。但是他在艰苦的环境中把哲合忍耶播洒在西北贫穷的土地上了，并结出鲜艳的花朵。他成了精神的使者，真正意义上的精神领袖，并被信徒们倍加热爱和推崇。 哲合忍耶后来被人们称为血脖子教，还看到一些野史将它称为找死的教，原因是他自传教以来，在清朝当局的残酷镇压中，付出了极为沉重的代价。它被视为是一个牺牲者集团，一个反抗者的集团。 穆斯林无论新教老教总体来说都有共同信仰，只是在时代的变迁中教义产生了一些分岐，解放后派别之分渐渐消散，但在清代时，新老教之争真实的存在着。 乾隆年间，新老教派产生争执并发展到械斗的时候，官府插入了，最后由教派之争而上升为针对朝廷的战争，并从此后在大清朝埋下了仇恨的种子。 这些仇恨的种子在严酷的政治高压中向着更远的地方传播，这种仇恨来源于残酷的镇压，乾隆皇帝坐在紫禁城里指挥的镇压是前所未有的严厉。 哲合忍耶指导的第一次战争被称为“华林山之战”。 那是一场非常悲惨的战争，史学家认为当新教与老教之间发生争斗后，由于朝廷处理不当，引发了大规模的农民围攻兰州，于是朝廷将矛头指向了哲合忍耶。 教主马明心被关押到兰州。 那时马明心已经六十多岁，但在官府眼中，他被视为“邪恶”的教主，哲合忍耶也因此走上了二百多年悲惨的传播生涯。 哲合忍耶有着非常悲壮的教史，要理解盘江流域回民反抗的心理状态，就要先了解哲合忍耶发展史上到底都发生了什么，他们与大清朝结下了怎样的血海深仇？   2、华林山之战   乾隆四十六年（1781）正月，老教和新教为了争取教徒和传教之间的利益进行了争斗。于是清政府对新教实施打压政策，苏四十三率人杀死清朝前去处理“教派之争”的官吏----引发了哲合忍耶历史上第一次农民起义。 《哲合忍耶道统史略》记载，由于新老教派之争，官府插手而引发了苏四十三率领撒拉族和回民上万人起义，起义后有回民告知官府马明心为哲合忍耶后台，朝廷开始查封马明心的家，搜索他清贫传教的家中时仅有“被衣二件，资产麻钱500个”，最后查封的官吏叹息道：“此人穷无立锥之地，此为何后台？” 关于华林山之战的记载很多，现不妨将各类记录略述于下。 《清朝大事本末》记载：清朝官吏将马明心及妻妾子女抓捕后全部押解兰州。为了营救马明心，苏四十三率领两千多人通过“山僻小道”，日夜兼程，渡过兆河，直抵兰州城下。 《哲合忍耶道统史略》对马明心押解兰州后的情形有一些艺术化描写：“清政府为了铲除哲合忍耶教门，将先辈太爷押到城墙，以为退兵之计，教民相见之后，跪地痛哭，苏阿訇（苏四十三）问：‘道祖太爷，我的毛勒阿，求你老人家给个证据。’太爷将衣、帽、拐棍从城墙丢下来，众教民一拥上前，求得后世恩典，为此归真者甚多。” 《道光皋兰县志》卷六记载：“数千人望见明心，皆伏地跪拜；诵新教经，作番语。” 一本轶失作者姓名的《哲罕仁耶道统史》更有许多艺术化描写：……申兆林急带道祖大爷到城墙上，城外的人看见都跪下哭。道祖说：“哎，苏阿訇你接我没口唤。”苏阿訇说：“你老人家给个实守。”道祖将拐杖由城上撇下。教众们都去争夺，踏死人马不少。把拐杖弄碎了，退了兵马……又把道祖带到西城墙上，道祖对赛利麦太太说：“哎，我的女儿呀，你来接我没口唤。”赛利麦姑太说：“你老人家给我个实守。”道祖太爷就把头上的帽子撇下来……
      当教徒们抢夺马明心从城头丢下的衣物后，清朝官吏害怕了，他们震慑于马明心在回民心中树立的威信，于是铲除马明心的两腮胡须，“因而哲合忍耶教民，不留两侧面须仇敌为证。”最后教民在苏四十三妻子赛利麦的率领下“盲目攻城”，赛利麦后来在战场上阵亡。 赛利麦是马明心义女，被后世称作“舍西德姑太太”，史料记载她是一个勇敢的女人，曾经在一次阵战中杀敌九人，并挑竿示众。 《哲合林耶道统史小集》里对赛利麦和她率领的队伍描写道：“她象厉害的男子汉一样勇猛顽强，她带领五百人也都牺牲在这个地方。她们的奇绩很多，人所共知！最惊奇的是她们由于作战疲劳在庙堂内睡着了，卡菲尔（清军）的兵马来偷营杀她们，突然一只羊用蹄子击响了鼓，她们被惊醒了，她们杀死了很多卡菲尔。另一件是她们在夜间睡着了，卡菲尔偷偷拿着绳子来要捆她们，突然一匹马惊了，嘶叫起来，马铃响了。她们又杀败了卡菲尔的兵马，由于她们连续地跟大量的卡菲尔作战，一天天地弱下去了，但没有一个后退者，步其大教主的后尘一群群地牺牲了”（注：“卡菲尔”为阿拉伯语，直译的意思是“异教徒”、“不信教者”）。 《哲合忍耶道统史略》记载：由于教民有勇少谋，纪律较差，清军援敌增多，并利用回民外派败类，采取以回制回策略，削弱了义军兵力，于是苏四十三率领教民退往兰州城外华林山。华林山在现兰州城外西郊，苏四十三率领回民上了山后，修筑“大卡、碉房、深沟、小卡、鹿角”等进行死守。 事件名称：华林山之战 时间：乾隆四十六年（1781） 地点：甘肃兰州华林山 结果：回民义军失败，一千多人遇难 义军主要领导者：苏四十三 杰出人物：苏四十三，赛利麦 坚持战争时间：三个月 最后朝廷对回民的处置：马明心家人全部被流放，凡牵涉哲合忍耶教派的教民全部被屠杀、流放、发配 最大的影响：之一引发了清朝最大的贪污案（冒赈案），之二哲合忍耶从此跟朝廷结下了血海深仇 对盘县最大的影响：哲合忍耶因此来到云南，渐渐地传播到盘县大坡铺一带 华林山之战----回民坚守三个月，战争异常艰苦和惨烈，《清朝大事本末》记载：自五月义军上了华林山，清军调集援军两万多人形成包围之势，义军“所占山梁，虽不甚高，而坡墈陡险，路径一线可通，必须鱼贯而上”，且积蓄“民间财物粮食并马骡牛驴”，具有充足的粮食和火药储备，因此死守华林山。最后经过三个多月坚守，清军切断水源，攻破防线，苏四十三阵亡。义军退入华林寺，清军将寺外板棚、土屋、帐房全行烧毁，最后放火烧毁华林寺，寺内义军全部被烧死。 《清末西北回民反清运动》记载，清军一万多人围攻华林山，苏四十三仅有一千多人，在强攻中义军打死清军一位总兵和一位游击，最后清军纵火烧毁华林山，义军全部壮烈牺牲，没有一个投降。 魏源《圣武记.国朝再征叛回记》记载：“剩余回民遁华林寺，火之，无一降者”。 《钦定兰州纪略》卷十三奏折：官军最后屠杀开始，激战至七月六日黎明，四百五十名勇士殉教，近七十名勇士被俘，后被杀，无一人投降。
        哲合忍耶在华林山之战中没有一个回民投降，这样的战争让大清朝象做了一场恶梦。 哲合忍耶引发的华林山之战，更显示出了清朝最大的虚伪和残酷。 最大的虚伪就是引发了“冒赈案”（官吏冒领朝廷救灾款项的贪污案），西北是一片贫穷的大地，但却是官吏的一块肥差，在那天高皇帝远的地方，合伙冒领灾赈，形成了最大的贪污集团。 因哲合忍耶之战不能速胜，甘肃布政使王廷赞主动捐献白银四万两助战，结果乾隆觉得甘肃官员算得上有钱便一查到底，查出贪污数万两官员百余人，杀了五十六人，畏罪自杀二十三人，革职、流放近百人-----这就是乾隆年间轰动全国的“冒赈案”。当时乾隆皇帝愤怒地对“冒赈案”批示：“甘肃此案，上下勾通，侵帑剥民，盈千累万，为从来未有之奇贪异事，案内各犯，俱属法无可贷。” 最大的残酷就是被捕的二百五十九名妇女及女孩，分为七批被充军和流放为奴，后来凡查与哲合忍耶有关的人员一概刑杀或流放，并将哲合忍耶教派清洗干净，列为邪教，永远禁止。对伊斯兰其余教派设置乡约，为朝廷监视教务并随时向政府禀报。 哲合忍耶宿命的信仰，让乾隆坐在京城里发出了哀叹，他恐惧在他一统的大好河山下，却生存着这样一群人，不惜用生命和他抗争，在乾隆眼里他们是渺小的，但他们的热血，鼓舞着未来的哲合忍耶。他们和朝廷的仇恨从此不供戴天。 乾隆的恐惧在于后来对哲合忍耶教徒的处置。 《西北反清回民运动》记载，朝廷对哲合忍耶教徒实行的强制政策主要包括：“妻妾子女，概予骈诛”，“其名下幼孩，即年不及岁，俱当概予骈诛”，“首犯身撄寸磔，合家俱缘坐正法”，“其随同入教者，必须查拿严办，以净根株”，“将回犯经过之处，有行迹可疑者，多加诊诛”。 这就是朝廷对哲合忍耶的处置。 也许从那一刻起，哲合忍耶真正地地入了血脖子教的历史，他们用鲜血来证明，这块大地上养育着信仰。 回教经典语录：“生我养我者皆是天，万物皆是天生，故所奉者惟一主也”。 “我之性命，皆主宰之所造化，我之衣禄，皆主宰之所贲予，我之父母兄弟夫妻，皆主宰之所团聚，我之自无至有，自少至老，一生阅历，千变万化，皆我主宰执掌保养之中”。 他们对真主的信仰，让乾隆陷入的恐惧是复杂的----最后下令对经过之处有形迹可疑者都要多加杀戮，已经是草木皆兵了。 《哲合忍耶道统史略》记载：马明心的两个儿子马顺清和马顺真被发配云南，马顺真未到流放地便被“折磨”致死，马顺清（第七代教主马元章及十姑太太的爷爷）被营救后成为云南哲合忍耶的传播者。哲合忍耶教民中妇女、未成年男子均被发配充军，马明心的妻子张氏和三个女儿被清军同时发配新疆，由于清军逼迫改教，大女跳河，二女跳崖，张氏携带三女给军官家属煮饭，清兵让张氏太太食用死驴马激起仇恨，张氏太太持刀杀死军官全家二十多口，于是母女两被清军杀害。后来，教民为了纪念张氏太太，每年都要跋山涉水不远千里前去祭奠。 关于张氏太太，许多史料记载为“两个女儿”和她被发配新疆（还有一种传说有第三个女儿自尽于赛里木湖），清军官员欲强娶她，于是愤而杀死官员全家二十多口，后来审迅时清军问她为什么要杀人，她说我为了报仇。最后清军将她杀害，因为建立“拱北”的地方河水改道，哲合忍耶后世的教徒们只能在河边对她进行祭祀和悼念。 华林山之战结束后，哲合忍耶立即进入了“白色恐怖”，三年后他们又掀起了“复仇战争”----石峰堡之战。   3、石峰堡之战及其它   石峰堡之战是马明心弟子兴起的复仇之战，哲合忍耶和朝廷结了仇，他们最大的仇人就是坐在紫禁城里的乾隆。哲合忍耶尽管在华林山之战后受到严酷限制，受到刑狱，流放，发配为奴，枭首示众。但他们仍然坚持着英勇不屈的斗争，反对残酷镇压，反对高高在上的皇权对宗教信仰的掳掠。 于是马明心的弟子田五阿訇率人进入石峰堡。 石峰堡在甘肃通渭县北部，“石峰在万山中，其高插天，石路甚险，惟北面一线可上”。 《清朝大事本末》记载：华林山之战结束后，田五率领哲合忍耶教徒修理石峰堡，设立要隘关卡，并储备粮食器械，准备于乾隆四十九年（1784）五月初五发动起义，因走漏风声，提前于四月十五日在盐茶厅小山起义，攻陷西安土堡（盐茶厅以西三十里），进入靖远县，接近兰州。 魏源《圣武记：国朝甘肃再征叛回记》记载：“初兰州回灭后，李侍尧查治新教余党，吏胥肆骚，于是伏羌县田五阿訇等藉词为马明心报仇，仍兴新教，于四十六年（1781年）冬预葺通渭县之石峰堡为巢穴。次年（1782年），聚谋礼拜寺，造旗帐兵械，而吏不知也。四十八年（1783年）四月，复起杀掠。” “查治新教余党，吏胥肆骚。”这就是朝廷对苏四十三起义后的善后措施，可想哲合忍耶在当时成了朝廷的死敌，他们绝不允许再习新教，他们要禁止。他们的官吏开始放肆地扰乱百姓，纷纷滥杀无辜。 他们对哲合忍耶实行了异常残酷的镇压。 俗话说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战争，这是千古不变的真理，当一个新兴的教派被残酷镇压后，又被放肆的“骚扰”，他们受到的侮辱和屠杀非常残酷。 于是他们开始了复仇计划，不惜用生命来反抗。 他们把老幼妇孺家属都迁移到石峰堡，与朝廷势不两立。 “首聚不过数百人”，他们以数百人之躯来报仇，只是为了心中不灭的信仰，还有仇恨。“穆斯林”信奉真主唯一，他们相信真主在支持他们，他们对镇压者实施圣战。他们反对不公平，反对不平等，他们向着心中的圣洁起誓，他们不过是在这块土地上平安的生活，镇压者带来了重重杀戮。 魏源《圣武记：国朝甘肃再征叛回记》记载：“甘肃提督刚塔剿之，击回民伏羌城外，略有斩获，首逆田五受创死。李侍尧诛妇孺千余。回民马四圭、张文庆等流言官兵欲斩绝回众，煽党肆出。” 《清代回民起义》记载：田五等起义后，朝廷命令甘肃提督刚塔领兵“进剿”，回民与之大战于伏羌城外，不幸刚一交锋，田五便受伤阵亡，部下失去指挥，一时纷纷溃败，陕甘总督李峙尧趁机屠杀战地附近妇孺一千余人-----这样的镇压除了残忍之外，更有日本鬼子进村“三光政策”的血腥，哲合忍耶再一次用鲜血染红了西北大地。 《钦定石峰堡纪略》记载，这次义军先后攻打盐茶、靖远、安定、会宁、伏羌、静宁、通渭、固原、隆德、秦安、华亭、庄浪、皋兰、平番等10余厅、州、县1200余村镇。朝廷镇压这次义军共屠杀回民万余人，并拆毁各地清真寺数十座。 对于石峰堡之战结束后朝廷对回民的处置，《心灵史》写道：“于是，乾隆四十九年七月初十——底店惨案发生。先是告示回民迁徙，“回民等俱称情愿迁移”；于是发兵，押底店回民前往隆德县。十一日清晨，酌分数处，派兵严密防卫。即一面点名，一面正法，至日甫全行办竣。共正法回民一千二百六十八名。凡从逆匪徒依次就戮，并无一人漏网。
　　十五岁以上男丁杀净后，底店妇女幼童二千五百余口，全部被赏给满清官兵为奴。其中近半数充江苏、浙江、福建、广东为奴。” 《哲赫忍耶道统史略》记载：田五阿訇“起义失败后，清兵将不屈服者800个首级聚集庆功领赏，但压而不服，相反穆民立下誓言，以死难者穆民为榜样，仇视清代恨之入骨。” 《循化厅志》记载：“回民不得复称总掌教、掌教、阿洪、阿衡、师傅名目……不许留外来回民学经、教经及居住。” “回民无分新教旧教，止以从反逆者治罪，按察新教旧教均系良民，不便岐视，从前议禁，嗣后严禁回民邪教及阿洪名目，亦不许添加建礼拜寺”。 “汉回教道久分，往往有汉民改回民，穷其所以，有回民乏嗣，抱养汉民为子者，有无赖汉奸贪财归回者，应分别严禁，抱养者，汉民本生父及回民，照略诱例，各杖一百，徒刑三年。……其反叛汉归回者，照谋叛、谋而未行、为首律，拟绞。” 这些严厉的禁止中，连汉民和回民之间发生的抱养都要受到刑杖和徒刑，更不许添加清真寺，朝廷把哲合忍耶视为毒草，仿佛哪里有哲合忍耶，哪里就有反抗，从朝廷处理哲合忍耶的结果来看：他们镇压得越残酷，统治者的恐惧就越深。 苏四十三华林山之战跟石峰堡之战仅仅事隔三年，朝廷传谕各省督抚留心查革哲合忍耶教派，采用一切手段严厉禁止，波及全国。 哲合忍耶在暗暗舔拭着伤口，他们默默地承受着一切。 关于田五阿訇，《心灵史》有这样一段描写：“田五阿訇便仓促动手，穿上伊斯兰送葬的卡凡（裹尸布），把战火同时在小山、沙沟、鸡窝山、板窑沟、花崖湾、小红沟、新寨、打喇池等地，即兰州省会东北一线点燃。五日之内，已向靖远扑城一次，糜子滩坪潜伏的哲合忍耶呼啸而起。朝廷震动，尝过哲合忍耶战争滋味的陕甘总督李侍尧畏缩不前。愤怒的哲合忍耶并无严整计划，只是如一股火焰在疯狂窜烧。” 经过两次战争失败，哲合忍耶渐渐进入了隐秘时期，他们在秘密中将信仰的火焰继续燃烧着，战争还在继续，他们的反抗依然激烈，不可阻止。 《哲合忍耶道统史略》记载：“当时看起来清政府已消灭教门，但在真主襄助下不但没有削弱，相反哲合忍耶的教民增多，已达到几十万人，哲合忍耶压而不服，思想更加牢固。” 残酷的镇压并没有让哲合忍耶屈服，他们依然存在，并将教义向着全国各地的回族聚集地秘密传播。马明心的后人在云南保持着和西北的联系。 哲合忍耶的内部依然暗潮涌动。 哲合忍耶在秘密传教多年和中兴之后，直到咸丰六年（1856），云南回民战争爆发，东沟的哲合忍耶趁机爆发，紧跟着盘县的哲合忍耶发起了白旗起义，并引领了盘江流域十多个州县的战争。   作为哲合忍耶教派的盘县大坡铺村庄，至今依然有清真寺遗址，它是咸同年间战争的见证，只有它亲身见证了这个古老的村庄，曾经血流遍地，人们四处逃亡。
      “奉普慈特慈的真主之名，万物非主，唯有真主；穆罕默德是真主的使者；你们的养主是独一的”。这就是大坡铺清真寺遗址音译的阿拉伯文。
        大坡铺清真寺遗址现仅存基址和石质窑窝。窑窝高206厘米，宽90厘米；圆头，上面的阿拉伯文横排阴刻在中间，周围还有一圈阿拉伯文，草书阴刻，内容意译：“真主，除他外不再有主，他永生不灭，把万物治理。困倦不能征服他，睡眠无法对他袭击。天地间的一切都归他驾驶，谁能向他替人求情，除非是经过他特许。他熟知他们前前后后的底细，他们不能窥测他的丝毫奥秘，除非是经过他的同意。他的感触包罗天地，执掌天地对他毫不费力。他尊贵崇高、伟大无比”。   盘县白旗起义承接着哲合忍教派与清朝的战争，属于同一个体系，但他又具备自己的特点，与其它哲合忍耶教派发起的战争有着明显的不同，白旗起义吸纳了汉、苗、彝、仲各族人民共同参与，联合了众多下层穷苦农民积极反清-----从本质上说，它是一场由哲合忍耶引领的各民族联合战争，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 现摘取《穆罕麦斯》一首赞诗如下作为本节的结尾： 它为领取圣命而来谒拜圣驾， 它去时遵命而复归原地， 一来一去，地面上已留下他的脚印。 就像是它用自己的梢枝在地面上， 书写下奇异的几行字迹。   4、白旗起义缘起----沙陀高氏与大坡铺回民结仇   回顾盘县白旗起义之时制造的沙陀惨案，是一件非常残忍的事。大坡铺是回民村庄，沙陀高氏村庄则是距离大坡铺约五公里外的汉族村庄，据说在沙陀同样有回民居住。 沙陀附近座落着无数村落，具有非常古老的历史气息。 有资料记载：1954年曾在沙陀出土过一件有肩石斧，当为新石器晚期产物，距今约万年。该斧用“鸡血石”制成，石质坚硬、细润如玉，通体呈红色，间以牙白，美仑美奂。有专家认为，这是古夜郎文化与“百越“文化存在历史联系的证据。1955年贵州省博物馆在沙沱调查时，又征集到两件尖叶形铜钁，为古夜郎时期文物。 “沙陀”的地名来源众说纷纭，源自于沙陀有佛陀之意，似乎与佛教有关，又与后唐时西突厥建立的“沙陀”古国重名，“沙陀”古国有说在蒙古有说在四川的。 沙陀又名沙沱，有关资料中两个名称混淆多年（至今火车站名仍用“沙沱”），因此有人认为“沙陀”应为“沙沱”，其含义有沙洲、江边平坝之意，这很符合沙陀（沙沱）村的地貌。沙陀正好处于山间平地，为拖长江源头。关于地名来源又有人认为和当地彝、苗、回等族别有关。 资料记载：沙陀有胡、高、蒋、姬、孔、周、谢等姓，祖籍江苏南京籍和江西籍居多，从云南二次迁徙来沙陀已14至16辈，居住沙陀的高氏世居超过200多年，族人称从邻近云南平彝（今富源）越胜境关而来，是全盘县各地高家“源头”。民间调查有人说高氏后裔因与彝族杂居，部分高氏变为彝族，但从迁徙史来看，高氏进入盘县之时实为汉族后裔。 沙陀江北山坡上有“万人坟”，建于光绪年间，墓中为咸丰年各姓死于战乱者，实质应为白旗起义时大坡铺哲合忍耶教派制造的“沙陀惨案”遇难者-----主要为高氏宗族。 盘县四周群山丛列，可谓是穷山恶水之间。那么在清代，沙陀村寨四周应该都是密林深山，有密林就应该有虎狼出没，据老辈人说，过去的盘县，有人类居住的地方，就有野兽居于深山。 咸丰年间，沙陀三寨以高氏宗族为主，不知村落建于何时。翻阅《光绪普安直隶厅志》，找到如下资料： “沙陀高氏，沙陀望族也，族大而豪。” 沙陀望族高发杨为嘉庆十五年解元（解元是乡试第一名举人），官授黎平府教授，高发奎为道光二年举人，高发祥为嘉庆辛酉科拨贡（举人的一种），官授普安县教谕。 一家出了三个举人，这在当时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普通老百姓对举人是很尊重的，科举制度产生的举人，那就是读书人的功名，是要用老爷来称呼的。看过《范进中举》的人都知道，许多读书人一生追求，也未能考中举人。沙陀高氏宗族在当时的盘县来说算得上是书香鼎食之家。 这样的书香鼎食之家，在社会上具有较高地位，与官府来往密切。沙陀高氏和被朝廷岐视的回族生活在同一块土地上，产生矛盾是最自然不过的事，在清代，汉回相争的事件非常多，比如上面提到的永昌事件，还有同治年间陕西及西北大地上的回汉相争，死亡人次难以计数。 《清末西北回民之反清运动》记载，在西北回民起义结束后，左宗棠说：“陕回之祸，由于汉回构怨已久，起衅之故，实由汉民，而回民乘机构变”，又说，通计陕回七八十万，见存者除白彦虎二千有奇外（白彦虎率部进入俄罗斯，脱离了战场），安插甘境者，不过六万余众而已。” 《中国历代政权与伊斯兰教》描述了云南回民起义失败后清政府对他们的“善后”处理：“云南回民起义失败后……清朝地方军政官员对回民进行了毁灭性的大屠杀，全省90%左右的回民死于此次劫难。回族人口较集中，反清斗争坚持时间较长的大理、蒙化、鹤庆、保山、楚雄、寻甸、通海大小东沟等地回族几乎被杀绝。据测算，道光年间云南回民总人口为80万，估计只有10万人得以幸免，有30万人死于刀兵战难，另有40万左右的人死于清政府咸丰丙辰（1856年）和同治壬申（1872年）的两次屠回事件中。回族所遗留的城市房产和城郊的腴田由清军军官霸占，乡间房产和部分田地由兵勇占有，其余的田地被没收作为学田、桥田之类公产” “沙陀惨案”不过是清代回汉相争中一个小小的缩影而已，如果翻开清代回汉相争的的史料，会被许多数据所惊骇，回汉相争在西北更甚。 沙陀高氏因为什么惹了回民，以致惨遭灭门，这在史料中众说纷纭，记录的事件很多。 据《盘县特区志》张凌翔、马河图传略中记载，两个民族之间构成仇恨的主要事件有三： 一、咸丰元年（1851），沙陀高姓结婚，迎亲队伍路过大坡铺，回民围观并遵循土俗用泥块丢掷花轿，高家以为大辱，第二年大坡铺回民张国珍接婚，接亲队伍经过沙陀，拨贡高发祥带人围住花轿，拉出新娘调戏，用猪肠子挂在新娘颈上，挟持游街，被人劝解后才放行。当天晚上张家在洞房“打喜”，高发祥及其弟混在戏谑的人群中，用石头打死新郎（按语：高发祥身为拨贡，参加村民“打喜”似乎与身份不附）。后来回民告到官府，久拖不决，张凌翔聚众联名上告，到了咸丰三（1853）年五月，盘县官府作出判决，命沙陀高氏付50两白银作为安埋费，回民不服，同年十一月，举人高甲三第三个儿子结婚，回民200多人在大坡铺后山拦截接亲队伍，用相同手法在“打喜”中打死新郎、新娘，官府从中协调，促成双方达成协议，以回民赔付4500两白银了结命案，自此后沙陀高姓汉民无事不准进入大坡铺，大坡铺回民无事不准走沙陀。 关于回民遵循土俗掷泥块事件在志书中被普遍记录，但打死人的事件记录较少（高甲三应为三个举人中的一个，为别名，另有一种说法高甲三是高发杨的父亲，大致上已无法准确的考证）。 二、双方经过第一轮结仇后，咸丰五年（1855）二月，大坡铺回民马大图到厅城贩盐，回家时经过沙陀，于道中歇息，高氏兄弟割断马缰，纵马进入麦田，以马踏青苗挑起事端，并杀死马大图。马家上告省府，省府拖而未决。当时张凌翔为同知毓昆的亲军队长，率300多人悄悄前往平彝（今富源）参加回民起义，然后与富源义军多有来往。 三、咸丰七年（1857）秋，富源回民军桂麻六袭击盘县龙家防沟（今平关镇境内），后来被击退，沙陀高发杨、高发祥即以大坡铺回民参加云南回民军为由，与地方豪绅（监生）陈昆山联合“具牍请剿”，请求官府趁机歼灭大坡铺回民，于是双方结下了更深的仇恨。 在双方结仇事件中，各地志书记载不一，但大致原因与上面记载大同小异。 据现盘县新民乡张氏回民碑文印证：张氏回民在沙陀惨案之前三、五年即有人搬迁至新民乡俄项井村（原上榔树村）居住，至今已历九代，当时亦有沙陀高氏搬迁至马家坪村居住。从碑文时间推论和祖先传闻，在沙砣惨案之前，回民与沙陀高氏早已矛盾重重，并时常发生械斗，时有在械斗中死亡事件发生，因此为了平安起见，即有村民为了逃避伤亡而搬迁----这样的传闻透露出双方结仇时间历时多年，并愈演愈烈。 ----在野史中，常常看到因青苗打死人一事记载成回民“马孝”到沙陀赶集，因马吃了青苗而被高氏打死，后回民又将高氏凶手打死。另外，结仇原因还有说成因争煤山而械斗闹出人命的，但具体结仇事件，《盘县特区志》记载的最为详细，三条结仇事件构成当时大坡铺回民和沙陀高氏的主要仇恨。 《凉都文史.第九辑》记载：咸丰六年（1856），大坡铺回民张品禄、杨秀遵夫妇在沙陀岭铲火土，被高家以挖坏路埂为由，将夫妇二人痛打后用乱箭射死，然后大坡铺回民一夜间抄斩沙陀三百余人（这个记述把起义时间误记为咸丰六年，白旗起义准确时间是咸丰八年）。 至今，盘县回民中还有传言，当时沙陀高氏与大坡铺回民尚有来往之时，在一起杀羊吃，高氏族人为了戏弄回民，悄悄将猪油放入羊肉中，回民吃完后，高氏族人才大笑着告诉回民，说回民不吃猪肉完全是故弄玄虚。于是双方发生争斗，结下仇恨。 纵观这些结下的仇恨，最重要的是因为风俗的异同而引起，属于民族文化差异而导致的仇恨，最后双方弄出了人命，增加了仇恨份量，但两个民族之间的仇恨真的如此简单吗？ 在大清咸同年间，回汉结仇几乎遍及全国。大坡铺回民和沙陀高氏之间，除了这些关乎日常生计、风俗习惯和生活差异而结下的仇恨，还有着更加深沉的历史沉淀和政治、心理、宗教的原因。 因为结下了仇恨，大坡铺回民将沙陀高氏列入了进攻计划，发动袭击进行“满门抄斩”，制造了“沙陀惨案”----   5、揭竿而起----沙陀惨案   沙陀高氏与回民结仇的记载中可以看出，两个民族之间的矛盾并不是不可化解，也不是非要制造灭门惨案不可。但在咸丰年间，我们面对的是一百六十多年前的先民。 《清末西北回民之反清运动》记载，因乾隆年间出现汉译伊斯兰教经书被查封后，本来就只注重学习阿文的伊斯兰教徒对学习汉文有了戒心：“在西北方面，对学习汉文，列为戒条，不让孩子学习汉文，专门学习阿拉伯文与波斯文，因之西北伊斯兰教之学者（阿訇），百分之九十九不识汉文”。 哲合忍耶自华林山和石峰堡之战后，更是重武不重文，《清末西北回民之反清运动》记载：乾隆四十六年循化马明心、苏四十三之役和四十九年石峰堡田五阿訇之役后，陕甘总督觉回民习武者多，习文应试者少。 因此在一百六十多年前，属于哲合忍耶教派的大坡铺回民，识汉文者少，学武者多，志书记载张凌翔喜欢武术，并因武术而“雄长回族”。当时沙陀高氏是以三个举人而著称的大族，这之间文武差别导致的心理差别，绝不能用今天的心理去理解。 双方结仇还有着更加深沉的社会和历史原因。 回民在元代时曾一度受到政府当局重用，明代时受到当局的尊重，但到了清代，情况急转直下，清朝的帝王及各级政府对回民采取的政策是压制，甚至是欺凌，回民的地位相对较为低劣。 民族岐视在回民心理中产生了逆反，清王朝对回民实行的是不公平的法律。回民的习俗、宗教被视为另类，哲合忍耶自从传入开始，基本上就被当局者视为邪教。 回族不食自死物、血液、猪、狗之类，早已被汉族耻笑，这在《民国兴义县志》回族风俗篇中也有记载，志书记载说汉族因耻笑回族人的祖宗是猪、狗之类，常与回族不和，甚至发生械斗。 回族丧葬的风俗也与汉民相去甚远，他们的葬俗主要有三大特点：一不用棺材，不烧香化纸，不择日子，不请阴阳先生看坟地。二是速葬，人死早入土，早得安，人死后到安葬不超过三天。三是薄葬，坟墓不占耕地，吊孝不送花圈、不送礼、丧家不办酒宴，不用物品陪葬，不论贫富贵贱，均以“卡凡”（裹尸布）葬之。 因此，在沙陀高氏和大坡铺回民的矛盾中，风俗、政治、历史的原因都有，试想一个书香门第的孔孟汉民集团，身边居住着一群习俗相去甚远的民族，不敬鬼神，不敬天地，不敬孔孟，只相信真主唯一，这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被汉民视为异类，视为“邪恶”是最自然不过的事-----两个民族之间心理上的矛盾越来越大。 另外还有时代的原因，全国发生的“回汉相争”是当时大坡铺回民毅然决然地走向屠杀高氏最根本的原因，埋藏在心里对汉民的仇恨越积越深，最后象山洪般一夜爆发。 自沙陀高氏“具牍请剿”后，回民对高氏的痛恨日愈加深。有野史说回族因为惧怕朝廷和地主势力象对待云南回民那样进行屠杀，所以有如让官家屠杀，不如起而反之，这也是当时大坡铺回民起义的主要原因之一。 于是在当时严酷的政治环境中，大坡铺哲合忍耶经过精心筹划后，集合人群向沙陀高氏宗族发难，矛头直指朝廷，响应云南杜文秀，响应贵州各州县农民起义。 咸丰八年（1858）十一月八日夜里，对于沙陀来说是一个异常悲惨的时刻，高家三百多人遭受“灭门之灾”，房屋尽被焚毁，尸体也被焚毁，那里变成了真正的人间地狱。 《贵州省志.民族志》和盘县上榔树村张氏家谱均对起义时的情形这样描写：“张凌翔慷慨激昂地说：‘现在满清家的官兵要血洗我们大坡铺，要把我们大坡铺的回民斩草除根，我们不能眼睁睁地坐在家里，让人家来杀，我们要拿起刀子来和他们拼。这就是官逼民反，我们就是要反，要反到底。愿意跟我们反的就站出来。’话音刚落，有八十三个人站出来齐声响应：‘我们杀出去。’这时会场上的空气变得很紧张，于是就在开会的当晚，张凌翔、马河图率领这八十三个人各执大刀、长矛、钢叉、火药枪等于咸丰八年十一月初八日夜宣告起义，杀奔沙陀。” 《民国普安县志》在后来攻取兴仁时也曾记载张凌翔率“八十三人”卷旗而来，与张氏家谱中的数字不谋而合，因此家谱中记载的这段话非常具有参考价值，描写的情形似乎更接近起义当夜的情境。 下面根据《光绪普安直隶厅志》的记载整理沙陀惨案情形如下： 事件名称：沙陀惨案 事件制造派别：伊斯兰教哲合忍耶 事件主要制造者：张凌翔、马河图 时间：咸丰八年（1858）十一月八日夜 结果：沙陀高氏三百多人被回民斩杀，爆发了贵州西南历时十四年的白旗起义 事件经过一：张凌翔悄悄派出三百人前往云南富源县参加回民起义后，与云南义军互有来往，沙陀举人高发杨、高发祥联合陈昆山请求官府出兵剿灭大坡铺，同知夏成业“念回族越境作乱，无以吾厅事，可以计笼络也……召之门下，曲意慰藉”（夏成业没有听从高氏意见，将张凌翔召到盘县城中，好言安慰，并笼络他，成为帮他维护城中秩序的得力部下）。 事件经过二：张凌翔派出回民前往富源，经过猴跳石（今盘县民主镇境内），被“乡团”抓捕。于是张凌翔、马河图率领回民一千多人于十一月八日夜进攻沙陀，高氏骤不及防，召集宗族、村民拒守一昼夜。 事件经过三：高氏因为外无援助，被回民攻进村庄，高发杨及长子高斯芬、次子高斯芾突围而出。高斯芾不见其父，独自横枪（矛）回去寻找，在战斗中力竭，和高发杨都被斩杀。高斯芬背负高发祥且战且走，一起被杀。举人高发奎，其余族中“儒生”高发轫、高斯升、高斯翥等均被斩杀。 事件经过四：高发奎平时为人厚道，回族也很敬重他，当高氏和回族结仇时，高发奎劝说宗族，但高发杨不听。张凌翔率队杀入沙陀后，曾传话“勿惊高壁邻（高发奎）先生”，到天明时看到高发奎在战乱中被杀，惋惜不已，于是用门板将尸体抬放门边，放火烧毁。回民将高家灭门后，放火烧毁村庄，并将高氏宗族三百多人杀害。第二天攻下亦资孔城，然后向附近西堡、水田、蛾螂铺、海马庄、冯家庄等地进攻，又有众多人于战乱中死亡。 至今，盘县沙坡（即大坡铺）仍有民间传说：传说高氏一百多青壮男人全被斩杀，仅剩余一个十多岁的孩子幸存下来，被带到贵阳，后来成为沙陀高氏的祖先。又有传说回民起义后，大坡铺附近汉民人心惶惶，于是大部分外逃，留下来的汉民有的死于“回汉相争”。 白旗起义以抄斩沙陀高氏为开始，打出造反的旗帜，《盘县特区志》记载回民起义后提出“一反大户二反官”的口号，一时间附近州县震惊，官府积极组织、调动队伍力图将回民镇压在新起之时。 纵观回民举旗造反整个过程，从高家骤不及防和事后官府作为来看，当时回民经过了缜密的筹划，攻下沙陀后立即兵峰直指亦资孔城（清军屯粮、存放器械、转运邮件及公文的地方），并攻击附近村庄，一是和汉族水火不容，二是目标明确，直接率部响应云南回民军，响应贵州其它州县农民军，与大清朝势不两立。 在民间文化中，有一首民歌描述当时回民和高家结仇的经过，虽然具有艺术化的加工，但依然能看出当时的大致情形，这首民歌叫《高姓大地主》： 高姓大地主，称霸大河（坡）堡。 鱼肉穷苦人，如狼又似虎。 放牧远山去，不敢邻近处。 突然掳我牛，诬牛吃彼黍。 逆来且顺受，图免眼前侮。 谁知高益恶，勾结州官府。 谎奏我造反，意欲绝我族。 这首诗中可以看出大坡铺在村民的口语中习惯性地被称作大河堡（铺），但官方记载均为大坡铺，考证谨以正史记载为主，被称作大坡铺应该是当时行政区划中的官方名称。“铺”即是邮铺的意思，是古驿道上传递公文，发送邮件，转递货物的停靠点，比如蛾螂铺、火烧铺（现习惯性称作火铺）、海子铺等等等等，均因邮件的传递而获名。 从抄斩高氏和焚毁村庄来说，回味就是一种残忍----人类的残忍。这种残忍一直在清代的回汉相争中不停上演，双方层出不穷的互相争斗，构成了一部部人类文明的战争史，深深地烙印在伤痕累累的大地上----   第四章  闲话综述篇之一----盘县战场   1、闲话大坡铺、华家屯之战   回味大坡铺回民起义，就是回味一场鲜血淋漓的屠杀。 谁也不能再还原当年场景，我们只能通过想象，依靠零星的记录，走到他们中间，那一张张愤怒的脸庞，在太阳下仿佛正闪着奇异的光芒。 张凌翔、马河图率领大坡铺回民一夜间火焚沙陀之后，矛头直指朝廷，大坡铺也因此一夜之间名扬贵州西南大地，经过一番厮杀之后，义军占领西南重镇----新城（今兴仁县城）。 咸丰十年（1861），清军将义军根据地大坡铺、华家屯一带列入战略计划，组织团练、官兵全力猛扑，从而发生了大坡铺、华家屯之战。 这里为什么单独将大坡铺、华家屯之战作为综述篇进行讲解？主要是因为这里是义军兴军之地，这里有义军家属，清军对义军家属进行了残酷的屠杀，断了义军后路，通过这些综述后能让我们更加清晰的看到，白旗战争十四年经历过的血雨腥风和回民的心理历程，正是这些残忍的屠杀让“哲合忍耶”教派的内心变得更加坚定，誓不回头。 大坡铺、华家屯村庄里早已没有当年的石墙、壕沟和战争的痕迹，随着时间变迁，一切都已化作腐朽，早已消散不见，但历史会记住它们，在这里，曾经发生过异常悲惨的一幕。 