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雄关漫道•战火仁心】白乐夫在中国做医生
22.05.2015 19:48
本文来源: 红十字会
他在国际纵队野战医院的时候，东方的中国已经笼罩着日本侵略战争的阴影。他不假思索地认为，去援助中国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西班牙战争结束后，他在法国集中营里度过了大约有四个多月之久的冷酷无情的非人生活。在人道主义思想的召唤下，他以参加过西班牙反法西斯战争的加拿大医生诺尔曼•白求恩为榜样，毅然参加了英国"国际医药援华会"组织的援华医疗队。
他从法国去到了生活安逸而又充满生气的伦敦，住在一个有声望的英国医生家里，主人对他关怀备至，并劝他留在英国。在伦敦，他遇见了在西班牙的战友奥地利医生严斐德和捷克外科医生基什。
援华医药会筹集了一批捐款、器械和药品，准备运往中国援助中国红十字会，他们三人作为先遣队随船来中国。1939年5月20日，他们登上"蓝烟囱航运公司"的一艘陈旧货轮"奥伊毛伊斯"号，从利物浦出发向南航行，目睹着英国和欧洲的海岸渐渐地在视野中消失。他写道："再见了， 美丽的绿色的英国！再见了，充满生气和烟雾沉沉的伦敦！”。货轮在亚洲的许多海港靠了岸，经过了四个星期的航行才到达香港。此时香港已被日军封锁，他们又改乘另一艘海轮转到越南北部的海防，然后经由中越边境的谅山进入广西。汽车在崇山峻岭中蜿蜒向前行驶，沿路有许多弹坑，被炸毁的汽车丢在路旁，桥梁被毁后只好用船摆渡，好不容易才到达目的地贵阳。
白乐夫、严斐德和基什，是第一批来到救护总队的外籍医师，时间大概是1939年10月。他们换上了红十字救护总队的蓝色制服，开始为人治病。 那时在挤满难民的贵阳城流行过一次霍乱，城里的医院和红十字会的医院远远不可能容纳那么多的病人。病人倒在大街上，死在那里，几小时后有人发现才来收尸、掩埋。天灾人祸，瘟疫流行，先是霍乱，接着又是天花。病房是散落在山谷里的几座草棚，病人挨个排列在一个大木板床上，只有被子没有床单、蚊帐。有素养、有经验的医师不多，大部分医务人员是刚投身抗日的大、中学生。治疗方法主要靠输液，将高渗盐水或生理盐水输 入病人血管。
白乐夫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 "我作为医生感到满足的最美好的经历是：我坐在奄奄一息的垂危病人床旁的一张小椅子上，能够对病人进行输液抢救。当液体还在慢慢地进入静脉的时候，我看到病人苍白的脸又开始变样，变红和复苏起来"。
白乐夫和严斐德起初担任救护总队顾问，后来严斐德任十一中队队长，白乐夫任十一中队区队长，被派往湖北、湖南、江西战地服务，他将前线的情况写了一份工作报告，并提出卫生勤务的改进意见，呈送总部。他先到江西修水的第30集团军驻地，发现患有急性、恶性、慢性疟疾者达1500人， 95%的士兵有疥疮，痢疾和流行性感冒也泛滥成灾，缺乏药品，尤缺查宁。修水医院有伤兵一二百人，白乐夫与余中队长每日施行手术五六次，并自制木质的"飞机式"夹板固定骨折。修水至前线有300公里没有公路，伤员送到医院需15天时间，他建议在修水设伤兵疗养中心及收容所，以便及时抢救。来到27集团军，与杨司令商讨部队的卫生勤务计划，希望设立有指挥权力的卫生勤务机关，集中管理各地裹伤所、收容所和野战医院，训练一批战时医务人员，组织军事化的担架队。他报告救护总队，请留波兰医师柯理格等在27集团军工作，外籍医生在前线服务的共16人。他只有一个心愿，就是赶快把伤员治好，让他们"重上前线"。 救护总队队长林可胜签署的白乐夫任命书等
由江西转移到湖南，此时长江一线和洞庭湖已被日军控制，城市被轰炸，公路、桥梁被破坏。从长沙到前线大约有150公里，深入战区都靠只能走一头驴和马驹的羊肠小道，铺盖和药品的运送多靠挑夫，每天都要爬许多山，有时还得攀登陡峭的山崖。那里流行各种疾病，没有医生，许多伤兵得不到救护、洽疗。
在路过一个小镇时，翻译指着城门上的一幅大标语对白乐夫说："标语把你称作伟大的医生和中国人民的援助者"。 白乐夫在感动之余，忽然觉得自己是多么渺小，在这广大而人口稠密的地区，一个医生所能做的事情是多么的有限啊！野战医院设在一个小村子里，白乐夫住在农民家中。每天从前线抬来许多骨折的伤兵，有的抬在路上就一命呜呼了。救护总队赶快派出大批医生，其中有15个是"西班牙医生"，还有两位女医生，一个是英国的高田宜，另一个是波兰的甘曼妮。
