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代贵州作家戴明贤戴冰谈贵州出版：优势在民间

    8月1日至4日，第二十四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文耀贵州·书博天下”在贵阳举行，书博会的举办，再次让贵州文化的积累和沉淀在全国舞台上迸发。

    近三十多年来贵州的出版经历了哪些变化？贵州出版的优秀作品有哪些？未来怎样实现“文耀贵州”，让贵州出版作品走向全国？记者特别邀请到贵州作家戴明贤及戴冰，听两代贵州人对贵州出版的回忆，看他们对贵州出版的寄语和期望。

    记者：作为老一辈的贵州作家，您认为目前的贵州文学出版和过去在体裁、选题、写作技巧或是别的方面有什么变化吗？都有一些什么优秀作品涌现？

    戴明贤：我们贵州的出版事业，近三十年的壮大发展，是前三十年难以梦想的。“文革”前贵州唯一的人民社，作为一个内地小社，对政治书和文学书两大“雷区”，不能不加倍小心。记得文学方面出过一套《贵州文学十年选》（一九五九年，包括小说、诗歌等卷）都薄薄的，个人创作只出过一本写肃反运动的中篇小说《这也是战争》，非常单薄。近三十年的成绩，有目共睹，不须详叙。其中《中国历代名著全译丛书》、《克里斯蒂侦探小说全集》等都可称大手笔，在全国有一定影响。我觉得最有特色的是多种“让世界认识贵州”的图书，如《中国贵州民族民间美术全集》、《中国民间美术遗产普查集成》、《贵州民间文学选粹丛书》、《亚鲁王》等，这方面的好书很多，我了解有限，必有众多的遗漏。另外，我省有许多重大学术成果，如《贵州通史》、《郑珍全集》、《杨文骢书画集》等，是由外地出版社出版的，我认为不能因此排除在对贵州出版事业的视界之外。

    记者：本届书博会主题为“文耀贵州·书博天下”，您认为应该怎样实现“文耀贵州”的目标？

    戴明贤：贵州出版业的蓬勃发展和巨大变化，我亲见亲闻，由衷赞叹，也相信它会有更加美好的前景。但我们也要客观地看到它的制约性因素。中国现代出版业，造就了一些“百年老店”、“名牌产品”，比如商务的世界学术译品、中华和上海古籍的中国文史著作、人民文学和上海译文的外国文学译品等等，都是读者（我也在内）的首选，难以撼动。当然也有迅速成名的黑马，如三联、广西师大、辽宁教育等社，但也都是天时、地利、人和兼至的成果，需要巨大的财力，卓异的人才和非常的措施，不是有雄心就一定能实现的。我觉得，贵州书业的优势还是在民族民间这一块，再接再厉，出大手笔，必能焕发独有之异彩

    记者：跟父辈比起来，您的成长过程中图书资源要相对丰富得多了，书多了，会给您带来困扰吗？

    戴冰：对一个人有限的生命，有限的读书时间来说，可读的书永远比能读的书多得多，三千弱水你永远只能饮一瓢，这倒不会形成什么困扰。我这一辈人小时候，没有电视，也没有网络，读书就是一种娱乐方式；就动机而言，跟现在的小孩看动漫，玩游戏其实没有多少差别。时间长了，慢慢变成一种生活习惯，习惯以这种方式获取信息，寻找乐趣。我读书没有什么系统，也没有明确的目的，全凭一时兴趣，偶有所想，就去找来看看，所以书籍资源越多，可选择的资源也就越多，当然就越好。现在网络购书非常方便，新书旧书都有，查找也极容易，非常好，真是一个胡乱读书者的幸福时代。

    记者：本次书博会现场我们看到了很多贵州优秀的作品得到展示，能否为无法到现场的读者推荐一些特别具有代表性的作品？

    戴冰：据说这次贵州仅贵州人民出版社一家参展的书就达两千多种，数量庞大，我没法全部知道，只能推荐一些我参与策划和编辑的几套丛书。比如以博文方式结辑，专以小视角介绍贵阳人文风物的《博文贵阳》（两辑十本）；比如结合了主观与客观、历史与当下，描述贵州二十余座城市发展源流的《贵州城记》（两卷）。再比如回忆贵阳旧事的《旧事贵阳》（三卷），还有贵阳第一套文学史性质的大型丛书《三十年贵阳文学读本》（七卷）以及六本一套的《秘象贵州》等。

     戴明贤

    一九三五年出生。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西泠印社社员。享受国务院特殊贡献津贴。曾任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贵州省书法家协会主席、名誉主席、贵州省作家协会副主席等职。

     戴冰

    一九六八年生。中国作协会员，贵州省作协副主席，贵阳市作协主席，贵州省文史研究馆特聘研究员。鲁迅文学院第八届高研班学员。《文汇报》专栏作家。出版小说及散文随笔集七部，获省市文学奖八个。 （本文图片由戴冰先生提供）贵阳网记者 蹇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