华家屯与大坡铺相距约五公里，这两个相邻的回民村庄，在白旗战争初期被官兵焚毁得面目全非，家属一部分被转移出去，那些来不及逃避的老弱妇幼，有多少死于烈火焚身？志书上没有明确记载。但透过历史的迷雾，我们又能发现什么？ 大坡铺、华家屯之战实质上包括附近的众多村庄，这些村庄大都被清军焚毁。 现在居住在这些村庄里的基本上都是汉民，他们仅仅知道这些村庄曾经是回民村庄，回民被朝廷杀光了，至于是怎样杀光的，除了民间传说和零星的记录之外，谁也无从知道，历史自有他本来的真相。 对于历史记录，我首先要向大家介绍一下史料情况，战争过后官府组织编撰了一本《平黔纪略》，另有一本凌惕安编写的《大清咸同军事史》，这两本书都是记录当年白旗战争的珍贵资料，但两本书如出一辙，里面涉及的历史事件以及人名都与地方志的记载有很多不吻合的地方，各地县志也分别对白旗战争进行了记录整理，但许多事件说法各异，对于地名、人名、事件均有不同程度的误录。 志书记录各有立场，纷乱的十四年里发生了数不清的战争，我们只能透过这些纷乱的记载，慢慢地理出头绪。 当清军对大坡铺、华家屯一带推进后，《平黔纪略》记载当时清军进攻情形：“何占标等攻华家屯不下，败回军放马坪”……“何占标率军至普安厅，败回军大洞，进攻华家屯，叶如松亦募练五千余人，以把总贾连魁分防拖长江、石门坎，武举萧震川防猪头营，守备邓飞熊防冯家庄、水田。” 放马坪距华家屯村庄大约三公里路程，叫做放马坪的地方在邻近一些史料记载中也都存在过，如果追究放马坪的地名来源，应该是自从明代屯军以来，军队就会寻找一块平坦而水草丰美的地方放牧战马。后来，这些地方大都被叫作“放马坪”。 《平黔纪略》记载，咸丰十年四月，何占标率领清军进入盘县，向华家屯进攻，普安直隶厅同知叶如松招募团练五千多人，在大坡铺附近的冯家庄、水田等布下防务，把总贾连魁驻兵拖长江、石门坎，对大坡铺、华家屯村庄形成包围之势。何占标率领一万多人与盘县团练联合进攻，两军呈胶着状态，白旗军当时已在新城（兴仁）站稳脚跟，以新城为据点，张凌翔派出援军自盘南三万底增援，与豪绅杨彩组织的团练激战。 到了七月，普安厅同知钱埙（新上任的同知）命令狗场十三团团练三万多人与新城来援的义军张定中部大战于盘南滥木桥，张定中负伤败回新城----“普安厅团首周尚文等击张定中于烂木桥，钱埙邀狗场十三团助之，众三万余人，定中负创，败回新城。”（《平黔纪略》） 八月，云南沾益回民军马联升率援兵到大坡铺助战，打死千总肖本忠，打伤普安营游击邓逢霖，又率部进攻被何占标攻占的放马坪，后来马联升被清军击败后退回。 何占标在蛾螂铺（放马坪与华家屯之间的村庄，邮铺名）击退大坡铺回民军，回民退守华家屯。 十月初十日，何占标亲自督攻华家屯，华家屯被攻破，义军败回大坡铺。 咸丰十一年（1861年）三月下旬，钱埙与何占标以盘县滥木桥土司龙杓招降义军一部----丫巴山彝军，然后攻入大坡铺，用巨炮轰击外墙，经一昼夜，杀死义军千余人，擒拿并斩杀大坡铺义军首领张凌汉，最后回民首义之地变成了一片废墟。 从这些毫无生趣的记录中，可以想象当时的大坡铺、华家屯村庄经历了怎样的血腥，何占标率“一万多人”从头年四月一直打到第二年三月，历时近一年，这之间发生的战争数不胜数，回民置身在官军包围之中，外无援助，战争进行得非常绝望。 官府记录抹杀了屠杀的史实。民间传闻大坡铺和华家屯村庄被清军全部焚毁，回民老弱妇幼均被屠杀，而大清朝所谓的正史，没有记录。 作为统治者镇压反乱者----这是每个统治阶级的权利。 但是屠杀带来的就是血腥的仇恨。 在大坡铺附近的丫巴山彝寨，至今还有与镇压白旗相关的传说，据说当时有一个叫牛嘎呃的人，善于打抱不平，常为穷人打官司，后来何占标率部前来镇压回民，派兵前来察看地形，当地人建议，必须把丫巴山彝民稳住才能攻打大坡铺，于是何占标没有为难丫巴山，彝民也没有跟清兵作对，大坡铺被焚毁后，有人说牛嘎呃跟回民打“亲家”，有瓜葛，官府就将他抓捕，后来送往兴义府斩首。 这个传说可看出朝廷对回民的镇压非常残酷，有牵连的人不管属不属实，捕风捉影的“罪名”过后的就是草菅人命，很多罪名是不容人置辩的，尤其造反的罪，一旦涉及，必将人头落地---- 《光绪普安直隶厅志》对华家屯和大坡铺之战记录得较为详细，其中记录了何占标生平，更记录了何占标胜利后的横暴。 大坡铺和华家屯村庄被清军包围近一年之久，烽火燃遍附近村落，在这块狭窄的地盘上，上万的清军（包括地方团练）如潮水般涌来，人们经历过的恐慌，顽强不屈和英勇奋战的历程，将盘县的哲合忍耶打入了血腥的记忆----   2、大坡铺、华家屯之战补记   《光绪普安直录厅志》大致将大坡铺和华家屯之战分为三个阶段，对屠杀一事进行了掩盖。 从记录中依然能大体地还原当时情形，当张凌翔、马河图率领义军占据新城之后，普安厅（盘县）同知叶如松如坐针毡，大坡铺和华家屯已成为附近州县的一场恶梦，叶如松在厅城兵力无能经营的情况下，向云贵总督求援，总督委派平彝县（现云南富源）把总何占标招募团练三千余人，从富源县过盘县平关、火铺，进军回民根据地。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和《平黔纪略》记录的大不相同。 《平黔纪略》以奏折和当时遗留的公文整理而成，当时官吏向上汇报何占标率领一万多人进入盘县。但《光绪普安直隶厅志》记载仅三千多人，到底谁的话更可信？这一切仿佛不得而知。 按照《光绪普安直隶厅志》整理大坡铺、华家屯之战，我们得到的结果如下： 咸丰十年三月，何占标率三千多人与盘县团练及正规军（营兵）对大坡铺和华家屯形成包围之势，并不时发动攻击，阻住援军，历时七个月后于十月十日攻克，义军首领张志祥阵亡。一部残余义军在马负图率领下向盘北岔河方向逃亡，又遭遇拖长江团练任士雄阻击，义军退向鸡场坪。 华家屯村庄被占领后，义军退向大坡铺，并向云南东部回民军马联升求援，马联升率军进入盘县，趁夜攻下清军占领的海子铺，普安营游击邓飞熊兵败自杀。马联升继续向盘县地方团练龙杓率领的彝族军队进攻。 龙杓自知不敌，又被截断归路，便假装在营外守备，派团练燃烧几十堆柴火迷惑义军，义军不敢于夜间进攻，夜半时龙杓率领彝军翻越大山峭壁突围，只留下一座空营。第二天马联升将营盘围住后才知中计。 援军马联升部与何占标激战后被清兵击败，退回云南，自此，大坡铺断绝外援。 咸丰十一年（1861），参加义军的丫巴山彝族被龙杓招降，何占标攻破大坡铺，义军一部突围后向新仁而去，另一部在义军首领张老满的率领下向盘北鸡场坪败退，一路上参加义军的彝民超过万人，又组成了一支强大的队伍。 当我们把《平黔纪略》和《光绪普安直隶厅志》对比，基本展现了当时大坡铺义军与清军大战的情形，义军突围后放弃了根据地，村庄均在战乱中被焚毁。 大清朝的志书将屠杀大坡铺及附近村庄回民的事件抹杀殆尽，找不到一丝官家杀害老弱妇幼的记录，那么民间传说到底可不可信？ 民间传说虽然有夸张部分，并经过多人之口转述而失真，但许多事情不一定全是空穴来风，总会有捕风捉影的嫌疑。 清代对义军屠杀的记录，常常被歪曲事实，这已成了清朝志书的一个通例。《心灵史》记录的石峰堡之战中清军对回民的屠杀与所谓的官府史记就大不相同。石峰堡之战官军最后屠杀老弱妇幼数千人，但在官府记录中仅以斩杀义军千余草草了结。 《平黔纪略》中攻破大坡铺的时候记录有“杀回千余”，也用一句话就将屠杀的罪行掩盖了起来，因此对于清代所谓的志书，其可信度应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就连公文也与地方史实存在着较大差异性，翻开民国志书，与清代记录又略有不同。 当回民失去了家园，村庄被洗劫一空，哲合忍耶的教史中又牢记了一个郐子手----那个叫何占标的平彝把总（有的史料记作曲靖千总），到底是个怎样的人呢？ 在白旗起义的战争史上，何占标不过是朝廷的一个刽子手，攻下大坡铺和华家屯后，他在盘县做了一件令百姓们痛恨不止的事。 他率军进入盘县之时，部队军粮由地方老百姓捐给，每月需要六千两白银，按照每十天一次分解上交，于是同知叶如松命令之前的亦资孔巡检沈培元设督收局，强行征收，两个月后就开始出现了窘迫，每十天减少二百两，最后减少到一个月一千五百两，仅能上交四分之一。到了咸丰十一年（1861），何占标快要攻破大坡铺时，民力早已穷困不堪，三个月之间仅仅凑集了二千两上交。清军攻破大坡铺后，何占标因部队缺粮，放弃了继续追击突围的义军。 军粮不继，何占标率领军队进城逼粮，百姓因他攻破了回民军，平息了战乱，乡绅组织人民对他入城倍加恭敬，沿街的老百姓都跪着迎接他的大军，并对他顶礼示好。何占标入城，依然不松口，非逼到粮食不可，同知钱埙和他是同乡，好言劝他，何占标蛮横不听，钱埙只好让他的兵丁四处催粮。 《光绪普安直隶厅志》记载当时催粮情形：“乃请占标遣练携丁役往四乡守催，尤多需索，妇女簪环，百不存一二，至有自缢者。” 何占标下乡催粮，妇女耳朵上的耳环都百不存一，可见他催逼得非常残忍，有人因交不出军粮而自杀（上吊）身亡。由此可以想见，他对待攻破的华家屯和大坡铺村庄又该是何等的残忍！ 何占标在攻破回民村庄后率领军队进驻盘县，同知钱埙亲自派人到富源县他的家中，请求秋收后再交上军粮，经多次请求后他才率部退回，没过多久，这个屠杀盘县哲合忍耶教民的刽子手，被他身边的人暗中杀害，盘县老百姓因此而免去了欠下的军粮----民间传说近年来在火铺镇挖掘时曾挖到何占标的坟墓，但不知传说是真是假，这个传说流传于沙坡（即大坡铺）一带。 何占标率领的清军主要由地方团练组成。自太平天国起义以后，朝廷就命令各地组织兴办团练，因此在咸同年间，贵州全省乃致举国上下，到处都是地方组织，而何占标率领的团练，略可窥见当时情形，一边名为团练，一边实为扰民的死敌。   3、黄号军与哲合忍耶盘南长摆岭之战   白旗军兴起之后，在盘县曾与另一支义军有过多次交战----哲合忍耶的勇士们，在纷乱的咸同时期，经历过更多类似的战争。 何占标在大坡铺与义军激战之时，咸丰十年（1861）六月二十一日，在盘南马依、三万底一带，张凌翔率领的白旗军与黄号军朱小甲部互相亮出武器，展开了一场杀伐。 朱小甲率领的黄号军属于白莲教支系，以汉族农民为主体，号军有红、白、黄、青的分别，清朝都把它蔑称为“教匪”。红号主要活动于贵州东部铜仁地区，白号活动范围较广，影响较大，横跨遵义、毕节及贵阳附近一些州县，黄号军主要以思南荆竹园为根据地，活动于贵阳附近，青号影响较小，活动于遵义境内。各支号军曾发动多次起义，并有过互相配合作战的记录。 盘县的黄号军来源于普安县。 《民国普安县志》记载，普安县戈密一个叫阿龙的人，幼年时曾在外做生意，自称得到过异人传授，能够降神，封堵枪炮攻击，并在安龙龙广山仙佛洞中传教，有入教的人就施给咒语，拿着武器上阵杀敌，人们把他叫做“降将军”，阿龙称自己的教派为“宝供教”，向各地流民散播自己是神仙转世，自称为王皇神仙，救万民于水火，于是渐渐的有近万人跟着他练习，并授封手下一些元帅、将军。普安知县胡祖寅曾将他抓获，阿龙的弟子们依然组织民众反抗，信徒较多，形成一股地方势力。盘县的白旗军首领张凌翔嫉恨他的势力，于是与手下大将马忠率领两千多人对黄号军实施攻击。 以上记录可以看出两支义军为了争夺地盘而战，那是个混乱的年代，各自为政的农民军虽有共同敌人----朝廷，但在不同将领的率领下，互不类属的义军之间也常常矛盾重重。 《民国普安县志》记载了一个有趣的片段，张凌翔与马忠率领的白旗军与黄号军大战于罗汉松、大洞（今普安县罗汉乡一带），回军被埋伏的号军攻击，并被斩首五百余级，阿龙一面指挥进攻，一面请降神仙，念动咒语，口中振振有词，被马忠斜刺里拍马杀出，将其斩首。 《民国普安县志》记录具有小说笔法，有的事件有艺术加工的痕迹，但他记录的黄号军资料尤其宝贵，他让我们窥视到在咸同时期，农民利用封建迷信进行战争，他们非常相信灵异事件。对于那些出生贫苦的农民来说，他们没有文化，大字不识，凭着的只是一股反抗的勇气，被迫拿起了武器，也因此受到一些“聪明人”的蒙蔽。 《光绪普安直隶厅志》关于黄号军和白旗军在盘南长摆岭的战争记录较为简略。那应该是一场不大的战争，但却能看出当时的义军不但与官军奋战，和地方势力之间也充满了杀戮和争斗。 《光绪普安直隶厅志》地理志记载：“长摆岭在老纸厂分乡团筑营御回军处（今盘县老厂镇境内）。” 长摆岭之战是因为白旗军杀了阿龙，于是阿龙的徒弟周景香在长摆岭与白旗军交战，白旗大败，退向三万底和马依补泥一带，又被阿龙的儿子朱小甲和周景香联合攻击，再败，张凌翔突出重围而去。于是黄号军在附近州县声名显著，并向普安厅（盘县）同知叶如松报功。 张凌翔率军新起，回民军从盘县杀向新城（兴仁），当时白旗军的势力比黄号军强得多。关于《光绪普安直隶厅志》记载的长摆岭之战的具体情况，一切似乎不得而知，但黄号军凭借战胜白旗军提高自己的声望，是最自然不过的事。 后来黄号军一直依附白旗并成为张凌翔部下----张凌翔当时率部进驻新城，势力正旺，兵力正盛，作为回民军统帅来说，似乎不应该出现在局部战场。如果说黄号军在长摆岭打败了张凌翔的部下，或许那才是长摆岭之战的真实情形。 《民国普安县志》中还记载了白旗军和太平军一部的战争，当时太平军在石达开率领下向四川挺进，一部义军进入贵州西南大地，借道前往四川，石达开部冯丞相率领千余人进入兴义府，白旗军占据新城，张凌翔命悍将马忠前去阻拒，双方交战多次，太平军寡不敌众，最后归降白旗军。 这条记录仅仅见于《民国普安县志》，民国志书已不再象清朝的修志人那样，顾忌朝廷的权威，但仍然把义军呼为“贼”军，可以看出民国政府对农民军是非常排斥的，甚至对他们嗤之以鼻，他们只承认正统的部队，对于义军来说，在他们的记录中处处可见轻蔑。但与清朝志书相比，民国志书记录较为详细，综合了一些流传下来的民间记录，这对于真实的历史来说，是一件幸事，但也难免会出现记录和史实并不一致的情形。 据史料记载：盘县的黄号军最后投靠了白旗，并常年配合白旗作战，主要活动范围在盘南与普安县之间，活动场所主要以乡村和山岭为主。   4、黄号军在盘县   通过黄号军的记录，基本上可以窥见当时盘县义军的战争格局，在这块弹丸之地，大坡铺的哲合忍耶发难之后，来自普安县戈密的黄号军一直坚持在盘南与清军周旋。 戈密现已基本失名，不可考，但应在盘南马依镇与普安县交界一带。这篇作品主要对白旗义军的征战进行追踪和讲述，在了解白旗军的同时，更需要了解当时的军事格局，白旗军以哲合忍耶教徒为中坚，但也组织了其它的民族参与战斗----这在哲合忍耶的血泪史中是一个全新的亮点。 《光绪普安直隶厅志》记录，由白莲教支系宝供教武装起来的黄号军，其首领阿龙被白旗斩杀，朱小甲对白旗军实施报复性的战斗后，又率兵与朝廷抗争，被官府团练击败，于是躲避到盘南马依一带，被追杀后又逃向兴义县，于咸丰十一年四月率万余人由楼下河过五朋向盘县进攻，占据播政（今马依境内），并时常向马依袭扰，后被陈昆山率团练击败，逃向老家戈密。 ----播政现已失名，但在《光绪普安直隶厅志》区域图上能看到播政在蚂蚁河边上，蚂蚁河在今马依镇境内，马依曾因“蚂蚁”而得名。   短暂的活动可看出黄号军在贵州西南这块大地上影响较小，他们以村庄为根据地，以教民为基础，并实施一些迷信活动，后来配合白旗军进攻普安县城。 这支部队在盘县的活动时断时续，其主要根据地在盘南播政、螳螂（今马依镇）一带，时常与官军和地方团练交战，曾与楼下和五朋的白旗义军数万人向盘县攻击，但都被团练和营兵堵击，退回根据地。 直到同治二年（1863年），历经三年之后的黄号军依然在盘南与官军征战，并与白旗军多次进攻盘南，其主要领导人是朱小甲和李正洪。 同治三年李正洪被普安厅同知钱埙擒拿斩杀，朱小甲又一次逃亡，于是，黄号军在盘县的征战基本结束。 黄号军声势浩大之时率军万余人，对盘县的攻击有点象隐藏于深山的猎人，时不时给予官府一拳，对盘县的治安和战局造成一定影响，虽然未形成大的洪流，但依然能感受到那些贫穷的汉民百姓，在朱小甲、李正洪的率领下，在白旗军的配合下，对盘县的清军构成极大的威胁。同时也能感受到，地方豪绅组织的团练时常和农民军混战在一起，那些团练也出自贫民，很多时候形成一股股乌合之众，没有大规模战争，但无以计数的杀伐，为这块古老的土地上带来了非常深重的灾难。 咸同“反乱年间”，许多兄弟因此失散，许多家庭因此破碎，许多村庄因此凋零，这些战乱造成的影响时不时都能在附近州县各宗族的家谱中见到。如果研究一下民间家谱，不难发现，被老百姓称为“反乱年间”的咸同时期，逃亡和杀戮成了宗族的代名词，许多人因此逃亡后远离家乡，亲人失散，骨肉分离，许多房屋一夜间变为灰烬。 咸同时期是个强盗横行的时代，四处的土匪趁机作乱，分不清谁是谁非，为了生存，杀人不过是一件最简单的事，手中的大刀和枪枝最管用，谁拥有武器，谁就可以用它来抢夺民女，用它来抢夺粮食，用来复仇，用来滥杀无辜。人的生命变得非常脆弱，或者一场饥饿，一场冰雪，一场不明真相的杀戮，留下的就是累累白骨---- 《太平天国通史》记载，白莲教自明清以来一直是一个遍及全国的秘密会党，其支派很多，较天地会还早，根深蒂固，贵州主要传播的是灯花教。 史料记载黄号军以黄布扎头为号，因此称为黄号。 《光绪普安直隶厅志》记载黄号军和白旗军长摆岭之战时曾有一段按语：“回军旗尚白，时呼为白旗，亦曰白号，又有黄号，兰号，黑号诸名目，皆以旗帜别之，统曰‘号匪’，黔中通称也。” 这段记录大致还原了当时战争情况，各支部队皆以旗帜作为主要标志，清朝的官吏甚至把白旗与白号混淆起来，他们打的都是白旗，因此有人把白旗军称作“白号”。 在盘南作战的黄号军与其它州县的黄号基本上没有联系，最开始属于独立作战体系，在后来经过与白旗军的合作，大致上归属于白旗军一部，但在军事指挥及人员组织上仍然属于黄号系列，时常配合白旗军共同对付朝廷。 盘县的黄号军类似于一支“占山为王”的部队，占据着乡村和山头，为白旗军拖住盘县官军及地方团练起到了较大作用，或也可称其为白旗军的“兄弟部队”----   第五章    闲话综合篇之二   1、安龙杀回事件之一   白旗战争史中，清军成批量屠杀回民规模最大的有两次，一次是普遍被各家志书记载的兴义前任知府胡霖澍安龙杀回，另一次是《民国普安县志》记载的沈寿榕安龙杀回，下面先来看第一次杀回事件。 事件：安龙杀灭回族妇孺老幼一千多人 制造事件之人：兴义府前任知府胡霖澍 时间：咸丰九年 屠杀手段：挖坑活埋，溺亡（手段异常残忍） 造成影响：回民增加了对官府的仇恨，恨不得杀胡霖澍以祭先人 白旗军占据兴仁后，势力逐渐壮大，严重威胁着兴义府城（现安龙县城），兴义前任知府胡霖澍依然在安龙督促军务，一时间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日夜担忧。 于是亲自泡制了一桩骇人听闻的屠杀，这个前任兴义府最高行政长官，率领清兵在盘县大坡铺外围建立七座大营被张凌翔、马河图率众杀败后，逃到了普安县，当新城被义军占领后他开始思考对策----他想出了一个阴毒之计，把城中年青回民集中200人，派他们去兴仁与白旗军议合。并将他们的家属全部扣押作为人质。 《安龙县志》记载：一天夜晚，城内有人家失火，胡霖澍疑回有变，便召集回族绅耆马鸣珂、张庆及回民900余人，将他们全部坑杀于桅峰山下，回族妇女或自杀，或投大鱼塘跳水死，消息传到新城，激发义军愤怒，张福田等便统率义军扑攻府城。 对于胡霖澍屠杀手无寸铁的“穆斯林”，在各地县志及其它史料中均有记载，900多人被活埋在桅峰山下，其余妇女儿童追赶到海子（湖泊）中淹死，情状非常惨烈，哲合忍耶一路走来，流下了许多悲壮的血泪，出现过许多惨痛的屠杀----安龙集体屠杀事件之一，郐子手是那个叫做胡霖澍的人。 胡霖澍----一个狂傲自大的人，曾经被大坡铺回民打得四处逃避，他将“对白旗军的憎恨”清算到手无寸铁的回民身上，不可谓不是丧心病狂。 《普安县志》记载：“十月下旬，知府胡霖澍诱集府城数百名青年援新城，羁留其家属为人质，一日数惊，疑惧回变，下令将马鸣珂、张庆等900余名男性回民活埋，将数百名回族妇女、儿童驱赶至海子淹毙。” 《平黔纪略》记载：先是，霖澍自普安回，深疾回民，方回军未至，诱精壮二百余人出，而质其家属城中，饮食日用令缒下，内外交怨。俄城中火发，疑回有变，遂集回绅耆马鸣珂、张庆以下九百余人，尽坑之。妇女数百人，悉赴署侧海子死，回民愈愤。 《民国普安县志》记载：“兴义知府”胡霖澍召集回众简壮丁出城御敌，余无论老幼男女闭城尽屠之，哀声遍地，城外回族壮丁登万寿山遍山俯瞰，大号欲绝。自是回民闻之皆决心投白旗，汉人遇之无幸免者。 对比四条记录，细心的读者会发现，虽然是同一件事，却有着奇妙的区别，民国人不需再买大清的账，只认正统，视农民军为草寇，所记录之事没有为胡霖澍狡辩。《安龙县志》是一百多年后修的志书，参照的是旧志，至少也是参照清咸丰时的志书而来，略带着大清朝为胡霖澍辨护的痕迹，《平黔纪略》根据的是奏折和公文，自然更是为镇压者蒙上了另一层不可告人的秘密，如果回到大清朝，作为一个修志的文人，所修的志书一定受当时的政治环境所约束。而到了民国，修志之人不再受爱新觉罗政治的束缚，因此事情似乎变得更接近真象。 如果《民国普安县志》更接近真相，胡霖澍诱回民青壮出城就不是为了讲和，而是送到前线去卖命，扣押妇女老幼在城屠杀，不是什么所谓的闻火起，疑回有变之类的花言巧语，而是赤裸裸的屠杀，至于用何种方式屠杀，活埋一项是可信的，哲合忍耶早已和清朝势不两立，当白旗军把哲合忍耶带到战场之后，大清朝更是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威逼利诱无所不用其极。这从整个白旗征战中完全可以透视，大清朝对待哲合忍耶采取的是绝对残酷的阵式，杀光烧光抢光这样的“三光政策”早已被他们提前摆到议事日程上。 反复阅读白旗战争史，反复猜摩，涌上心头的第一个想法就是，大清朝视哲合忍耶为死敌，采取的手段非常残酷。有的事件虽然不能通过当时记录来见证，但完全可以从字里行间去体会，大清朝在面对哲合忍耶这个可怕的敌人时，内心是惧怕的，越残酷证明他越怕，这从哲合忍耶一开始的华林山之战就充分的体现出来。直到同治十一年的新城之战，盘县的哲合忍耶到了最后关头，大清朝调集滇、黔两省联军进行围攻，最后杀害白旗首领金万照，“毒死”张定中，依然可以窥视大清朝表现出来的恐惧-----他们把哲合忍耶视为“恶魔”，仿佛哲合忍耶的种子洒到哪里，哪里就有反抗的人民。 哲合忍耶自从进入中原就一直“造反”，朝廷对它的镇压比对其它派系的义军更加残酷和惨烈，贵州西南的哲合忍耶的将领除个别投降外，基本上都战至最后一刻----   2、安龙杀回事件之二   大清朝在历次镇压回民中均有不同程度的屠杀事件，镇压各地回民起义时多少妇孺老幼死于屠刀之下，早已不可计数。 英国人布洛克斯在《云南回民起义史料》写道：“（在大理沦陷后）……屠杀一直到天黑才暂时缓和一些。深夜时有五六千果敢的人们聚集一起，黎明时他们穿过敌人阵地杀出一条路来。自从该城被占领后，下关便无卫兵把守，因此当他们冲到那个城门时，便逃往二十五哩以外的蒙化去了。同时屠杀仍在城郊附近村落进行着。士兵放火焚烧屋舍，并将企图逃亡的人们尽行杀死。第三天终了时，在五万居民中有三万人被杀，剩下的也从他们的家中驱逐出去。大理的沦陷是战争的终结。少数城镇仍在抵抗，但不久都被占领了。在这些城镇中，蒙化是逃亡者汇集的地点。后来蒙化的人们毁灭了聚集起来的财宝，毒死他们的妻子，纵火烧城，不久后也投降了。于是城门大开，少数人逃往山中，但其余的人不是被火烧死，便是落于敌人之手。” 贵州白旗战败后遭遇的屠杀没有详实记载，但其情境一定可以根据云南回民的遭遇来构想。 贵州西南回民起义中除了胡霖澍屠杀之外，记录在册的还有新城告破时的屠杀。根据《民国普安县志》记载整理如下： 事件：清军破兴义府城（安龙）后，屠杀回民2000余人 时间：同治十一年五月 制造事件之人：沈寿榕 屠杀手段：列成一排，分批枪决 屠杀原因：沈寿榕忿恨回民不向他献城投降 在这里并不是罗列罪状，当我费尽心力去寻找这些消逝的历史时，很多细节早已被人们遗忘，很多故事没有见诸笔端，一场历时十四年的征战，雄踞过十二座城池，有时候简略得就象一片枯叶。细节最能体现当时场景，我只是试图去恢复真相，有的历史似乎永远没有真相，总是留下太多的谜团。 安龙被攻破后，清军组织回民进行批量屠杀，如果说杀死抵抗的战士，那是统治者为了维护自己的稳定实行的武力手段，每个统治者都有自己的立场，有维护自己的权利，战争是需要流血的。但是批量屠杀手无寸铁的百姓，无论老弱妇幼----这一定是人类历史上的耻辱，当文明再一次遭遇野蛮，两相角力，人类的发展史上就渐渐地变得血肉模糊，一片狼藉。 同治十一年五月，安龙被清军攻破，云南迤南兵备道沈寿榕带着他的得胜之师，光宗耀祖地踏进城池，他心中涌起来一阵邪恶的忿恨，于是发生了屠杀惨案。 《民国普安县志》432页留下了这样的记录：五月二日寿榕设公案于内，南城上传全城汉回老幼男女至前点名，命汉人背城坦而立，回族则排立东岳庙街，点毕，一字排定，一声号令，万音齐发，回族老幼男女无一免者，是日计屠回族两千余人。 这次屠杀事件只有《民国普安县志》进行了记载，《民国普安县志》具有艺术化笔风，但对于屠杀回民来说，也不可能说全部是空穴来风，《民国普安县志》刊印于民国十五年（1926年），事隔白旗起义战败五十多年，许多人和事虽已面目全非，沧海桑田，但是历史的真实总会在事过境迁之后才真相大白于天下，主要原因就是受到政治环境的影响，清朝的修志人无论如何也不敢冒着杀头的风险去说自己的坏话，只能一味的歌功颂德。当时间推移到民国，早已经变换了一片新天地，于是修志人可以通过民间采访记录下更多真实的事件。 如果将《民国普安县志》当作民间记录，那是不妥当的，如果光凭《民国普安县志》就认定历史真相，那也是不科学的，这段屠杀事件似乎变成了一段历史谜案？ 《民国普安县志》对白旗起义的经过记录较为详细，之间不否定有错乱地方，但修志人总体是绝对严肃的，他详细地记录了诸如黄号军如何利用封建迷信进行传教反抗活动的史实，与当时的社会环境极其吻合，记录的白旗军发生战争的时间、地点及来龙去脉与其它地方志基本一致。 从大清朝对哲合忍耶战败后的多次屠杀来看，发生这样的屠杀最正常不过，他们早已把哲合忍耶列为所有宗教的第一号杀手，非斩草除根不可。当华林山战败的时候，大清朝就发出了永远禁止哲合忍耶教派的禁令，当同治年间西北金积堡被攻破之后，第五代教主马化龙的首级被传示全国，历时十年之久。因此我们完全有可能猜想，如果《民国普安县志》记载的是历史真相，那么沈寿榕在安龙杀回事件中完全有可能是接受了大清朝的秘密指令，把他当作枪手，用他来对哲合忍耶进行残酷的镇压，以达到灭绝西南大地哲合忍耶的最终目的。 纵观大清朝对哲合忍耶的政治倾向和镇压手段，屠杀回民事件就不会让人觉得有多么惊讶，屠杀早已成为他们的代名词。有人说哲合忍耶是血脖子教，针对它两百多年的顽强反抗来说，那是最形象不过的。 根据《民国普安县志》记载：回民在安龙再一次受到了严酷的绞杀，郐子手是那个叫做沈寿榕的兵备道，那么沈寿榕是谁呢？ 读史杂记《墐户录》中记录了沈寿榕生平：沈公寿榕字意文，号朗山，一号蟠叟，浙江海宁人……道光中以署崇庆州吏目末秩，累升至候补知府，受云贵总督吴振棫、刘岳昭知遇，出入兵间，历署云南盐法道，兼摄藩臬，最后官终云南迤南兵备道。同治十一年统滇军入黔，收复兴义府有功，裳穿黄马褂。在迤南二年，有治绩。公卒于光绪十三年丁亥，年六十五，时尚在道任。遗著惟存《玉笙楼诗录》一篇。野史中记载他善诗、工书，尤其精于鉴赏金石、书、画等。 哲合忍耶在安龙的血泪史早已随着时光而远逝，无论历史是否真实----历史自有真相，哲合忍耶的教民们永远记住了那些瞬间响起的枪声，和一排排倒下的“多斯达尼”（哲合忍耶教民）。 官吏向上的汇报中没有屠杀回民事件，但却汇报了屠杀投降回民的真相。《平黔纪略》、《民国贵州通志》均记载，同治十一年五月，坚持了十四年的白旗起义即将失败之时，安龙被清军攻破，“沈寿榕以马宗连、桂兰芬、李老黑、张品兰、张品阶、张鸿恩、保定疆等未诛，绅民不敢入城复业，密令文德盛等斩之，尽坑城内降回”。 这是关于活埋投降回民的记录，无论沈寿榕屠杀回民妇孺老幼是否属实，但屠杀投降的回民战士却是“铁案如山”，因此不管从哪个角度来说，他都是大清朝屠杀哲合忍耶的刽子手之一，而且手段非常残忍----   3、江湖骗子及金万照之死   解放之前贵州西南大地上，行走江湖的各色骗子比比皆是，玩弄的骗术莫过于愚弄善良的人民，无非是谋财营利，甚至伤害人命，行走在山村乡野、城镇营垒之间。 各色骗子们依靠的是三寸不烂之舌，玩弄一些诸如魔术、迷信之类的伎俩行走江湖。 当哲合忍耶为主体的白旗军走到最后关头，山穷水尽的时候，清朝的官吏们开始玩弄骗术，对哲合忍耶除了威逼利诱之外又加上骗术。这就是镇压者玩弄的权谋，伎俩拙劣，行径不堪，并且普遍运用于对付各地农民起义军。 贵州西南大地的“骗术”除了残忍的绞杀之外，还利用了“狼外婆哄外孙”的办法，最后结束了一场历时十四年的战争。 同治十年（1861）五月，贵州东、北部各地义军相继失败，朝廷调集主要以云贵两省为主力的大军进入兴义府，对白旗军进行最后围剿。贵州提督周达武利用安抚手段，与白旗议合。 《黔西南州志》军事篇记载，同治十一年（1872），贵州提督周达武派人进入新城与义军谈判，提出只要白旗停止抵抗，只罪主教、主帅一人，其余概不追究。哲合忍耶主教（经略大臣）金万照慨然应诺：如果只罪我一人，保全万众，虽刀山火海不可惧。十月一日，双方头顶《古兰经》、《大乘经》盟誓，用上述讲合的条件达成合议。 于是在青天白日之下，在伊斯兰教和佛教两大宗教面前双方立誓，只罪金万照一人，其余人概不追究。这就是周达武的“江湖骗术”，同治十一年的贵州提督，开始玩弄拙劣伎俩，将金万照关押到贵阳，义军就此放下武器。骗术的最终经过及结局归纳如下： 骗子：周达武 被骗人：哲合忍耶主教金万照及全体放下武器的义军 行骗方式：以宗教方式盟誓 结果：义军480人被骗到安顺杀害 《黔西南州志》军事篇记载，白旗军在新城失败后，周达武将义军500余名青年编为“新抚营”，由义军元帅张定中、张黑山带领“立功自赎”，行至安顺，以领饷为名，将480名义军骗入清军营内杀害，仅数人逃脱。张定中、张黑山监送贵阳，张定中服毒自杀。兴仁回民老弱妇幼被分散迁移到潘家庄、鲁础营、泥堡、小屯一带，部分死于颠沛流离之中。 白旗军以哲合忍耶为主体，从领导阶层到兵勇都以哲合忍耶作为骨干，在这480多人中不泛有其它族别，他们都变成了周达武花言巧语的祭品，在安顺的大地上流尽了最后的鲜血。 关于义军最后失败的结局各家志书略有不同，《民国普安县志》记载，白旗元帅张定中暗送珠宝美女贿赂提督周达武，将金万照绑缚之后送交清营，然后押送到贵阳就义。原文如下： “定中穷武，遣辨士见达武道投诚意，达武纳之，定中乃缚金万照，并自缚请马家屯达武营乞降，达武见之，谓回叛逆皆万照首恶，非万照则劳师众，不至如是之巨大，立释定中，缚囚万照槛军中，送省坦。盖已受定中殊宝美女之贿也。”  《咸同贵州军事史》记载：“达武与吴德溥、沈寿榕议，乃与不死许张定中降。传立功自赎。冬十月初一日，张定中诱新城回首金万照出降。” 这就让我们在这段史实中陷入迷茫，金万照到底是被张定中擒拿还是被诱降？似乎出现了矛盾，在金万照的儿子金品高写给《咸同贵州军事史》作者凌惕安的一封信中，讲述的过程又大不相同。 信中讲述的情形：当时清军将新城围得水泄不通，新城已是孤城，金万照知大势已去，又担心入驻兴义府的各支清兵互不相属，担心这些军队入城屠杀人民，于是商议，愿一人承担责任，以死保全其余将士百姓生命。最后命令张定中出见周达武，周达武一一答应了条件，与金万照盟誓----金万照后来被押解到贵阳就义。 不妨将金品高写的信摘录一段：“所以守此孤城，苟延残喘者，盖因敌方将领各不相属，势均权平，无能负保全此城生命之责者。兹周达武身为贵州提督，节制全省军队，倘能网开三面，不事残杀我族类，则万均之罪在我一人，刀踞斧铖，甘之如饴。定中往见达武，具道所以。达武一一允从，并申以誓盟。先君（金万照）乃于同治十年（实为同治十一年）秋九月会周达武于马家屯，冬十月十七日，突于贵阳就义。 周达武江湖行骗最大的恶果就是将新抚营480名义军杀害于安顺，违背了青天白日下的誓言。《咸同贵州军事史》对他行骗的结果也作了简要记录：“自率部诱降众张黑三、张答答、桂富荣等四百八十人，至安顺，骈戮之。” 周达武，字梦熊（1813－1895），号渭臣，湘军名将，湖南宁乡大屯营人。其子朱剑凡系中国著名教育家，孙女朱仲丽是王稼祥的夫人，毛泽东的保健医生。周达武宗族本姓朱，为明末吉王后裔，清兵入关后避祸改姓为周，现在当地一部分人已恢复本姓。 ----任何历史的风云都已烟消云散，每个时代的战争都具有不同的特征，利用“江湖骗术”的大清王朝，没过多久，就永远地沉没在人民战争的海洋之中，并永远地退出了历史舞台。最后以《穆罕麦斯》一首诗歌作为结尾： 出征时，刀剑的白光，胜过邪教的黑性， 牺牲时，战士的鲜血洁净了沙场的黄面， 归来时，黑发呈现出老迈的白光。 雪白的刀剑砍入敌人的黑发后， 显现出红色的光芒。   4、墓葬   哲合忍耶两百多年中有太多的故事，太多的屈辱和感动，但我不能一一说出它们，我拙劣的笔调写不出他们的悲伤，我只能继续讲述来自盘县的哲合忍耶。 当战争象抹布一样从清朝的脸庞上划过之后，贵州西南这块烟瘴迷漫的偏远山川，留下了太多的怅惘，你看满山堆积的尸体，腐烂之后森森的白骨，仿佛正一阵阵掠人魂魄。 