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5岁黄埔女兵：虽受磨难 未悔从军(图)
↑周玉云正在擦拭同是黄埔军校学员的丈夫贺锁庆的遗照。（曾刊于常州市抗日战争历史研究会杂志《民族心》）
←1993年8月，周玉云夫妻与金坛市另外两名黄埔女学员吴凤仙、俞慕云聚会。如今，照片中仅她一人健在。受访者供图
2014年7月7日，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参观的周玉云。 新华社
别人问，你那时候为什么考黄埔军校？我告诉他，保家卫国是每一个热血青年的责任，你在那个时候，也会这么做的
8月7日晚上8时30分，苏州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正播放电视剧《长沙保卫战》，讲述1939年9月到1942年1月间，国民党军队与侵华日军在长沙进行的4次大规模攻防战。“我们的枪口，永远不会对着自己的兄弟”，剧中一名男主角说。
江苏省金坛市北戴新村家中，95岁的周玉云重复念叨着这句台词。类似的话，她也曾经听过，说过。她是黄埔军校第十六期瑞金分校女学员。60多年前，在抗战胜利后，她和同是黄埔毕业生的丈夫贺锁庆毅然返乡，远离战争。
据载，从1926年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成立到1949年，黄埔军校在大陆先后有4期招收过女兵，毕业女学员约8 0 0名，周玉云是目前为数不多的健在者。
如今，历经战争、动乱年代的她，陈述这段历史时依旧斩钉截铁。“别人问，你那时候为什么考黄埔军校？我告诉他，保家卫国是每一个热血青年的责任，你在那个时候，也会这么做的”。
亲历文夕大火，背井离乡
她投奔在江西吉安的叔祖父，参加了黄埔军校第三分校的招生考试
湖南长沙人周玉云，幼年失怙，7岁丧母，在5个姐姐拉扯下长大成人。
她还记得，长沙自家老房子的位置：坐船到霞凝，经过丁字湾，再到陈家塅，狮子山下，是她家的房屋，屋前有水塘。这是祖父留下的产业。她的祖父在外做官，家境殷实，遇上战争，才家道中落。
1938年，周玉云从南华女中毕业，考上了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正放假在家休息。她的姐姐们已出嫁，家里只剩下她一个人。彼时的长沙，一场暴风雨一触即发。
1938年10月25日，武汉沦陷。11月8日，日军攻入湖南北部，并轰炸了长沙和衡阳。9日、11日，临湘、岳阳接连失守，中日两军对峙新墙河，长沙的局势十分严峻。大量难民和伤兵涌入长沙。
作为上海、南京的后方，长沙拥有大量战略储备，商业繁盛。据周玉云回忆，大火与国民党正在实行的“焦土政策”有关。目的是阻止日本人将这里作为南侵据点，“不留一点有生机的东西给敌人”，这一说法尚未得以确证。
周玉云说，在此之前，政府曾通知让老百姓撤退，有些人已提前离开，但有些人不肯走。11月13日凌晨，她从喧闹中醒来，亲身经历了这场大火。
火光冲天，呼喊连片。那时的长沙已是晚秋，从睡梦中惊醒的人们，来不及穿好衣服鞋子，有的抱一个枕头，有的抱着被子，眼看着家业化为灰烬。有孩子找不到父母，有父母丢失了孩子，呼叫声、哭喊声，此起彼伏。
这就是举国震惊的文夕大火。有资料记载，3万多人在这场大火中丧生。“那真是惨啊，说不出来的惨，没有办法用纸笔形容”，75年后，重述这一幕，周玉云仍止不住嘘唏。
她在大火中离开长沙，投奔在江西吉安的叔祖父，这名黄埔六期生正在国民革命军任团长。在叔祖父的推荐下，她参加了黄埔军校第三分校的招生考试。
