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贵阳：反饥饿反迫害反内战 筑城学子在行动

　　1949年初，中国人民解放军取得了三大战役胜利，国民党面临全面瓦解,遂大肆搜刮民财，并加剧经济掠夺，造成货币贬值、物价飞涨，人民群众生活苦不堪言。面对国民党政府的腐败，为了求得生存、唤起民众，贵阳各大中学一批进步师生，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反饥饿运动。

　　贵阳反饥饿运动始发于贵州大学。当时，贵大师生生活十分困苦。很多教授贫病潦倒，家属只能上山采摘野菜充饥，一般职工开始断炊，学生三餐难以果腹。在此情况下，教师酝酿罢教。

　　3月22日，贵大召开了第一次各院系代表大会，决定发起“抢救师长员工饥饿运动”。会议通过了向省政府提出改善教师待遇和实行全面公费的议案，并要求省政府限期答复，否则实行罢课。

　　中共贵州省工委派出地下党员岳景宗与贵大新青团员朱文达和贵阳女师的进步同学联系，引导学生开展有理有节的斗争，避免流血牺牲。

　　3月26日，贵大的反饥饿运动爆发。1000名学生高举“抢救师长员工饥饿运动”的巨幅横标从贵大出发，不顾持枪反动派的阻挠，经过花溪向贵阳前进，沿途写标语、呼口号、散发传单，高唱进步歌曲。在同学们的压力下，时任贵州省主席谷正伦答应拨大米救济师生。

　　3月27日，贵大同学在贵阳街头宣传、义卖，贵阳市民纷纷捐款捐物予以支持。下午，队伍集中到大十字，朱文达宣读《告全市父老书》感谢贵阳市民的支持和援助，然后全体回校。

　　反饥饿运动兴起之后，贵州省工委提出三点要求：1.掌握以经济斗争为中心的原则，不宜过早提政治口号；2.团结教职工；争取广大中间状态的同学；3.争取贵阳师院、贵阳医学院联合行动。中共贵阳特支认为：学生运动不宜搞大规模的运动，以免过早暴露进步同学。

　　运动开始后，国民党贵州当局为了孤立贵大学生，千方百计阻挠其他院校学生联合会的建立，并煽动一些意志薄弱的学生退出运动，但贵大学生并未动摇，却更加重视斗争的策略性。回校后，史健等人牵头组成学生自治会，自治会主席团经过分析，认为谷正伦不可能接受学生的要求，罢课势在必行。在4月初召开的第二次系代表会上，通过了“无限期罢课”的提案。

　　4月1日，南京大学生举行反饥饿、反迫害的学生运动遭到国民党镇压，造成“四一惨案”。贵大同学决定举行“反饥饿、反迫害，支援南京‘四一’血案运动”，随后罢课。此时，贵大学生运动已由局部的反饥饿斗争，发展到公开地全面反饥饿、反迫害、反内战的斗争。

　　在罢课斗争的进行中，国民党加紧破坏，担任领导职责的同学由于缺乏斗争经验，提不出有效措施，群众热情逐渐冷落，进步同学逐渐暴露。对此，中共贵州省工委和中共贵阳特支分别指示贵大新青和新联，立即组织复课。5月中旬，贵大师生通过复课决定，贵大反饥饿运动到此结束。

　　在贵大酝酿反饥饿运动的同时，贵阳医学院和贵阳师范学院的学生也举行了示威游行。三院校教授联席会议还发表《教授会联合要求改善待遇宣言》，希望国民党中央政府两周内予以解决，如不获圆满结果，即全体停教，以待社会公断。

　　贵阳的中学生也行动起来。当时贵阳8所省立中等学校（贵阳中学、贵阳高级中学、贵阳女子中学、贵阳师范学校、贵阳女子师范学校、贵阳高级工业学校、贵阳高级农业学校、贵阳高级医士职业学校）教师已有两个多月没有得到薪水，他们向当局请愿也没有结果。4月16日，8所中学4000多学生高喊“教师要吃饭、我们要上课”等口号进行游行，谷正伦被迫命教育厅长傅启学写下5天后解决问题的字据。

　　贵阳大中学生的反饥饿运动，在国民党认为是非常安定的西南圣地——贵州燃起了熊熊的革命烈火，成为以学生运动为主体的贵阳人民革命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沉重地打击了负隅顽抗的国民党贵州当局，同时锻炼了一批追求光明的革命青年，使广大人民群众提高了认识，逐渐抛弃了对国民党政府的幻想，在贵阳人民革命史上留下可歌可泣的一页。

　　■贵阳网记者 王丹丹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