在贞丰县城郊菜园村方家井，有一座“菜园万人墓”，那里埋葬着白旗义军战士们的灵魂，继1797年兴义府王囊仙起义60多年后----白旗军又在贞丰的土地上丢下了不胜计数的尸体。 光绪四年（1878），白旗起义失败六年之后，贞丰知府余骏年筹款捐资，命人四处寻找，得到骨骸数百筐，合葬为万人墓。（据贞丰县志记载墓中亦有王囊仙义军骨骸，但王囊仙起义距离收集时已历时八十多年，里面骨骸应大多为白旗军）。 《贞丰县志》曾说到：白旗军失败后，罹难者尸横遍野，无人掩埋，白骨长年散露于山林草泽间。 白旗转战兴义五属，全胜时占领五属全境、普安直录厅（今盘县）和一些附近州县,兴义五属包括当时的兴义县、贞丰州、安南县（今晴隆县）、普安县、兴义府亲辖地（今安龙县，另有志书将“五属”说成“六属”----是将盘县也包括了进去）。当时的贞丰州包括现在的贞丰、册亨和望谟三县大部分地区，普安县包括现在的普安和兴仁县大部分地区，由于时代变迁，疆域经多次调整，咸同时期的兴义府与现在的黔西南州疆域基本相同，普安直隶厅与现在的盘县大致相似。 在这片宽阔的大地上，不知还有多少无名尸体散落在山泽，随着岁月的流逝而消失。义军留下来有迹可行的墓葬现保存的还有安龙万人坟、安龙桅峰山义军首领张凌翔和马河图墓、贞丰马槽龙潭的马斯俊墓----都已作为文物保护单位被保存起来。 我们不妨先来看看墓碑的简略情形。 安龙万人坟：白旗军一度攻占府城安龙，与清军及地方团练先后进行了多次大规模争夺战，其间被杀死、烧死、病、饿而死亡的太多，光绪初年由安龙人景其浚与镇远人谭均培先后奏请，才准予将白旗军遗骨收集埋葬，列为地方祭祀。1983年被县人民政府拨款维修，并公布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战争总是要流血的，总是要死人的。 墓碑留下来作为战争的见证，这对于哲合忍耶来说，具有非常特殊的意义，哲合忍耶在众多征战和杀伐中，抢救教中领导的习俗由来已久，据说华林山之战剩余七十多人的时候，“穆斯林”还在四出抢夺同胞尸体----尤其把抢夺教门领导的尸体看得更重，甚至这种抢夺成为一种宗教习惯被保存下来，在战场上疯狂地抢夺教门领导的现象层出不穷。 义军领导人张凌翔和马河图墓在安龙县城桅峰山麓，坐北向南，1953年安龙县回民为他们立石竖碑。1982年被贵州省人民政府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1983年拨款重修。张凌翔和马河图占据兴义五属后被手下悍将马忠出卖，同治三年（1864年）十月被清军杀害，白旗军在金万照、张定中、马斯俊的率领下继续与清军抗战达八年之久。（注：据说，白旗战乱后流亡到安顺的回民后裔为了祭奠白旗英雄，改革开放后亲自到安龙张凌翔、马河图坟墓取土，又到贵阳六广门金万照就义的地方取土，在穆斯林聚集区垒成三人坟墓进行祭祀。）   马斯俊是固守贞丰的守将，马河图的儿子，咸丰十一年（1861）三月十六日率军攻克贞丰州城，出榜安民，保护百姓，惩治顽抗者，没收土地分给农民，并开辟市场，促进贞丰与广西交界物资交流，规定合理的税厘，奖励生产，鼓励开荒，论功行赏，招贤纳士，量才录用，改原武官衙门为“元帅府”，人称“马二元帅府”。同治十年（1871）清军围城，突围后至马槽龙潭被杀（或记载为自杀），后被埋葬于马槽龙潭，坟墓于1987年被贞丰县人民政府列为文物保护单位。 这里罗列了义军坟墓，并作了简介。 战争结束后留下来的实物就只有这些，他们是战争最真实的见证，只有在风雨中年复一年的墓碑，更能想见当年的金戈铁马和悲壮，那是一段非常凄惶的岁月，哲合忍耶不会忘记，脚下的大地不会忘记，这里生活着千千万万的各族人民不会忘记，是他们引领了这场战争，反抗暴政和压迫，他们理应受到祭祀，并永远缅怀，永远受到后人的尊敬----   第六章、拉开序幕----盘县战场   1、与夏成业之战兵力对峙   哲合忍耶将高氏满门抄斩之后，放火将沙陀三寨焚毁了，“穆斯林”们同仇敌忾，气势高涨，这从接下来的进攻中可以看出，哲合忍耶非常愤怒，他们胸中燃烧着一阵阵烈火，对大清朝的仇恨聚成烈焰，一味地燃烧下去。十月八日夜抄斩沙陀高氏，第二天，愤怒的教民便涌向盘县亦资孔城。 因为有了军事进攻，不妨先来了解当时的驻军情况。 根据《黔西南州志》记载：当时朝廷设置安义镇在贵州西南地区，驻军分布于今天的黔西南州、盘县、六枝特区、关岭县、罗甸县西部等地，安义镇总部驻安龙，共分为左、中、右营和长坝营、安南营、册亨营和永安协、普安营。按咸丰三年安义镇兵力分布，盘县和六枝驻军仅134人，兵力异常溥弱，安义镇总兵额为13000人左右，仅在盘县和六枝驻兵一百多人于情理似有不附。 按嘉庆六年（1801）兵力部署来看，安义镇总官兵4805人，普安营官兵500人，刘官屯、上寨、白沙汛各把总一员，60名士兵，亦资孔驻140名，咸丰三年裁兵51名，那么到了咸丰八年，以盘县为主要驻扎基地的普安营官兵至少应存兵力450人左右。 从嘉庆六年（1801）----咸丰八年（1858），前后共50多年时间没有增加兵制的记录，但安义镇兵力增加了7000，暴长到13000多人，普安营却减少到基本上没有兵力，也不设置游击、守备，仅仅设千总1名，这和后来的历史记录不符。在盘县的白旗起义最开始的战争中，各家史料均有在盘县打死清兵守备、游击的记载。《光绪普安直隶厅志》对兵力的部署则更加模糊，最后说“厅营文卷遗失无存，兹仅就营中来册，删其繁冗，而备书裁减年月、营汛兵数目于册，以存旧制。舛否不可知，至官兵数目，前后参差，无凭考证，仍之。”意思就是说咸丰时盘县驻军无法考证，仍按嘉庆六年的兵力部署作为依据。 按照各方史料记录白旗军在盘县境内的战争来看，盘县当时驻扎兵力有守备、游击带兵，《光绪普安直隶厅志》清代武官名册上也有战死在盘县的游击、守备名字，因此，按照嘉庆年间兵力部署似乎更符合当时情形。 亦资孔城其实是一座具有军队性质的城池，据《安龙县志》记载，其主要工作是负责“诘奸禁暴，递送武营文书”，按照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具有警察和邮政的作用，另外亦资孔城地处滇黔要道，设巡检司于同城管理驿道，城池还应有管理运输、粮道及器械的作用。 咸丰八年十一月九日，回民攻下亦资孔城，并占领附近西堡、水田、蛾螂铺、海马庄、冯家庄等村庄作为根据地。 大坡铺回民这一举动，立时震惊了当局政府，同知夏成业被吓坏了，“回变闻，夏成业大惧，始议防剿”。他非常仓促，听说大坡铺回民起来造反，他非常惧怕，立即召集官员开会，讨论防守和进攻对策----他料想不到张凌翔这个平时对他一向恭敬的“亲军小队长”竟然带领回民造反了。 他对张凌翔有过防备，并进行过笼络，张凌翔“少无赖，日从市井恶少游，喜技击，颇为曹辈所推，以此雄长回族。”因此夏成业也想笼络他为自己所用。在后来修志人的笔下，将张凌翔贬斥为“市井无赖”，武艺超群，并因此在回民中威望很高。张凌翔还率领三百回民参加过云南富源县武装起义，在起义中大有所获，并常常与云南回民来往。沙陀高氏写申请给夏成业要求剿灭大坡铺时，夏成业“念回族越境作乱，无与吾厅事，缓之则犹可暂安，急之则立起相角，餙为恭顺，是有愧心，可以计笼络也，卒不许。” 沙陀高氏找到机会收拾回民，预料回民必反，向夏成业申请用兵，夏成业觉得不能把回族逼急了，逼急了怕他立即造反，最后“召凌翔至署，收之门下，曲意慰藉。” 这就是夏成业和张凌翔之间的一段交往。 《民国普安县志》记载：“高氏请剿时夏成业性畏忍，谬欲以计笼络，不及灭之于未萌芽之时，及收凌翔为义子，以长其势。”这里将张凌翔记作了夏成业的义子，可见他们之间曾经有过比较亲密的来往。 在夏成业眼里，张凌翔不好惹，如果用得好，还可以为自己出力，但他想不到就是这个曾经帮助官府的人，带领回民抄斩沙陀三百多人，又攻城掠地，反抗政府。夏成业大惧，关键是怕丢了身家性命，作为盘县最高长官，有人起来造反，处置不好怕朝廷问罪，更惧怕张凌翔打进城来。 ----张凌翔在他眼里至少是地方枭雄，不然夏成业也不会拉笼他。 张凌翔起义之时，普安厅兵力太少，这正是夏成业最惧怕的原因，俗话说“枪杆子里出政权”，如何应战回民军成了夏成业最头疼的问题。 当时战争分为马兵和步兵，安义镇马兵170多人，按推算盘县更是少得可怜，要想用这样单溥的兵力对付率领大坡铺、华家屯及其附近村庄数千回民的张凌翔、马河图，夏成业实在是力不从心，况且清代虽有驿道，四周却是深山密林，奇石怪峰，要想将回民围剿在萌芽之期，谈何容易。 但夏成业还有其它兵力的支撑，那就是散居各地的民兵----俗称团练，自太平天国起义以来，各地豪绅纷纷招募团练，占据地盘，以防战争，张凌翔起来造反正好可以将他们派上用场。 于是，夏成业立即组织兵力对大坡铺进行了围攻，力图将义军消灭在萌芽之期----   2、与夏成业之战地方团练   如果要还原一个时代，那是绝不可能的，徒费心血，但要使它更接近真实，透过各类记录来还原事物本来的面目，也许在这里，我们依然能进入那些神秘的岁月。 当时盘县境内的民兵集团至少有二、三十支，最大的集团有五、六支，盘南鲁土营（后划归兴仁）龙杓集团，属于世袭土司，彝族，曾多次率军与白旗战斗，后来名单被列在《光绪普安直隶厅志》记载的阵亡册上。盘南滥木桥的龙潜（又名龙腾云）集团，这支团兵是当时盘县实力最强的集团，咸丰九年张凌翔率兵攻占新城时龙潜率兵一万三千余（由五支团练组成）前去增援，在盘县与普安县交界卡子坡全军覆没。 另有盘北拖长江（今盘江镇）任士雄、李梦松、敖士虎三个集团（敖士虎也被《光绪普安直隶厅志》记录在阵亡册上），该三个集团中任士雄所率团练较为顽强，后来曾和盘南（水塘一带）陈昆山集团恢复盘县县城，立功于朝廷。另有一支与龙潜相邻的盘南杨彩集团，后来被义军首领张定中剿灭。 夏成业围攻刚刚起义的白旗军时，清军游击邓逢霖曾率领拖长江任士雄驻扎东瓜滩（今红果镇和断江镇交界），回民对其营垒进行猛烈围攻，直到厅城清军来援后义军才撤回大坡铺。这些团练在最开始的战争中号令不一，累次战败，拖长江李梦松、敖士虎认为团练心力不齐，不如让他们率领自己的团练单独出战，让其它团练支助粮食弹药，但还未出战，清兵即被回民击败，仓皇退回盘县城中。 从拖长江李梦松、敖士虎自愿率团进攻来看，这两支团练应该实力较强，面对数千人的回民军敢于独自率队进攻，不但需要一定勇气，更需要足够兵力。当时盘县团练中各种族别杂乱，主要以拖长江及水塘一带的汉族团练和盘南彝族团练为参战主力，这些团练后来多次参加围攻白旗，并成为镇守盘县的主力。 鲁土营龙杓死后由代理土司龙汝驹继续率领彝族团练，曾一度参加白旗军对清军作战，并参加进攻盘县城的战争，但后来又倒向清军，镇压白旗。 上面所列就是当时盘县团练及其兵力的大致情况。 在清朝晚期，贵州组织团练最早的历史尚待稽考，但较早的为胡林翼，他曾任职安顺、镇远、黎平府知府，每到一地就倡导组织团练，建立保甲制度。贵州大力兴办团练始于咸丰三年（1863），太平天国起义后，大清朝兵力不敷，于是正式命令各省办理团练。 道光年间，兴义知府张瑛为防太平军办团练三千人，是贵州西南地区最早的团练。 各地团练都由地主豪绅所办，利用保甲制度，甚至规定每户抽壮丁参加。水城县有“一家有事，十家相助，一家不法，十家连坐”的办团规定。据黔川清军统领唐炯说：“窃查黔省自军兴以来，各属地方集团自卫，其中端方得力者固不乏人，而桀骜之徒往往肆其横暴。其始藉官以胁众，其继则集众以挟官，致使十余年来官不敢问，吏不敢诘，任其招聚匪徒为之爪牙，部勒小民听其驱策”。 清代团练很大程度上就是地盘业主，各占地盘，各为利益，欺压良民，互相之间勾心斗角，但在战败农民起义中，起到很大作用。盘县白旗军自战争开始，就跟地方团练混战不止，而官府利用团练四处围攻，驾驭团练为其所用，地方团练也借机壮大势力，扩张队伍，争抢地盘。唐炯说的团练不但利用官府威胁民众，也能聚众威胁官府，四处横行不法。 张凌翔攻破亦资孔城和占据附近村庄，夏成业既无精兵良将，又无法交差，只好四处调集团练，围攻哲合忍耶教民，大坡铺回民新起时武器远远低劣于官军，甚至不能和团练相提并论。最后夏成业调兵遣将，对大坡铺形成合围之势。 《光绪普安直隶厅志》记载：咸丰八年（1858）十一月二十三日，夏成业让陈昆山率团守东南，李梦松守西北，又调南里（今盘县水塘一带）、北里（鸡场坪、柏果大营一带）一万二千人分两路进兵。把总易飞熊率三千多人，游击邓逢霖率官军由中路进攻，欧阳荣琳（把总）率兵进攻马脚寺回民村庄。 张凌翔、马河图率回民于十一月八日起义，仅仅事隔半月，官府就派出重兵围攻大坡铺，拉开了白旗军和朝廷十四年战争的序幕。   3、与夏成业之战胜败得失   白旗战争中没有非常惊心动魄的阵势，也没有非常激昂风发的战斗，更找不到令人振奋的计谋，但如果我们回到当年，这片穷山恶水的穷乡僻壤，被历代王朝视为边远发配罪犯的地方。突然间变成一片杀人的战场，枪声四起，血流满地，人们应该非常惊慌。 我的耳畔仿佛响起了当年的厮杀声声，来自哲合忍耶的声音，那些戴着或黑或白帽子的回民，手执钢叉、长矛和大刀，端着鸟枪，自制的火药土雷，面对四面八方压来的兵勇，他们在祈求真主，一战到底。 哲合忍耶总是面临着各种残酷的选择，当石峰堡失败之后，它选择了秘密传教，把火种向着四面八方播种，正是这一点点星星之火，燃起了熊熊烈焰，一张张被刀光照亮的脸庞仿佛出现在面前----他们向着牺牲一切的地方走去，要么杀出重围，要么全部任人宰割，无论老幼，无论孤寡，如果战败，大清朝对待哲合忍耶将是血腥的屠杀。在这一点上所有的哲合忍耶教徒都明白，苏四十三率领部队上了华林山，他的妻子赛利麦挥舞着双刀突入清兵丛中之时，他们就明白，所有的一切就是死路一条，但他们选择了牺牲，绝不投降，战至最后一人。 如果你想真正了解哲合忍耶的灵魂，就从华林山那悲剧性的战争开始，他们明知道上了华林山就是上了绝路，但一千多哲合忍耶教民，为了不灭的信仰，他们互相搀扶着，与清兵争夺一道道防线，争夺水源，争夺同胞的残肢断体，他们甚至坐在大地上等待大刀从脖子上砍了下来。 盘县的哲合忍耶也到了艰难选择的时候，他们没有退缩，面对一万多人的围攻，他们豁出去了，凭着真主的名义起誓，存败在此一举。 于是从心理上说，那是一场极其残酷的心理战，而夏成业也同样面临着心理的严重威胁，在盘县发生的反乱，与他有莫大关系，处置不当，不但乌纱难保，关键的是身入囚笼，甚至是身家性命，这一战双方都在心理上下了最大赌注。从夏成业调集团丁的数量和防守来看，他对大坡铺哲合忍耶实行的是一战成名，一战缴功，一战将哲合忍耶屠杀得干干净净的战略。 ----但是结果出乎预料，回民勇悍地粉碎了他的围剿，这些提着长矛大刀和简陋火器的“穆斯林”，凭着决死的信仰杀退清兵，站稳了脚跟。经过了第一次最惊心动魄的心理恐慌，树立了信心。 这一场围剿自咸丰八年（1858）十月开始，直到咸丰九年（1859）二月，历时近三个月，我们不妨根据《光绪普安直隶厅志》的记载将它排列如下： 战争名称：大坡铺回民与普安厅同知夏成业之战 时间：1858年十一月---1859年二月 夏成业投入兵力：一万多人（根据志书记载调入兵力计算，另外当时兴义知府胡霖澍也来到了盘县，但参战清兵主要是夏成业指挥的各地团练） 回民投入兵力：大坡铺、华家屯、马脚寺、柳树湾及附近村庄回民，外加十二月加入义军的丫巴山彝族陈应才、小冲彝族王金标、王金榜等率领的2000多兵力（有资料记载丫巴山彝族陈应才及小冲王金榜、王金标等率2000多人参加义军，当地百姓至今也有陈应才等参加义军的传说，但其真实性较为模糊） 结果一：马脚寺回民村庄被占据，焚毁，回军将领张三保战死 结果二：回民打死清军永安协外委余成龙、把总熊玉发、亦资孔守备彭天相，其余文生武生多名（团兵不计其数），回民军也自损兵不计其数。（在这里作一点小小的补缀，对于清军武将职务的记录各家史料不同，谨以当时清军官吏向上汇报的记录为主。） 结果三：夏成业更加惧怕，回民自此杀出威风，名扬盘县及附近州县。 结果四：引来了更多的清军围剿，同时也引来了附近彝、苗各族人民参加义军，队伍随之壮大。 结果五：附近州县加紧防守，回民及其它民族准备参加义军。 杀死清军最推崇的武将：守备彭天相、外委余成龙（外委是武将中较小的武职，但他被志书记录下来，因此把他作为清军勇士进行讲述）。 杀死清军最推崇的武将简介：彭天相，直隶藁城（今河北藁城）人，道光二十七年武进士，授侍卫出为普安营守备，咸丰九年回民之乱，天相率众屯战马山（盘县红果镇境内），击回民阵亡。（《民国贵州通志.宦迹志》） 余成龙，现六枝人，少年家贫，随师傅学习刀槊，最精于叉法。练习武术的时候，白光迷离，看不见人和叉，好事者喜欢和他结交，后来应征入伍，在大坡铺外附近海子铺巡营时被回民杀死。 《光绪普安直隶厅志》对当时战争描述道：“南里团丁攻华家屯回寨，大坡铺悍回来援，我师惊溃，毙团丁数十人，时承平日久，民不习战，见有伤亡者皆骇退”----这些描写非常形象，基本上可以想象当时情形，团练因为没有参加过战争，一见死了人就蜂涌而退，大败而归。 其实这是一场历经了两个多月的恶战，团练开赴大坡铺后不断进攻回民村庄，回民则团结在张凌翔、马河图身边，进行了无数次艰难的防守，也在外围和清兵打遭遇战，清兵攻不进村庄，处处受挫，虽有小胜，却又损兵折将，只好选择放弃，另想办法，夏成业对回民的围剿最后以退回盘县城而告终。   4、越境围攻----兴义知府胡霖澍筑七座大营   兴义知府胡霖澍早在咸丰八年十二月就越境来到盘县，与夏成业协作指挥团练围攻回民，经过两个多月围攻，最后以退回盘县城无所作为而告终。 在这里我们有必要先来了解这个一次屠杀回民千余人的兴义知府，多家志书对他评价都不好，有的指责他屠杀回民引发了哲合忍耶的血海深仇，以至造成十四年兵灾，有的指责他狂妄自大，自以为是……      《民国兴仁县志》记载：“胡霖澍，湖北人，清咸丰中知兴义县事，兴利除弊，百废且举，培修笔山书院，县署、典吏署、东门大桥、文昌阁、城隍庙、东岳庙。” 上面记录可以看出他在兴义当知县时还是做出了一些成绩，也正因为这些成绩才升职为知府。但他还想升得更高，无论他利用的是什么手段----都想得到上级政府更进一步的认可。所以当大坡铺回民起义以后，他认为抓住了一个最好的机会，想要立功升迁。 《光绪普安直隶厅志》记载：“霖澍躁妄，闻大坡铺回变，意轻之，欲借立功邀升擢。” 大家对他的评价除了暴躁狂妄之外，还有“遇事独断，与厅中官绅为梗” 之类。 从种种记录，看得出他是个非常难缠的人，跟盘县的乡绅团练们处得并不好。当回民起义开始之时，他轻敌，他一直认为回民是因为“回汉相争”才反官府，无非是因为利益。于是他一到盘县，就先派人去招降，但大坡铺回民拒绝了他的好意。 《平黔纪略》记载：“（咸丰八年十一月）二十日，胡霖澍至普安，遣……赴大坡铺、华家屯谕降，回民不从……因请剿，霖澍会夏成业调团进规。” 胡霖澍轻敌的原因应该是他认为大坡铺回民不过是一群乌合之众，手中武器简陋不堪，他幻想着团练合围，官府指挥，就能将回民全部剿灭干净。经过两个多月的第一轮战争之后，他逐渐了解到事情没有他想象的那么简单，回民具有非常顽强的战斗力，但他照样狂妄，幻想着官军一到，定能将大坡铺踏成平地。 《光绪普安直隶厅志》和《民国普安县志》记载：当他请示过上级越境赴剿得到批准后，便开始匆忙调兵遣将，最开始调集府城和兴义县团丁五千多人，又请安义镇总兵金刚保率正规军一千多人前来帮忙，接着调兴义木卡仲家团（布依族团练）两千多人前来，这些团练善于用石头在战场上打击，被称为石头练：“置碎石于蓝中，临阵击人，俗语呼为石头练。” 胡霖澍从咸丰八年十二月至咸丰九年六月，共计从兴义府调集团练和官兵八千多人参加围剿，在大坡铺外筑成七座大营，摆下战场。在一些志书上看到对这次战役的描述，把胡霖澍所率清兵列为三万多人，这是不准确的，具有夸张的嫌疑。《盘县特区志》记载：（咸丰八年〈1858〉）十二月初，厅（盘县）同知报请兴义发兵，十二月二十日，兴义知府胡霖澍至厅，会同同知夏成业等率官兵8000余人分立七营前往海子铺、冯家庄、水田等地，把义军团团包围。 《光绪普安直隶厅志》对胡霖澍到盘县后记录了两个微妙的细节，清军筑下七座大营后，胡霖澍派遣监生姜玉清巡视各营，夏成业命令两个士兵跟着，在巡视的时候回民杀死了姜玉清，另外两个士兵逃了回来，胡霖澍“重刑二役，以不与姜生同死也。”他责备两个士兵逃了回来，没有和姜玉清同死，可见他对待下级非常残忍，除了残忍之外还不近人情。另外一个细节说他招降了大坡铺三个回民，招降后将其一一屠杀。于是盘县城的官绅对他的所作所为不满，不再理他，大坡铺的回民更加憎恨他。“坐是官绅解体，而回民益忿。”可见他在盘县组织的这场战役并没有得到地方官绅的大力支持，很多人应该是冷眼旁观，坐收渔翁之利，在调动盘县团练中也应该是勾心斗角，各为所谋。      这场战役中没有看到盘县团练参加前线战斗的记录，盘县团练充其量也就是守住外围防线，充当粮运或其它工作，大批团练没有放到前线去。因此这场战役实际投入前线战争的兵力就是八千多人。并且主要依靠金刚保率领的正规军和石头练。虽然正规军（绿营）战斗力溥弱，纪律涣散，但相对没有经历过大战的团练来说，至少可以从心理上威胁大坡铺回民。 这次战争在白旗征战史中是一个关键性的决战，决定了义军后来方向。这次战争中回民兵力应处于劣势，就算加上陆续来投的各族人民，数量上也大致不会超过清军，因为在咸丰年间，居住在盘县大坡铺周围的村庄虽然很多（《平黔纪略》记载大坡铺附近有七屯五寨），但人口应该都很凋零，参加战斗的只能是青壮男人，而且只能是以回族为主的青壮男人。 《盘县特区志》记载：清咸同年间张凌翔、马河图领导的回民起义失败前，境内回族主要集中在大坡铺、华家屯、干沟桥、小关口、亦资孔一带，约有500余户，2000余人（注：从后来的一些资料来看，500余户的记载并不准确，在大坡铺附近的回民应该更多）。 如果以《盘县特区志》记载的情形来看，当时义军不过几千人而已，但义军战斗力旺盛，士气高昂，在各族农民军的大力支持下，最后突破重围，攻破清军筑下的七座大营。 面对敌强我弱的阵势，义军虽经历了两个多月征战，积累了一定经验，但想要突出重围，实在是一件需要有大智谋的事，需要有一定勇气和决死的信心。通过这场战争大致上可以看出回民军实质上已经是一支战斗力较强，纪律相对完善的部队，和那些啸集山林的绿林土匪有着本质的区别。如果总结当时战争，将会看得更加清晰。 战争名称：大坡铺回民与胡霖澍之战（胡霖澍筑下七座大营） 战争时间：咸丰九年六月 战争地点：大坡铺村庄外十五公里，冯家庄、海子铺、水田一带 清兵投入前线兵力：八千多人（根据志书记载调动兵力计算） 回民军投入前线兵力：相对清军而言应处于劣势 清军总指挥：金刚保、胡霖澍、夏成业、千总薛明训 回民军总指挥：张凌翔、马河图 回民军勇将：马负图、张凌汉、张志祥、彝族首领陈应才、王金榜、王金标等 结果一：打死胡霖澍带来团练一千多人，攻破七座大营，清兵败退，打死清军把总普怀恩、肖本忠。 结果二、回民军追击清军至刘官屯，攻进盘县城，胡霖澍逃向普安县。 结果三、清军组织回民中有威望的人进行讲合，回民军退回大坡铺。 结果四、讲合中清军补偿回民白银十万两（《盘县特区志》记为七万两，有其它史料记为六万两），张凌翔接收白银，白银为盘县人民捐输（包含强制捐派）。 结果五：胡霖澍和夏成业被撤职，留下继续为朝廷效力，普安直隶厅同知换成唐锡藩。 结果六：义军赢得了休整时间，并加强了武器装备，战斗力增强。 结果七：白旗军名扬贵州西南，各地回民、其它民族纷纷预备反抗朝廷，地方豪绅纷纷加强防备，一些人开始抱着不同目的投靠义军。 野史记载：“咸丰九年(1 859年)正月十二日，张凌翔集中优势兵力， 先攻东瓜滩营守军。二月七日，攻击守备唐耀中营，三月初打死游击余成龙，击溃鲁础营和下四马营官兵。六月十六日，白旗军在云南马联升部回民军的有力配合下，全面出击，大破胡霖澍新建的七座营垒，杀死官军一千多人，粉碎了胡霖澍的围剿。六月二十日，白旗军兵锋直逼普安厅城。” 关于这次战争的记载出现在很多资料和正史中，这里谨以正史为主----这次战争让胡霖澍一败涂地，也让附近州县的官府要员加紧了防范，回民打出了威风，开始着手更大的预谋，加强部队休整和训练，群情振奋----   5、闲话----失败的官吏们   白旗起义开始后，这些以哲合忍耶作为宗教信仰的“穆斯林”，泥脚泥手的庄稼汉，哲合忍耶的“多斯达尼（教徒）”，被汉民称作“回子”的人，来自西域各地民族的后裔，丢失了母语和中原人世世代代杂居后形成的“回回”，他们早已是中国这片辽阔大地上的主人，他们用虔诚的信仰武装着自己，激烈的燃烧。 《心灵史》中曾说到这样的故事“——官府来灭咱的教，咱们提起斧头，上。俺家先人，咳，老的领上三个儿子，和官军拼命。后来么？后来又来了一伙官兵，俺家又是老子儿子一搭上。败给啦，没吃的，一家十五口人死了六口。奶奶饿毁了。官兵捕了走的，去寻找时找不到。那城边大渠水里流的人骨头多得很。官家正法插个牌牌子么，找不上那牌牌子，只能找见一个人骨架子，跪下念个索勒（古兰经断章），上个坟就回来了。被抓的人给打肿了头；后来越狱跑回家，不敢说，只说是蚊子咬肿的。大城南门外，人正平地，见了些死囚牌子，都是哲合忍耶回民。没法可想。” 这就是哲合忍耶教民最朴素的语言，官家要灭教，那就全家起来跟他干，干死了人，继续干，无论如何你不能灭我的信仰。这就是哲合忍耶精神，无论如何，都要坚持心中的向往。人生来在大地上不断劳作，追求幸福，寻找美丽梦想，在那饥饿贫穷的年代，人活得象畜牲，没有尊严，任凭蹂躏和践踏，但人是最有力量的动物，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事物的力量能超越人类，人类在受到屈侮的时候，能够隐忍、退让，以和为贵，但人在极端的压制下，会暴发出焚毁一切的烈焰。 伊斯兰是阿拉伯语音译，原意为“顺从”、“和平”，又称“伊斯俩目”，指顺从和信仰宇宙独一无二的最高主宰安拉及其意志，以求得两世的和平与安宁。哲合忍耶追求的是和平，但在残酷的环境里，它选择的是奋起抗争。 狂妄的胡霖澍失败了，他到死也不明白哲合忍耶。 咸丰九年（1859）六月十六日大坡铺回民联军攻破他的七座大营，他开始向县城奔逃，二十日，义军直接攻进盘县城。 《光绪普安直隶厅志》记载：“回民游骑至刘官屯城中，民团出击，俄，回军众奄至，我师大奔，回民直扑厅城，焚平街民居百余椽。” 盘县民团在义军进攻县城时参加了战斗，当时团练基本处于外围，直至胡霖澍大败后，盘县团练才开始以主力参战，《平黔纪略》主要依据是当时的公文撰写，在战事的具体线索上比较真实，但是清朝公文，浮夸与虚假战报较多。 对于回民攻入盘县城后又退回大坡铺，出现了多种不同的记录： 《平黔纪略》记载，当时胡霖澍扎下七座大营，大坡铺回民因为惧怕，派出张士祥等三人前往清营请降，一个地位低下的武官（外委）何连生将他们诱进城中，并将其杀害，回民于是认为朝廷不允许投降，于是尽力进攻清军大营。 这条记录将回民军全力进攻清军的责任推到一个职位低下的武官何连生身上，这怎么说都有背黑锅的嫌疑。 《平黔纪略》对胡霖澍战败后的战争描述：“回民遂焚南里至刘官屯，直薄厅城，金刚保及夏成业城守，以邓逢霖率拖长江练合击，李梦松潜至大坡，焚其巢，回军反顾，围始解。” 这条记录的意思就是说清军英勇还击----集合地方团练袭击回民军根据地，不至于丢失城池，采用的是“围魏救赵”的战略，逼迫回民退回大坡铺。 这多少也有为胡霖澍丢城失地而进行辩解的嫌疑。 《光绪普安直隶厅志》记载，“成业作书谕之，若辈屠沙陀，余禀牍中饰为仇杀畏罪拒战，尚可弥缝，若攻城，则反是实矣。速去，勿取重祸，回民得书，乃归巢。” 这条记录意思就是说回民攻进盘县城，夏成业因为平时与张凌翔有交情，语重心长的写了一封信：“你们屠杀沙陀，又抵抗官府，我报告上级说因为仇杀怕治罪，才跟官军抗战，还可以挽救你们，如果攻城，你们就真的是反朝廷了”。回民听了他这样说乖乖返回大坡铺去了。这里把义军退回去的功劳记在夏成业身上，公文上报省里的是金刚保、邓逢霖的功劳，县志记载是夏成业的功劳。如果仔细推敲，夏成业说的话非常荒唐不可信，回民破了七座大营，杀死官兵一千多人，早就反上了朝廷，早就“罪不可赦”，岂能凭一封信就退回去，世界上没有那么愚蠢的军队。 但义军是因为被清军反击才退回去的吗？ 《民国普安县志》记载：“霖澍知事不可为，乃夜遁走普安县，委知县刘岱英偕同知夏成业诣大坡铺抚谕，时安南（晴隆）都司阮登魁、青山把总张德胜……滥木桥武生张定中皆回族，随之往议，犒师费白金十万，凌翔佯允和，金刚保始返镇。” 一场战争的失败，出现了多种不同结果，对于清军花费白银十万两一事，《光绪普安直隶厅志》也有记载：“二十一日，霖澍夜遁走普安县，委普安县令刘岱英偕成业诣大坡铺抚谕，并饬滥木桥武生张定中、张大回子、张二回子及兴义府城回民随往，张凌翔等念成业相待厚，乃许和。金总兵刚保始返镇。是役也，费白金十万有奇，皆厅民捐输也。” 从这些字里行间，可以看出其实早已是人证物证俱全，清军各级将领都怕承担丢城失地和战败的责任，用白银来作善后处置，结果是胡霖澍、夏成业被撤职，并未严查追究，金刚保逃过一劫，战败的官吏用白银善后当然不敢向上报告，于是纷纷捏造反攻的公文尽力摆脱责任。 “十万”两白银苦了一厅百姓，张凌翔因为急于武装部队，有了钱就有了粮食有了装备，因此他接受了胡霖澍勒令“捐输”的白银，率领回民退回大坡铺。 回民退回大坡铺，让清军稍作喘息，也有利于义军作进一步休整，这与占据被焚烧过的城池相比----对于新起的义军来说，应该是更合适的事。 白旗军第一次攻入盘县城中，收了胡霖澍的白银退了回去，自此后回民继续在大坡铺准备战斗，调整部署，进入了短暂的休整。   第七章、图谋兴仁   1、闲话休整   乾隆四十六年哲合忍耶第一代教主马明心被押解到兰州城时，城下回民将城池围了起来，他们见到了心中的圣人，那个引领他们“高声赞颂”的花甲老人，不希望他们被官府所杀，不希望他们不自量力，不希望他们妻离子散。 《心灵史》这样写道：“兰州被愈来愈多的义军围住了。苏四十三热依斯主帅暴民，拼死攻城。马明心的撒拉义女、后日被哲合忍耶尊称舍西德姑太太的赛力麦，率妇女猛扑城西关。万众一心，怒吼“还我圣教之主”。硝烟蔽天，泪满人面。城上的公家人疲于抵挡，但他们惑不可解：为什么这些回民突然间如同中魔一般地扑城。城下的穆斯林忍着泪强攻，他们心头飘着一丝幻想：那就是公家会交还他们的父亲——引路人。 ”
