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家龚曙光对话作家王跃文——文化人被时代安排，又在与既定角色抗争
多彩贵州网讯 8月1日，第2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在贵阳拉开帷幕，博览会上最受瞩目的新作《爱历元年》也在当日首发。首发式上，著名作家王跃文与湖南出版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中南传媒董事长、文学评论家龚曙光就“文化人的宿命与抗争”这一话题展开了对谈。
一部诚实的情爱小说，折射出了文化人在历史潮流、社会现实中，或能动或无力的日常感情生活。相爱、出轨、复合、温暖的回归，是作者对当代社会，道德走偏宿命的一种抗争性观察。两位老朋友近两个半小时富有激情并富含养分的对话，吸引了百余名各年龄层的文学爱好者到场聆听。
活动现场文化人是最活跃的社会主体
“接受过现代教育，可以用知识、文化来维持生计的这一类人是文化人。”为此次对谈定题的龚曙光开宗明义：“我们今天谈论的是这种广义的文化人，他们的宿命与抗争。”他认为，这类人正是社会生活中靠十几年乃至更长时间读书，从而获得生存基础和能力的人，“是最活跃的社会主体”。
文化人的宿命：被时代裹挟、冲撞、安排
对谈的两位名人正处“五十知天命”的阶段，他们都把文化人的宿命归结为：始终被时代裹挟，被时代冲撞，最终被时代安排到某一个角色上。
龚曙光回顾自己的职业经历，从大学教师到文化企业家，他说自己的理想绝对不是当商人。他说，“我跟钱的关系最多是形而下的，让我自己选择，我是绝对不可能选择当商人的。“但是现在我无疑已经是一个商人，”他这样表述自己在当前这个时代中，作为一个有文化的人的宿命。
从县政府、到市政府到省政府的公务员，转而走到体制外潜心文学创作，这是王跃文的轨迹。他说，这也是自己作为文化人的宿命。
“作为一个公职人员，王跃文不太爱社会给他安排的角色，至少是不太舒服，不是他想要的东西，他开始写作，表达一些冲突，又是宿命之下的一种抗争。”龚曙光以老朋友的身份替他这样总结。
评论家龚曙光（右）对话作家王跃文
温和也可以是文化人抗争的一秉烛光
王跃文自评，新书《爱历元年》虽然表面上是一部情爱小说，写了一些看似鸡毛蒜皮的日常情感故事，但却体现了一名文化人对急速转型的社会的理性思考和对生活冲突的理想解决路径。
王跃文更愿意把自己当成一个低调的观察者，专门关注那些非极端的人情冷暖。“当社会被变迁的洪流裹挟的时候，当所有人都向前奔跑的时候，我愿意慢下来，看看那些狂奔的人丢失了什么，然后写出来，”他幽默地说，“当然丢失了钻石，我就更高兴了。
观察作为写作的起点，那么《爱历元年》这本小说的作为文化人社会担当的最终意义又在何处？王跃文作品的忠实读者、文学评论家龚曙光评价，这是一个完全没有新意的出轨故事，但是他写出了新意。
“这种新意不是说王跃文对这个时代性爱的把握和表达多么到位，而是主人公们出轨出得那么偶然又合情合理，他们回归得那么偶然又合情合理。王跃文说像生活本身，我觉得不太像，因为生活中太多出轨的故事，基本上不是身体上打得鼻青脸肿，就是心灵上弄得很受伤，不是家庭弄得四分五裂，就是孩子们的分崩离析。”他说，这正是王跃文对于他所不喜欢的宿命的抗争。
龚曙光说：“这是王跃文的审美，他选择了温和，这是他抗争的一秉烛光，他绝不追究能否重圆，他就相信破镜能够重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