“保家卫国是每一个热血青年的责任”，说这句话时，如今已95岁的周玉云右手捏成拳头，提高了音调。她说，那时的自己，血气方刚，没有指望过当大官，唯一目标就是赶走日本人，保家卫国。
剪掉辫子，换上军装
队长给女生发一种红色的带子，要她们在经期戴在胳膊上，就可以免除跑步等训练，但她们很要强，一般不肯戴
1935年10月1日，黄埔军校在四川陈豆设第三分校，负责人为李明灏、彭武敭，招生对象为四川、贵州部队的初级军官。1938年1月，南京本校迁移入川辗转到成都后，该分校后并入本校。
1939年3月，黄埔军校第三分校改设于江西瑞金。蒋介石命令第3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具体负责创办之事，并派吕济为分校主任。瑞金三分校有学员4203名，其中女生大队300多人，被分配在雩都校区上课。
黄埔军校招收女学员的历史，始于1926年的武汉分校。当时的女生队被誉为妇女解放的旗帜。恽代英曾对武汉分校女生队负责人说：“军校成立女生队是破天荒的大事，是中国军事教育史上的创举。办女生队阻力很大，丁惟汾(国民党右派)等人反对，封建势力拼命阻挠，守旧的人也不赞成。”
恽代英勉励女生：“在中国革命事业中，你们要和男同学一样，严格要求自己，遇到苦难不要后退，在革命的熔炉中不断锤炼自己，努力完成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打倒土豪劣绅及一切封建势力的任务。”
军校的主要课程分政治和军事两种，即术科和学科。学科包括政治、军事、经济，以及三民主义、建国方略、建国大纲、阵中要务令、射击教范等。术科是根据步兵操典上的军事基本知识，进行基本训练。分为3个班：政训、军事和医务，周玉云在政训班。
女生入校后，首先要把辫子剪掉，脱下女装，换上军装。她们在黄埔军校的生活，或可从《武汉文史资料》对武汉分校女生的记载，窥见些许。
“天亮吹起床号后，要迅速穿衣、梳洗，将辈子叠得方方正正，十分钟内一切收拾完毕，跑步到操场点名上操，迟到要挨批评。吃饭要在规定时间内吃完，一声喊起立，就要放下筷子。晚上熄灯号一吹，就不能讲话，指导员每晚要查房。要求每人严守革命纪律，符合革命军人要求。因此训练是严格和艰苦的。
她们大都也乐于过这种生活，学校领导考虑到女生在月经期不宜参加早操跑步和军事训练，让管理女生的队长给女生发一种红色的带子，要她们在经期戴在胳膊上，就可以免除跑步等训练，但她们很要强，一般不肯戴那种红带子，在经期还是坚持训练。
学校规定外出要请假，回营要销假，超假要批评，屡次超假者要坐禁闭室。刚入学时，有的女生因为去会男朋友，老是超假，结果受了处分。但后来就几乎没有这类事发生，就说明她们已习惯这种军事生活了。
“我们也差不多，一早出操训练，上午军事训练课，下午文化课，晚上夜行军，每个人都要穿草鞋，打着绑腿。”步兵操练，跌打滚爬，在跟男学员一样的训练中，周玉云度过了9个月时间，于1939年12月毕业。
毕业后，她被分配到江南行署，因为担心不懂苏北口音，后来调整至江西上饶。在顾祝同担任司令的第三战区110兵站医院贵溪医院政训室，担任政训员。
见不得伤员，改当老师
她对丈夫说：“你不能再去了，自己人打自己人，这仗没多大意思”
抗战时期，110兵站医院不断有伤员送入。政训室的工作，就是对伤兵进行管理和心理疏导，同时，向当地老百姓争取支持。
“医院驻扎在这，有伤病员，要跟老百姓接触，就要让老百姓接纳他们，不要打扰他们。我们跟老百姓说，这些伤病员是为了保护我们，所以要爱护他们。飞机来空袭，要掩护这些伤病员，需要动员当地老百姓帮忙。对伤病员，既要爱护，又要管制，也要伤病员不要打扰老百姓。”周玉云回忆。