          朝廷被这种近乎魔症的的攻击吓坏了，他们杀害了马明心，杀害了一个胸怀宽广，博学多才，清贫传教的学者，信徒们于是断绝了活下去的念头，他们决定以死来终结，以血来报仇，要让它成为教史中最光辉的一页。这就是哲合忍耶的悲剧性，他们崇尚圣徒，崇尚先知，他们以死来殉教，为的就是让人们记住，哲合忍耶以血的代价来维护和平，维护信仰，争取传教权利。高贵的死去，决不苟延残喘，决不贪生怕死，决不向强权低头。 有了这些精神层面的支柱，盘县的哲合忍耶信徒们，建立起自己的军队，积极备战，在史料上没有找到更为有力的证据来证明白旗起义是为了响应云南回民，但从后来的战争中，可以看出云南穆斯林与白旗军的联系非常密切----东路回民军马联升曾率部增援盘县，大坡铺回民早就秘密参加过富源的回民起义。 盘县的哲合忍耶不是单纯的回民作战，这一点成为和西北哲合忍耶对比后最为明显的区别，白旗军最后发展成一支由多民族参与的部队，但他们的的精神引领依然是哲合忍耶式的。 白旗军以白旗作为军旗，在《民国普安县志》中曾这样描述：“时回军蓄长发，衣纸甲，腰横短刀，手执钢叉，传闻叉锋锐利，能拦腰将人截为两段，故无敢抵御者，旗式长方形，色纯白，俗呼为白旗之乱。” ----纸甲，又称纸制甲胄，在中国古代纸甲是一种简易的护身甲，以硬布裱骨，再用纸筋搪塞而成。宋代的士卒﹑民间武装曾用之。清代有前胸安铁叶絮纸布甲。主要用于中国南方步兵，因体轻，又为战船水兵多用。 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义军的旗帜为长方形纯白旗，他们腰横短刀，手执钢叉，身上穿着纸甲，蓄着长发，这样的形象让我们基本上还原了当时白旗出战时的情形，那是一些衣衫破烂的农民，他们绞散了大清朝独有的辫子呼啸而来。他们主要的冷兵器是钢叉，这种叉能将人横切为两截。当时义军没有正式命名自己叫白旗军，而是因旗帜得到了称呼。 当时清军的旗为红旗，许多村庄为了自保，清军来的时候就打红旗，义军来了就打白旗----他们以旗帜作为最显著的标志，以旗帜来表示自己是义军还是清军。 这样的情形告诉我们，当时战争较为混乱，许多混水摸鱼的人朝秦暮楚，俗话说就是谁的势力大跟着谁，甚至摇摆不定，这也是后来白旗内部矛盾重重的一个重要原因。 清军退归，义军换来了短暂的休整时间，贵州各地义军分散作战，四处反抗，省城对盘县义军根本无暇应付，他们只能依靠地方团练加强防范。因此，贵州西南各地的团练如雨后春笋，纷纷崛起，这就造成了更大混乱，许多村庄在不明真相的情况下只能选择自卫，选择当兵吃粮，选择加入到这场历时十四年之久的混战中来。 那是个消息闭塞和交通极为不便的时代，农民基本没有上学机会，识字的人少得可怜，在这一点上我们完全不需要证据，只需要想想解放前农民的现状，便可充分证明，在更为落后的咸同时期，很多农民只能随着潮流而生活，甚至缺乏辨别能力，只能听天由命，为了生存参加战争。他们最大的目的就是为了生存，这基本上构成了一个贫穷农民的主体，为了活着，所以“参军”。因此，在那场纷乱的战争中，无论是清军还是义军，焚毁、抢劫、屠杀、强奸、霸占和独自占山为王的现象都基本存在，这从许多志书细节性的描写中可以看到大概。 上文曾经写到义军进占盘县城时烧毁了百十座房屋----当时诸如此类的焚烧数不胜数，许多清兵被逼为匪，一些农民军其实也具有“匪性”，在这点上我们无法否认，农民军为了生存而起来反抗。他们来自不同民族，来自不同区域，参加义军的目的也不尽相同，面对这样的军队，管理就成了一个最大的问题。如何管理好这支部队，成了义军最关键的事情。 志书没有记载张凌翔在盘县如何组织和管理义军，但面对能打败清军七座大营的部队，他们一定有着相对的编制和建置，相对的组织建设，也就是一种雏形的军队结构。因此，当义军休整下来，他们考虑的不仅仅是如何征战，更要考虑的是义军的管理和分散，因为义军基本上都是农民，他们要吃饭，要种地，要经营。 在一些志书上看到义军当时是作战时集中，闲散时分散，对这一点在大部分义军中是可以肯定的，初起时他们甚至没有完整的营盘，完整的防御城坦和保垒，于是我们可以断定，休整下来的白旗一边训练，一边经营，一边还要修筑自己的根据地，他们虽然休整下来，但其实是忙得不亦乐乎。   2、新城谋略   兴仁在咸同时期隶属于普安县，叫新城，有野史记载白旗军进了兴仁才改名叫新城，其实不然，新城之名由来已久，《民国兴仁县志》记载：“乾隆十九年，设巡检于新城，改新城为新城镇。”新城之名可追溯到建立新城所之时，明朝洪武二年即置新城所隶属于安南卫。当时的新城实际是驻军的地方，到了咸丰时代，已渐渐由军事驻地改为施政的城池。 《民国兴仁县志》记载：嘉庆三年，改普安县州叛为县丞，移驻新城。县丞与普安知县分疆而治，普安县下辖六里，新城下辖二里（里是当时以汉民为主的下一级行政单位），县丞主要职责是负责“讼理”，也就是负责侦破稽查、诉讼等。“重案仍由正县处理，但有紧要重件，县丞仍可直详于兴义府。”也就是说，新城虽然隶属于普安县，但是对重大事件可以越过普安县直接向兴义府汇报----实际上它具有分县的性质。 新城在白旗军尚未起义之前，就遭受过农民军进攻，《贵州省大事志》记载：咸丰七年三月，威宁回民起义军进攻新城。 新城地理位置特殊，位居当时兴义府五属中心，是名符其实的战略要地，白旗军攻进盘县，收了胡霖澍“十万”两白银退出后，一边巩固大坡铺防务，一边开始图谋新城。如果说图谋，肯定有一定方略，张凌翔图谋新城主要有以下方针： 一是截断新城与普安交通，占据要道；二是联结盘县滥木桥回民张定中，联结普安县彝族、苗族和布依族等；三是堵住来援之敌。 当白旗攻破清军七座大营，胡霖澍讲和花费“十万”两白银后，义军在贵州西南名声大振，许多早就存心反抗的各族壮士纷纷来投，各地回民更是寄托更大的希望。 《民国普安县志》记载，咸丰九年七月，胡霖澍败走，参加过涂令怛反清战争的孙毛羊等联合新城的布依族陆阿松（又作陆王松、陆万松）、王巨林（又作王济林）、张有六等投靠白旗。孙毛羊在大坡铺抄斩高家时就在新城组织反抗，并相约在火药局放大炮起义，但因事不机密而被官兵追捕。 张凌翔有了新城这一支秘密队伍，立即派出马河图带领部分义军前去，侦探虚实，回民在桂两军及其它人的率领下联合潘家庄布依人民，据卡子坡截断普安和新城大道，并不时与团练征战。 在这期间，朝廷宫员都做了些什么？ 当时的普安知县刘岱英力主议和，因前番议和时他和夏成业作为主要人员参加，对白旗军一直抱有讲和期望。 刘岱英期望着讲合，对义军占据卡子坡保持观望态度，新城县丞无力控制局势，只能向他禀报，他一面奔赴新城主持防务，一边派出部下到潘家庄找桂两金议和，并筹集了四百两白银犒劳义军，义军暂时停止了攻势。 胡霖澍回到安龙，虽被撤职，但依然主持着军政，当白旗围攻新城时，刘岱英飞速向他求援，他和安义镇总兵金刚保商议后又派出中营游击保定疆（保定疆后来参加白旗军，并成为白旗军中一员大将）等拿着政府公牌前往议和，和议最终失败，张凌翔执意进攻。清军只好又派人前往议和，并表示愿意多出白银金币，没等到清兵议和回来，义军早已开始了多路攻城：“愿多犒金币，未及返而乱作矣。” 白旗军休整后对新城采取的战略就是暗中运行，一边增派兵力，一边摆出迷惑清军的阵势，引诱清军一次次议和，让他们抱着议和的幻想而松驰武备，这在一定程度上为白旗争取了调动人员的时间，可见张凌翔在军事战略上很有自己的一套。 暗中，义军在普安县境内秘密组织队伍，这之中有后来的悍将马忠、忠勇可嘉的将军李竹村、勇将马小固等参加联络，马河图秘密将火药运往潘家庄（今兴仁县境内），并将张凌翔从大坡铺接来坐阵指挥：“至滥木桥，约定中（张定中）往大坡铺接鸡纵三起事，凌翔率八十三人卷旗而来。” 各路人马分派调整后，又有安龙回民张福田，贞丰苗族杨九（或作杨九安，又名杨树森）等率兵前来助攻。 《平黔纪略》记载：“福田本大坡党，霖澍独不许降，又不能制其死命，因潜结新城回民孙毛羊、马二安等（《民国普安县志》记载马二安早年已被清军斩杀，纪略应为误记），暨涂令恒党仲夷陆王松、王济才、贞丰苗民杨九、安南民首谭五受（又名谭元辅），并大坡回军剽掠。” 白旗军四处联络，各地农民首领纷纷组织队伍参战，反抗的烈火开始剧烈焚烧。当时普安、兴仁一带农民，纷纷起来参加白旗，形成了一股股较大的反抗势力。 从白旗联络各地农民情况来看，新城应该是一座非常坚固的堡垒，清军由普安知县刘岱英坐镇防守，外围也正在到处派兵增援，于是新城之战迫在眉睫，战局一时风云变幻，哲合忍耶的“穆斯林”们，率领各族人民真正开始了盘江流域的征战----   3、两件事情   《民国普安县志》、《光绪普安直隶厅志》记载，白旗军正在谋略和筹备进攻新城之时，发生了两件颇为有趣的事，一件是夏成业派人暗杀张凌翔，另一件则记载了一个见识不凡的女人。 《光绪普安直隶厅志》记载，大坡铺起义前，沙陀高家曾以张凌翔暗中率人参加富源县回民起义为由，劝谏夏成业剿灭大坡铺，夏成业以“无以吾厅事”而放弃，并用计谋将张凌翔召到县城，帮助他管理城防，于是张凌翔和回民兄弟们在盘县城里渡过了一段威风时光，那时候他们把持官府，侮慢有钱人，天天骑着烈马，衣着讲究，不同于普通老百姓：“把持官府，侮慢绅士，怒马鲜衣，扬扬过城市，小民视之无如何也。” 张凌翔造反后，夏成业率领的清兵经历了两次大败。于是他想起一个曾经劝他将张凌翔绞杀在萌芽之期的谋士，这个人叫张凌云，是张凌翔的堂弟：“凌云，凌翔之群从昆弟也。性严正，勇而能谋。” 张凌云平时看不惯堂哥“所作所为”，大坡铺未起义时曾秘密地向夏成业建议：云南回民军时时侵犯，实际上是受张凌翔、马河图（马小双）、马负图（马九一）等人指使，如果不除掉这些人，大祸不远了，盘县几千户回族，为首作恶的十个还没有一个，我愿意前去说服张凌翔前来拜见，等他来了就把他杀掉，以绝后患。（按语：这里记载的盘县大坡铺一带有几千户回民与《盘县特区志》记载的大坡铺附近500户回民不符，《盘县特区志》记载并不准确。） 那时候夏成业没有听从张凌云建议。 两次战败后，夏成业后悔当初没有听张凌云的话，于是开始了谋杀，派一百多人躲避到张凌云家----寻找机会刺杀张凌翔、马河图等回民领袖。结果埋伏了三天三夜找不到机会，因为家里躲藏了一百多人，张凌云家的奴仆们就天天汲水做饭，最后被村里回民看在眼里，产生了怀疑。奴仆们就解释说：有远方的客人来了，所以每天都做很多饭。村民到张凌云家去查看，结果什么人也没看到。 张凌云知道村民到家中查看，感觉到事情已经败露，立即派两个儿子带着清兵逃跑，行不上十里，回民便假装召他前去议事，并在半路设伏，将张凌云一行人全部斩杀。“佯召凌云往计事，戕诸途。” 夏成业策划的谋杀失败了，张凌云被伏兵斩杀，这个杰作是大坡铺回民一手操持的，志书中没有记录是谁安排的截杀，但不难分析：因为张凌云是回族，而且是张凌翔族中兄弟，他当时家中养着奴仆，在县城办事，听从夏成业调动防守，算得上是大坡铺的豪绅，是个有地位的人，当他谋杀败露后，决定杀他的人只能是当时的张凌翔和马河图最合情理。 不管他是被谁用计诱杀，他失败了，夏成业在盘县最后办的事情也只有这一件，接下来他就被调到了黔西州（今毕节黔西县）。 《民国贵州通志》记载，后来夏成业战死于黔西：“（同治三年〈1864〉十月十五日），号军袭陷黔西州，城署知州夏成业及长女……等均被害”。 史料记载：夏成业，字秋丞，湖北江夏（今武昌）人，拔贡出身。咸丰六年（1856）接任普安直隶厅同知……存诗颇多，作品成就比他周围的人高……夏成业宦盘三载，正遇回乱，身处兵荒马乱之中，日子并不好过。但他仍注意广交诗友，不废吟哦，写了不少作品留传下来。 对于夏成业，我们不能做其它评价，他不过是咸同时期的牺牲品----一个悲剧性的人物，是时代把他推到了前线，他镇压过义军，最后死于镇压，他不过是那个时代的尘埃，生逢乱世，为官一方，上听朝命，这些都无可指责，他不过是履行了自己的命运，一个时代交给他的宿命，而已。   张凌翔准备进攻兴仁的时候，发生了另一件事----马河图将火药秘密运到普安县补者塘马小固家，被当地团练罗廷赞知道了，并从中作梗，当时大家就商议解散进攻的义军，后来马小固的妻子说：以其解散，不如进攻共举大事，就算死了也是值得的。于是张凌翔等听从了她的话，长驱西进，到了一个叫三道沟的地方才大张旗帜，然后与前来堵截的罗廷赞团和方家营团大战于煤炭坡，团练大败，义军进而围攻新城。 这件事情记录在《民国普安县志》上，但分析当时情形，进攻新城的谋划泄秘了，甚至遭到团练从中阻止，义军提出解散-----这样的事大致合乎情理，马小固妻子说的话也在情理之中，并且可以看出她是一个勇敢的人，明大义，有智谋。但如果说义军是听了她的话才进攻新城-----这就有些模糊，而且不准确。试想当时义军败敌军七座大营，并与朝廷进行了多次讲合，义军一边假装同意罢兵，一边又暗中调遣，一切进攻的事宜已安排停当，各路豪杰齐集，已经是箭在弦上，张凌翔、马河图等也是雄才大略之人，不会看不清形势，因此我们只能理解为正在筹备进攻和运送火药的时候泄秘了，火药还没运送到指定地点，白旗便提前发起了进攻，各路人马齐围新城。这从新城之战中也可看出，当义军将新城围住以后，清兵各路援军才纷纷赶来。 义军围城后刘岱英飞禀胡霖澍和金刚保-----他没有料到义军来得这么迅速，他依然幻想能够讲和，避免征战和杀伐，但是白旗早已将新城围得水泄不通，并在外围设伏，阻住援军-----   5、新城之战------盘县援军及其它援军败没   新城之战开始后，刘岱英四处求援，各地团练来援助的纷纷被义军截击，来援助的团练最猖狂、人数最多的就是盘县的龙潜，他率领一万多人从盘县进入普安县卡子坡-----（按语：《黔西南州志》和《安龙县志》均记作13000人，不过这些数字没有实据，而是事后的修志者所述，按道理发生如此规模的战争在贵州军事史上应该有所详记，这或许可以让我们理解，当时的人数众多，传言过万，或许并不足万人，但卡子坡战争规模是白旗前期战争史中最大的。后来的新城之战及其它战争兵力大致按照史书记录的推测）。 卡子坡距离新城四十五里，距普安县青山十五里，位于普安县和兴仁县交界，山高陡峭，泥土松石累积，云雾缭绕，兴义府旧志曾说“卡子坡为盘江诸山中之最陡险者”。《民国兴仁县补志》又说“卡子坡沙石松乱，跬步蹭蹬，故觉其陡险独著也。” 龙潜是盘县滥木桥人，与白旗军将领张定中同乡，《民国兴仁县补志》中记载他“家殷富，喜施善。”（注：这里的滥木桥指现盘县新民乡烂木桥，与后来的回民军元帅张定中居住的（普田乡）滥木桥相距二十余公里，由于地名相同，在后来的多处志书中均被混为一谈，普田乡滥（烂）木桥现被称作大木桥，龙潜也被称作陇腾云，据盘江流域姓氏考证，彝族“于矢部”后裔,其正宗为龙氏,支庶为陇氏,龙、陇在过去本为同姓。） 当时他率领团练占据一方，曾经被视为盘南屏障，张定中因为他的存在而有所顾忌，他与普安县田见龙的团练形成犄角之势。当新城被围后，刘岱英向他求援，于是他集合队伍，分为仁、智、礼、义、信五个团一起进逼青山，青山汛把总张茂林归降义军，并向义军通风报信，后来被龙潜搜获信件后抓捕，杀害在旗帜之下，用以祭旗。 龙潜率领的五个团实际上是一支团练组合，包括侯善国、侯掌国、李遇春、田见龙集团，是一支盘县和普安县联合的团练队伍。 向新城增援时，田见龙跟他商量说：分兵三路，正路由卡子坡进，直逼义军主力，左右两路包抄义军背部，把粮食供应设置在青山，步步为营向前推进，分散义军主力，让其它援军乘机解新城之围。 龙潜很骄傲，他依恃兵力旺盛，人多势众，不吃田见龙这一套，率军全部由卡子坡推进，并请田见龙率团作为后队，自己率队轻装向前。 他进军之时为咸丰九年（1859）十月二十九日，其时义军攻击新城正在激烈之时，正是秋末冬初，烟雾迷漫，根据记载当时是阴雨绵绵的天气，当他率军推进到卡子坡钥匙湾时，已是日暮时分，义军突然从两山间杀出，鼓角齐鸣，团练一时招架不住，败溃奔逃，义军就势追杀，当时道路泥泞，山陡路滑，龙潜全军覆没，同时被义军所杀。 《民国兴仁县补志》这样描写团练被追杀时的情境：“豸突狼奔，哭声震山岳，潜及万众，覆没无遗，尸积山阿。” 后来田见龙叹息：潜之死，吾之过也。 《民国普安县志》对当时的惨状记录更为详细：“自山巅至山麓，十余里榛莽中、田野中、道路沟渠中，尸骸山积。”可见当时一万多人被杀于卡子坡，到处堆积着团练尸体，十余里之内血流遍地，到处都是死亡的人。龙潜率领的团练自此全军被杀，消除了新城进攻的后顾之忧-----龙潜一意孤行，一万多人被义军全部歼灭，义军立即大壮声威，威震黔西南，并且增强了武备，缴获一万多人的军械，使义军的战斗力更加强盛。 其它来援的清兵还有几股约数千人，都被义军一一击败，清军增援无望，刘岱英只能死守孤城，义军将他围困，不停进攻。新城虽小，但曾经作为屯兵的地方，城池非常坚固。刘岱英一边死守，一边仍抱着希望能得到官军援助。 当时兴义知府已换成郑训奎。 《平黔纪略》曾记载文童张灿奎率领八百多人来援，郑训奎也率领援军前来，城中官兵和团练趁机杀出，在外围击败义军，贡生陈明星率领团练与义军再次接战，第二次来援，突入新城助守。义军暂时退到晴隆安姑塘等地。 清军来援是实，但义军暂退安姑塘却不可信，清朝的公文上报，总是把责任降到最低，兴义知府为了减轻丢城失地的责任，浮夸一下公文是完全可能的，他必然要上报自己战败义军，率军助守之类，试想如果义军退守，援军必然可以蜂涌而至，当时的战局是义军一直在外截击，一股股援军都被阻止，如果义军被击败，那么新城之围至少可以暂时缓解，也不至于后来绝水，这份公文的真实性非常值得推敲，说清军在外围与义军的局部战争中取得胜利可信，义军部分退守安姑塘也可信，但几路清军突击，义军全部退守安姑塘则不可信，因为义军如果全部退守，新城就已经解围。 《平黔纪略》的这段话很含糊：“陈明星再败尖山、马乃诸回军，突入新城助守，回众旋走安南（晴隆）安姑塘、排沙汛。”后面有标注，安姑塘距县城六十里，排沙汛距县城七十里。义军退守安姑塘是十月，当时义军至少已围城半月有余，如果退守，清军完全可以增兵驰援，但后来的结局却是新城被困时间太长，城中缺水。因此义军退守也只是其中的一部。 新城被攻破时间为冬月五日，自张福田开始形成进攻之势正好两个月零三天，这期间义军如果退守，郑训奎的援军至少可以突入城中，但突入城中的只有团练陈明星。这就让人觉得漏洞百出，似乎与史实不符。 关于战争的真实或虚假，见仁见智，最终的结局都是白旗军大败清军，攻进了新城，并从此建立了白旗军元帅府，统领各地义军----   第八章  杀进兴仁   1、新城之战-------两种说法   关于新城之战，《民国贵州通志》收录了两种记载：一种记载是根据奏报公文而得到的记录，主要依据《平黔纪略》，也就是新城之战结束后，兴义府向贵州省提供的汇报情况。这些汇报综合后，新城之战的大体情形就是：咸丰九年九月二日，张福田率领回、苗、布依各族义军进犯兴义县境，同时进犯新城，刘岱英奔赴新城组织防务，普安厅同知叶如松议论说大坡铺“穆斯林”没有受到官军严重打击就讲和，一定心怀不善，汉族躲避战乱都没有回来，回族照样占据着房屋和田地，这样的讲和看来也不可靠，张福田本来就是大坡铺一派的人，胡霖澍不许他投降受抚，又不能将他杀死，所以他才联合各族农民和大坡铺回军四处进攻，并将矛头直指新城：“霖澍独不许降，又不能致其死命，潜结……并大坡回剽掠。” 这个汇报将责任推到胡霖澍身上，意思就是回族造反都是你胡霖澍的责任，不痛剿大坡铺回族就跟他讲和，讲和后又惟独你胡霖澍一个人不许张福田投降，不投降你又不能杀掉他，所以他联合各处人马到处进攻，越闹越大。 接着又汇报战争情况：盘县龙潜和普安县青山汛把总张茂林一起对造反的义军进行抓捕，张茂林阻止进攻，团练死亡较多，于是龙潜怀疑张茂林与白旗有染，派人将他刺杀：“疑茂林回官，故左袒，遣间刺杀之。” 因为清军刺杀了张茂林，回民军进攻加剧，直扑新城，清军陈明星率部在外围阻止进攻，北路来的回民军被阻止后暂时退却。张福田多次组织白旗攻城，张灿奎率八百清军来援，新城官军从城中杀出，正好知府郑训奎的援军也已赶到，于是在屯脚杀退白旗，陈明星在尖山、马乃屯也杀败白旗，突入城中助守，白旗军因此退向安姑塘、排沙汛。到了十一月五日，张福田将新城攻破，主要原因是城中缺粮缺水：“新城藏集多在外，回军围久，粮匮且乏水，兵练夜开城取水，回军突入。” 义军攻破新城后，屠杀军士和民众一千多人，并占据大平、红岩两地，向南进攻府城安龙，郑训奎由屯脚组织战争，击毁白旗军驻扎在老凹的营垒。胡霖澍派千总陈继升招募“云南开化广南练”五百人来援，被白旗军覆灭，陈继升战死，最后白旗军逼近安龙。 上面的汇报总体上将白旗军进攻新城的责任推到龙潜身上，谁让你龙潜滥杀朝廷武官张茂林，这样杀了让白旗军进攻更加剧烈，最后向新城进攻了，进攻后新城因为缺粮缺水，所以守不住。义军攻城时官军在到处组织救援，知府组织的战争都是胜利的，但胡霖澍派陈继升组织的云南团练全部被消灭。于是责任又推到胡霖澍身上。可怜胡霖澍因为在盘县七大营战败，用白银“十万”两讲和，被剥夺职位，接下来更多战败的责任又推到了他身上，反正就是怪他，一开始就是他没指挥好，连招募来的云南团练都被白旗军全部杀完，你还有什么话说，你胡霖澍就是罪魁祸首，兴义府要是没有你可能就没有回民起义。这些含沙射影的指责将各级将官的责任推得一干二净，其中战争的实情，被这些汇报弄得更加扑朔迷离。 《民国贵州通志》又摘录了另一种说法，依据的是《光绪普安直隶厅志》，大体意思是盘县滥木桥回族首领张定中悄悄投靠了大坡铺张凌翔，于是张凌翔、马河图到了普安县，秘密约张定中、陆王松（兴仁布依族）等进攻新城，刘岱英在新城被围，水道被义军断绝，清军调盘县龙潜集团前去增援，龙潜率领一万多名团练被义军伏击，龙潜战死，于是新城没有援助，义军将新城攻破，刘岱英战死。 《民国贵州通志》对这两种记述有一段按语：“按纪略陷新城主军为张福田，普安厅志则由张凌翔、张定中，无福田名。” 向上汇报的是张福田攻破新城，没有张凌翔、马河图、张定中等名，地方志书中却没有张福田。 那么真实的新城之战到底是怎样的呢？ 《民国贵州通志》比各县、州志更加严谨，主要是政治上的严谨，在民国政府的高压政治下，谁又敢乱说一句农民军的好话，正统与“乱军”从来就是势不两立，民国政府早就视自己为中国大地上的正统统治者，又岂能容得下别的军队，所以《民国贵州通志》采取的都是政治立场特别坚定的资料，语气、言词都非常讲究，志书写得很细，对战争描述较多，很多地方都多家记载并存，语气透露出悲怆、同情或褒贬不当的资料一概不用。这就是《民国贵州通志》对咸同农民起义的政治立场。 因此，我们不妨从其它的线索再来看新城之战。   2、透过人物看新城之战   在新城之战中，有许多记录下来的细节，如果透过这场战争中记录的人物，或许我们能更真实的接近史实。 欧阳春魁：大坡铺回民起义时就开始组织团练防御，义军围攻新城，断绝水道，在巡视城池时，发现南城蚁群纷纷聚集在墙根，心里想这里肯定有水，正好有上了年纪的人过来，也说这里原来有井，欧阳春魁开始掘井，触到地雷，于是炸破城墙，回民军攻了进来，时间是十一月五日。义军将他抓住，他劝说义军，陈说厉害，想劝说义军反正，结果义军大怒，将他杀死，他的儿子奔来也被杀，妻子被杀，止留下两个孙子。 陈韬：八十多岁，有六个儿子，平时“急公乐输”，回民军进攻新城时组织筹款，十一月五日义军破城，正好送三百两白银去衙门充饷，被义军捆绑而杀，他的六个儿子听说，赶来救助，同时被杀，肢体被分割，最后没有尸体下葬。 谢明贤：熟悉武事，儿子谢兰芳骁勇善战，义军围攻新城，父子两都守城，初五那天城破，义军从南城墙上用梯子攻入，谢明贤杀死几个回军，其余回军蜂涌而至，他急忙呼唤儿子共同抵御，最后一起中弹死亡。三天后还站立在城墙边，义军敬重他壮烈，将他埋葬。 李花农：回民军围攻新城，城防没有资金，倡导捐助，将自己衣物、装饰以允军用，并守卫官署南门，城破的时候巷战，脑门中刀仆下。义军憎恨他顽抗将他剁成肉酱。 李遵化：读书不成，在城里做屠户，义军攻城时，断水好多天了，听人说南城有旧井，于是率领一些壮丁挖掘水井，刚好挖到水，义军燃放地雷，城被崩坏将井填满，壮丁被城墙碎石压在井中，李遵化在墙边抵抗，被火炮炸死，血肉横飞。 以上这些人物均记录在《民国兴仁县志》中，志书中还记录了一些关于当时战争时死亡的忠烈、乡贤呵什么的，透过这些人物，我们能看到新城之战的一些大概情况，关键是城中断水，没有看到断粮的记录，但清朝的官吏们在向上级汇报的时候说的是断粮断水。
      《民国普安县志》记载：“回陷新城后，点查仓廒，计四十八座积彀（谷），一万五千余石军粮，已足众拥凌翔为大元帅。” 据以上记载，义军攻破新城时还有一万五千多石军粮，由此可见那些推脱责任的官吏们，向上汇报的文书总会漏洞百出。一边说到处将义军击败，一边又丢城失地，其它志书上也没有看到他们汇报的增援情况（或者这些官吏们在增援的时候只是到处游击一下，然后汇报奋力增援）----出现这样的情况最附合清代的一些官吏作风。 当然这一切只不过是推测而已，并无实证。 下面我们再来看几个与这场战争密切相关的人物。 罗廷赞：忠顺里内冬瓜林人，布依族，咸丰九年，回民即将攻击新城，布依族投靠起义的很多。罗廷赞和弟弟罗廷华聚集家族、亲戚朋友，互相立誓不参加义军，并四出刺探消息，报告官府，秘密为官府送文告通知，向邻近求援。当回民军将新城围得水泄不通的时候，罗廷赞率领兄弟子侄五十多人冲击义军营帐，杀死义军多人，从而突入城中助守。后来新城告破，罗廷赞退回冬瓜林，欲组织团练收复新城，义军多次进攻他，都不利。到了咸丰十一年，普安知县胡祖寅三次进入青山，扎营在大屯、吴家冲，与他互为犄角，胡祖寅溃败的时候，义军派王巨林、王金林等并力围攻冬瓜林，后来罗廷赞外无援助，内无粮食，困守四昼夜，被义军攻破营寨，全家三十九人均被杀。 方华等四弟兄：普安县四十亩有方华等四弟兄，喜欢技击，远近闻名，在涂令恒起义时跟随团练建功，马河图到普安县后，派孙毛羊劝他们加入白旗，方氏不愿意，孙毛羊说：“不加入，那么在我们进攻东瓜林罗廷赞时，不要有其它动作，不要援助。”方家弟兄仅仅对孙毛羊说：“别的一概不知，但是有来侵犯我领土的，格杀勿论。”马河图听到后很愤怒，立即分兵两股，一股明攻东瓜林罗廷赞，一股暗攻四十亩方家弟兄，方家弟兄前去援助，义军趁空进入四十亩，烧毁村寨，并从后面追击，攻冬瓜林的分一半义军截击，前后夹功，方家弟兄由小路逃奔新城。白旗军杀死了方家两弟兄，其余两人杀出重围，投奔清军而去，后来几年都在与义军的杀伐中而死亡。 以上人物记录出自《民国兴仁县志》。 义军在进攻新城的时候，沿路先行消灭小股团练，这在《民国普安县志》中也有记载，并与《民国兴仁县志》互相吻合，这就对我们还原历史真相有了一些帮助，关于援军一事，向上汇报的情况中仅仅提到龙潜，县志记载中没有郑训奎和他的张灿奎800人来援，也没有后来陈继升的云南团练，更没有清军曾在外围击败义军的战争-----面对这样不同的记录，不难看出，清军向上的汇报存在较大漏洞，下面我们再看《民国兴仁县志》里记载的两个人物。 僧蛮子：江西会馆的住持，因为勇敢剽悍而闻名，义军攻城时，会馆还在南城墙角，僧蛮子率领徒弟关闭大门，在房顶上坚守，用炮火攻击义军，与城内互为犄角，不时偷水接济城中，义军围攻了三十多天，恨他带领徒弟作梗，于是尽力进攻会馆，僧蛮子用炮火将义军元帅马小固、都督桂克端打死，坚守十多天，后被义军从高处用炮火攻击，将他和坚守的人杀死，并焚毁了会馆。 小二和尚：义军围攻新城时，刘贷英割衣袍写信，向各处求援，大山陈占璧招募兵勇响应，小二和尚骑马向驻扎营汛的千总王宪谟求援，并愿意作为先锋，请求扎营香炉山，王宪谟不谙兵略，心内胆怯。命令小二和尚先行，小二和尚率领三十六人杀奔城下，刘岱英怀疑是义军用的计谋，不敢开城，后驻扎城外圆通寺，不时与义军奋战，小二和尚被义军流弹打死。 这些人物难免会出现小说笔法，其褒扬的成份很大。但对于新城战争，这些人物让我们接近真实的历史具有很大帮助。官吏向上汇报的情况属不属实，这些带有传奇性的人物属不属实，都已属于那个逝去的时代，甚至无法一一考证，但透过这些蛛丝蚂迹，或许我们更能体验出其中况味。   3、新城之战   新城当时隶属于普安县，具有分县性质，因此普安县和兴仁县的记录与史实应该更加接近，抛开官吏们向上的汇报，我们看到的新城之战却是另外的一番境象。 《民国兴仁县志》记载：“回以新城居五属中心，易于策应，首扑县城，胡霖澍复屠府城回族而助焰加薪……城被围四十余日，外绝援兵，内乏饮料，冬月初五日城陷。” 下面不妨从地方志的蛛丝蚂迹中将新城之战列表如下： 战争名称：新城之战 清军城中守兵：团练和绿营，约数千人（含城中市民和团练） 围攻新城义军：盘县大坡铺回军、贞丰苗军、其余各族义军，约万余人 负责外围阻击义军：大坡铺回军、普安县各族义军、其余各族义军，兵力约万余人 来援清军：盘县龙潜、侯善国、侯掌国，普安县李遇春、田见龙团练一万三千多人，附近州县团练，约数千人（向上汇报记录还有知府郑训奎，守备陈继升招募的云南开化广南练、晴隆陈明星团练） 清军城中守将：普安知县刘岱英、县丞袁如矄、守备康定国 义军总指挥：张凌翔、马河图（向上汇报记录为张福田） 义军攻城和阻击将领：张定中、王巨林、马忠、李竹村、马小固（官方向上汇报记录为杨九、孙毛羊、陆王松、王济才） 来援团练结果：龙潜团全军覆没、其余团练一触即溃，（官方记录曾多次击败义军） 时间：咸丰九年九月二日----十一月五日（共两月零三天） 全面围城时间：九月二十三日-----十一月五日（共五十余天） 义军阵亡主要将领：马小固（普安县补者塘人）、桂克端 结果：白旗军攻破新城，杀死普安知县刘岱英、县丞袁如矄、守备康定国 按《民国贵州通志》第一种记录，张福田率领各族义军进攻兴义县境和新城计算，这场战役共打了两个月零三天，兴仁守兵外绝援助，城内断水四十多天，义军组织无数次攻城，用火炮炸开城墙，又被清兵用木石堵住，后又炸开，又被堵，战争打得非常激烈。 但我们看到的却是一场各种不同说法的战争，这场战争的真相到底是什么？为什么官吏们向上汇报的情况和地方志书记载的情况有很多不同之处，为什么向上汇报攻新城的是张福田，而地方却记录是张凌翔、马河图等，这中间到底有什么不为人知的东西？ 也许这些真相都随着流水消逝了，最后的事实就是白旗军占领了新城，并以新城为根据地，向外扩展，最后攻占兴义五属，占据新城十三年。 攻下新城后张凌翔、马河图被推举为正副大元帅，关于张福田在后来记录中较少。这些秘底也许永远再无人能揭开，关于这段神秘的历史，关于新城之战，留给后人的是很多困惑的谜团。就象历史上一些永远消失了的秘密一样，他们曾经真实的发生过，但却扑朔迷离，令人费解。 《民国普安县志》记录了一些战争细节，义军将新城层层围困，围攻了三十多天后，城中绝水，清洗水、染缸水都用完了，城中依然死守不退，义军伤亡很多，张凌翔命令义军悄悄从南城民房内挖地道到墙根埋放地雷，正好城里清兵在那里挖井取水，地雷一响，城墙被崩开十余丈，也就是三十多米，守城和挖井的清军共有三百多人，义军争相登城，清兵蜂涌而上进行抵抗，用囤箩（装粮食的竹制圆形用具）堵住截口，里面装上泥土石块，继续坚守，第二天在城东南又被炸开十多米缺口，清兵照样用囤箩装泥石堵上。义军围攻了四十多天，在城内缺水，外无救兵的情况下，城中兵士有投降反乱的意图，义军知道城中绝水，放数千挑水在城下，大声呼叫清兵下来喝水，城中清兵饥渴难忍，纷纷下城喝水，不能禁止，马忠于是率领义军从囤箩堵住的地方登上城墙，杀进城去，于是新城告破。普安知县刘岱英、新城县丞袁如曛、守备康定国均被义军斩杀。   4、再看这几个人物   《民国兴仁县志》对当时守城的刘岱英等有人物传记，我们再通过他们的记录来了解新城之战。也许你会对这场战争有更深刻的领会。 普安知县刘贷英，湖南宁乡人（今湖南宁乡县），当义军攻破胡霖澍七座大营时，曾派他前往大坡铺讲和，回民假装和议，咸丰九年六月九日返回，十一日晚上，回军孙毛羊潜入城中，焚烧武器库和民房，守城士兵都在睡梦中，以为和约已经谈成，不会再有战事。守备陈继升率领士兵和回军巷战，孙毛羊等逃出城去。到了九月，盘县滥木桥的回军张琢三等到处抢劫掠夺，刘岱英唯恐新城被袭击，急忙率领衙役和团练到白家庄埋伏，交战后溃败，而袁如曛率领团练到姑屯，惧怕战争，悄悄退了回来。于是白旗军气势更炽，刘岱英在新城招募团练守城，无奈团练不知兵战，回民军又勇敢剽悍，到处一片风声鹤唳，再加上义军围攻时间长了，截断水源，城中没有炊烟长达半个多月。盘县的龙潜虽然仗义，率领团练来援，但又在卡子坡阵亡，巴林和交那来援的团练都被击败而逃散，刘岱英无奈至极，只好撕下衣袍写成求援信件，让骁骑突围向附近州县告急，最后都没有援兵来助，只有死守孤城，城破时被抓获后杀于新城北街。 《民国普安县志》记载：刘岱英，进士，咸丰八年授普安县，年甫廿一龄。 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到处求援而没有得到官府援助的无奈知县，只有几股团练来援，但都一一被义军阻击或消灭，城中大都是新招的团练，或者民众，惧怕战争也不知道如何战争，这样一群人守着孤城，外无援助，没有水喝，非常的煎熬而又无奈。 新城县丞袁如曛，江西人，大坡铺回民起义之前，就有所察觉，并报告上级，先布置防务，到了围攻新城之时，坚守城池，日夜辛劳，并出城和义军阵战于柳树湾、白家冲一带，战争非常激烈，当城中断水后，饥渴得喉咙冒烟，到了十一月初五，义军在城西以施水为名，引诱守城兵勇，城中百姓和士兵饥渴太久，竞相奔出城去，东城防卫松懈，义军攻破城池，袁如曛跟随着刘岱英往来抵抗，率领士兵奋勇战斗，后来力竭而战死。 在这里我们看到义军在城下施水，引诱清兵，与地方其它县志基本相似，但在官方向上汇报的文书记载，夜间兵士开城取水，并不是义军在城下施水引诱。这些微妙的不同，似乎在告诉我们什么。 《民国贵州通志》记载：“新城藏集多在外，回围久，粮匮且乏水，兵练夜开城取水，回突入。” 康定国，世袭云骑尉，贵阳人，因为有战攻而做新城守备，义军围城时选劲锐向他进攻，最后战死。 关于康定国的简介很简略，但我们想象得到，他是武官，刘岱英和袁如曛是文官，那么城中部署和排兵布阵，理应落到他的身上，应该由他负主要责任，所以义军派劲锐之士向他拒守的地方进攻，先将他打死，这非常符合战争实情。当时他是新城守卫战中最高级别的武官，在清代云骑尉是一个可以世袭的散职，有工资但却没有实职，但从官品来说，属正五品，品级比知县还要高两级，因此由他来率领守城指挥部队是顺理成章的事。何况他以闲职的五品官员任实职的新城守备，毫无疑问，他是新城的最高军事长官。 在这里我们不妨先简要地了解一下白旗战争中涉及的清代部队官制，当时在省设置提督，属从一品，就是比一品大员低半格（换句话说大致相当于集团军总司令），接着是各镇总兵，再到副将，然后依次是参将--游击--都司--守备、--守御所千总和河营协办守备--门千总和营千总--卫千总--把总，各镇总兵大致相当于现在的军区司令，把总是正七品，与文官知县、县丞属同一个级别。最复杂的是千总，还有更小的武官，依次为外委千总--外委把总--额外外委，属于下级军官。在文官方面，白旗战争史中主要涉及知府、同知、知县、县丞这几个级别，知府属于正四品，与武职都司属同一个级别，同知属于正五品，与武职守备属于同一个级别，知县和县丞属于正七品，与武职把总属于同一个级别。因此上面说到的新城守将中，级别以康定国为最高，云骑尉是一个正五品闲职，但他出任新城守备，就已经是实职的正五品武官。 陈继升，兴义府人，官新城汛守备，咸丰九年，回民义军已成燎原之势，当时已经太平了几年，人们一听到有战争，就四处逃走，很少有人愿意守城，但陈继升却很坦然，六月初，义军孙毛羊潜入城中焚烧武库和民房，士兵和百姓不知所措，陈继升从容防御。到了白旗围城的时候，义军屡次进犯到街道，陈继升与义军巷战，后来城破，他依然奋力挥刀冲杀，最后到大坪，没有援助，力竭后战死。 陈继升是又一个新城战斗中级别较高的武职，按营协守备来说是从五品，比知县和县丞级别要高，最后城破时突出重围，在大坪战死。但在《平黔纪略》和《民国贵州通志》根据官方汇报材料写成的记录中，陈继升是率兵对安龙进行增援后才战死大坪。 《民国贵州通志》记载，白旗军攻下新城后，张福田率部驻扎红岩、大坪一带，对安龙形成进攻阵势，兴义知府郑训奎由屯脚后关攻破白旗军营盘，胡霖澍立即派遣陈继升招募“云南开化广南练”五百增援，交战后陈继升阵亡于大坪。 如果按照地方志书记载的来看，陈继升是从城中杀出，是守城将军，但向上汇报的情况则是增援，还从外面带了兵练回来，这从意义上来说相差很大。反正是死无对证，死了的人想怎么汇报就怎么汇报，或许这才是当时的实情。 但官方记录白纸黑字写在那里，谁又能说兴义府没有组织增援，没有组织战争。