1940年，从国外运来一批药品，有几吨重，要由香港转运到贵阳。白乐夫和严斐德受国际医药援华会的委托，从桂林乘机飞往香港。这是一次冒险的行动，把药品装上轮船，必须偷渡日本的封锁线。他们将药品转运到葡萄牙租借的澳门，然后装入能在海上航行的大帆船里。与他们同行的有一个英国女子和一个美国记者，并请了一个美国传教士来做掩护。黄昏时分，从远处开来了一条船，对方发出呼喊，船长立即下令降下风帆。那是海盜的船只，全副武装的海盗跳上了他们的帆船，美国传教士用广东话同他们交涉，付给酬金把他们打发走了。正感到高兴的时候，又来了另一帮海盗，他们用机枪对着帆船，打着手电筒上船搜索，把船給翻得乱七八槽。幸亏他们对药品不感兴趣，要的是钱财。一夜之间，这种情况发生了七次，船上的人通宵不眠。次日清晨进入敌占区，不过，这里有中国游击队活动，他们隐蔽在两岸的灌木丛中，护送这批药品进入中国军队控制的区域。经过千辛万苦，白乐夫和严斐德押送的这批药品，终于运到了贵阳图云关。 位于贵阳图云关的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队部
日本占领了东南亚，从缅甸发起猛烈进攻，不断侵犯云南瑞丽、腾冲、保山等地，企图截断滇缅公路，迅速打通南方通道，与湖南、湖北的日军连成一片，于是滇西成了另一个主战场。白乐夫被调往云南担任021医疗队队长，配属中国远征军，驻扎云南楚雄。后方医院设在楚雄的一座古庙里，要负责医治从前线送来的大量伤员，他们骨瘦如柴，满身疥疮，以求助和充满信任的眼光看着这些高鼻子的外国大夫，期盼能把他们救活、治好。最使他们感到头疼的是到处蔓延的虱子，如不及时消灭，斑疹伤寒就会在人群中传染开来。他们用土法做沐浴器让人们洗澡，用沸水烫死衣服上的虱子和虱卵，还在人体上涂上一层硫横。
有一天，一个农村妇女抱着一个四五岁的孩子跑来，哭哭啼啼地要求医生救活她的孩子。这个男孩是跟着大人在村外放羊时被狼咬伤的，肚子被狼咬破，肠子掉了出来。白乐夫毫不犹豫地接受了这个农妇的请求，将伤口洗净，把肠子恢复到位，然后缝起伤口，给他安上了一个引流管。过了一些时候，农妇一家兴高采烈带着孩子来了，千言万语感激不尽。白乐夫检查了孩子的伤口, 已经完全愈合，没有感染，只是留下一个不规则的伤疤，成为他起死回生的印记。
白乐夫与妻子琼•贝克尔在上前线途中
抗战胜利后，白乐夫并没有离开中国，他被聘为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的工作人员，担任华北分署卫生组主任，与中国共产党密切合作。1946年，他拿着政府发给他的护照，负贵运送粮食和药品到北方。他带着一艘满载粮食、药品、器械的轮船从上海出发，在烟台登岸，以"救济"的名义，将这批物资转送到山东的解放区，支援了人民的军队。白乐夫在黄海之滨的一个村子里也建起了一所小医院，附设一个化验室，还有一个印度尼西亚的医生前来帮助开展工作，一直到他回国为止。
从白乐夫1936年离开德国以后，他便与家人失去了联系。战后，他逐渐得到了来自家乡的消息，亲人和老战友催促他尽快回国参加新德国的建设，他干1947年12月离开了战斗了八年的中国。回国后，在民主德国担任领导卫生工作的职务，后来从事医学研究。
1999年12月12日，这位伟大的战士与世长辞了。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副会长陈吴苏给他的亲属发了一个唁电，电文中写道：“尊敬的尤迪特.贝克尔女士：惊悉罗尔夫.贝克尔先生去世，对此我及我的同事表示沉痛地哀悼。白先生是中国人民的友人，在他一生中曾为国际反法西斯斗争和为中国人民抗击日本侵略者所进行的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做出重要的贡献，这些将永远留在中国人民的心中。我在此向您和白先生的其他亲属表示亲切地慰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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