医院里的伤病员，年纪都比她大，也有一些不服管制。有一次，一名腿被打伤的班长，在外面喝酒闹事。政训室的管理员前去管制，两人发生冲突，几乎动武。周玉云见状，赶紧上前给班长赔礼道歉，“你不要生气，等我发工资了，买香烟给你抽，好吧？”在她的调解下，冲突就这么烟消云散了。
“有些伤病员会说，’我在前线没被打死，在后方会怕你们打死吗？’周玉云的心得是，对这些在战场上九死一生，回到后方以功臣自居的伤病员，需要的是耐心和说服。
那时，他们既是政训员，也是护理员、担架员，日军的飞机经常来轰炸，必须把伤病员安置在安全地方，或者立刻用一大块隐蔽服将伤病员掩盖起来，甚至用自己身体掩护伤病员不再二次受伤。那时，周玉云随身都带一个小铁盒，里头放着压缩饼干、水，还有一件隐蔽服，以便不时之需。
与战场上的拼杀相比，她说：“我觉得我们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只希望平平淡淡，大家都过得好。”但战争的残酷让每个人都必须面对。医院时常会有伤病员送过来，有时是几十个，有时候是几百个。伤状令人难以直视。“我心肠软，见不得人受伤流血，经常哭。同事跟我说，你不能做这一行，再做眼睛都要哭瞎了。”
工作期间，她结识了黄埔十四期生贺锁庆，两人结为连理。她说话快言快语，个性刚强，贺锁庆则性格内向，沉默寡言。“这人性格这么强，你们怎么在一起那么久？”曾有人问贺锁庆。他答道，“你们不懂，她是个’顽固派’。”两人相互理解，相处默契。
1942年，贺锁庆调至江西兴国第六临时教养院管理伤病员，她调到黎川四四后方医院。一年以后，她也离开四四后方医院，在兴国第六临时教养院伤病员子弟学校做老师。
夫妻团聚不久，贺锁庆接到上级命令，要上前线部队，两人忍痛分别。1943年8月，她在安福县党部。这时大儿子已经出世，周玉云请假，把孩子送回湖南长沙娘家，托付给姐姐后，没有再回江西。她应黄埔军校的同学孙诗筠之邀，前往广西。孙诗筠的丈夫陶麟在广西食糖专卖局当一个分所所长，周玉云便在他手下做事。
1944年衡阳会战开始，陶麟等人往广东惠阳撤退，她独身一人北上到了贵州贵阳，找到那里的黄埔军校学生登记处。直到一年后，遇到同学文剑一去昆明行经这里，他们便相约前去，做抗日宣传工作，直到抗战胜利。
后来周玉云才从长沙二姐处获知，寄养在姐姐家的大儿子，在战乱逃难时，不幸溺水夭折。溺水的地点，是她长沙老家前的池塘。
第二年，抗日战争胜利，周玉云与在江苏徐州的丈夫取得联系，贺锁庆在独立榴弹炮营担任政治指导员，正负责接管日本人留下的银行。1946年，她到达徐州与丈夫团聚。其间，他们又有了一个儿子。
内战开始了，炮营转移驻地，贺锁庆继续征战，她回到丈夫江苏金坛市的老家带孩子，“再也不想打仗了，我见不得伤病员”。
回来以后，她在当地一所小学当教师，校长是丈夫小时候的同学。周玉云在学校代课两年，月薪42块钱，同时她还“跑教”，被另外一家学校“借”去代课。“跑教”要跑来跑去，赶路辛苦，但当兵出身的她不怕苦。
1948年，儿子生病，贺锁庆回家探望，两人终于再次团聚。她对丈夫说：“你不能再去了，自己人打自己人，这仗没多大意思”。当时，贺锁庆已调到南京五十二师。历经战乱之苦的他，认同了妻子的意见，留在家中务农。
冲击，批斗，管制，都过去了
父母常年受到冲击，儿子只能上完小学，挑起家庭的担子
然而身体虚弱的贺锁庆并不适合农田劳作，他只好去长沙谋事。1950年，长沙开始“镇压反革命”。国民党部队出身的他，被打为“反革命”，复又回到金坛。不幸的是，金坛镇压反革命的行动也随之展开。因为当兵时穿着国民党军服回来过，贺锁庆被当地人检举，再次打成“反革命”被批斗。
丈夫被打倒，周玉云独自一人照顾家庭。1951年，她在贵阳的同学需要曾在黄埔军校就读的证明人，找到了她。原本，金坛没有人知道她是黄埔军校学生，调查人员一来，她的身份在当地掀起波澜。当天晚上，周玉云就被打成了“反革命”。