许多真相其实早已淹没在流逝的时间里。而我们看到的，一直是几种不同版本的新城之战。 大体来说，《民国贵州通志》里有两个版本，一个是根据汇报情况和公文、奏折等形成，另一个版本根据光绪年间盘县的志书记录而形成，如果我们根据普安县、兴仁县的志书记录，又可以得到一个版本，这个版本与盘县记录的版本更接近。 如果综合地方记录为一个版本，向上汇报的材料为另一个版本，总的来说就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新城之战，又回到了上面提出过的话题。 历史的烟云早已散去，真相却并未浮出水面，也许这样扑朔迷离的境象更能让人们去思考这场战争，总是蒙着一些不为人知的面纱，看不清幕后的扑朔迷离----   5、义军前期征战补秩   《民国兴仁县补志》上记载了一个乡绅，名叫杨昌普，世代居住在湖北麻城杨家镇，因和继母不和，互相闹矛盾，继母因此死亡，家中不宁，有迷信的人就劝他迁徙，于是搬到兴仁，以针灸为人治病，义军将要围攻新城时，带领全家人逃到安顺。他有一个儿子杨忠炳守卫新城战死，另一个儿子在六枝教书为业，被苗军岩大五部杀死，家中十九人遇难。第五个儿子杨忠烈很有文名，逃到四川当过管粮军官，回来后考取拨贡，过着隐居生活。志书中记录了杨忠烈的一首记事古诗，并附有注解，诗歌表现的是艺术形式，但却基本将回民自大坡铺起义后攻破新城以来的传闻或事实作了另一种诠释，从这些诗和注解中我们对新城之战形成了另一种解悟。 现在将这首诗及注解摘录一些，让我们用诗歌的形式再一次探索新城之战。 胡涂剿贼谈何易，夏假姑爹做更难。 柳树湾前残白骨，愁云隳淡夜漫漫。 漫漫夜雨欲何知，军士朦胧战败时。 按志书对这六句诗的解释，是说义军在大坡铺起义后，胡霖澍和夏成业到大坡铺附近柳树湾村庄与义军作战，并注解说当时胡霖澍率领三千人到柳树湾，被义军趁雨夜力战打败，并且全军覆没。志书上记录为戍午年（1858年）四月，当时大坡铺尚未起义，志书把甲子推错了，应该是1859年四月，当时胡霖澍筑七座大营与义军对峙，直到六月张凌翔才攻破七座大营。注解还说义军夜间袭营，官军尚在梦中，这就是“军士朦胧战败时”。（注：新城外围也有一个柳树湾，在新城之战中也发生了战斗，但这里的柳树湾指的是盘县大坡铺附近的柳树湾村庄） 比较有趣的是“夏假姑爹做更难”的注解，说的是普安厅同知夏成业娶的老婆是回族，所以每每打仗的时候回民就叫他姑爹，他因此而袒护回民。从之前他曾经召张凌翔到县城做护卫一节来看，夏成业与义军有联系似乎是顺理成章的事。 妙绝莲城歌奏凯，堂皇五马竖舆碑。 舆碑竖后果升平，祸嫁东吴不备兵。 莲城即是安龙，当时是兴义府所在地，这四句诗的注解是说刘岱英到大坡铺议和后，回民军退出盘县城，胡霖澍回到安龙后粉饰太平，大奏凯歌，并命令兴义五属竖碑记功，下面那些阿谀奉承的官吏果真很快将碑石立了起来。这个记录很符合胡霖澍好大喜功的性格，但这些石碑，不知是虚是实。 志书接下来记载了当时义军表现出欲攻取新城的态势时，对人们说，我们只是因为回汉相争才发生战争，可是知府大人却带兵来剿灭我们，所以我们要进攻新城。 当时义军已经议和，按清代官方的说法是被招抚，但从义军谋划后对新城形成包围之势来看，一切不过就是在找借口----白旗军借对胡霖澍报复的借口，行夺取新城之实。 铜马奔递疑瘈犬，毛羊鼓浪肖吞鲸。 头衔少尉空搔首，目识团丁未点晴。 社肉一分奇计出，二千石说是虚惊 注解对这六句诗的解释是说，当时兴仁潘家庄的马五元与义军奔走联络，将大坡铺回军引到兴仁，孙毛羊在城中纵火，守城军官不知所措，团丁不知火起，第二天胡霖澍来到新城，义军用金帛买通他周围的人，这些人不告诉实情，胡霖澍就怀疑地说：你们新城老百姓就是喜欢一惊一咋的，哪里有什么回民军进来又烧又杀的呵----这个应该算作轶闻，但从另一个侧面则佐证了当时被撤职的胡霖澍依然主持着兴义府战局，把持着军政。 另外说到铜马奔递是指义军首领马五元，似乎有些强解，但至少可以通过注解知道，在新城谋划的时候，马五元、孙毛羊已经是义军主角。瘈犬，意思即是疯狗，这里作者对义军明显带着蛮骂和讽刺。 四大名山尊滥木，一般公役出阿冈。 徒轰炮火青山地，巧隐旧符白氏庄。 注解原文：“滥木桥张啄山并箕东山等自号为四大名山”，这里所指的张啄山即是“张琢三”，因为义军没有文字资料，官方凭口音进行记录，所以难免相同的人在不同的志书中变成不同的字。这里不知道箕东山指的是谁（似与鸡纵三谐音，鸡纵三指的是张凌翔），后来义军失败的时候，《咸同贵州军事史》提到过一个叫张黑山的人，当时清军将投降的义军交给他和张定中率领，后来被诱到安顺杀害，这里不过是作为闲话而已，这些信息为我们提供的就是，张琢三在新城谋划时是作为义军头领的身份出现的。接下来的炮轰普安县青山，指的是围攻新城之前的外围作战，志书上解释说当时刘岱英率兵出城炮轰青山，义军隐藏在白家冲地。 白战旌旗秋色古，红烧妇孺夕阳村。 若将猛虎添他翼，竟引羝羊触我藩。 仓卒儿童传守堞，失街不雇闭营门。 营门旗鼓阵堂堂，练勇东西各据方。 五道羽书谁赴敌，一般傀儡也登场。 这几句诗的意思就是白旗军征战新城外围，焚烧村庄，妇孺死亡，然后直抵新城，城中仓卒，连带儿童也唤去守城，“仓卒儿童传守堞”，这是异常悲怆的画面。街道被义军攻进，清军紧闭营门，团练分头据守，刘岱英割袍写信求援于兴义五属，“五道羽书谁赴敌”，官府的军队在哪里，五座城池的部队不知所踪，可见沙场没有我们想象的那样简单，一座孤城正在坐以待毙，一些乌合之众加入到战争中来。虽然是艺术化的描写，但却让我们大体看到新城告急的时候，刘岱英困守孤城的窘迫和义军的激烈。 《民国普安县志》对刘岱英死守孤城曾作过这样的描述：“以千百创残渴败之余，抗万众虎狼方张之宼，死守孤城，秦庭哭告，终无蚍蜉蚁子之援。”在新城之战中，直到新城告破，刘岱英都没有等到援军，援军都被半路截击回去，甚至一触即溃。 黑索频牵犴狱满，白云空累冤谗诬。 搜丁冒顶狂于虎，轮甲垛夫霄集乌。 新城之战开始后，城中团练不但让儿童守城，也开始筹集资金，强硬寻索抓人捆绑，并且四处搜索壮丁，轮甲垛夫，即是指守城池的团练或民众。“黑索频牵犴狱满”，这只是艺术化的手法，直译的意思就是到处勒索以致监狱里都关满了人，但指的并不是监狱里都关满了人，指的是关押、捆绑、勒索。从这些诗中，我们读出的是咸同时期的悲怆，战争带来的是多方面的摧残，村庄焚毁、妇孺儿童惨死的境象一一呈现，困守孤城的清兵留下了另一种不可名状的灾难。   第九章、励兵秣马   1、新城进爵   义军进入新城之后，以回民哲合忍耶为主导的反清斗争有了第一座城池，城池虽小，容纳着的却是义军战胜的欢乐，他们第一次有了占领城池的征服感，征服清朝的官吏，打败守城清兵，用武力解决压迫，胜利带给了他们信心和快乐，但接下来埋伏着的危险让他们把巩固根据地摆上了第一项议事日程。有了根据地就有了扩张的欲望，他们的欲望就是占领更多的城池，拥有更加宽阔的地域、更多的武器和战士。新城三面环山，位居兴义五属中心，周围面对的是各州县重重盘距的清兵，夺取这样一座城池，有利于向周围扩张，但也有利于清军包围。 攻下新城时，义军兵力应该达到了三四万人，有史料说新城时义军有四万多，虽然没有足够证据，但根据攻城和伏击战争来看，义军自大坡铺兴军已经一年，并在盘县大败清兵，各族人民加入义军的人数在日益增多，缴获的粮食、枪枝、弹药也在日益增加，这些胜利都有助于义军的扩充。 有了胜利，就有了功劳，有了根据地，就要有严肃的部队来镇守，白旗军接下来的事情就是整顿队伍，加强领导，推举出骨干和组建上层机构。换句话说，就是分官进爵，这在农民军中是最常见的事，有的义军兴起没多久就开始立国封帝，这在农民战争史上一点也不稀奇，贵州咸同起义中自立为皇帝的现象一直是存在的。农民也向往皇权，向往皇上那至高无上的权力和俯视一切的自由，人性无论在任何时候，都会突然的爆发出他的劣根性，当然也会爆发出正义感和责任。当一大群农民军聚集在一起，他们一面想到的是加强防务，增强武备，另一方面也一定想到了封官进爵。 白旗军一直以哲合忍耶作为部队的灵魂，到了新城，吸收了布依、苗、彝、汉等各族人民参加战斗，不再是单纯的哲合忍耶，但这支军队依然是哲合忍耶式的，依然是以回族为主体的军队，张凌翔、马河图把哲合忍耶带到了新城。 《安龙县志》记载：“清咸同年间，起义军首领张凌翔、马河图将伊斯兰教的哲赫令耶（即哲合忍耶）教门引进兴义府，并在起义军根据地兴仁建清真寺进行传教活动。” 《清朝大事本末》记载：当石峰堡之战结束后，乾隆在给地方清查哲合忍耶的奏疏中批示，“回民一样经咒，初无新、旧之分，从前马明心亦不过因曾到叶尔羌、喀什噶尔地方学习回经，遂在甘肃设立新教，其实所念之教，与旧教无异，近闻旧教念经，须用羊只、布匹，所费较多，而新教念经，仅取五十六文，是以穷民愿归新教（哲合忍耶）者较多。” 这里记载的哲合忍耶，又一次佐证了它更适合贫穷的教徒们去信仰和崇拜。 张凌翔和马河图把穷人的花朵盛开在新城----人们如痴如醉的听着教史中的一段段血泪史，他们开始沉浸在哲合忍耶那神秘的悲剧感中，每一段惨痛的教史都催人泪下，仇恨在他们胸中澎湃。 于是众多的回民起来推举他们的元帅，推举带领他们跟朝廷血战到底的人，张凌翔和马河图自从大坡铺兴军以来，败夏成业盘县围剿，破胡霖澍七座大营，攻入新城赢得了回民信任，得到了其它各族人民的拥护，一支以张、马二人为核心领导的队伍建立了起来。 《民国普安县志》记载：“众拥凌翔为大元帅，马河图为副元帅，马忠、马五元、马成有为将军，陆王松、王巨林为都统，张发有为营长，其次尚有先锋队长等官。” 这个记录里没有张福田，如果按照《民国贵州通志》、《平黔纪略》、《咸同贵州军事史》记载，进攻新城的主力军是张福田，但附近州县的民国志上并没有出现他的名字。 按道理如果是张福田率主力攻下新城，他就应该作为副元帅的人选，至少也得成为将军。到了解放后修的志书，又出现了张福田作为将军的记载。这其中志书记录的不同，到底有着怎样的秘密，一切似乎不得而知。 在新城之战结束后，张福田很少再被志书提及，也不知所踪，白旗军战争十四年，出现过至少数以百计的头领和将军，被记录下来的大部分都是义军中叱咤风云的人物，张福田在新城之战中作为主角出现在官方汇报中，但随后就渐渐消失，这似乎在预示着什么？ 对于新城推举元帅及各路将军有不同的记载，大体分为三类，第一类就是上面列举的《民国普安县志》的记录。 第二类，《黔西南州志》、《安龙县志》记载：“张凌翔、马河图为正副大元帅，张定中、马忠、马仲（斯俊）为将军，张福田、陆王松、谭五受”等十几人为都统。 这个名单里的张福田应该就是《民国贵州通志》里来的，因为他攻破了新城，所以受封为都统。但这里有一个疑问，如果真按官府汇报的那样，新城是张福田攻下来的，至少他也要和张定中、马忠等同级，他的名次排在马忠、马斯俊之后，这有些不合情理，这个名单应该是根据白旗战争被镇压后的战争功劳而排列的，而不是按照新城之战时进行的排列。张凌翔、马河图死后，张定中成为后来的义军元帅，所以被排到第三，马忠一直都是各家史志中公认的悍将，马斯俊后来是占据贞丰的马二元帅，谭五受是后来占据晴隆的守城大将，张福田和陆王松是《民国贵州通志》上新城之战中提到的，排列在张定中、马忠、马斯俊后应该不合情理，马斯俊在新城之战前没有任何史料记载过他的姓名。 第三类，《普安县志》记载：“公推张凌翔为统帅，马河图、张建云、张琢三、张云福为元帅。” 这个记载里张建云、张云福在民国志和官方汇报中从来没有提到过（注：有一种可能就是张云福、张建云为被提及到的其它义军将领的别名，当时一个人出现两三个名字的事在志书中一直存在）。 张云福、张建云在《光绪普安直隶厅志》里也没有见到，张琢三曾率数千人占据兴义县，在新城之战前也是名不见经传，这里把马河图、张建云、张云福列为元帅，杜撰的嫌疑很大，围攻新城的人不见了，出来的却是史料上从来没有提及过的人，这和当时的义军情形相差太大。 那么我们再回过头来看《民国普安县志》，马忠、马五元、马成有为将军，陆王松、王巨林为都统，张发有为营长，这个排列里面也是矛盾重重，应该也是后来听传闻而记录的排列，张定中、孙毛羊、王巨林这些多次提及谋划新城的人不见了，而没有提及到的马成有、张发有冒了出来，可见这样的排列并不准确。 由于清军残酷的镇压，白旗军在新城封官进爵的真相早已流失，义军方面一点资料没有留下，光凭后来的传言和采访记录的资料，难免与史实不符。 白旗军初起之时，见诸于各家地方志书和向上汇报情况的人物，主要有张凌翔、马河图、马忠、张定中、马九一（又名马负图）、孙毛羊、张琢三、马五元、张福田、陆王松、杨九、谭元辅、马小固（新城之战中死亡）、桂克端（新城之战中死亡）、李竹村、王巨林、张有六、桂两金、张三保（新城之战前盘县马脚寺战亡）等。 下面不妨将这些人物的出现重新梳理一下，张凌翔、马河图没有争议，马忠、马小固、李竹村谋划新城的时候出现于《民国普安县志》，当时有一段记录说的是义军将火药放置在马小固家，另外，《民国兴仁县志》有三人的人物简介。 张琢三曾在盘县滥木桥一带号称“四大名山”之一，马五元在《民国普安县志》谋划新城时也被提及。 张福田、孙毛羊、陆王松、王济才、杨九、谭五受最早出现于《平黔纪略》，后被《民国贵州通志》、《咸同贵州军事史》采用： “（张福田）潜结回民孙毛羊、马二安（上面已论述过，此人白旗起义之前已被清军杀害）等，暨涂令恒遗党仲夷陆王松、王济才、贞丰苗民杨九、安南民首谭五受，并大坡回民剽掠”。 谋划新城的时候张定中、陆王松出现于《光绪普安直隶厅志》：“马小双（即马河图）走楼下河，密约定中及新城仲民陆王松等攻新城。” 马九一出现于夏成业密派张凌云刺杀张凌翔之时，张凌云曾向夏成业说：“滇回逼处肘腋，而凌翔及马小双、马九一实左右之，不早除，祸无日矣”，可见当时大坡铺回族主要以张凌翔、马河图（马小双）、马九一（马负图）为主，后来马九一曾是坐镇盘县城的守将。 王巨林、张有六见于《民国普安县志》：“九年秋七月，红巾（指涂令怛义军）遗党孙毛羊等勾结仲民陆王松、王巨林、回民张有六等往投张凌翔。”另外马小固、桂克端战死见于《民国普安县志》和《民国兴仁县志》，张三保战死见于《光绪普安直隶厅志》。 桂两金当时作为截断卡子坡的义军头目，曾被刘岱英派人前去议和，还送了四百两白银。《民国普安县志》记载清军派人去兴仁议和时提到：“犒师银四百两，桂两金允和。” 不过从四百两白银来看，桂两军应该只是一个率领先头部队的头目，而不是义军主力。 白旗战争历时十四年之久，新城之战仅仅是建立根据地的战争，后来肯定会涌现出一些后起之秀，而新城进爵的时候大部分志书都把一些后来才出现在文献中的人排列了进去，比如马斯俊、张琢三在新城之战的谋划或攻城中都未见诸于各种志书，张琢三仅仅见于一首艺术化的诗歌中。因此这些排列应该都是不准确、不完全吻合的。 通过各种蛛丝蚂迹，我们大致可看出在新城之战时，白旗军的骨干应该就是上面列举的这些，至于如何分封，早已失去了有说服力的印证材料。   2、摆下战场   白旗军攻下新城，聚集了数万人的新城变得喧嚣起来，哲合忍耶的部队，开始了向周围拓展的历程，每一场战役都是艰辛的----新城是一座危险的城，四面聚集着大量的团练和虎视眈眈的清军。 白旗军攻下新城，旋即由马忠、陆王松率军向安龙逼近，胡霖澍苦于安龙局势，将回民扣押以作人质，然后活埋回民家属900人，又将妇孺赶至海子淹死。犯下哲合忍耶教史上血淋淋的重罪。增加了回汉之间的仇恨，这从志书的零星记录中可以找到踪迹。 当胡霖澍屠杀回民时，《光绪普安直隶厅志》记载：“胡霖澍遣城中回民往抚，强有力者皆行，既行，则尽戮其眷属，兴回痛憾，四出焚杀，附近新城二百里悉成焦土，汉民死者万余。”《民国普安县志》也记载：“回民闻之，皆决心投义军，汉人遇之无幸免者。” 胡霖澍屠杀回民一案，增加了回汉之间的仇恨，因此而演绎了一场与清军战斗之外的杀伐，复仇的回民将新城附近二百里都焚毁殆尽，屠杀汉民，坚定了反抗到底的决心，他们走着一条永不回来的道路，誓与朝廷血战到死。每个人胸腔中都埋藏着焚毁的烈焰，要焚毁一切，又被一切所焚毁，哲合忍耶犹如一场巨大的烈火焚烧在大地上，浓烟迷漫。 《民国普安县志》记载白旗军攻下新城之后：“凌翔自往攻贞丰，至距城二十里之纳山被千总阮锦奎抗阻不得进。”于是义军又转向晴隆征战，并趁势进攻普安县。 相对于在新城刚刚立足的义军来说，向周围扩张是他们最大的目标，除了分兵围攻府城安龙之外，他们最后将目标锁定晴隆和普安县。 普安知县刘岱英新城战死以后，知县换成了胡祖寅，新上任的胡祖寅拉拢团练，率官军驻扎在兔场营。义军由张凌翔、马河图、陆王松、王巨林率领数千人奔赴晴隆，胡祖寅率军阻击，双方僵持三月有余，大小战争数十次，双方各有胜负。义军绕道进攻清军粮台，清兵死守，双方展开激烈争夺，呈胶着状态，后来普安县张全胜率领千余清军团练来援，义军腹背受敌，被迫退回新城。 《民国普安县志》记载：“官军竭力守御，次日全胜率千余人来援，与官军内外夹攻，回军败走，追至冷饭田，又大败之，回军溃回新城。”  从这段记录来看，当时义军进攻晴隆受阻，并被清军打败，退回新城。记录中对胡祖寅有一段评价，意思就是说自从回民起义以来，清军中没有人敢于真正拉开战场与义军对阵，守住阵地，同时又以攻为守，“议战守自祖寅始”。从评价中可看出对胡祖寅指挥作战方面给予了一定的褒杨。 在双方相持之前还记录了胡祖寅用人和军事部署方面的一个小细节：盘县团练头目陈昆山，曾在涂令怛起义时率领团练参战，并立战攻，后来又参加大坡铺之战，因屡立战功而被同知夏成业排挤，最后夏成业以“莫须有”之类的罪名将他抓捕押送，当押送过普安县境时，胡祖寅觉得陈昆山可用，将他救下，命令他办运军粮。又命令很有威望的团练杜发兰、杜鸿业父子和他一起率领五千多人驻扎兔场营，克复青山（今普安县青山镇）。 从克复青山来看，义军攻下新城后一直在青山驻兵，在后来的十多年里，青山一直作为义军驻扎的另一个大本营，与新城构成犄角，十多年里，青山驻扎的白旗军和清军发生了无以计数的战争。 从志书中记录的各种细节来看，胡祖寅在军事方面颇有才能，用人也很有一套，义军向晴隆扩展的战略不能施展。新城与普安县之间，摆下了一片往来争夺的战场，很多时候形成的是一种残酷的拉锯战。   在普安县战场之外，盘县大坡铺、华家屯战场也进入了胶着状态，何占标和盘县团练对大坡铺的围攻日益激烈，义军一边巩固新城防务，一边策划着向安龙、贞丰用兵，又同时摆下两个战场，清军在守住城池的情况下，将重心放在了盘县，盘县是首义之地，又是通往云南的咽喉要道，张凌翔、马河图率军杀进兴仁，远离了家乡，于是清军开始疯狂围攻大坡铺，并在盘南摆下阻击战场。义军形势非常不利，在普安县有胡祖寅挡道，盘南又聚集了大批清军团练，大坡铺被分割成一块孤立之地，援军被阻，情势紧迫。 盘县大坡铺作为首义之地，回民的眷属和留守的青壮年依然在崇山峻岭之间奋战，依靠毗邻的村庄作为堡垒，坚守着流血的哲合忍耶，同时也坚守着仇恨和孤独。 新城防务也成了最紧迫的大事，咸丰九年（1859）十一月五日进入新城，十年（1860）正月，马河图着手负责新城防务，采取了一系列有效措施，将新城拓宽三分之二，并在外围建筑碉堡，将义军分驻城外，与城内义军构成内外两道防线，以保证根据地的稳固和粮草供济，调配全军。 《民国贵州通志》记载白旗军攻下新城后：“旋走据大平、红岩，南略府城。” 义军一攻下新城，张福田就率领一部义军占据大平、红岩，向府城安龙形成攻势，并与新城互相策应。鉴于义军攻取新城时城中缺水，马河图将城外水井纳入城池，先在城外建筑碉堡，再巩固城坦，新城的建筑共花费了两年时间。据《民国普安县志》记载，这项工程非常浩大，城内外除了义军居住的房屋之外，所有的石头包括墓碑都全部用完，“役毙民夫万余人，历两载始工峻。” 在新城修建中，民工死亡人数上万。 当时修建的还有元帅府和迎宾馆，元帅府旧址在今兴仁县城内金家坝，当时均为木结构楼房，占地1600平方；迎宾馆占地3000平方，由前、中、后三院组成，1950年时曾为兴仁县政府使用，后来部分被拆除后建立学校。 另外还修建了清真寺用来传教。至今，兴仁潘家庄仍有同治六年（1867）建立的清真寺，清真寺院落里左右种植桂花，殿后松柏掩映，依然保持着原貌。 哲合忍耶的教民，一直主导着这支新兴的义军，他们用信仰支撑着一切，同时也用信仰来建设军队。哲合忍耶在盘江流域找到了更加茂盛的土地，他们在这片辽阔的土地上慢慢地绽放----   3、一进普安县   《民国普安县志》较为详细地记录了白旗军第一次攻占普安县城的情形，当时白旗军翼长张治率军进攻，与胡祖寅交战后失败，元帅府欲将他治罪，张治立下军令状，誓取普安县城。后来张治派出细作侦察，探知城中空虚，胡祖寅率军驻扎在兔场营，于是都统张福田和张治分兵两路，一路由白岩向江西坡进攻，另一路由马鞍山直攻地瓜坡。胡祖寅和团练杜发兰率军来援，当时白旗军已夺取了县城-----后来白旗军在城外与来援的清军交战，清军由于粮草缺乏，败走让里。 “祖寅力图恢复，走让里、郎岱募劲练枪手二千余名北归，饬游击易飞熊、团首杜发兰等同克复县城。” 在县城丢失的情况下，胡祖寅败走让里，并到郎岱（今六枝特区）招募枪手，联合普安营游击易飞熊、普安县团练杜发兰，合力收复县城。 与胡祖寅初期的战争归纳后可看出，双方在普安县这块弹丸之地，互相用兵，争斗不停。哲合忍耶的部队开始了征讨之路，这些头戴六角帽的回民，引领着其它民族，穿着破烂的衣裳，拿着简陋的武器，配置少量土炮和火枪，蜂涌而来，高高飘杨的白色旗帜，在血雨腥风中迎风展开。义军占据兴仁后，便发生了与胡祖寅的争夺战。 战争名称：第一次攻占普安县 攻取县城时间：咸丰十年（1860）二月初四 义军攻城主要将领：张福田、张治、王老满、王长生 清军复城时间：咸丰十年（1860）三月初十，义军占领普安县城一个月零六天 结果：清兵招募枪手复城，义军退回兴仁 清军复城主要将领：胡祖寅、易飞熊、杜发兰、陈昆山 这场争夺战实际上构成了拉锯战，城池得而复失，胡祖寅成了白旗军在普安县战场上的主要劲敌。其时胡祖寅已年过花甲，在刘岱英战死新城后他莅任普安知县，立即部署防务，率领团练和官兵占据兔场营，阻止义军通向晴隆大道，在与义军首战之后，双方不停杀伐，互有胜败。 《民国贵州通志》记载：义军趁虚攻进县城后，又从县城分兵向三板桥、罐子窑、上寨汛运动，在上寨打败胡祖寅。胡祖寅继而又趁县城空虚趁机夺城，于是白旗军放弃县城而去。这些向上汇报情形与县志记载略有不同，但失城复城基本一致。 《民国普安县志》对义军占领县城时有这样的描述：“祖寅闻警，率杜发兰驰援至，回军已据城，焚掠人民，被害者十之三，又四出烧掳乡屯。” 这在当时的战争来说，也可视为义军攻占城池后进行了一定程度的焚烧，义军毕竟是农民，没有我们想象中高尚，也没我们想象中文明，在咸同时期的反抗战争中，难免卷进无辜百姓，因此杀戮不可避免，无论标榜义军有多么英勇，多么正义，都似乎是不合时宜的。 如果从真实的角度出发，我们看到的真相----这场持续十余年的战争就是一场浩劫，朝廷损兵折将，百姓血流成河，人的生命变得非常的脆弱和不堪，残酷的镇压伴随着顽强的反抗，构成了贵州咸同时期的主旋律，人民纷纷流离失所，焚烧、杀戮、抢劫和鲜血，无一不印证着悲剧的历史，无一不印证着民众的痛苦，当一个民族选择了遗忘，留下来的将会是长久的思考，长久的困惑和反思，而我们不能真正去遗忘历史的一幕一幕，它将永远深埋在脚下这片辽阔的大地，并渐渐深沉，警示着未来的人类。 义军一进普安县之后，在盘南发生了与黄号军的短暂交锋，而此时的另一个战场----盘县大坡铺，何占标奉命从云南富源而来，与盘县团练及官军对大坡铺形成了包围之势，大坡铺军情紧迫，留守家乡的白旗军在马负图、张凌汉的率领下展开了又一场顽强的抵抗，哲合忍耶在盘江流域的发祥地即将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灾难。 新城义军依然对安龙形成包围之势，安龙是五属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是兴义府所在地，知府虽然换成了郑训奎，但胡霖澍照样主持着军政（至少也是大力协助），纠集着大批团练和官兵坚守城池，与义军对峙。他曾经花了大把白银诱抚回民，不曾想张凌翔拿了白银又打过来了，胡霖澍狼狈之中用白银武装了义军，用钱买了武器来进攻自己，他一边要保住头上乌纱和脑袋，一边又被撤了职，郁闷的胡霖澍因为“杀回事件”而成为义军的最大仇敌。他的手上沾满了哲合忍耶的血和泪，义军恨不能将他生吞活剥，他也成为咸丰年间贵州西南地区第一号郐子手，而永远地捆绑在人们心间，永远地捆绑在伊斯兰教的教史之中，他的脸庞永远都是狰狞和疯狂的，无法抹去----   4、盘县战场----张定中盘南杀杨彩   张定中，回族，盘县滥木桥人（今普田回族乡大木桥）。 《光绪普安直隶厅志》记载，在大坡铺回民抄斩沙陀高氏后，他就悄悄投靠义军，滥木桥是盘县回族的另一个聚集地，当他与大坡铺联为一体后，变成了哲合忍耶在盘县的又一个发祥地。 “三万底场，赴兴义县大道也，滥木桥在其南，多回寨，张定中为之首。” 张凌翔谋划新城之时，就密约张定中一起策划，张定中在新城之战中也立下了汗马功劳，但当时在盘南，还有龙潜集团势力较大，张定中不敢公然反抗官府，只是在暗中操作，后来龙潜死了，张定中率领回民公开亮出旗帜，与官军拨刀相向。 “权（即龙潜，各家志书记录音相同，字不同）不亡，定中未敢公然肆逆也……定中闻权死，喜，举回族反。” 当时在盘南三万底（今忠义乡），有一个七十多岁的豪绅叫杨彩，大坡铺义军兴起，他就积极组织团练，防御义军，构筑工事，附近村民都来归附他，将他建筑的防御阵地作为依靠。他儿子杨连枝和张定中关系较好，张定中率领回族响应大坡铺时，就委婉地跟杨连枝说：“大坡铺造反了，团练懦弱，又彼此不合心，不足以抵抗，我想暂作权变，如果义军攻来了，就举白旗响应，官军来了，就举红旗响应，这样可保地方平安，你看如何？”杨连枝坚决不同意，并发誓以死抵抗白旗军。 ----白旗军联合张定中时民间传说道：当时鸡枞三（张凌翔）到滥木桥（今大木桥）劝说张定中共同反清，张定中犹豫不决，张凌翔与他同坐在木屋之中，后来背靠“中柱”摇晃，房屋动荡，张定中惧其神武，于是同意率部反清。 民间传说杨彩集团与滥木桥回民素来有隙，原因是杨家看中了回民后山上的坟地，并试图强行埋葬族中亲人，在埋葬过程中曾发生械斗，双方各有伤亡----当时杨氏集团强行到回民“义塚地（墓地）”下葬，回民组织人员里三层外三层地将其围了起来。 因此白旗军借道他死活不让，从而导致张定中率部攻击----这种传说似乎把白旗军围歼杨彩集团看作了当地回民的一种报复行为。 ----咸同时回民军用的是长方形白旗，清兵用的是红旗，所以民间就叫义军为白旗军，清军为红旗军，另外还看到有打花旗的记录，在《民国普安县志》上说到义军打白旗时有一段注解，注解说当时有白号、黄号之称（黄号军打的是黄旗），可见当时并没有称“白旗起义”，而是后来的史学家将盘县大坡铺的哲合忍耶教民反清战争称之为“白旗起义”。 云南杜文秀领导的回民军打的是白旗，贵州汉族白号军打的也是白旗，清朝官府称回民军为“回匪”，称号军为“教匪”，当时盘县的哲合忍耶回民军，与云南回民军略有区别，但更应构成一个整体，许多志书上都记载，当时盘县回民军旗帜上用阿拉伯文书写着“反清起义军”字样。 “起义”在当时是个很时髦的词，在太平天国以前的官方称农民起义为“民变”，到了太平天国的农民军，自称为“起义”，于是“起义”被一直沿用至今，当时回民军书写“反清起义军”字样，很明显受到了太平天国文化的影响。（按语：起义一词在民间其实早已存在，《三国演义》开篇即已提到，但官方一直称为“民变”。） 另外有资料记载白旗军头裹白帕的说法，那是不可靠的，哲合忍耶的教民头戴帽子，帽子大多为白色，也有黑色的（有的记作青色），多为六角帽。《民国普安县志》说义军蓄长发，衣纸甲，执钢叉，但当时的义军武器，还有少部分火器，并且随着战争不继扩大，火器的用量越来越大，考据贵州义军初期用的兵器，主要依靠鸟枪、抬枪，配以火药，还有土炮，和地方团练的武器大体一致。 当何占标进攻盘县大坡铺时，白旗军从兴仁回兵增援，三万底为兴仁进驻盘县的要道，张定中向杨家借道，杨连枝不许，义军就动用金银财帛，想跟他家通融，杨连枝斥责张定中，不许义军通过。经多次通融，盘南杨彩集团依然不许白旗借道，于是张定中和张凌翔相商，决定灭掉杨彩集团。 咸丰十年（1860）五月十一日，张定中率白旗军围攻三万底，附近清军团练惧怕义军威猛，不敢赴救，互相观望，各自坚守着自己的地盘，最后乐民里（今乐民镇）一千多团练来援，和白旗军激战。张定中见攻不下杨氏营盘，悄悄派人贿赂杨彩的亲戚，假装避难后进入杨氏集团阵营，到夜深人静之时，悄悄用水把火药桶淋湿，在枪炮中塞入泥土。 白旗军围攻了四天之后，到了十一月十五日，张定中率部发起猛攻，团练的鸟枪和土炮不能用，义军攻破杨彩防线，进入屯中。将杨彩全家关押，因杨彩有几个儿子都是可用之材，张定中就诱降，杨彩不从，最后义军“屠其家二十余口，惟一女、一孙、一曾孙免焉。” 后来杨彩的孙子归来，将白骨垒作一座万人坟。 《凉都文史.第九辑》记述在这场战争中，杨氏家庭共伤亡83人,后来朝廷赐给“忠义节孝”牌匾。 《光绪普安直隶厅志》记载：“杨玉闰，贡生杨彩之女，咸丰庚申（1861），回军破三万底屯，彩骂回军而亡，时女尚幼得逃免，及长，痛父惨死，誓不字（婚嫁），时有戚容，足不出户”。 战争总是残酷的，无论是义军、官军还是团练，杀戮都不可避免。当义军攻下三万底后，又遭到清军阻击。当时何占标围攻大坡铺已经三个多月，普安厅同知叶如松期间调往安顺任知府，新任同知钱埙组织盘南螳螂屯（今盘县马依镇境内）及其它团练，进攻三万底，义军退回滥木桥，又跟盘县周尚文团练激战。最后张定中援军在众多清兵和各地团练的阻击中退回新仁，增援失败。 盘南白旗军退回兴仁后，大坡铺义军的战争进入了更加艰苦的状态，到了八月，云南回民军马联升率军来援,虽攻破清军驻扎在海子铺的营盘,但又被何占标组织清军击退。于是大坡铺陷入外无援助，四面受敌的境地。   5、盘县战场----大坡铺   在上文中闲话时已大致地说过大坡铺、华家屯之战，结局是大坡铺被何占标率领团练和官军血洗，村庄和清真寺被焚毁。在这里，我将从另一个角度再一次走进这场战争，真实的盘县战场上，大坡铺义军经历了一场血与火的炼狱，哲合忍耶在盘江流域的发祥地----大坡铺，历经了重重战争和杀戮后，被清军摧毁殆尽。 大坡铺附近村庄林立，驿道古旧，人烟稠密，当时参加战争的村庄以大坡铺、华家屯为主，附近的小冲、柳树湾、丫巴山等地也进行了不同规模的战斗。 咸丰十年（1860）三月，张凌翔、马河图率军在兴仁向附近州县进攻，大坡铺成了义军眷属及老弱妇幼居住的地方，这里是义军根据地，居住着一些留守的壮士，他们负责保护家园，保护哲合忍耶的发祥地。周围村庄也燃起了反清的熊熊烈焰，清军将这里划为消灭白旗军的主阵地之一。 《民国贵州通志》记载：“（咸丰十年〈1860〉）三月，叶如松以汉民失业久，回众仍未退，请乘张凌翔赴新城，调云南开化镇都司何占标由平彝（今云南富源县）会剿。” 何占标依靠镇压富源农民义军而累次升官，富源县早在咸丰七年就发生了回民起义，为了响应云南东路马如龙部，马头山、阿丈冲的“穆斯林”纷纷攻打县城，并将县城占据，后来被清兵将城池收复，富源回民军与盘县哲合忍耶义军一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在《钦定平定云南回匪方略》收录的云贵总督张亮基的奏折中，对何占标镇压富源回族义军略有描述：“何占标直扑回队，兵练奋勇进，回势不支，阿掌冲及马头山腰站等几股回军来援，亦被伏兵击败，该回军又勾结普安厅（盘县）回众来援助，何占标协同署典吏陈广训带队夹攻，回军遂大败，阵斩著名回首马三黄等十余名，乘势将马头山回寨攻破，并将阿石寨尽行烧毁，共毙回军二千余人。” 上面记录何占标镇压富源回民义军是咸丰九年十一月十四日，盘县白旗军前去增援。何占标在镇压富源的回民军中一路升官，先由平彝汛把总升候补都司，又升从三品游击，在血洗大坡铺后，升至从二品候补副将，已是坐镇一方的将军，但就在镇压盘县义军后没多久，何占标被身边团练所杀。 《钦定平定云南回匪方略》中云贵总督张亮基和云南省巡抚徐之铭于同治元年（1861）向朝廷禀报的奏折中称：“经前任云贵总督臣张亮基，委侯补副将何占标，统带平彝乡团驻扎普安厅剿办，兹据署普安厅钱埙禀报：本年三月初四日，何占标在平彝县点练，突被练丁戕害，练丁竖旗抢掳，该厅至平彝道路，已梗，厅境各路防剿练团，复因粮绝，溃散，粮饷两无，危在旦夕。” 从奏折中可以看出，何占标死于兵勇哗变，在那个纷繁的大时代中，军队哗变数不胜数，许多官兵哗变后要么参加义军，要么沦为土匪，哗变的主要原因基本是无粮无饷，粮食和银饷成为大清朝最头疼的问题，与太平军和各地义军历年征战中，大清朝早已一贫如洗，内外交困的大清朝在世纪末的微光中挣扎着、喘息着，疲惫不堪。 关于何占标的死，盘县至今仍有这样的传说：当时何占标血洗大坡铺，回民无比悲愤，于是逃脱的回民为了复仇，悄悄混入他的部队，然后伺机策动哗变，将他杀于营中。 在盘县大坡铺战场上，何占标三月进驻，与义军对峙交战长达一年之久，《民国贵州通志》对征战记录较为详细。 