“那个时候，说打就打，说吊就吊”。丈夫贺锁庆被打得昏死过去，口吐白沫，然后吊在半空中示众。周玉云性格倔强，“造反派”把玻璃渣、碎碗倒在地上，让她跪下。她把裤脚一卷，“扑通”一声，跪了下去。“那天刚好借了别人一条新裤子穿，怕弄坏了不好跟人交待”，她苦笑着，卷起裤脚，膝盖上至今还留有伤口的印迹。
父母亲是“四类分子”、“反动派”，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受到牵连。儿子贺子欣上学时成绩好，但只上完了小学。校长告知他不能继续就读时，抱着他大哭，说，“好孩子，你不能怪我”。父母常年受到冲击，这个12岁的孩子挑起家庭的担子，成了一家的支柱。
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落实政策，对他们的批斗才得以停止。但老百姓对他们的“有色眼镜”，到上世纪80年代才慢慢消解。
在周玉云房间的抽屉里，藏有一纸当地村委会盖章的《关于原国民党抗战老兵周玉云在文革时期的情况》，上书在“文革”时期，周玉云在当时群众运动中，划归“四类分子”及“国民党旧军人员”，备受冲击、批斗、管制。她说，签名者就是当时批斗过她的村民。
“都过去了”。周玉云说，她从未后悔过就读黄埔军校。“保家卫国是每一个热血青年的责任，你在那个时候，也会这么做的”。
现在，95岁的她与女儿住在金坛一个旧的小区里，58岁的女儿靠打零工维生。她的经济来源是500元的低保金，500多元的高龄老人补助，以及抗战老兵基金会每月500元补助。
在周玉云的相册中，保存有一张她和丈夫贺锁庆，以及金坛市另外两名黄埔军校女学员吴凤仙、俞慕云的合影。这是他们的最后一次团聚，1994年，她的丈夫因病过世。如今，照片中仅她一人健在。
周玉云是江苏省黄埔同学会寻访到的唯一在世黄埔女兵。今年4月份，她回到长沙，见到同是瑞金三分校毕业的郑惠庄，那天是郑的100岁生日，两人的上一次见面是75年前。“她行动不太方便了，我腿脚比较好”，周玉云说。
如今她的生活作息简单有规律，每天早上6点钟起床，一碗稀饭或一个鸡蛋当早餐，在小区散步半个小时，然后回来看书读报写字。一张置于书桌上的稿纸，她写着，“见一落叶，而知岁之将暮；睹瓶中之水，而知天下之寒”。
周玉云
1919年1月16日，出生于湖南长沙
1938年11月13日，经历长沙“文夕大火”
1939年3月，入读黄埔军校第十六期江西分校
1939年11月，在贵溪第三战区110兵站医院政训室任政训员
1942年1月，与黄埔十四期生贺锁庆结婚
1946年，返回丈夫贺锁庆老家，担任代课老师
1951年，被打成“反革命”受到冲击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得以平反
1994年，其夫过世
如今与58岁的女儿同住在江苏金坛
周玉云家谱(部分)
贺锁庆
(周玉云丈夫，黄埔军校第十四期生)
贺焰庆
(贺锁庆大弟，曾就读民国国防医学院，后随蒋介石去台湾)
贺惠庆
(贺锁庆二弟)
周玉云
(黄埔军校江西分校第十六期生)
贺子欣(儿子，在家务农，妻子刘小梅)
贺志强(儿子，在青岛打工，妻子王静娅)
贺宇凤(女儿，在江苏金坛打零工)
专题顾问
曾庆榴
(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原主任教授)
丁文贞
(广东省黄埔军校同学会秘书长)
李杨
(广州市社科院黄埔军校研究中心执行主任 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