战争名称：大坡铺之战 清军主将：何占标、普安营游击邓逢霖、普安厅同知叶如松、普安厅接任同知钱埙、鲁土营代理土司龙杓及其它团练头目 义军主将：张凌汉、马负图（又名马九一）、张志祥、张庚寅、丁四保、马成珠、滕之项、张老满 战争时间：咸丰十年三月至咸丰十一年三月十八日（1860--1861，历时一年） 《民国贵州通志》记载，这次战争共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双方相持不下，清军一面组织团练在盘南阻止张定中来援，一面对大坡铺、华家屯、丫巴山形成包围，何占标在奎阁（今红果镇境内）扎营，后又移居天保山，盘县团练及官兵分别扎营海子铺、水田（均在大坡铺附近）一带，在放马坪（今红果镇城郊）及附近多次交战，期间马负图突围走岔河，遇盘江任士雄率团练阻击，向鸡场坪突围，相持到八月，云南马联升率回军来援，攻破海子铺清军营盘，与白旗军一起打死清军守备邓飞熊、千总肖本忠，打伤普安营游击邓逢霖，在与何占标海子铺交战后，马联升退回云南。（注：肖本忠据《光绪普安直隶厅志》记载于上年攻破胡霖澍七座大营时已战死，属志书记录有误） 《民国贵州通志》中云南巡抚徐之铭禀报的奏折记载：到四月起，何占标扎营大麦地、白朝屯（今盘县火铺镇境内），义军在大坡铺、华家屯、柳树湾、小冲、丫巴山一带筑起石墙扼守要道，竖立寨门，在多次交战中，义军先锋张庚寅、丁四保、马成珠相继阵亡，清兵先招降丫巴山彝民，然后进攻华家屯、小冲，最后攻击麻龙屯等地，义军败走大坡铺。在这场战争中可看到双方利用枪炮、火箭、弓箭、火弹、擂石等防守和攻击，情状惨烈，何占标在攻击中受伤。“何占标一面饬令纵火焚烧华家屯、小冲两处回寨，一面率队前赴麻龙屯。”在清军的攻击中，义军村庄攻破后均被焚毁。《光绪普安直隶厅志》记载清军攻破华家屯村庄时，义军首领张志祥阵亡。 第二个阶段：义军孤守大坡铺及附近村庄，与清军继续鏖战，清军一部在盘南围攻残余义军，大坡铺义军孤绝无援，咸丰十年（1860）年底，义军商议汇集一万多人定于二年大年初一围攻清军营盘，后来清兵抓住义军战士审问后泄密，清军于是秘密布置，等待义军扑营。 《民国贵州通志》记载：“回民纠集万余定于次年元日围扑大营……元旦回军蜂涌而来，各路兵练毙回多名，并毙元帅滕之项，十一年正月至二月攻拨小铺屯、扭松营、把黑寨，三月十一日逼大坡铺。”一些地名现已无法考证，随着岁月的流逝而消失，但据以上记录，清军在围攻大坡铺时，先攻取外围其余村庄，从而与大坡铺形成对垒阵式，展开激战。“十七日夜，占标传谕各营掩旗前进，直捣回寨，天色将曙，号炮一响，各股兵练奋勇争先，锹控回墙，腾身翻入，先将中路头道墙及山顶回屯攻毁，何占标又饬右路兵练将回寨后面之毛正营、千河两处回屯焚烧。” 从这段记录可看出，当时何占标率清军于夜间突袭，并分兵多路进攻，先攻击大坡铺邻近村庄，再一举攻入大坡铺，大坡铺当时构筑三道石墙，清军攻入第二道墙时推入两百斤重的大炮，连轰四炮，于是破了第三道墙，义军向柳树湾突围，清军又围攻柳树湾，将村庄一一焚毁，在这场战争中义军首领张凌汉被杀。一部分残军败走新城，另一部分在义军首领张老满的率领下向鸡场坪突围。 《平黔纪略》记载：“十八日，占标督军进攻，埙亦率团继之，先以巨炮轰其外墙，占标冒矢先登，坠墙伤足，仍力战，攻一昼夜破之，擒元帅张凌汉等诛之，毙回千余，大坡铺平。” 另有民间传说：当时大坡铺有极少数回民因与汉族有亲戚关系，便逃到亲戚家受到保护，后来更改为汉族生活下来，直到解放后才改为回族。至今，沙坡（即大坡铺）仍有几家回民与汉族杂居。 ----至此，大坡铺之战以白旗军失败宣告结束，清军打开了通往云南的邮道。大坡铺是古驿道所在地，清朝六十里设一站，十里设一铺，大坡铺二十里开外即是亦资孔驿站，直通云南富源胜境关，自古为入滇要道，有滇黔锁钥之称，自哲合忍耶教民在大坡铺发难以来，朝廷邮道断绝，文告、书信、物资转运均被义军堵绝，因此大坡铺及其附近村庄，具有较为重要的战略地位。 《民国贵州通志》记载：“大坡铺等处为滇黔扼要之区，自回军勾结夷众汉奸踞住以来，扑城戕官，以致文报不通，商旅绝迹，兹经何占标奉委督办，将回寨一律攻克，驿路可就疏通。” 盘县境内现在尚留有残存的驿道，一百多年前的风声雨声早已消散成灰,但那段凄惨的岁月，仍然客观的存在,并深藏于地底----   第十章      艰难的鏖战----马河图破贞丰进普安   1、闲话战乱中的饥饿   1861年，是清代历史上异常悲惨的一年，咸丰皇帝避难承德，英法联军进入北京，火烧圆明园，法国大作家雨果形容两个强盗进入了北京城，一个叫法兰西，一个叫英吉利。这两个西方强国将积贫积弱的中国踩在脚下，进入圆明园放肆的抢劫，国宝被洗劫一空，万园之园经三天三夜大火，焚毁殆尽，咸丰皇帝带着他的戏班子，宠妃和媚臣，依然夜夜欢愉。而在贵州西南这块大地上，白旗军没有见过咸丰，更没有去过圆明园，紫禁城对于他们来说太遥远了，他们面对的是地方官吏和豪绅的民团，面对的是饥饿、寒冷、贫穷和困惑。咸丰皇帝死于这一年农历七月十七日，结束了三十一岁短暂的生命，接着发生了“辛酉政变”，慈禧太后和小叔子恭亲王亦訢处治了咸丰帝临终受命的八个顾命大臣，载垣、端华、肃顺、景寿、穆荫、匡源、杜翰、焦佑瀛。其中，怡亲王载垣和郑亲王端华被勒令自尽，大学士肃顺被斩首示众，军机处里原来的顾命大臣穆荫、匡源、杜翰、焦佑瀛全部免职----开始了两个皇后“垂帘听政”的时代，也开始了慈禧太后统治中国长达四十八年的时代。 公元一八六一年，在贵州农民军战场上，也进入了异常艰辛的时刻，这一年饥饿频频，战乱中的人民过上了更加悲惨的日子，据《民国贵州通志》记载，贞丰、瓮安都出现了吃人肉的现象，在贞丰：“辛酉正月，人民嗷嗷待哺，饿殍满地，至剖死尸而食。” 对瓮安的记录更加令人怵目惊心：“十一年春，义军破龙蒿等屯，城乡皆饥人相食，农民军踞玉华山后根深蒂固，兵团虽力攻，从未有能足履山腹者，农民军于春耕时四方烧劫，使不能下种，秋熟则大队抢获，盖藏皆尽，草根树皮不足，至食人肉，有时擒农民军正法，未及断头，已为饥民行割无余，至亲率相易食。” 由于不断的战争，民不能种地，种后又不能收获，粮食早尽，草根树皮吃完，于是人吃人，被清军正法的义军未等砍下头颅，早已被饥饿的人们分割而去，连至亲的人都吃。这样的惨剧，在世界历史上不知道发生过多少次，人们因为饥饿，因为特别的饥饿，饥饿到不能再活下去，于是开始吃同胞的肉身。在众多记录中也曾说到过义军情况，义军同样地陷入了这场大饥饿之中，接下来的同治元年，饥饿照样绵延。《水城县特区志》记载：同治元年，大饥。饥民采火绳草实与野麦充饥，饿死者众，场坝有人以人肉混合牛肉煮卖牟利。而在盘县：“咸丰十一年，慧星见南方，大旱，米斗争银一两二钱，饿莩万计，疫疠盛行，死骸遍野。同治元年四月十九日，五虹夹日，米斗银如上年之数，饥民死者相枕籍。” ----粮食成了最重要的东西，曾在一篇史料中看到过咸同年间，在贵州发生过一枚铜钱购买两粒蚕豆的记录。义军需要粮食，清军需要粮食，团练需要粮食，老百姓需要粮食，于是可以想见，当人们都陷入了这种大饥饿之中，种种劫难也就相继出现，抢劫、杀戮、吃人肉等现象也就不足为异。人们需要吃的，只有食物，才能让人继续活下去。因此，在这些战争中，很多时候都是为了食物，为了食物而象野蛮的动物一样厮咬，比动物更残忍、更残酷，更凄惶。 贵州咸同年间军费问题成了当局者最头疼的问题，贵州本来就是贫瘠之地，年收入粮赋不过20多万两，就连太平时候都需要各省“协饷”，何况战乱频频，清军长期处于粮饷不敷的状态。 据《中国近代各族农民战争考论》对咸同时期贵州军费问题研究记载：贵州咸同时期清军的军费主要依靠各省协饷、向官绅商民筹借、捐输（包括自愿捐助和强制捐输）等几种方式。 除了以上这些筹集方式，清军军饷还有另外一个来源，那就是“买官卖官”。 “买官卖官”现象在中国历史上一直层出不穷，东汉和明朝就已经是全盛时期，但就清朝而言，更有过之而无不及，捐官的花样名目繁多，早在康熙朝就广开纳捐之路，有钱就可以当官，钱少当小点，钱多就当大点，捐取功名让许多无赖、流氓、无知的劣绅走上仕途，然后又拼命勒索，交出钱去当了官，就要拼命挣回来，当官是为了挣钱，挣钱是为了当官成为一种恶性循环。有大家熟知的“一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说法，尤其到了清末，看过《官场现形记》的人就知道，当时吏治之败坏，应为历代之最。 在清末“买官卖官”中，对于这种龌龊的吏治还有更深刻的描述，《清末西北之回民反清运动》对这种现象描述为：文官自小京官至郎中，未入流至道员，武职自千把总至参将，都有“定价”，可以按价购得。 在史料中看到过清代捐一个知县花4600两白银的记录，当一个知县年工资不过60两左右，这样捐来的官不勒索不胡作非为什么时候才能将本钱挣回来，官位成了商品，许多人便开始在这条“生意路”上绞尽脑汁，在捐官路上也出现了许许多多层出不穷的怪现象。 野史上看到过一个捐官现象，说的是山西一个土财主，6岁时家里人给他捐官之后等了80多年终于等来了同知的委任状，家里接到后立马张灯结彩。 ----这还算得是有福之人，无福之人等80年早死于滚滚红尘了，86岁当上了同知，办公时是否需要人搀扶？这里权且开个玩笑罢了。但从这个奇异的捐官记载中，不但看出清代捐官的历时之久，为害之深，影响之普遍，更能看出民众心理，花钱当官不但是为了光宗耀祖，更是为了在任上捞回资本。 史料记载：康熙征讨准噶尔时费用不足，下诏鼓励富户捐纳，仅仅山西一个省，1年纳捐县丞1万2千人，当时全国只有1300个县，竟有20多万候补在虎视眈眈地等待着拿取委任状。 到了清末，太平军战争爆发，国家贫困和财政拮据基本上成了历代之最，买官卖官更是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 《清末西北之回民反清运动》记载：“铜臭之夫，市侩之徒，又何乐不从事此种一本万利的生意，于是游手好闲之徒，以官为市，至有数人合资捐得一官，互为手足，朋比营利之事发生。” 官场成为市场，按今天的话说，就是合伙入股买官，买来后大家一起绞尽脑汁赚钱。一边是饥饿，一边是战争，一边是贪官污吏绞尽脑汁敲诈勒索，一边是土匪强盗横行，一边是外国列强殖民，一边是鸦片荼毒，一边是糜烂的上层社会，一边是滥杀无辜和灾害、暴乱，可想当时的大清朝，腐朽堕落到了极点，底层的老百姓生不如死，拿起武器还能用武力换来尊严，换来粮食----下层的老百姓活着就是无穷无尽的折磨和凌辱，为了身上衣裳口中食，农民只有参加战争，只有拿起武器，才能有所依靠，无论你参加的是谁的战争，为谁而战，最终的目的都是官逼民反，这成了历代农民起义铁定的规律。 清军军费还有另一个重要来源，设置厘金。所谓厘金就是在道路设置卡哨，对各种物资按比例收取，凡物均有抽收。厘金的创始人为湖北咸宁人雷以针，因与太平军的征战中，雷以针受命为江北大营帮办军务大臣，为了筹备军费，他推行幕僚钱江的策略，遍设关卡敛财以供军需，各省便纷纷效尤，致使清朝财政收入大增，雷以针也因此而名声大噪。 贵州设置厘金在咸丰十年十一月，比其它省份较晚，当时巡抚刘源灏、提督田兴恕正式向朝廷奏请在全省设厘金局。当时厘金的主要征收对象为食盐，其余为日杂百货。在贵州巡抚刘源灏、提督田兴恕向朝廷递交的奏请中说到：“黔民本无巨户，叠次劝捐，搜括殆尽，其取之不竭者莫如厘金”，在厘金的比例上又说到：“川盐每百斤酌抽十斤存局。” 《厘金制度新探》中对厘金抽取有着更加深刻的阐述：“而局卡层层密布，遍于全国，穷乡僻壤，莫不有厘卡伺察，肩挑手提，只鸡尺布，皆不免于抽厘。” 据咸丰十一年十月十五日御史陈廷经奏折上说：“凡水路通衢以及乡村小径皆设立奉宪抽厘旗号，所有行商坐贾，于发货之地抽之，卖货之地又抽之，以货易钱之时，计其钱数抽之，以钱换粮之时，又计其银数抽之，甚至资本微末之店铺，肩挑步担之生涯，或行人携带之盘川，或女眷之随身包裹，无不留难搜刮。” 清代的厘金制度，真可谓无所不用其极，名为厘金，实为敲诈勒索，拎个包出门也得抽，挑个担出门也得抽，有什么抽什么，去“银行”换钱也得抽，买粮食也得抽。无论你做什么，都得为国家的战争出钱出物资，这就是所谓的厘金。在各地纷纷设置厘金局的同时，更是弊端百出，除了督抚委员设置厘卡之外，军队、团练也以筹集军费之名四处抽取，咸丰十年六月陕西道监察御史高士廉奏折上说：“近日各省所设厘金局，每省自数十处至数万处不等，有曾经报部者，有私自设立者……其中洁己奉公者固自有人，而营私牟利之徒，更指不胜屈。”厘金制度的设立实质上成为敲诈勒索的另一个代名词，更成为一些混水摸鱼者筹集物资而冠冕堂皇的理由。“奉宪抽厘”----这就是朝廷的直接命令，在一定程度上为清军筹集了军费，但在扰乱社会治安、扰乱民生、搜刮民财方面，带来的负面影响远远不可估量。 清咸丰十一年，贵州军队和人民同时进入了饥饿，而且不是一般的饥饿，这种饥饿和贫困状态对于清军和义军来说，都是最致命的打击，饥饿的战争还在继续，哲合忍耶率领的农民，依然艰苦地燃烧着他们的烈焰，盘县的根据地被毁灭了，众多失去亲人的“穆斯林”们，将仇恨又一次深深地埋在了心里，他们含着悲愤的泪花在盘江流域四处征战，唯有哲合忍耶的信仰，依然是不变的支柱，支撑着他们艰难杀伐，他们最难平息的却是心中的怨恨，为谁而战，似乎没有人认真的想过这一切，只有战争，才能让他们在安静下来的时候，默念真主安拉。世上的一切形如流水，一切过去后只剩下白茫茫的一片，那时候世界安静了，不再喧嚣，没有悲苦，世界沉寂如水，万物都深藏于大地，惟有那些怨恨的双眼，在天空下一次次探出云层，他们仿佛在低诉着什么，让后来人止步聆听----   2、贞丰战场----白旗军对峙清军，太平军破纳山大营   当白旗军攻占新城前，兴仁城中富户即行逃亡，许多逃往贞丰州而去，《贞丰县志.大事志》记载，逃往贞丰约千人左右。 咸丰九年十一月五日，义军攻占新城，紧接着对贞丰用兵，开辟了另一个战场，据《平黔纪略》记载，义军攻占新城后，立即向安龙用兵，西北进犯普安青山，东北由巴林、龙场进犯贞丰，到了十二月，义军攻击到者党、把兰一带。（注：者党、把兰均已失名，把兰或应为挽澜。） 贞丰州城由游击梁献廷和州官叶华春共同防守。 《贞丰县志》记载：攻占新城后仅仅五天，咸丰九年（1859）冬月初十，马河图、马忠即率领三千义军进军贞丰，知州叶华春调集各地团练及官兵六千多人进行堵击，在龙场两军交战，清兵败退，义军占领龙场。双方又发生了多次交战，不妨将这些战争情况列表如下： 一、者相刘济民率领四百多团练来战，被马忠率义军击败后逼入尾洒万人洞，最后被全歼。 二、者腊河苗族首领田洪贵认为白旗军是土匪，率军袭击马忠营盘。交战后双方解除误会，田洪贵率苗民参加义军，直逼贞丰州城。 三、清兵出城对阵，激战两天，败回城中，闭门不战。 四、马忠率军佯退腊山，清军出城追击，被义军围在腊山激战，清军再次败回城中。 《平黔纪略》记载：“贞丰州回军逼城，蒋立炳、梁献廷等分御，回军退那山、龙场及安南者蜡、尾洒。立炳出防那山，献廷以八百人攻者腊，失利引还，伤亡甚众。” 双方对峙的情形下，不断发生局部战争，在晴隆和贞丰交界以及者相、云台寺等多处争斗不停。到咸丰十年（1860）正月二十四日，义军直下贞丰，驻兵塔山、田坝井、龙王庙等地围攻州城，天天讨战，清兵闭门不出，后有团练数百人从后攻击义军，义军恐腹背受敌，再次到龙场扎营，城中官兵遂四出抢劫财物，残害周边百姓，放火焚烧参加义军的农民房屋，三月时，知州蒋立炳调长坝营游击梁献廷率五千多兵勇驻扎纳山、旗上、马吃水一带，与龙场义军对峙。 梁献廷驻扎纳山大营后，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致使清军遭受重创----纳山大营被从广西借道贵州的太平军曾广依部全部歼灭。 《平黔纪略》记载：咸丰十年四月初四，太平军曾广依部由广西进入兴义县境，逼近安龙，兴义知府郑训奎“以都司德寿精额哩守阿棒营，自真武山回援……太平军旋走贞丰，十六日攻陷五里冈，代办长坝营游击梁献廷战死。 关于太平军进驻贞丰，《民国普安县志》曾记载马忠奉张凌翔之命与曾广依部下冯丞相一部交战，后来太平军一千多人投降白旗，并以此突出马忠之善战，在其它志书上并未见到相似记录，据当时情形来说，发生局部交战属于正常，虽然双方都是农民军，但各为其主，回民军一向骠悍，与其它义军发生局部摩擦完全在情理之中。但《民国普安县志》对白旗军的撰写具有小说笔法，采取了一定数量的民间之说，很多事件属于事后通过采访得到的记录，有的记载比较珍贵，但也有的记载难免和史实相去较远。 史料记载：曾广依是太平军石镇吉部的一名部将。石镇吉转战广西，于咸丰十年（1860）三月攻打百色厅，队伍发生内讧，石镇吉率千余兵勇欲前往庆远和石达开会合，遭土司截击被擒，后被凌迟处死。石镇吉部于广西败亡之后一月左右，曾广依即率领余部数千人进入贵州，咸丰十年的一道上谕说：“石逆遣其党曾广依，由泗城走西林，西隆一带，于四月间，乘夜偷渡红水江，窜拢贵州兴义府地界。” 曾广依始终以石达开部下自居，他进军云贵川的时候，打的是“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的旗号，这在脱离石达开行动的各部中绝无仅有，曾广依率部转战滇、黔，部队曾发展到数万人。1861年石达开率部拟入四川时，曾广依命其部将南下接应，石达开在贵州时，曾广依率全军汇入石达开本军。
      《贞丰县志》详细地记录了曾广依率太平军破清军纳山大营的经过，咸丰十年（1860），太平军逼近兴义府城（安龙），知府郑训奎回援，于是太平军改变战略，进军贞丰，四月十六日早晨，先头部队扮作清军被梁献廷迎进纳山大营，饮茶未毕，太平军即合围清军，打死清兵练团一千多人。清军全营只有10人躺在死尸之下幸免，第二天太平军进攻贞丰州城，蒋立炳等清军将领率部守城，太平军进攻几天之后，未将城池攻下，最后率军从顶岗、者相渡过北盘江，经望谟石屯进攻紫云，五月时攻进紫云、镇宁、长顺、惠水、青岩古镇和长寨，贵阳告急。 现在贞丰县还有纳山万人墓，位于白腊乡上村前---贞丰到兴仁的公路侧的土堡上。当时太平军破营后尸骸遍野，后人在周围耕作时常发现骨骸残肢，万人墓建于光绪七年（1881），时隔破纳山大营二十一年，在纳山义冢记中曾有这样的字句：“发匪石达开率大股由广西窜至，敌众我寡，迎战失利，营以不守，殉难者千余人，尸横枕藉，零落山丘。”这里记载的石达开属于误记，当时过贞丰境内的太平军是曾广依部，但一直亮着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的旗帜，因此在不明真相的情况下就混淆地认为石达开率军进入了贞丰。 太平军攻破纳山大营帮了白旗军一个大忙，对峙的纳山大营告破，白旗军去除了一支劲敌，从后来太平军攻破各地州、县来看，太平军战斗力远在白旗军之上，如果说当时白旗军马忠曾与太平军局部交战应该属于情理之中，但是记录为太平军一千多人投降白旗军难免有杜撰的嫌疑，当时太平天国名扬天下，如果说一千多人在普安县投降马忠率领的白旗，在附近州县就应该有记载。但这件事仅仅见于《民国普安县志》，其是否真实具有较大的模糊性。 太平军进攻贞丰数天，没有攻下，可见当时贞丰城池较为坚固，守城清兵较为顽强，这对武器低劣、战斗力不高的白旗来说，是遇到了一块坚硬的骨头，太平军撤走后白旗继续围城，与清军进入了第二个阶段的对峙和杀伐，清军的恐惧与日俱增，而白旗正在兵势渐旺之时，附近农民参加义军的越来越多，队伍在不断壮大，这给了义军莫大的信心和勇气，被困的清军紧接而来的就是饥饿，在城中的清军越来越象是困兽之斗，而义军更象是踌躇满志的猎人----   3、贞丰战场-----破贞丰   《平黔纪略》记载：咸丰十年六月：“贞丰回军犹据龙场，夷军陆王松复掠至鲁贡…诸寨，署知州蒋立炳遣蒋锽等却之，复调安南（晴隆）团首张殿才会剿”。 咸丰十年八月：“贞丰那山（即纳山，今珉谷镇境内）白旗军逼州城，蒋立炳却之，因进那山，失利……白旗军筑垒塔山，窥城中。” 在这些向上汇报的文件中，清军总是战胜，败了就叫失利，无非来一句此役伤亡惨重之类，但更多的却是“败贼，却贼，杀贼”（引用资料中将回民列为“贼”的地方，已被适当地改为“回民”、“回军”、“白旗”等）。 清朝的官吏惯于把事实上的失败转化为文字上的胜利，有时一场规模较大的战争不过寥寥数语就敷衍过去，既简洁又明了，上面一看下面汇报的文件，就算失败也是尽心尽力，比如围攻新城之时地方志书记载明明是刘岱英苦等援军，直到城破，并无一支援军接近新城，但在向上汇报的文案中，总能发现“败贼”的字眼，还有援军突破封锁进入城中的记录，甚至多处战胜，既然胜了，义军还在围攻，新城还是被攻破，大坡铺之战明明杀死官兵千总、守备及一些下层官军，但向上汇报的文件中基本是清军大胜，主将何占标两次负伤，负伤了还在指挥清军进攻，第二次从墙上坠下来伤了脚----或者只是轻微伤，或者直接就是杜撰，清代公文的浮夸难免对当时的战争产生很多失真的怀疑，这里可算作是这本书的题外话。 曾在野史中看到有人对清朝的官方史书提出置疑，说《清史稿》不可信，全是歌功颂德的玩意，皇权左右着修史的官吏，全是拍马屁的玩意占据了整个清朝二百多年的历史，虽然不全部尽然，但大致可以看出，清朝的吏治败坏、文风腐朽、官场勾心斗角、互相攻讦的现象泛滥成灾，因此清朝官吏对义军的描述在很大程度上不可信。到了民国，很多志书只能依据当时清代记录，依据清代的汇报，谕令，致使很多史实被蒙蔽。对义军破城的描写总是带有贬斥，描述义军屠杀群众，焚烧房屋，贞洁烈妇、义士、忠勇乡贤、官吏如何洁身自好，如何烈战不屈等，但清军对农民军和民众的屠杀往往被一笔带过，甚至讳莫如深。 因此要还原最原始最真实的咸同战争，绝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甚至很多真实已不可考据。在贞丰之战中，根据各家志书综合记载，只能归纳大致情形，而要详细的知道贞丰之战，那基本是一件徒劳无功的事。贞丰之战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有围城，有外围作战，历时一年左右，这个阶段太平军借道过贞丰，就势消灭了清军纳山大营。 通过多家志书综合后可以将贞丰之战的两个阶段归纳如下： 战争名称：贞丰前期征战（第一阶段） 时间：咸丰九年（1859）冬月----咸丰十年腊月（历时近一年） 义军主将（据官方记录）：陆王松（向上汇报的材料中仅仅出现陆王松，其余义军将领皆未出现） 义军主将补充一（据地方县志记录）：马河图、马忠、田洪贵及其子田太祥（曾以为白旗军是土匪，后率500人参加义军）、罗晓世和王昌兰（率领千余人参加义军） 义军主将补充二（据地方县志攻破贞丰后情形）：马斯俊（破城后作为主帅管理贞丰，成为马二元帅）、杨九、张琢三、李竹村、张福荫（又名张老八）、桂全伍、马忠良、张西斋、张荣先、张连…… 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太多的人名，而这些人名不过是一个代号，在这里将他们罗列出来，是为了更加全面的了解贞丰之战，这些人名并不具备太多意义，但在贞丰战场上，正是这些人主持着贞丰战局，并在以后的战争中继续东征西讨。下面不妨再来看一大串清军的将领名单。 清军主将之一（据官方汇报资料）：知州蒋立炳、州官叶华春、代办长坝营游击粱献廷（太平军破纳山大营时战死）、千总阮登云（太平军破纳山大营时战死）、把总张禧祚（太平军破纳山大营时战死）。 清军主将之二（据官方汇报资料）：宋景山（贞丰之战拉开序幕之时，“贵州巡抚海瑛“遣宋景山以五百人援贞丰）、者相团练刘济民（马忠歼灭腊山万人洞时战死）、署册亨把总钟开祥（在前期局部战争中战死）、把总陈占魁（前期征战中战死）、团练首领吴通礼（前期征战中战死）。 清军主将补充（据地方县志记录）：左家屯团首左金芳、游击张元亨、李西贤、镇宁协台李成龙（此三人在前期征战中奉叶华春之命集者相、左家屯、龙场、鲁贡等团练六千多人于龙场防堵义军，并进行了龙场之战，团首左金芳战死）、团首黄大生（前期征战中率500人出城，遭义军伏击）、团首郑建文和朱打匠（曾率500余人从背后攻击义军，义军恐腹背受敌，退到龙场扎营） 在清军参加战争的将领中，死亡的人都有名有姓，有官职记录，甚至许多下层军官比如军功、外委之类皆有记录，但对于义军，却缺乏这些方面的文字资料，一方面是义军起自农民，很少有文字来往，就算有也在镇压中被清军焚毁殆尽，因此出现在官方记录中的义军将领姓名写法各异，职务并不准确，都冠名以伪帅、伪将军、伪都统等称呼（为了消除志书对白旗军的蔑视，引用的资料中已适当地将“伪”字去掉），只有当时比较出名的将领才被记录下来，义军四处征战十四年，早已构成一级地方政权，自然形成了一定的职位，在这些农民军自发组建的政权中，出现过无以计数的元帅和将军，虽然都是自封，但基本是率领数百人甚至数千人的头领，这些头领当时名目繁多，一些重要人物出现后没有下落，比如张福田、陆王松、孙毛羊等，其实在义军中都是举足轻重的人物----但是对于他们最后的归宿，全都不知所踪。 十四年的昙花一现，十四年的风雨兼程，哲合忍耶的部队早已烟销云散，但透过历史的迷雾，我们依然能感受到那场声势不可谓不大的农民战争，咸同之乱，反抗朝廷，占据过十二座城池，在贵州西南这块大地上燃烧起来的烈焰，被镇压、被绞杀、被屠戮，人民流离失所，无家可归。 这些烈焰曾带着多么悲壮的呼啸，在天空下一掠而过。 通过上面这些人名和事件的罗列，透露出了贞丰第一个阶段战争的大概情形，清军既有援军，又有团练，更多的则是团练参加征战，义军也壮大了队伍，围城后又退营，在局部地区发生无以计数的战争，有规模较大的龙场之战和规模较小的其它外围作战，双方相持中太平军过境破纳山大营，然后双方又呈胶着状态。义军进入贞丰时曾受到当地民众误解，误以为是土匪，甚至组织人员进攻义军营盘，后来误会解除，民众参加义军。 到了第二个阶段，义军将贞丰城围了起来，清军被压制在城里动弹不得。 战争名称：贞丰后期战争（第二阶段） 时间：咸丰十年腊月----咸丰十一年三月 清军主要守将：蒋立炳、李辅廷 经过一：腊月初义军驻扎城周，结成连营，将城池围住，并联络回民内应张西斋，于腊月十四日用土制地雷炸倒城墙五米多，李辅廷率官军阻击。后来官军率团练出东、西、南三门，在城郊大战，清兵失败，首领谭功远率部逃到顶岗被围歼，全军覆没，谭功远战死。自此，清军退回城中，闭门不战，困守三个多月。 经过二：清军退城后，城中粮尽盐绝，权绅富户趁机发战争财，斗米价卖到15斤铜元，每斤盐卖到17斤铜元，这里铜元不再是一文两文、一吊一吊的用，而是用斤，换句话说或许相当于现在一元的硬币17斤才能购买一斤食盐，这样的说法其实并不准确，仅仅是一种比拟。 贞丰城里的权绅富户在城破之前还不忘发“战争财”，其实最为可恨，人性的贪婪和当时民风之低劣在此展露无遗。城中因为绝粮绝盐，发生了用木质家俱取火、杀战马、吃死尸的现象，百姓昼夜长哭，清军长坝营游击和龙渡土司均持观望态度，各怀鬼胎，不来增援。对于吃死尸一事上面已有描述，不再缀复。 结果：咸丰十一（1861）年三月十六日，义军从后坡烟地翻进城中，杀死哨兵，打开东门，攻破贞丰，大队义军进入城中，官兵抵挡不住，有的战死，有的逃奔，有的躲入民宅，有的投降，知州蒋立炳吞金自杀（向上汇报的材料中记为巷战死，于是蒋立炳有了两种不同方式的死法），蒋立炳的父亲蒋时淳为前任知州，见大势已去率全家30余口于州衙大堂用黑火药自焚。武举李辅廷自杀，妻子吊死，其余有的权绅也引火自焚。战后马河图将蒋立炳全家收葬于花牌。 至此，历时一年多的贞丰之战结束，无独有偶的是，破贞丰后两天，盘县大坡铺即被何占标攻破焚毁，义军在贞丰战场上取得胜利，在盘县战场上失利，基本在同一时间。在这个时间段，普安县战场正在鏖战，义军即将二进普安县，对安龙的围攻也正在进行，哲合忍耶的白旗插在了新城和贞丰城头，同时也插在了占领区域和征战过的地方----   4、普安县战场----胡祖寅三进青山，白旗军再破县城   白旗军自一进普安县之后，双方并没有就此停战，普安县战场上依然激战不断。胡祖寅组织的团练时常与义军对峙。当贞丰被攻破后，马河图来到了普安战场，并指挥义军攻破县城，杀死胡祖寅。普安县因此又换了知县，新知县陈澍南上任后立即组织兵力收复城池，并和义军展开杀伐。 义军一进普安县之后，胡祖寅率领团练收复城池，义军退据青山，据《民国普安县志》记载，胡祖寅曾三进青山与义军交战，并试图收复新城。六十多岁的胡祖寅可谓有点老谋深算，自从他莅任普安知县组织团练与义军对峙以来，经历无以计数的战争，双方形成的拉锯战与其它战场大不相同。 首先，张定中率军救援盘县大坡铺杀杨彩后到楼下河一带，该地参加义军的人颇多，豪绅组织的团练田见龙部与义军争取兵员。接着在普安县战场，白旗军马忠在罗汉松、大洞一带斩杀戈密教黄号军首领阿龙，阿龙之子朱小甲与余部李正洪等与白旗军一部战于长摆岭（今盘县老厂镇境内），白旗军首领吴辣稗战死，余部退回新城。黄号军接下来与清军在今盘县马依镇螳螂、鲁库、老厂镇坎者屯、马场乡石坝等地多次交战，朱小甲退回戈密。关于黄号军与白旗军在盘南的征战闲话时已作过交待，在此不再重复。 当黄号军这些战争正在进行之时，胡祖寅率领把总蒋定邦、团练杜发兰、陇开明等实行了三进青山，三进青山的时间为咸丰十年七月至咸丰十一年二月，共半年多时间胡祖寅率官兵和团练在青山与白旗军三次交战，第一次清军在黄沟一带与义军对峙二十六日，义军首领张登高率领五千多人与清兵激战，张登高中枪阵亡，帅印被清军所获，义军被清军打死百余人。 清兵一进青山后没多久，胡祖寅回县城，黄沟大营被义军攻破，清兵失败退回，在一进青山中有一个比较有趣的记录，说的是清军团练郑懋魁接受白旗军数千两白银贿赂，于是投向义军，但白旗军贿赂的白银是用锡包裹在里面铸成的假银子。还有另一个记录说的是清军一个首领被义军抓获，白旗军用铁锅将其烹煮致死。这样的记录有些象轶闻，但无论是真是假，都反映了咸同时期战争的残酷和农民战争的另一个特点----利用贿赂的办法分解清兵。在这点上，有些类似于清军用白银与义军讲和，白银在战争中一直发挥着特殊的作用。 二进青山时马河图率义军参加战斗，时值咸丰十年（1860）十月，贞丰战场上正在相持阶段，马河图本来在贞丰战场----其实掉头来到普安战场并不矛盾，附近州县距离皆近，因此义军首领转战指挥也在情理之中。在马河图、孙毛羊、张老八等率领下，义军袭击杜发兰大营，经过一场激烈的战争后义军退走，杜发兰率军追击，到半路遭遇埋伏，杜发兰父子战死，团练溃败。在这场战争中看到了义军没有一味对战，而是运用了战术，用袭击和伏兵取胜，胡祖寅二进青山以溃败而告终。 咸丰十一年（1861）二月胡祖寅三进青山，被义军王巨林、王金林等率军击败，清军团练方英、张鸿钧战死，义军接着消灭了东瓜林罗廷赞团。胡祖寅只得败回县城。胡祖寅经过了三次失败，团练兵力损失较重，普安县战场上的团练头目基本被消灭。三进青山虽然曾打死过义军首领，但在很大程度上清军却是损兵折将。 二进青山时，白旗军杀死团首杜发兰父子，清军大败，但在向上汇报的公文中杜发兰父子遭遇伏击战亡后，依然美饰为：“祖寅进军败之，旋以普安厅回军逼回”。意思就是说杜发兰遭遇伏击失败了，但胡祖寅依然进军击败义军，因为盘县的回民军来攻，清军才回到县城。这样的说法为二进青山失败找到了理由，也报了功，清代的公文不可信之处还有很多例证，明明战败了还要千方百计找理由为自己辩护，这就是咸同时期清军官员的一个最鲜明的特点。 马河图从贞丰再次来到普安战场，立即联合黄号军朱小甲部，对普安县形成包围之势，胡祖寅开始向盘县求援。在义军包围普安时，咸丰十年五月十七日，盘县援军“钱埙以王德政军阻隔革纳，因率兵团驰援，败回军大湾，回军分出抄击，大败之，埙中创走还，伤亡甚众。” 这条向上汇报的情况出自《平黔纪略》。意思就是盘县援军一部驻革纳铺（今英武乡境内，与普安县三板桥接界），一部在大湾击败义军，后被义军四出包围，同知钱埙被击伤，清军伤亡惨重。 根据《民国普安县志》记录更为详细，当时钱埙率盘县授军到普安县三板桥九龙山，与义军交战，清军大败，后来又在三板桥九峰寺再战，义军假装战败，清军追击，义军伏兵四出，钱埙左肋中枪，坠落石坎之下，躲避着不发出声音，人们都以为死了，到义军退回后，兵勇将他背出来，于战乱中逃走，白旗军趁势进军三板桥，张凌翔又率兵到青山，摆出攻击盘县城的架势，钱埙惧怕张凌翔攻取盘县，星夜退军，于是普安县清兵的援军断绝。 在这略有不同的记录中，还是看到清军汇报的胜利，明明援军被阻，遭遇伏击，一败涂地，但对上面的交待却是在大湾战胜，可见有人说《清史稿》不可信，完全是有依据的，完全不是空穴来风。 《民国普安县志》人物志中简略地记载了胡祖寅生平，胡祖寅为浙江人，进士，志书记录他年逾六旬，性格和雅，好谋能断，当时马河图率白旗军与朱小甲黄号军一万多人围攻普安县城，城中仕民助资，妇女捐助耳环、首饰等以作军费，后来城中粮绝，胡祖寅守城四十三天，出走饭得营，义军攻破营盘，他席地而坐，被义军杀死。 《平黔纪略》记录胡祖寅战败后将印信交付家人，然后巷战死。反正他死了，无论是席地而死还是巷战死，在与义军数十次交战中，三进青山，联合团练，并试图恢复新城，算得上是有抱负之人，六十多岁补授知县，生在咸同时期，注定了成为战争的祭品，人的一生总是与时代密不可分，胡祖寅渐渐地浓缩在大清朝那远逝的背影中，和上任知县刘岱英一样，战死沙场成为他终生的宿命。 胡祖寅战死后，清朝的另一颗炮灰陈澍南继任知县，并开始组织官兵和团练复城。 关于普安县第二次被攻占后清军复城，有三种说法。 第一种《贵州通志》、《贵州省大事志》、《平黔纪略》、《咸同贵州军事史》记录为攻占后一月，1861年6月复城。 第二种《民国普安县志》、《普安县志》记录为1862年6月。与第一种说法相差正好一年。 第三种《光绪普安直隶厅志》记录为：“回军亦以无粮，旋隐去。” 第一种说法收复普安县城主将为安义镇总兵赵德昌部下副将谌端模，这四本书记录咸同盘县回民战争之事基本一致----是因为互相沿用的结果。第二种说法记录为赵德昌部下副将谌长寿。在后来的战争中，《民国贵州通志》记录赵德昌的副将时又记为谌永昌。意思就是赵德昌部下副将出现了谌永昌、谌端模、谌长寿三个不同人名，在贵州西南战场上，出现的这三个人名应该是同一个人，首先同一支部队，同一职务，同一领导，加上古人有名、字、号等名称。当时收复普安县城各类志书记录为不同的人名，这应该是受修志时间的影响，修志有根据官方文告的，有根据地方文献的，难免出现差错和人名的混淆，在白旗起义中人名混淆多处可见。《黔西南州志》记录为副将谌永昌（端模），意思即谌永昌与谌端模同为一人。那么同是赵德昌部下副将收复普安县城，在《民国普安县志》中记录的谌长寿就应该与谌永昌是同一个人。 《同治实录》曾有过谌永昌的记录：“韩超等现在调派参将谌永昌等驰赴郎岱（现六盘水六枝特区），招募劲旅，与总兵赵德昌一军会合，先解兴义之围。” 谌永昌随赵德昌进军兴义府，与白旗军交战，这是铁定的史实，至于时间差错，《民国普安县志》记录有误，谌永昌死于同治元年（1862）三月安龙之战，白旗军三月就将他打死了，他就不可能在死去三个月后再收复普安县城。另外《平黔纪略》是根据当时上报的材料编撰的，义军攻占一个月后清军就已汇报谌永昌收复县城，清朝的官吏再糊涂，也不至于将一年后的战报提前报出，何况还有兴义府那些官吏们维持着兴义战局。 至于清军如何复城，并没有详细的战争记录，只是寥寥几句收复就完了，那么真实的复城情况应该是怎样的呢？义军攻占普安县城，付出万余人的围攻，弃城而走似乎不通。但咸丰十一年，是一个大饥饿年代，粮食最为贵重，草皮树根吃尽，人肉也成为粮食，因此《光绪普安直隶厅志》的记录应该更为可靠，义军因为在城中找不到粮食，旋即弃城而去。 《民国贵州通志》亦采取了谌永昌复城和义军弃城而去的两种说法。 无论普安县如何收复，事实是普安县在义军占领一月后又被清军占领了。陈澍南开始继任知县，着手收拾残局。二进普安县后白旗军并没有停留，他们在接下来的日子开始了向其它地方征战，关键是寻找粮食，在接下来的两年里，无论是清兵还是义军，经历的饥饿同样地令人不寒而栗。   5、贞丰战场----占望谟，破册亨   通过历史记载和宗教史的记述，我正在一点点还原他们，一点点还原一百六十多年前发生在盘江流域的哲合忍耶之战，他们朴实而粗犷的脸正在纷纷向我袭来，我翻开一本本史志，一次次将他们的名字叫出来。这些远逝的人们，咸同年间的农民缩影，在这本追溯历史的书里，在太多的征战和杀伐中，众多的人名让人眼花缭乱，但我们记住了主角，记住了他们真实的身影，曾怎样苍茫地从大地上掠过。 咸丰十一年，火烧圆明园。这座伟大的皇帝私人园林被付之一炬，园林是皇帝的园林，是皇帝的夏宫，英法联军为什么烧毁它，为什么摧毁这座世界上绝无仅有无法复原的，集中华民族心灵、智慧、财力和统治阶级无限奢华的不可比拟的园林，史学界众说纷纭，也不在这本书讨论的范围。咸丰皇帝逃奔热河承德避暑山庄，继续过着他醉生梦死而又恐惧、哀伤的生活，吸食鸦片、淫欲无度的“跛脚”皇帝，在英法联军的枪炮声中选择了“木兰秋狩”，用冠冕堂皇的理由丢下城池和百姓，留下同父异母的亲兄弟“鬼子六”恭亲王维持京城政务时，他被钉在了中华民族最大的耻辱柱上，堂堂的一国天子不守国门，这个懦弱的皇帝，死于忧愤、贪婪、淫欲、寂寞、哀伤和无奈之中，中国换了新皇帝，换成了六岁的同治，六岁儿童坐在京城的龙椅上，面对的是一座风雨飘摇的江山，一座破破烂烂的江山，贵州西南的这块大地上，人们不认识同治，不认识慈禧，不认识北京，他们只认识手中枪枝，拿着大刀用炮火说话，征战依然继续，人们还要活命，肚子饿了一定要吃饱，他们开始沉浸在占领的自豪中，只有占领，占领大清朝的领土，才能自由的呼息，这些可怜的“穆斯林”，可怜的各族农民，用他们破烂的衣衫向世界宣告，唯有战争，才能解决胸中的困惑、无奈、挣扎、孤独、难受、无奈、疼痛和悲哀----他们的背影多么象一堆又一堆的蝼蚁，聚集在一起，啃啮着来自大地的骨头。 ----接下来白旗军占贞丰、破普安后，受到鼓舞的哲合忍耶又踏上了征战的旅途。 据《贞丰县志》记载，白旗进入贞丰城，改游击署（长坝游击署）为元帅府，命马斯俊（又名马仲--马河图的儿子）为元帅兼贞丰安民府职，治理贞丰。马斯俊着手选拨人才，组织新政，布告安民，并封当时贞丰八贤和一批义军首领为将军，壮大实力。在这批受封的将军中有马忠、张琢三、杨九（又名杨九安、杨树森）、李竹村、张福荫等，这些受封的人成为贞丰的白旗军支柱。马斯俊也成为名正言顺的马二元帅，从此开始在贞丰地盘上主持了十余年的政务和征战。 白旗军占领贞丰后，《平黔纪略》记载：“回军久居贞丰下江四冲，土弁王元兴亦叛据王母亭，略罗斛桑郎。” 当时贞丰分为上江和下江，州城居上江，下江与今天的紫云县、镇宁县、罗旬县接壤，土弁即土目，隶属于土司----世袭土官。据《望谟县志》记载，王氏土目属广西泗城府岑氏土司管辖。王母亭即今天的望谟县城，望谟即是王母的谐音，桑郎现属于望谟县。 对于王元兴占据望谟响应义军，《贞丰县志》记载马斯俊、张云安两部义军经白层渡过盘江与王元兴汇合，控制下江区域，张云安为马斯俊部下，但在他率军与马斯俊进望谟之前，未见志书记载。分封各级将军及响应义军的团练中也未见其名。他率军与马斯俊共进望谟，也应该是马斯俊部下战将（按语：张云安疑为其它义军首领的别名，因为马斯俊部下不乏战将，在前面提及的那些将军，均有实力率军共进，突然出现张云安，似乎有些突兀）。 占据望谟各亭还有另一个版本的记录，《平黔纪略》记载为王元兴与镇宁义军岑阿棒率领各亭苗民起义响应，于是下江三十多亭尽归义军。无论是哪一种记录，占据望谟都基本没有发生规模较大的战争。这之间与王元兴的起义有很大关系，随着贞丰告破，清军早已无力占据望谟，义军集中向册亨攻击。 根据《册亨县志》记载，可将册亨之战归纳如下： 战争名称：册亨之战 义军主将：马河图、马忠、杨九 清军主将：署册亨州同伊绍勋、千总丁荣（回族）、把总马正品（回族） 战争经过：马河图、马忠、杨九等率军从贞丰出发直逼册亨，击溃安义镇总兵赵德昌援军一千多人，包围50多天，城中粮尽。咸丰十一年（1861）十二月十九日，千总丁荣、把总马正品、回民保安邦等为内应，开城迎接义军，占领州城，伊绍勋战死。期间有布依族岑启和自造刀枪，称都统和当地回族首领刘三头响应义军，并一起攻城，后又有各族义军归附，义军声势益发壮大。 至此，贞丰全境被白旗军占领，马斯俊驻扎贞丰州城，册亨由刘三头、岑启和及苗族首领杨登鸾等驻守，马河图率军进攻安龙。 白旗军在马河图的率领下，一路东征西讨，悍将马忠也立下不朽功劳。历时三年多的战争，白旗军站稳了脚跟，展望着未来，渴望将白旗插向更多的地方。 《民国镇宁县志》曾记载义军进入镇宁境内时，遍地皆插白旗。 白旗军十四年征战中，曾多次攻到镇宁境内，在镇宁到关岭一带多次摆开战场，并力图占据镇宁县城。一些资料中常看到白旗军攻占镇宁的说法，但在各地志书中，并没有出现占据过镇宁县城的记载。 白旗----那是哲合忍耶的旗帜，它的根在西北，它引领着“穆斯林”们，联合各族农民，一边高声赞颂，一边紧握着刀枪，在盘江流域的大地上迎风长啸----   第十一章  乱世飘蓬   1、闲话咸同大乱与哲合忍耶的秘密传教   老百姓说的“反乱年间”，不足以体现咸同之乱，咸同是一个大反乱时代，大乱，乱到什么程度？我们只能依赖文字去想象。 《钦定平定云南回匪方略》记载：“滇南自咸丰七年回民滋事以来，南路夷民勾结回夷二万余人，窜踞州城，杀害绅耆，幽囚官吏，分股烧杀，戕毙汉民数千，所有汉民田产房屋，全行占踞。” ----咸同年间的回汉矛盾非常尖锐，在回汉相争中死亡的人数之多，死亡之悲惨，为中国历史添加了一道阴风惨惨的伤痕---- 《民国普安县志》记载：“胡阿胜之女，张凌翔陷鹧鸪村……受辱，驱母景氏、嫂纪氏同缢柿树而死。” 《民国兴仁县志》记载，兴仁城东北有张家岩洞，洞中可容万人，壁下仅一穴可以出入，白旗期间，乡民入洞躲避，被困死者以万计。战争结束后有人进入洞中，仍然能捡到金钱或妇女簪环等。 《平黔纪略》记载：“回苗军陷贞丰州城，署知州蒋立炳巷战死……回苗军围贞丰久，城中绝食，守者皆饥困，偶杀一人，辄脔食之。” 当时在云贵高原苍茫的大地上，战乱、焚毁、杀人不眨眼、血流成河、饿殍遍野、土匪蜂涌而至、勒索、活埋、淹毙、杀贼千余、分割死尸、奸淫、暴动、抢劫、剜心、剖腹、切肢等等词语都不能全面地反应那个时代，那是段非常混乱的岁月，无论你是官吏、豪绅、贫民、义军、清军、团练、良民、恶霸、商人、农民，居住深山人迹罕至还是身处闹市，完全有可能在飞来横祸中家破人亡、倾家荡产、流离失所，甚至全家被杀、宗族灭绝，死无葬身之地，抛尸于荒郊野外，也完全有可能饿死家中，被饥民分而食之，那完全是一个恐怖和恶毒到极点的时代，大乱年间，人口锐减，荒无人烟，十室九空，在这样的现实面前，人们仅仅只是为了活着----幸存的人们依然顽强地繁衍、养儿育女、养老送终，甚至于忘却痛楚，忘记曾发生过的一切，把伤口静静地收藏起来，人类的伤口往往在洒盐的时候倍加痛楚，偶尔提及，偶尔洒盐，伤口便裂开成一道道悲伤的缝隙，在收合后又孤独地收藏起来。这非常象一条隐藏在心中的伤痕，掩藏益深，痛楚益烈，如果揭开，总会撕心裂肺，痛断肝肠。 从乾隆年间那虚假繁华的时代到咸同之乱，孤独而勇敢的哲合忍耶在所有的农民战争中都独树一帜。乾隆四十六年，马明心死后，教主们选择了隐蔽传教的方式，他们隐忍着，忍辱负重。大清朝的邪教“哲合忍耶”，“血脖子教”，“找死的教”，人们这样形容着。云南东沟发难，盘县发难，哲合忍耶仇恨的种子从西北走来，沿着云贵高原的脊梁播洒。他们的教史可以写作一部数百万字的大书，里面真实感人的故事太多，就算在秘密传教中，经历的血雨腥风和白色恐怖也足以让后人送去无比的尊敬。 这本书里，我主要记述和考证盘江流域的回民起义，但我一次次陷入教史里，无法自拨。 马明心将教主以“传贤不传子”的原则传给了平凉的穆罕默德·然巴尼·穆宪章。穆宪章后来被尊称为平凉太爷----第二代教主。 平凉太爷开始了他的秘密传教，哲合忍耶象受伤的猛虎，蜷缩在黑暗角落，平凉太爷隐藏着，仿佛看不见的星星，教中人不知他在哪里，朝廷不知他的存在，打散的教民不知他在何方。教中传说着“人不知他，他也不知他。”当传教的阿訇暴露了，被官吏打断双腿，高喊着“兴圣教，心坚如石”的时候，平凉太爷流着泪，“用拐杖重重地敲着大地”，仿佛大地里才是无计无力的哲合忍耶，他神秘的隐藏着、指引着。清贫、孤独、容忍、艰难的磨练着灵魂和意志，直到死，都没有暴露，后来他被关押进监狱，折磨得面目全非----他以毁容和拨除胡须来继续着哲合忍耶。 《心灵史》记载：“平凉光阴以后，凡属哲合忍耶回民一律不再留蓄圣行的腮胡，忍辱毁形，剃净两腮，以记深仇。哲合忍耶决定以这种特征做为末日审判时和那些迫害者打官司的证据。二百多年来，凡是哲合忍耶都坚决不蓄两腮胡子。”（按语：另外，教徒不留胡须还有另一种说法是马明心被押到兰州城头时，官吏将他胡须拨除，于是不留胡须以记深仇。） 第三代教主马达天，教内称为船厂太爷。 《心灵史》写道：“哲合忍耶第三代穆勒什德马达天的事迹仍然与第二代相近似——他们都是十八世纪中国官府对伊斯兰信仰迫害的一种余波。平凉掌教时间长，船厂掌教时间短，但这两位导师的使命都是一个，即维持住哲合忍耶的血脉。这两位导师的归宿也都是一样的：既不是直接的被杀殉教并拿到了血衣凭证，也不是自然归真。他们是在守密的举念中殉教——前者被监禁致残然后病死，后者被流放折磨中途病死。他们都没有争得如苏四十三阿訇那样辉煌壮美的牺牲；但是他们掩护了哲合忍耶的命脉，并赋予这个生命一种新的性格——艰忍。”   穆勒什德即是教主，血衣凭证是殉教的特殊方式，自从马明心被杀害于兰州之后，人们崇尚“教主必须为圣教牺牲，必须穿着血衣死”，并把“手提血衣撒手进天堂”作为最高境界，以此教育后代的人群集合。 哲合忍耶是一个非常悲伤的教派，从一开始就染上了悲剧色彩，《心灵史》说它是牺牲者的团体----就是这样一个牺牲者集团，祖祖辈辈坚守着心中信仰，不灭，不熄，象烈焰一样向着四面八方传播。 他们默默传播着不灭的、勇敢的、不畏强暴的、艰苦奋斗的信仰，监狱、流放、杀头、株连、刑迅逼供、严刑查办，一切黑色的恐怖手段没有让他们低下头来，哲合忍耶一直隐藏着，神秘地、孤独地、默默地存在，继续着打依尔（哲合忍耶功拜方式），每到深夜，失去了清真寺的人们聚集在一起高声赞颂，信仰象烈焰一样引领着 “穆斯林”在黑暗的孤独里前行。 “真主是天地的光明，他的光明像一座灯台，那座灯台上有一盏明灯，那盏明灯在一个玻璃罩里，那个玻璃罩仿佛一颗灿烂的明星，用吉祥的橄榄油燃着那盏明灯；它不是东方的，也不是西方的，它的油，即使没有点火也几乎发光——光上加光——真主引导他所意欲者走向他的光明。”（《古兰经·朝觐》） 哲合忍耶一直坚守着心中光明，他们不屈服于暴力政治和残酷的镇压，就象坚守着圣洁的山峰，一辈又一辈，生生不息----   2、赵德昌增援安龙及清镇厘金事件   赵德昌，字达庵，号望云，贵州郎岱（今六枝特区）人。出身军门，清朝咸丰初年以行伍随云南提督恒春在黔作战。咸丰十年（公元1860年）奉贵州巡抚刘源灏之命，统帅省城各路兵马，同治三年（公元1864年）由安义镇总兵擢升贵州提督，成为全省最高军事长官，在贵阳东山书有摩崖石刻"龙"字，贵阳黔灵山九曲径书有摩崖石刻"虎"字，这是贵阳现存最大的两面石刻。 《六枝特区志》记载，赵德晶曾经“复普安，克归化（紫云），又两解省会危，颇得朝廷赞赏”。 《平黔纪略》记载，咸丰十一年（1861）：“（十二月）十九日……赵德昌始至兴义县，出次顶效，先遣同知孙清彦、游击徐遇恩等，以百人入府城。” 也就是马河图率军攻占册亨州同的当天，赵德昌率军到了兴义，并派人进入府城安龙，府城自新城被占领后就受到义军包围，到攻下册亨时已历时两年有余，马河图自册亨率军向安龙进发，安龙局势更加紧张。 《平黔纪略》记载：“（同治元年〈1862〉二月），自册亨陷，诸回军迤赴兴义府，屡逼城，赵德昌进军川洞（今晴隆县嘎木村）。” 《民国普安县志》记录赵德昌援救安龙：同治元年（1862）二月，赵德昌派遣副将谌长寿（又名谌永昌、谌端模）一路上连破要隘，遭义军马忠率军抄袭而败走，安南（晴隆）游击金顶高投降义军，赵德昌亲率清军奔赴晴隆，并向新城进军，一路上连败马忠，因为安龙已被围两年，急待援军，于是分兵绕盘县，奔赴安龙，又派遣谌长寿于天凤山、五个坡等地攻占海河塘险隘，最后迫近新城，并拨营进援。 天凤山、五个坡、海河塘均在今兴仁县下山镇。 “天凤山，城北四十六里下山附近，山上有海乳寺”，“五个坡，城北五十里，下山场五里许”，“海河塘坡，城北十五里，县达安南（晴隆）必经之道，其丫口处名天门坎。”（《民国兴仁县志.山水篇》） 海河塘坡在今下山镇哨上村附近，当时地理位置较为重要，扼住义军通晴隆之道，清军攻占后逼近新城。 在赵德昌援军到兴仁后，部署扎营于五个坡（今下山镇五角坡）、苦笋箐（今下山镇苦森箐村）、营盘山（今下山镇马乃营村附近），并和新城白旗军展开厮杀，最终以清军溃败而结束。 “营盘山，城北四十里独脚，同治初，安义镇总兵赵德昌部将皮都司扎营其上，仲苗梁老贺营马头子以扼之，由是赵部苦笋箐与五个坡诸营消息隔绝，相继失陷，皮军粮乏，覆没。”（《民国兴仁县志山水篇》） 从营盘山记录已略知当时情形，驻扎营盘山的清军与苦笋箐、五个坡失去联系，被布依族首领梁老贺攻破，其它营盘也相继被义军攻占。赵德昌的救援其实已成一支残军，关于五个坡清军被攻占还有一个有趣的记录，说的是当时由赵德昌部下姓董的游击驻扎，共扎下六座营盘，董游击率领的清军与义军交战，用大铜炮轰击，铜炮多次点燃均不响，于是“董怒，增火药，一发而裂，营中兵士被炸死者百余人，董亦殉焉，由是全军俱溃。”  五个坡的溃败非常有戏剧性，董游击愤怒增加火药，早不响晚不响，偏偏增加后一声巨响，铜炮破裂，百余人死亡，游击也被炸死，于是群龙无首，清军溃败。在五个坡的记录中也说到马忠抄袭副将谌永昌部。据《民国普安县志》记载，马忠抄袭后谌永昌率败军攻占海河塘隘口，然后向安龙增援。 “苦笋箐营盘，距治城东北三十里，清同治初，郑都司于此剿新城回时所筑者，今其壕沟尚存，有深至丈余者。”（《民国兴仁县志建置篇》） 这些营盘当时均被白旗军攻破，赵德昌、谌永昌增援至安龙时，已遭义军重创，实属败军之将，率领的是一只垂头丧气的官兵，士气必然低落。 一路上赵德昌从兴义出发，经晴隆，进兴仁，占据晴隆川洞，在兴仁被马忠抄袭溃败，扎下的三处营盘皆败，但在向上汇报中只字未提及这些失败，只提及占据川洞：“赵德昌既破川洞，进营者桑河，与回营相错。” 清军稍有胜利，便是“破贼、败贼、大败之”等等词语向上汇报，但是打败了，低着头一句话不说，万不得已了来一句失利、不利之类，赵德昌在进援的过程中失败了，向上汇报中依然偶有胜利，可怜那些坐在省城的官吏，凭据战报又汇总向紫禁城交差，紫禁城接到多少虚假汇报，无人得知。大清朝政治的虚伪、官吏的奸诈早已达到极致，残民之力却是无穷无尽。 《平黔纪略》记载：“同治元年正月二十日，韩超至任巡抚，奏黔省情形……抽取厘金渐有实效，就田抽谷，以资军食，功归实用，民皆乐从。” 韩超新任贵州省巡抚，把明明是盘剥和强加的厘金制度汇报为“民皆乐从”，意思就是老百姓对抽厘没有意见，愿意抽取。积贫积弱的贵州农民，愿意抽取厘金纯属鬼话，厘金的盘剥制度让全省百姓苦不堪言，可在巡抚韩超的口里，厘金的抽取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老百姓并不反对。事实上在韩超奏报之前一月，也就是咸丰十一年（1861）十二月，清镇数万人竖起“十三府总团”抗击抽厘，并捣毁镇西卫厘局，杀死抽厘委员，当时韩超前往查办，并将练总赵国澍撤职，办完这件事情后他才开始向紫禁城汇报，新官上任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对着六岁的儿童皇帝（同治）撒下弥天大谎。 《民国贵州通志》记载：“贵州团首何三斗因逼捐未遂，田兴恕执而戮之，该处百姓积忿已深，遂将厘金局委员戕毙，见（现字的通假）在聚众数万，竖贵州十三府总团旗号。” 《民国贵州通志》又记载，清镇抗击厘金事件起因是何三斗，何三斗为地方团练，势力较大，一边组织人员与农民军作战，一边阻止厘局抽厘，抗拒官府。何三斗在镇压农民军的同时，也在反对朝廷，最关键的就是反对厘金制度。当时云贵总督怛春秘密下令缉拿查办，其实就是秘密命令将他杀掉，最后贵州省提督田兴恕秘密命令赵国澍将何三斗诱到贵阳杀害，导致百姓“复仇”性的捣毁厘局。 百姓对厘局的横征暴敛早已不堪荼毒，但在韩超奏报里，一字没有提及百姓反对，试想哪一个百姓愿意提只鸡上街也要抽税，到银行换钱也要抽税，买块布也要抽税，挑个担也要抽税，韩超不但睁着眼睛说瞎话，而且说得非常不堪和恶毒：“民皆乐从”，试想哪一个百姓愿意“乐从”？ 紫禁城听着他的汇报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谁也没有精力来追究这样的“鬼话”。只要能把“造反”镇压下去，谁也不会去追究农民到底受了怎样的折磨，怎样的苦楚。或许，这就是咸同时期一个最大的隐痛----- 厘金制度很大程度上支撑着清军军费，对农民的战争还在继续，大清的没落和腐朽却再也无力回天，尽管在接下来的数十年里苦心经营，又是洋务又是维新，却再也逃不掉被历史覆没和遗弃的命运-----   3、进安龙-----是谁杀死了胡霖澍   安龙是贵州著名的历史文化名城，留下很多遗迹，清军入关时，永历帝朱由榔曾在安龙建都四年之久，组织指挥抗清，发生了许多悲壮的故事。 朱由榔于永历六年（1652）流寓安龙，其朝政受孙可望挟持。为摆脱孙可望，永历帝与从臣吴贞毓等十八位大臣密谋除孙大计，事泄，孙可望以“欺君害良，盗宝矫诏”为由，将十八人处死，民众将其合葬于天榜山下马场坝，也称“明十八先生成仁之处”。 清末重臣张之洞父子在安龙也留下过众多佳话，安龙是一座有着悠久历史文化底蕴的城池，白旗军攻下兴仁后一直对它进行围攻，相持两年有余，后来马河图率领贞丰义军前来，安龙危在旦夕，安义镇总兵赵德昌一路来援，一路败绩。 《民国贵州通志》记载，同治元年三月二十日，“德昌因突围入守，时粮竭，遣副将谌永昌赴者桑河护粮，遇回军于画稿林，战没，回军取首断足去，德昌夜闻败，遽出会胡霖澍。” 赵德昌突围进援，清军无粮，得力部将谌永昌战死画稿林，义军趁势加紧攻击----安龙激战进入了白热化。 《民国普安县志》记录的安龙激战：赵德昌率领清军增援安龙一路受阻，经一个多月转战后抵达，清兵出城与赵军汇合，胡霖澍请赵德昌扎营城外，与城中构成犄角。当时城中兵勇因为坚守两年，精力疲惫，见城外有援军到来，都放松了警惕，安然休息，白旗军侦知清军防守松懈、文武官员互不和睦，于是马忠率数十人于雨夜攻入城中，安龙告破：“时夜雨如注，遣马忠乘虚率数十人衔枚袭击，出不意，鼓勇反攻，一拥而入，城遂陷。” 于是我们面前仿佛出现了一幅画面，大雨如注的晚上，四周漆黑一片，马忠率领数十名白旗军趁夜袭击，清军大乱，义军大队随后涌入，攻破安龙。这座围攻了两年的重要城池终于被白旗占领，疲倦的清兵四处逃窜，赵德昌、胡霖澍等血战突围。 战争名称：安龙激战 清军主将：赵德昌、胡霖澎、郑训奎等 义军主将：马河图、马忠、孙毛羊、杨九等 破城义军主将：马忠 破城时间：同治元年三月二十三日 结果：白旗攻破安龙，杀死前任知府胡霖澍，捕获代办知府郑训奎，杀死清军副将谌永昌、中营游击桑锦芬、御署游击与山右营都司萧得玉、把总聂正荣、候选训导刘睿夏、在籍守备杨永芳、署捧鲊守备叶升祥、千总王贞宁等。 安龙激战中可以看出，白旗军打死清军将领最多，其中从二品副将，从三品游击，正五品守备，正六品千总，正七品把总都有，清军可谓损失惨重。 在攻破安龙的记录中，《民国贵州通志》对胡霖澍的阵亡列出了四种，四种说法略有不同。 第一种说法是赵德昌率援军突入安龙，副将谌永昌战死，城中内应举火把响应，城破后胡霖澍妻子萧氏、兄弟媳妇汪氏引火自焚，胡霖澍走出后由于民怨沸腾，被乱民所杀，将尸体分割。 第二种说法是有廪生断指写血书到兴义乌沙向赵德昌求救，于是赵德昌入城后责问胡霖澍筹备粮饷一事，胡霖澍不睬，双方发生分岐，彼此不和，放松防御，清军中有人内应义军，于夜晚放义军入城，义军从夹马石用梯子攀登入城，官军尽向西走，逃向兴义县，沿路难民扶老携幼，胡霖澍跟着一路逃奔，最后被乱军所杀。 第三种说法是赵德昌由盘县进援，力战晴隆川洞，兴义鲁屯，进兴仁竹林堡，副将谌永昌于画稿林战死，赵德昌突破义军阻击，由龙广、马鞭田进援到安龙城外，清兵出城夹击，于是赵德昌入城，胡霖澍请赵军扎营城外与城内互为犄角，城内放松警惕，义军将领马忠乘机攻入城中，赵德昌、胡霖澍率领残兵败将逃到者桑河，互相责备丢失城池的责任，赵德昌认为一切责任均在胡霖澍，因为他用暴政屠杀回民，引起民怨。胡霖澍认为安龙被白旗包围两年不破，赵德昌进入城中第五天就被攻破，责任应该在赵德昌，谁是谁非上峰自有定论，于是赵德昌愤怒，让部下将胡霖澍杀死。《民国普安县志》记载为吃饭时候将胡霖澍拉到军中杀掉。 第四种说法是义军攻破安龙时赵德昌、胡霖澍急忙率军从西门突围，胡霖澍突围中被杀，赵德昌率领残军逃到安龙龙广、马鞭田（今安龙德卧镇境内）、兴义鲁屯一带。 白旗军占领安龙，各种说法有相似之处，也有不同，包括赵德昌增援，突围，义军入城，胡霖澍被杀，均各有所归，四种说法都出自正史，这就让胡霖澍有了四种死法。一个人只能死一次，只能有一种死法。《民国贵州通志》偏重于被乱民所杀，但胡霖澍与赵德昌互相归罪一事，似乎更符合当时情形。 狂妄自大的胡霖澍终归是死了，无论是被赵德昌所杀，还是被乱民乱军所杀，他只有一条命，只能死一次，他的死亡是必然的----他的双手上沾满了哲合忍耶的鲜血，他死于哲合忍耶引领的战争，正所谓绺由自取，罪有应得，死有余辜。 是时代杀死了胡霖澍，是咸同之乱，“反乱年间”那风起云涌的战争杀死了他，胡霖澍是由兴义知县提拔到知府的，率军在盘县被义军打败后被撤职在军帮办。 据各种志书记载，胡霖澍把持着兴义府军政，主守安龙，杀害回民老弱妇幼千余，甚至力主讲合----他是个复杂的人，狂妄、奸诈、狠毒、阴险这些词语用在他身上一点也不为过，在与白旗军长年累月的征战中，回民狠不得生噬其肉，活剥其尸。 《民国兴义县志》记载：“胡霖澍，湖北人，清咸丰中知兴义县事……广西叛匪王福作乱，将渡红水江，窜县境，霖澍率兵勇渡江击散福党。” 从上面记录可以总结胡霖澍在西南地区的一生----升官于镇压，死亡于镇压，死无葬身之地。 在安龙之战中义军捕获的代办知府郑训奎，也有一个有趣的记录，据《东华录》记载，安龙城池被义军占领后，贵州省巡抚张亮基奏报郑训奎于战争中死亡，并请旨抚恤，后经查证，郑训奎于安龙之战中被义军抓获，后悄悄跑回贵阳，病死于贵阳。 这就让我们理解，当时的战争奏报，有的出于口述，有的出于谎报，并没有真凭实据，因此死了的人又活了，或许活着的人却死了-----许多史实早已随风远逝，那是一场纷乱的杀伐，农民、官府、团练、豪绅、土匪、流民、乱军、强盗齐集在大地上，白旗军攻占安龙，势焰正炽。 接下来朝廷与这支兴起于盘县大坡铺的哲合忍耶部队，进行着更加残酷的杀伐。 安龙城破后，《民国贵州通志》记载：“军民仓皇无措，自相践踏，大鱼塘、东龙井及各街水井尸为之满，民房庙观皆被焚毁，烟焰烛天，至天明乡仲苗赶至，又复助虐，杀三日始传令封刀，合郡汉民除逃去死亡外，所存仅十分之一。” 在这里又看到了回汉矛盾，看到义军杀三日才传令封刀，那是一场真正的屠城运动，义军兴正义，反暴政，但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不可淹没的“暴行”，那是一个纷乱的大时代，人性与良知在屠杀中丧失殆尽，当城池被攻破，愤怒的哲合忍耶教民将仇恨播洒在城中，许多无辜的百姓死于非命，许多下层官吏死于非命，义军兴的是复仇之师-----对胡霖澍的痛恨。 ----这些痛恨在“屠城”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对于由最底层的农民组成的义军来说，不可用道德的标准去衡量，只能用时代去衡量，是时代的悲剧造成的一切恶果，朝廷与农民，官家与反乱，在一条绳索上挣扎着，我们只能远远地回望那个时代，战火纷飞---- 当义军在城中巷战之时，赵德昌率领清军和难民向兴义逃去，《民国贵州通志》记载：“官民是夜逃出，尽向西路奔走，盖素仰兴义县有刘氏团营以资保障也……有请赵德昌趁势恢复者，赵以兵无斗志，不从，直望兴义县进发，人民号泣相随，抛男弃女，沿途皆是，至晚，行抵者桑河，官兵据处民房，人民露宿草野，初更后风雷大作，冰雹大降，被击死者又二千余者。” 百姓露宿于荒山野岭之中，被冰雹击死者达二千多人，民房都被官兵占据，可怜的人民，跟着破落的政府军队，承受着天灾，人间变成了一座真正的地狱，当你想想那满山穿着破衣烂衫的妇孺儿童，老弱病孤，满山被冰雹击死的百姓尸体，大清朝的罪孽和那崇山峻岭的悲摧，仿佛正在声声呜咽---- 另据《兴义县志》记载：安龙城破时，赵德昌仓皇率部败逃到兴义县万屯、鲁屯，白旗军跟踪追到，兴义县刘氏豪绅刘官箴、刘官德兄弟率团驰援，清军与团练汇合后在鲁屯和龙广接壤地带扎营防守。   4、白旗军三进普安县   在普安县战场，白旗军第二次攻占县城之后，据《民国普安县志》记载：咸丰十一年（1861）秋七月，义军将领马五元率军驻扎江西坡，普安县新任知县陈澍南在城中与义军对峙。一年以后，到了同治元年（1862）秋七月，张凌翔、张老七率义军进攻石龙洞不克，接着率军进攻鹧鸪屯（今罗汉乡境内）村田见龙团练，并焚毁鹧鸪屯（今罗汉乡境内）。书中饶有兴趣的记录张凌翔旧时曾经与田见龙结仇，田见龙曾打过张凌翔耳光，因此张凌翔焚毁鹧鸪屯田氏房屋具有复仇性质。张凌翔作为统率白旗军的最高领导人，没有出现在大的战场，反而出现在焚烧、攻占村落的局部战场上，这让人有些费解。 白旗军以白旗作为部队标志，张凌翔是义军统帅，统领各地义军，因此各部义军在行军作战时打出张字旗号是完全符合史实的，在普安县和盘县黄号军的一些局部遭遇战中，或许属于打出旗号的战争，意思就是张凌翔本人并不在阵中，而是坐镇新城，运筹于帷幄之中。但后人依据当时战争的旗帜标志，错误地认为张凌翔亲自来到了战场，作为三军统帅，亲自指挥小规模的作战并不在情理之中，我们只能理解为他的部下（或者亲军）打着他的旗号进行了这些战斗。 《民国贵州通志》记载，同治元年（1862）闰八月，云南东路回民军已基本接受清朝招抚，曾与白旗军配合作战的马联升投向了朝廷，于是云贵总督徐之铭与贵州巡抚韩超协商，令马联升写信给张凌翔，命令赵德昌停止战争，打算象招抚云南东路回民军一样招抚白旗，并派遣招抚人员进驻盘县。当时普安县战场并不平静，土司龙汝驹“自上寨驿掠至普安县与白沙易飞熊构隙，教军（黄号军）徐福寿等并陷江西坡”。也就是说，在普安县除了白旗军之外，还有清军与土司之间发生的内讧，还有黄号军零星的征战，这让驻守普安县的陈澍南陷入更加窘迫的境地。白旗军并未接受招抚，一边与清军周旋，一边照样攻城掠地，占领地盘，相持到闰八月初一日，清军典吏刘世庆投降，白旗军第三次攻入普安县城，陈澍南外逃到贵阳。 《民国普安县志》记载，清军内应回民，于是参军马金奎率领白旗军攻入县城，以王长生为普安知县：“劫杀无忌，各乡亦互相掠掳，名曰打捞，房屋灰烬，良儒逃亡，丁壮毕命……加以田地荒芜，万灶无烟，百里尽赤，木叶草根掇食殆尽，人噬人肉，道途相望，行旅断绝，蓬蒿满目。” 战争象烈火一样焚烧过大地，同治元年持续的饥饿比上一年更甚，树根草叶都被吃尽，到处一片荒芜，这些悲惨景象是同治元年最真实的境况，吃人肉现象不止在贞丰、水城、瓮安发生，在普安县一样的吃人肉，但就是这样贫困和灾难达到极致的年代，朝廷残民的行动还在继续，打仗需要粮食，镇压需要吃饱，于是知县陈澍南依然“严饬团首李遇春、田见龙等捐派军粮，听候剿贼”。百姓都已经人吃人了，政府还在征粮，这样的征粮可想而知，名为征粮，实是劫掠搜括，哪怕是一颗玉米，一粒麦子，一根稻穗，都成了清军搜索的对象，粮食成了最严重的问题，所有人都面临着饥饿，战争在继续，饥饿在继续，万灶无烟，人间早已变成了一片凄冷的墓地，到处都是死掉的人们，其境状几至于到了无法描述的时候。纵观这场战争，无论站在哪一个角度，悲伤都是第一位的，人类的悲伤源于生命被无辜的摧残，尊严被恶毒的践踏，人性被剧烈的扭曲----没有任何人能够拯救这一切，只有流血、牺牲、祭祀这些悲伤的词语，才能感悟那个悲惨的时代。 《普安县志》记载：“是年闰八月，白旗军参军马金奎在郭四、敖老五、王大有、牛奉等配合下，第三次攻占县城，知县陈澍南弃城出走。” 这次白旗军占领普安县城半年有余，普安县曾被白旗军七次占领，又被清军七次收复，在普安县这块弹丸之地上一直进行着不停止的拉锯战----清军依靠团练作为支撑，在十多年的战争中，不知道发生过多少局部战争，不知道死了多少人，黄号军配合白旗军在普安县和盘县南部的活动非常频繁，团练的兴起也如雨后春笋，十多年的血雨腥风，更增添了无比的苍凉和悲壮。 陈澍南败逃贵阳后，于同治二年（1863）四月收复普安，《民国贵州通志》记载：“陈澍南同把总蒋定邦图规普安县，进据海寨，寨为旧驿城，十四日县城复”。 海寨在今普安县罐子窑镇境内，古城已成为普安县旅游景点之一。 《民国贵州通志》又记载：“普安县城前经署知县陈澍南、游击傅得胜等于四月十四日收复后，傅得胜即移师进攻普安厅回民军，典吏刘世庆、把总蒋定邦等亦带练分往各乡搜剿，惟陈澍南在城筹办善后招抚各事。” 这条记录透露出来的就是义军攻下普安县城之后，立即着手向盘县推进，投降的清军典吏刘世庆又成为义军的敌人，象这种反复投降叛变的现象不止刘世庆一人，在整个白旗战争中类似现象多如牛毛，义军也时有投降清军的，投降后又倒向义军，然后再投降，投降成为很多投机者力求生存的“不二法宝”。 透过众多资料可以看出，当时收复普安县城有官军、有团练，多支部队共同反攻，于是义军撤出普安县城。 《民国普安县志》又记载了另一种情境的复城状况：“澍南自白沙饬把总杜鸿修齐集团丁，预备军粮十五石，谋复城，十四日击退回帅马金奎，杀盗目三名，夺得日照一柄，印一颗，大白旗二竖，大炮五尊，城遂克复，“回首”龚盆叟、王长生、王老满、涂弗受等均相继纳降，回党逃遁”。在这段记录中看到了军粮十五石，约合现在的九百公斤，在大饥饿年代，九百公斤粮食确实养不活多少部队，复城中清军人数不是太多，可见驻守的义军人数也不多，双方发生的战争不过数百到千人左右的征战，义军有元帅印，大白旗，大炮，这些信息可以让我们进一步联想当时情形，义军依靠旗帜和帅印执掌队伍，这些战争简陋而残酷，冷兵器依然发挥着较大作用，在这样的战争中，马匹是不可少的，马忠曾拍马杀死黄号军首领阿龙，马斯俊最后在贞丰战败时曾骑马出城，另外还有能骑马杀敌等等记录。 从种种记录中可以窥见当时战争，用的是地雷、土火药、土炮、洋炮、枪枝（包括洋枪和土枪、鸟枪、抬枪等）和大量的冷兵器，义军的冷兵器则以钢叉为主。 陈澍南复城在向上汇报资料中记录为把总蒋定邦，《民国普安县志》记录为把总杜鸿修，杜鸿修的父亲杜发兰建立了一支在普安县较为著名的团练，并多次与白旗征战，杜发兰死于胡祖寅三进青山之时，当时在普安县战场上的团练还有陈昆山、李遇春、田见龙等。蒋定邦是官军把总，杜鸿修是地方团练，因此向上的汇报中蒋定邦多次被提及。这些人都是清军在普安县战场上的骨干，还有后来的普安营游击傅得胜和易飞熊，一直都是清军驰骋在盘县、普安县之间的主要将领。 白旗军第三次占领普安后，开始向盘县用兵。 其实早在攻下兴仁之后，张凌翔就把进攻盘县列入了重要议事日程，占领兴仁没多久，就开始借道普安县向盘县、晴隆挺进，后来在普安县受阻，加之义军在安龙、贞丰战场上动用了大批兵力，于是对盘县的攻势渐渐减弱，当大坡铺首义之地被何占标焚毁后，回民打回老家去的想法一定倍加迫切，马河图第二次占领普安县时普安厅同知钱埙来援，张凌翔就摆出了一付进攻盘县的架势，一方面是战略需要，另一方面不难看出，占领盘县在张凌翔心中非常重要，义军是从盘县拖出来的，家乡的妇孺老幼在大坡铺被清军屠杀，仇恨始终徘徊在回民心中。 白旗军占领普安县七天之后，同治元年闰八月初八日，张凌翔命手下大将张其受（又名张老七）占领了盘县城。   5、张其受攻陷盘县城   《民国贵州通志》记载：“回首张凌翔欲取普安厅以通云南……乃纳“教军”陷坎者各屯，老七商令正洪拒南里团兵，已则长驱至厅，营南坛山（今盘县城关镇革委坡）等处，日夜举炮示威，厅人警惶兼乏食，无固志，弃城走，同知钱埙奔威宁，老七遂陷厅城。” 在攻取盘县的记录中，《民国贵州通志》采用了不同版本，张凌翔联合黄号军李正洪部，扎营南坛山一带围攻，日夜炮击，城中军心涣散，缺乏粮食，于是弃城而走。这是一种说法。 另一种说法是贵州省巡抚韩超的奏折所说，即是义军通过和议赚取城池，当时云南东路回民军马联升投敌，派委员桂金轮到盘县，想和白旗军议和，希望能象招抚云南东路回民军一样招抚张凌翔：“署同知钱埙、署游击邓逢霖与在城绅民因有和议，疏于防范，讵闰八月初八日回众五千人以议和为名，齐进厅城，即将钱埙、邓逢霖看守，各回军分踞文武衙门，并占住民房，抢掠奸淫，无所不至，在普安防剿之游击胡现龙因兵力单薄，难以赴援，退回郎岱。” 《平黔纪略》也记为诱攻：“自桂金轮赴新城抚议，久不决，回首张其受（张老七）等自新城来，先以数十人称议和，赚入城，回军始络绎至，守备项秉志以为厅城中兵练尽溃，回军遂破监纵囚。” 在诱攻下盘县城后，义军立即向晴隆进军，于是清军团练纷纷增援晴隆，全力阻击：“游击邓逢霖旋分党击溃犁头寨团，走围安南（晴隆）县城，守备郭继盛走回省，部练尽溃，其哨长周金胜与永安协把总刘延祚等潜通回军，将举火应，署知县吴守轸绢斩之，婴城守，会各团集援，回军稍却。” 进攻晴隆的内应被知县吴守轸斩杀，加之团练救援，义军退却，进攻晴隆暂告一段落，但盘县、普安县、安龙、贞丰、册亨、望谟、兴仁等城池已被义军占领，义军在各条战线上取得胜利，兵力正旺，哲合忍耶的部队将白旗插遍贵州西南大地，清军一边着手招抚，一边防卫。在攻下盘县城时，官方记录义军“占住民房，抢掠奸淫，无所不至”，这些词语虽极尽贬斥，但也从中透露出当时情形，起自于山川草泽之间的农民，难免在占有的同时，享受从未享受过的，抢夺从未抢夺过的，一切物质的欲望迸裂开来，一切野蛮的行径也开始盛行，那是个异常混乱的时代，要约束近“十万”人的义军，张凌翔、马河图一定绞尽了脑汁，但手下那些来自不同民族的义军元帅、将军、都统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最后必将成为白旗军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 《光绪普安直隶厅志》记载：在诱攻盘县之前，黄号军在南部老厂、马依等地与清军交战，“陈昆山驻营补泥（今盘县大山镇境内），至是粮尽退师，李逆乘虚攻归顺营，破白雨屯据之。” “李逆”即黄号军李正洪部，攻取归顺营（今民主镇）、占据白雨屯时为同治元年（1862）正月（注：白雨屯今已失考，但应在今盘县大山、民主镇附近）。 当时朱小甲、李正洪等占据白雨屯，被清军团练陈昆山阻住通往县城要道，有一个叫叶万华的文士，向陈昆山讨要粮食，陈昆山将他带到粮仓说：“军粮和吃的都在这里，你现在窘迫，请带上袋子来。” 叶万华说：“收取新粮还有很长时间，我的意思是以为你有盈余，所以来讨要，但看你库中粮食，如果我多拿，则损失军粮，如果少拿，又对我无用，还是算了。” 于是叶万华投奔黄号军李正洪，成为谋士。叶万华是读书人，李正洪很器重他，把他的母亲妻子接来一块居住，黄号军将要攻取盘县城时，李正洪向叶万华问计，叶万华说：“我们不得志，是因为陈昆山阻住要道，如果联合张凌翔夹攻陈昆山，再出一支军队进攻县城，必然攻克。” 朱小甲说：“张凌翔和我有杀父之仇，我去投奔他，他会信任我吗？” 叶万华回答：“我们军力孤单，敌不过陈昆山，不联合张凌翔不行，成大事者何必计较前隙，陈昆山屡次击败白旗军，张凌翔又一直有占领盘县的打算，对陈昆山自然是恨之入骨，如果我们帮助他，他必然欢喜，怎么会不信任呢？” 于是黄号军与白旗军联合，于秋七月出普安县青山。 从这段联合记录来看，陈昆山当时是盘南较有实力的清军团练，黄号军在盘南局势并不乐观，朱小甲、李正洪一直活动于盘南一带，但进展不大，只能投靠张凌翔，从投靠来看，联合后黄号军就应该受到白旗军节制，并成为白旗军的一部分。 向上汇报的资料中盘县丢失是因为正在议和期间，义军利用计谋赚取，这已经将责任推御到了当时的政局之中，如果是诱攻，又将同知钱埙看守（实为扣押），那么钱埙又是如何逃出的呢？ 《光绪普安直隶厅志》中只字未提诱攻，对于发生在盘县的事，更应倚重于来自盘县的记录。诱攻或者强攻，盘县城最终都陷落了，但对于当局官吏来说，意义却截然不同。 《民国贵州通志》记录里多种说法并存，同时也保留了《光绪普安直隶厅志》的记载，如果按《光绪普安直隶厅志》进行归纳，张其受攻陷盘县城的情形如下： 战争名称：张其受攻陷盘县城 义军主力：白旗军、黄号军 义军主将：张其受、朱小甲、李正洪 清军主将：同知钱埙、游击邓逢霖、团练陈昆山等 结果：白旗军占领盘县城 经过一：张凌翔派张其受从青山奔赴盘县十里坪（今珠东乡境内），与黄号军合围坎者屯（今老厂镇境内），坎者屯清军固守五十多天，后因缺乏粮食而被攻破。接着义军又进攻荒田屯，陈昆山的家眷都在荒田屯，当时陈昆山自归顺（今民主镇境）增援，荒田屯被围得水泄不通，义军又围攻陈昆山营盘，将后营攻破，有义军将领（曾经是陈昆山的部下）将陈氏家眷藏匿，义军攻破黄土坡寨，到了闰八月三日，李正洪阻止南里（今水塘）团练。最后白旗军“长驱至城，营南坛山、南关庙诸处，日夜举炮示威不绝声。” 当时的盘县城中饿殍遍地，连年的饥荒中加上战火摧残，情状惨烈，城池被攻破，同知钱埙逃亡，败走威宁：“时连年奇荒，食草根树皮且尽，北门桥畔，饥死者日数十。” 经过二：贵州巡抚张亮基拨永宁（今关岭县）义谷千石作为军粮，经过普安县白沙汛被“夷匪”所劫，军粮被劫后仅剩数十石，运粮官不敢再运，于是盘县城中缺乏粮食，清兵无心坚守（城破后粮食被义军所得）。 上面提到的“夷匪”是清代某些志书对各族义军的蔑称，在一些特定的地方指彝族，“夷”以前曾作为彝族的旧称，当时公文上报和修志之人在弄不清族别的情况下，很多时候就将“夷”统一作为各族民众的称呼，含有鄙视和贬意，如志书中多次出现的“仲夷”----实质上指的是布依族。 义军于闰八月八日整队入城，过了几天，张凌翔、马河图来到盘县，商议屠城，有谋士景其全说：“举大事者务收人心，今甫克一城，即肆杀掠，失新附之望，塞归顺之途，谁为将军画此策者，误将军甚矣，普安厅为将军生长地，父母之邦，必恭必敬，将军独无意乎？” 经过景其全这一劝，张凌翔说：“君言是，吾虑不及此”。于是采取了他的建议，放弃了屠城。在商议屠城的记录中，完全可看出当时回汉之间的矛盾一直盘踞在回民心中，城中居住大部分都是汉人，回民起义首先就被朝廷定性为“回汉相争”，他们在反抗暴政的同时，对汉民也存在着一定的复仇心理。在咸同年间“回汉相争”的案件层出不穷，西北、陕西、云南等地的相争更是让人怵目惊心。因此白旗军攻占城池后商议屠城完全符合当时的回民心理，占领之后有一种强烈的仇恨徘徊在他们心中，挥之不尽。 景其全作为张凌翔的谋士，为白旗军出谋划策，甚至能左右张凌翔的行动，他应该是白旗军中一个高级“参谋”。那么景其全是个怎样的人呢？他最终又去了哪里？ 《同治朝实录》记载：“又谕、韩超奏：兴义府属举人景其全，招集无赖多人，私设厘局，勒派捐输，抢割田谷。经署知府郑训逵会商总兵赵德昌派兵捕拏。该举人闻风潜逃。径投敌围。请先行褫革拏究等语。贵州举人景其全、聚众妄为。现复闻拏投敌。实属目无法纪。著即革去举人。仍著韩超严饬赵德昌，将景其全设法弋获。” 这里记录的景其全设置厘金局抢割粮食，被兴义代办知府郑训奎追捕，于是投奔白旗，成为谋士。在《光绪普安直隶厅志》中记录了景其全后来的事，说的是景其全投奔义军实属无奈之举：“其全，兴义郡举人，回军掳至军中，奉为谋主，其全求死不得，乃佯竭智输忠谋，回军信之不疑，而阴为汉人地，厅境及兴义六属（实为五属）皆受其庇。”这里说法是景其全假装为义军出谋划策，暗地里保护汉民，很多汉民受到他的庇护，这和朝廷的记录非常不同。无论他是被迫还是自愿参加白旗，都受到了朝廷追捕，朝廷将他视为读书人的“败类”，他在义军中的作用较大，但后来被张凌翔派人秘密杀掉：“后为凌翔所觉，伪邀议事，而潜遣人刺之中途，凌翔不欲人知，归罪部卒，厚葬之，且恤其家。” 张凌翔杀景其全是因为他庇护汉民，不是诚心归顺，这透露出来的信息就是当时的义军内部矛盾重重，对汉民任用始终怀有疑心，张凌翔很象曹操，具有枭雄性质，先前于路途中派人斩杀谋害他的张凌云。后来又派人秘密杀掉景其全，杀掉后归罪于部下，并进行厚葬，抚恤家属，这些做法似乎反映出张凌翔是个阴险的人，但对于近十万人的义军首领，没有谋略和镇压，又如何率领这些起自于山川草泽之间的农民征战----这从另一个侧面或许也反映出他是个聪明而有魄力的人，善于运用各种手段经营队伍，义军在他的率领下进入全盛时期。 城池被攻破后，张凌翔派曾经在大坡铺与何占标血战的的大将马负图（又名马九一）镇守盘县。   第十二章、全盛时期   1、哲合忍耶之金万照来黔   资料记载：“普安县青山清真寺，是贵州省影响较大的清真寺之一，几任‘热伊斯’在其中居住达四十多年。明永乐前，青山就有回族瓦钦、常智及其子孙来此，但他们身为卫所军人，宗教生活受营规所限。待到清初，形成了一个回回小村，青山才先后出现了几处小规模的清真寺，咸丰、同治年间又屡遭毁坏……教众多数系哲合忍耶教派。因此，寺中除开斋节、古尔邦节、圣纪节举行庆典外，每逢哲合忍耶教主马明心、马化龙、马元章归真日，也举行盛大纪念活动。该寺原珍藏有咸丰同治年间贵州回民起义首领金万照书题‘清真古寺’木匾一块（1870年题），现该匾为黔西南州文化局所藏。” 张凌翔被回民尊称为“鸡枞三爸”，其实从教派传统来说，他当时应该是盘县大坡铺一带回民主教，相当于“热依斯”。后来哲合忍耶教派的金万照来到兴仁，被推为经略大臣，并成为继张凌翔之后的白旗军主要统帅之一，同时成为黔西南回民的“热伊斯”。 《凉都文史》对金万照来黔时写道：金万照去向回族掌教东沟十三太爷马朝圣（应为云南三太爷马圣麟）辞行，马朝圣叮嘱：“要掌握贵州黑菜叶（新教）教主，辅助张凌翔、马河图反抗满清人，报回民数代被满清人杀害之仇”。 ----这段描述把“云南三太爷”误写成“十三太爷”（十三太爷是哲合忍耶第五代教主马化龙，云南三太爷是马圣麟，又名马朝圣、马复生、马世麟、马成林）。 ----这段描述很符合哲合忍耶教派的教史传闻，但其把“哲合忍耶”记述成“黑菜叶”似乎在告诉我们，哲合忍耶一直是个神秘的教派，外人很难透知他内部的一切，民间对教派的了解更是“知之甚少”，在民间它被人们误传成“黑菜叶”教派。 盘县上榔树张氏家谱对金万照入黔一事写道：“（张凌翔）派人潜往云南河西东沟（今改大回村，属通海县）找马三太爷请求指派金万照到贵州参与领导革命，由于金万照与马三太爷既是儿女亲家，又是反清运动中的革命战友，通过密议，决定由金万照到贵州主持大计，一面领导革命，一面开办经学院，培养“哈里凡（学生）”，推行哲合忍耶教门。此时，署云南布政使岑毓英利用金万照在回民中享有一定威望，授予“议抚游击”的官衔，檄调金万照到贵州进行安抚工作。” 《黔西南州志.人物志》中记载：“金万照，字万昭，号盛年，生于云南省新兴州（今玉溪市）大营村，自幼好学，与兄万选不畏艰险，到甘肃金积堡，就学于教主马化龙，对“哲合忍耶”学有所成……咸丰二年至四年（1852-1854），为反抗朝廷镇压，回民起义迅即形成以杜文秀为首的西部集团，占地30余县，建立大理政权，以马复初、马如龙为首的滇东南集团，以张凌翔、马河图为首的贵州西部集团，占地10余县，建立新城（今兴仁）政权，三大集团遥相呼应，东征西讨。” 《黔西南州志.人物志》中还记载“金万照自参加滇东南起义后，屡建战攻，历任游击、参将等职，东南集团于同治元年（1862）第三次进攻昆明节节胜利，马复初、马如龙突然率部降清，金万照虽加反对，但为时已晚，便暗与杜文秀联系，等待进攻昆明时内应。同治二年（1863），金得杜文秀等人的秘密活动，被云贵总督岑毓英授予宣抚游击，前往贵州西部招抚回民起义军。4月初由昆明出发，随带沙应龙、杨国玺等回民800余人，于5月2日抵新城，受张凌翔、马河图率500余军民出城迎接。” 金万照之子金品高写给《咸同贵州军事史》作者凌惕安的信中说到：“寒门世居云南新兴（今改名玉溪县）龙门村，先君讳万照，号盛斗，生于清嘉庆十七年壬申，兄弟二人，先君居次，幼失恃，与兄讳万选，号道一公者，事父以孝闻。同习回教经典，通天人性命之学，宽厚爱人，轻财好义。居积致富，辄以周济贫乏，时清政不纲，中原纷乱，先君忧念乱离，毁家纾难。乃集乡里子弟数百人，投效岑襄勤公（岑毓英），捍卫乡邦，颇著劳绩。渐以军功，升授元兴营（即元江县）忝府。会大坡铺（地属盘县）回人张凌翔、马河图等兵起，事在咸丰八年，兴义五属相继失陷。襄勤公以先君素为回族人士所尊仰，故檄先君来黔安抚，冀收釜底抽薪之效，先君因于同治元年，轻装入黔，直抵新城，与张凌翔等会见，凌翔等声势虽大，号令不一。及见先君，遂共推为盟主，坚不放还。先君既为所困，欲归不能，计惟虚与委蛇，庶可保全毕众生命财产。无如虚名徒拥，权不在握，内部意见纷岐，互相冰炭，戈操同室，事愈不堪问矣。第先君慈仁在念，救济为怀，见此芸芸幼弱，无辜受累，一旦事败，必不免于玉石俱焚。所以抱定宗旨，舍身救众，鼎镬自甘，死生不遑计及。” 金品高是后来西南地区哲合忍耶的“热依斯”，上面这封信写于民国十九年（1930），从信中可以看出信件内容受到了一定的“政治局限”----因此金品高对他父亲参加白旗征战的内容必然有所保留，但其中详情，足可证明《黔西南州志.人物志》中一些误录，金万照来黔为同治元年（1862），《黔西南州志.人物志》误记为同治二年（1863）四月，金万照字盛斗，被误记为盛年，世居龙门村被误记为大营村。 《凉都文史.第九辑》这样写道：“金万照率领沙应龙、杨国玺等将领，来到新城抚军安民，以“明招安暗反抗”的身份，会见了白旗军首领，慷慨之言，感化了张凌翔、马河图。众首领公推金万照为首席掌教，拨银万两为其修建府第……金万照执掌教务不到十天，即下口谕修清真寺，办阿文学校，在新城内外挑选两个女子为妾……” 这一节里引用了很多资料，似乎比任何一节都多，但只有这些记录，才能让我们真正还原历史真相。金万照是以“元兴营（即元江县）忝府”之职来到兴仁的，元江县在清代为直隶州，忝府是尊敬的说法，即为知州，是一个文职，《心灵史》提到他来到兴仁议抚的时候被赐为“议抚游击”，又成为一个武职军官。金万照在回民中有较高声望，史料记载他学习的是哲合忍耶，从他在普安县清真寺题字来看，他当时属于哲合忍耶教派的一个知名学者。当时玉溪、通海（东沟即在通海县）一带正是哲合忍耶在云南的发祥地。 “云贵两省回民起义无法区分，云贵两省哲合忍耶的行动也无法区分。贵州境内哲合忍耶基本上是按照东沟道堂的口唤发难的，两代领袖——张凌翔和金万照，都接受过东沟云南三太爷马圣麟的指示。 ”（《心灵史》） 金万照是带着哲合忍耶英勇不屈的精神和流血牺牲的悲剧色彩来到兴仁的，在《民国普安县志》中记载他来到兴仁时间是同治元年十二月（与金品高写的信提及时间一致）：“万照，回教师也，回教尊其教师曰阿浑（阿訇），人因呼曰金阿浑，住云南之东沟（今通海县），滇提督马如龙欲抚新城，回民以万照为回教师，往抚必有效，遂保以游击衔，命率兵五百偕行，比至，回帅马河图以美女金帛炫耀，歆动之，万照艳羡，请降，尊以经略大臣，特职修经略府居之，自回帅以下皆受节制。” 上面记录金万照为美女金帛所动，不敢苟同，修志者自有立场。但作为哲合忍耶的知名学者，从《心灵史》记录“金万照按西北战场上十三太爷马化龙的榜样，兵败后请以一死为同胞求赦”这一壮举和哲合忍耶的“教史记录”来看，他不是金钱美女所能收买之人，他最后在新城兵败之时为了保全回族生命而在青天白日之下头顶《古兰经》盟誓，最后被押送贵阳惨遭杀害----他理应受到后世尊重，理应受到后世的景仰和祭奠，他走的是哲合忍耶的“殉教之路”。 他完成了属于自己的“束海达依”。
      “哲合忍耶要寻找一种旧路。这就是在中国没有多少人听说过，但在教内却魅力无比的束海达依——殉教之路。”（《心灵史》） 金万照用他的血肉之躯殉教而死，那句“倘能网开三面，不事残杀我族类，则万均之罪在我一人，刀踞斧铖，甘之如饴”的精神，理应成为哲合忍耶教史上最光辉灿烂的一页，理应永远记录在中华民族的“心灵史”中，理应成为人类良知与厚爱的珍贵语言。 金万照出生于清嘉庆十七年（1812）壬申，属猴，同治元年（1862）到新城时正好五十岁，金品高写给凌惕安的信中提到“先君乃于同治十年（1871）秋九月会周达武于马家屯，冬十月十七日，突于贵阳就义。”（注：金万照就义于同治十一年（1872）冬十月十七日，金品高写的信应为笔误） 金万照死亡时年仅五十九岁，在兴仁参加义军征战共十年，接手于义军衰败之期，指挥后期征战，白旗军失败后，《民国兴仁县志》记载，同治十三年（1874），兴仁绅民领取义军房屋充公：“金万照所修房屋改为书院，张定中之房改昭忠、节孝二祠，马家屯张品秩之房屋，撤入城中，培修各庙宇。” 从房屋记录来看，金万照来到兴仁后，义军为他修盖了房屋，推举为经略大臣，“回帅以下皆受节制”----实际上他成了义军的第三号人物，地位仅仅次于张凌翔和马河图。在金品高写的信中可以窥见当时情形，义军声势虽大，但号令不一，内部矛盾重重，意见分岐，甚至同室操戈，这对于义军的最后失败来说，应该是最致命的----   2、闲话哲合忍耶之教门复兴及金积堡之战   “嘉庆二十二年春夏之间，古土布·阿兰·马达天在监禁中把哲合忍耶第四辈穆勒什德（教主）的地位传给了长子穆罕默德·索菲·马以德。他的道号是哈给根俩，因后来归真于四月初八日而被教内尊称为“四月八太爷”。这一辈光阴共持续了三十二年，是哲合忍耶史上的第一个大发展时期，教内惯称‘第一次教门的复兴’。”（《心灵史》） 被迫进入秘密传教的哲合忍耶教派，在第四辈教主“四月八太爷”马以德的引领下进入复兴时期。 嘉庆二十二年（1817），第三代教主船厂太爷马达天受人诬陷被囚，官家把他和长子四月八太爷马以德押进皋兰监狱，父子二人被关在同一个屋子里。 回民阿拉伯语著作的《曼纳给布》记载，四月八太爷马以德说：“一天夜里我侧睡着，父亲坐着把我的头枕在他的袍子上。突然，屋子散发出麝香味，亮的发光。进来四个人，向父亲说了色俩目（祝安和问候用语），其中一个七十多岁的老者说：“大师傅你要遵口唤，这是真主的前定。”那四个人只有穿土色袍子的我不认识，他和父亲高一阵低一阵地说着。最后他们谈了面临的困难，他们都听了那个老人的话，他让被押的父亲迁往黑龙江，留我在家看门，当时父亲满面愁容，他劝说到：“不要害怕，不要忧愁，这是真主的前定。”他们走后，父亲问：‘你认识这几个人吗？’我答应道：“只有那个老人不认识，其余那三个，一个是筛海·伊玛目·阿兰（平凉太爷）；一个是卧太迪；一个是格兰德尔。”父亲说：“那个穿土色袍子的老人是筛海.维尕叶·屯拉（道祖太爷马明心），为了我们，他们才来，他们决定让我去黑龙江，家事和教门事都交给你，我们一定要遵口唤。” 《哲合忍耶道统史传》记载：“白天，四月八太爷经常用饥渴来折磨自己，把粮食积攒下来买了《穆罕麦斯》。晚上，他刻苦办功，他老人家的这些美德使教下人敬爱。……他经常跪着参悟，他和门人谈话时只说教门……从不说一句闲话。他没有脾性；经常微笑，但从未大笑过；他从不穿细布，炎热的夏天，他也是粗布长衫。冬天里只穿一件没有里子的羊皮氅；他随众礼拜；每逢吃东西他就立起右脚平铺左脚跪好（以示对真主的感恩），他从不搭脚，不翘二郎腿；他只吃很少的食物……”，“四月八太爷每天都节食，把食物散给教下吃。每逢饥荒难挨，他就到屋外摘些绿杏子啃”，“有个虔诚教徒的妻子是个有贞守的女人。他恭敬地缝了一对枕头，请丈夫送给四月八太爷。送去时太爷问：‘你们以为我能睡觉吗？’的确，他们不知道太爷的夜晚，他在礼拜、在赞主。当过分疲劳时，他只将头靠在一个小木叉上稍微打个盹。由于这种干办，太爷年老后双膝总是疼痛，用皮条绑在膝盖上解痛。” 《心灵史》曾这样写道：“道光末年，白莲教与云南回民起义反清斗争相继爆发，使得清政府被内乱困扰而无暇西顾，故对哲合忍耶的防范松弛下来，马以德开始了顽强的复教活动，一个个村庄奔走，谨慎地越过县界，先慢慢聚起失散的群众，恢复在屠杀和严查下麻木了的信仰，使哲合忍耶重新复活，然后再尝试进入新的县份，使异乡出现了自己的据点。“公家”的迫害被他利用了：新疆、东北、云南三处流放充军地都巩固地发展了哲合忍耶的宗教组织，受难后的感情使重建后的感情更加牢固。并使受迫害的各地哲合忍耶回民，经信仰召唤而成为一种血统的异母兄弟，一个对迫害人的国家决不讲和的血仇组织。并使哲合忍耶逐步走向兴盛。 十九世纪的哲合忍耶迎来了一个盛大的复兴，他不同于之前任何一个时代，哲合忍耶在早期遭受无法和平生存的环境已经变更换，他们不再流血牺牲、也无需隐蔽和躲藏了。苟活下来的哲合忍耶简直不敢相信眼前的景象：在清真寺里，榜多、底盖尔和虎夫滩（每天的功拜）后，哲合忍耶独有的赞颂词可以高声念出来了。” 当哲合忍耶经过第一次复兴之后，进入了马化龙时代。马化龙成为哲合忍耶第五代教主。 有史料记载哲合忍耶马化龙后来组织的金积堡之战：“朝廷几乎是倾其财、倾其军，年耗费白银1000万两，还不惜出卖主权，借外债银达300万两；在军事上，先后调动湘军、淮军、川军、豫军、楚军、晋军、鲁军，直隶京兵和吉林、黑龙江马队，以及蒙古兵和番兵(藏兵)，总计达210营，近20万部队，前后参加剿办的总兵官以上大员有300余名，历时12年之久，才在征抚兼施的情况下勉强取得胜利。” 哲合忍耶教史上最大的战争就是第五代教主马化龙组织的金积堡之战，是继太平天国之后清朝付出代价最为沉重的战争，哲合忍耶至此爆发出了最令世人惊骇的力量。 马化龙时期，哲合忍耶得到了最大的复兴。 有资料评价西北回民战争：“19世纪清朝同治年间发生在中国西北地区的一场带有种族灭绝性质的大规模动乱和战争。同治回乱自1862年起直至1873年结束，持续十余年后终被清朝政府镇压。这场暴乱除陕西、甘肃外，还波及宁夏、青海以及新疆各省，对中国西北地区经济和文化造成了巨大破坏，据相关史料显示汉族死亡人口保守估计上千万，造成汉族聚居的村落、城镇出现十室九空的惨状。” 这个记录或者有偏激的地方，但他反映出来的回汉相争不可谓不惨烈无比，死亡人数之多，战乱之激烈，镇压之残酷，实为世界历史所罕见。 哲合忍耶在西北战场回民起义中占据着最浓墨重彩的一笔。 金积堡之战失败后，《心灵史》写道：“十三太爷马化龙一门八支、三百零二人壮烈无比的殉死，强烈地鼓舞了哲合忍耶的束海达依信仰，也有力地强化了哲合忍耶对于沙赫（毛拉、穆勒什德、主人、教主、老人家）的崇敬。这种崇敬的边缘是不太准确的，有时它的确与崇拜不易区别。但是这里集中着人世间最深重的苦难、贫瘠、冤屈和情感。” 因此说贵州西南地区的哲合忍耶经略大臣金万照仿照西北马化龙教主而殉教，是最恰当不过的归宿。哲合忍耶一直有着殉教的传统，与清朝的仇恨达到了极致，世界上几至于没有哪一个宗教派别象哲合忍耶这样，连续性地在短暂的时间内付出过如此惨烈的代价，为了信仰，反对暴政和强权。哲合忍耶在伊斯兰的教史上，有着无以伦比的尊贵地位，它特有的悲剧色彩感染着一辈又一辈，让人沉思不止----   3、陷晴隆，占兴义   同治元年（1862）八月一日，白旗军占领普安县。 八月八日，占领盘县。 义军紧接着向晴隆、兴义县进军。哲合忍耶的部队，士气旺盛，经过了近四年的战争，进入全盛时期。 早在八月攻取普安县之前，义军就开始进攻晴隆，在知县吴守轸拒守下退却。后来朝廷开始对义军进行诱抚，希图在贵州西南战区出现第二个回民叛徒“马如龙”----云南东路的叛徒马如龙做了云南省提督，节制全省兵力。 《民国贵州通志》记载，朝廷先是派出马助国前往办理议和事谊，并令赵德昌停战，云南提督马如龙一边致函张凌翔停战，一边“另派回民掌教皇甫逊前去办理”。但张凌翔不吃这一套，命部下照样攻城掠地，“回军知有抚议，益肆披猖，遣其党类勾结夷军，分扑安南（今晴隆）、兴义二县城池”。也就是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下，金万照作为朝廷派出的议抚游击，于十二月抵达兴仁。 在招抚的过程中，《盘县特区志.张凌翔马河图传》中记载：八月，云南巡抚奏言，回族义军若能“缴械投诚”，“捆献首恶逆回，退出城池”，则“概免深究”，许以“田产房业”，无分汉回苗夷，由官查明，各归各业”，并利用同族、故友关系，发函招抚，俱被张凌翔拒绝。 清朝的招抚议案最终均以失败告终。 云贵总督徐之铭派出投降朝廷的马联升任安义镇总兵，希冀“以回制回”，妄图象解决云南东路回民军一样处理白旗军，但贵州省巡抚韩超和提督田兴恕大为不满，上奏紫禁城说不知马联升办事如何，并对徐之铭进行攻讦，据议政王（恭亲王亦䜣）军机大臣的回复：“贵州地方虽系云贵总督兼辖，惟徐之铭籍隶贵州，于该省地方公事向未会御，何以此次并不会商韩超、田兴恕辄派员前往署理，嗣后遇有该省武职，总兵以下缺出由该省署抚等就近酌量会委，以期得力，徐之铭毋庸拣派前往。”意思就是云贵总督虽然节制两省，但贵州的事还要贵州的官员来办理，武职自总兵及以下的任命，徐之铭不能插手。于是马联升没有莅任安义镇总兵，而是由赵德昌继续担任。 这些官场争权及互相攻讦的奏折在清代数不胜数，官场亦如战场，政治的黑暗磨砺出许多官员的奸恶和阴险，在官场混，一不小心轻则罢免流放，重则人头坠地，贵州在争取武职的罢免和任用权，云贵总督想独立派任，这些现象的出现充分反映出在大清朝，官吏之间互相猜疑、互相攻击、互相在暗战中头破血流，有的人一败涂地，有的人得道升天，当局者意见的分岐往往影响着一个区域的大政方针，当时回民与朝廷的战争，更加剧了官吏之间暗中的杀伐，那是一个看不见的战场，许多秘密和阴谋都在暗箱中流转。 在奏折中提到白旗军时，韩超和田兴恕是这样汇报的：“伏查兴义一郡回夷，各民肆其狂悖，自应痛加剿洗，以彰天讨，惟其起事之由实因从前地方官办理失宜，激成大变，与无故为乱者有间，臣等前闻该民等均有悔罪投诚之意，当函致安义镇总兵赵德昌就近确探情形”。 在贵州官员眼中，白旗军起来反抗主要是由于以前官吏处置不当，才激起回汉相争，然后走上反抗道路。从这些汇报中可以看出，当时回民军内部存着投降主义，一部分将领正在举旗不定。 朝廷官员力主招抚的时候，白旗军更加剧了进攻。   “九月二十四日，安南内奸放火城门，以致被陷，二十九日，兴义亦有内奸开城，相继失守……时赵德昌在兴义营盘山扎营，见回众直逼城下，势不能停……赵德昌孤军势难驻扎，邻封又悉为回踞，无路乞援，遂率所部冲出回卡，绕至安顺整顿。”（《民国贵州通志》） 攻陷晴隆和兴义-----《民国贵州通志》还补充了另一种记录，意思就是二十四日攻进晴隆后，晴隆知县吴守轸不知所往，当时派出议抚人员到新城，义军有被招抚的意向，但后来“龙汝驹”诱陷盘县城，张凌翔前往安民后，议抚人员已回云南，于是义军攻入兴义县，知县赵大松不知所往。 自同治元年（1862）九月二十九日止，兴义五属及盘县被义军占领，在后来的多家志书中均记录义军发展到十余万人，虽不知这些数据从何而来，其可信度是否确切，但据当时情境来看，义军占据着八、九座城池，声势浩浩，兵力正盛。 《民国贵州通志》补充记录中提到龙汝驹诱陷盘县城，与前面张其受（张老七）攻陷盘县城似乎前后矛盾。据贵州土司年谱考证，龙汝驹是继龙杓之后的鲁土营（现兴仁县境内）土千总。《民国普安县志》曾记载过他与普安营游击易飞熊构隙，互相征战。龙汝驹作为土千总，是朝廷命官，但在白旗征战中，官兵投向义军的例子不在少数，许多官军时而倒向义军，时而背叛义军，各有所谋。 《平黔纪略》曾有这样的记载：“澍南禀言：回众本张，益以汉奸，如景其全、项禀志、徐福寿、易飞熊、龙汝驹、郭四等为之指挥。” 这里记载的就是当时团练及地主豪绅投靠义军的史实，一些官军、团练、豪绅等持不同立场投靠义军，怀着不同的政治目的，这些人在反复投靠中生存，后来一些人因此而兴起于贵州军界、政界，但得势后的豪绅们无一例外地否认曾投靠过白旗军，兴义县刘氏团练曾是当时西南地区战斗力最强的团练，也曾在义军的攻击中投靠过，但在后来的记录中留下来的只有标榜如何战胜义军、屠杀义军的“功劳薄”。 龙汝驹诱陷盘县城，只能让我们理解为鲁础营土司龙汝驹投降白旗，并率军参与了盘县战争，配合张其受夺取了城池----盘县上榔树张氏家谱的记载也充分证明了这种推证，家谱记载：“同治元年闰八月，张凌翔派张其受、龙汝驹等由新城率义军一部智取普安厅，口称议和，赚开城门”。 在攻取晴隆的战争中，据《晴隆县志》记载：同治元年（1862）四月，义军攻晴隆，知县吴守轸向永宁（今关岭）知州李昆求援，败义军于城南，解围。六月义军又攻晴隆，李昆又来解围，吴守轸向上谎报，使李昆受到越境沽名钓誉的嫌疑，李昆便愤恨地说：从此各保疆土，再不越盘江一步。到了九月，义军由鹅翅膀、棱头坡进攻东门和南门，清军团练极力防守，义军连攻数十次，到了九月二十四日，义军大兵攻城，吴守轸厚着脸皮派代表向李昆哭求增援，李昆派兵救援，兵未过盘江，守东门的团首投降了白旗，于是义军从狮子口攻入东门，将吴守轸擒到兴仁斩首，义军攻下晴隆后命令大将马五元驻守，李昆退回镇宁。 马五元成为晴隆战场上的主将。 《民国贵州通志》上记录的晴隆知县吴守轸不知所往，在《晴隆县志》记载为被义军擒拿到兴仁斩首。 在攻取兴义县城的战争中，《平黔纪略》记载：“二十九日，回军陷兴义县，城署知县赵大松不知所往，自安南陷，洒贡诸夷寨悉通回，回出天生桥，潜渡直攻兴义县城，赵德昌回援，以团丁守城，自营城外盘山，回日益众，团丁皆散，争附回，团首薛小八竖旗开北门，延回入城。” 这里说到白旗军占领兴义县城后，知县赵大松不知所往，但在《民国兴义县志》有一段按语记载：“大松（赵大松）于九月二十日城陷时与其职员某均不屈死，绅民收其遗骸葬于县城东二里明家寨。” 晴隆和兴义相继告破，时间仅仅相隔五天，安义镇总兵赵德昌败走安顺，贵州西南全境被白旗军占领，四年的血战，义军扩充了队伍，巩固了根据地，部队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和壮大，但也让我们进一步看到：白旗军内部矛盾重重，意见分岐，许多投机的豪绅混入义军，怀着不同的政治目的趁机捞取好处。 通过这些战争记录的异同，可看出当时由于缺乏确切的义军资料，许多事件存在一些分岐，官方不知知县所往，属于失查，地方记录了知县死亡，有证有据。无论是不知所往还是战死沙场，这些都已成过往烟云，哲合忍耶掀起的巨大风暴，早已深埋进地底，仿佛那些枯骨，依然在黑暗的角落里夜夜惆怅，哀伤无归，泪流满面----- 晴隆和兴义被占领后，清军开始组织反扑，尤其在兴义县战场，刘氏团练经过与义军不断交战后逐渐成为一支劲旅，刘氏家族后来一步步地进入了贵州的政治舞台。   4、兴义县战场-----刘氏集团   兴义下午屯刘氏，是在咸同“反乱年间”起自于团练组织的的典型集团。当时从团练起家的清朝大吏诸如曾国潘、左宗棠、李鸿章等均成为镇压农民起义军的前驱人物。 在贵州西南战场，刘氏集团可谓独树一帜。 《黔西南州志》人物传中记载：“刘官礼，字统之，其先辈自湖南经商入籍兴义，先定居泥凼。其父刘燕山迁来下五屯，广置田产，为一方富豪。” 《黔西南州志》关于刘氏庄园的记录：刘氏庄园在兴义县城南二公里下午屯村，分布在长三百六十米，纵深一百三十米的横轴线上。原有四合院十三座，占地七十余亩。现尚存忠义祠、花厅、刘氏宗祠、炮楼残坦及部分西式建筑。 ……炮楼城坦系清咸丰十年（1860）刘燕山主持修建，均以五面青石镶砌，堞垛俱备，墙堡相依。现主炮楼及城坦一段约一百米尚存。 《兴义县志》记载：咸丰十一年（1861），下五屯团首刘燕山一面派长子刘官箴率团练随安义镇总兵赵德昌到兴义府城（今安龙县城）协助防堵白旗军，一面根据云贵总督吴文熔颁布的《坚壁清野筑堡齐团联村并寨谕》，亲率次子刘官霖、三子刘官礼赶建下五屯堡，向各村寨征集钱粮，招集邻近各县因战乱流落到兴义的饥民1000多人日夜施工。该堡分城墙与炮楼，结构坚实……炮楼是双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