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平原：远离热闹不离人间 发言遵循三原则

    8月2日七夕节，陈平原、夏晓虹这对著名的“学术伉俪”是在贵阳度过的。第二十四届“全国书博会”期间，夫妻俩应邀在孔学堂分会场举行讲座。

    讲座期间，陈平原教授接受了本报记者的采访。陈平原，1954年生于广东潮州。2008年至2012年任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现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他从探究“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开始，进而研究古代中国小说及散文，还有现代中国学术史、现代中国教育史、图像与文字等。著述30余种，代表作有《千古文人侠客梦》《中国大学十讲》《学者的人间情怀》等。

    因“书博会”而来的陈平原夫妇，今年恰好有新书面世。但他们并没有顺便在“书博会”上签名售书的打算。“我们写的不是畅销书，是专业性的研究，不适合在热闹的场合签名售书。最适合我们的还是大学。”

    陈平原在刊物、媒体上就当今大学、教育、城市等热门公共问题的深入发言，却获得了极大的公众知名度。为何在避开热闹的同时，又在参与热点话题的讨论呢？对写过《学者的人间情怀》、《千古文人侠客梦》等著作的陈平原而言，他的书名本身就是对这个看似矛盾的问题的最好回答。

     发言三原则：懂得，相信，做得到

    “许多学者进入媒介发声后，养成了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媒体人趣味。尤其是在拥有一定话语权后，往往自我膨胀得厉害，觉得可以对一切的公共事件发言，且发言一定要与众不同。这样一来，‘声音’就容易失真、变形，具有表演性。民间社会的戾气与撕裂，在一定程度上与温和、理性的声音的缺乏有关。”陈平原说，在众声喧哗中，我们需要冷眼热肠、中道而行。

    记者：您在就公共事件发言时，会有哪些注意事项？

    陈平原：我有三个原则。首先是懂得。我读了几十年的书，深知自己真正懂得的极为有限。所以对公众发言的领域，和自己在书斋的研究有很大的重合性。要说就说到位，不懂得的、知之不多的、不好说的事，绝不轻易开口。

    其次是自己说的自己要相信；再次是说的要具有可操作性。这样，我能够畅快地表达所思所想，我不喜欢绕着弯子吞吞吐吐地说一些话。

     读书必须学会拒绝

    自称“职业读书人”的陈平原教授，多年来摸索出了一系列的“读书心得”。和他就公共问题发言一样，他不从自己爱书的角度谈读书，而是分析读书的利与弊。

    记者：对现在的年轻人，您有一些读书建议么？

    陈平原：读书是件好玩的事，要必须学会拒绝。现在很多人不是不读书，而往往是东读读西读读，这也想读那也想读，尤其是不敢不读大家都读过的、都说好的书。为什么？在资讯爆炸的年代，怕跟不上当下的热点话题，怕落伍。其结果很可能是被潮流裹挟，无法形成自己的阅读视野。

    我想说的是，没有必要读这么多的书，知道那么多知识。找到适合自己的书就够了。

     本土文化的活力在于与其他文明对话性

    此次来贵州，陈平原夫妇打算去安顺看一看。他说，“老钱经常在我们面前‘吹牛’，说安顺的文化有多么了不起。我们就想去一探究竟。”陈平原口中的“老钱”指的是钱理群教授。钱教授视安顺为“第二故乡”，他和一批贵州文化人编写《贵州读本》，倡议“认识我们脚下的土地”，“构建地方文化的知识谱系”。

    记者：这些年来，贵州也试图构建“黔学”凸显本土区域文化的主体性。您怎么看这种做法？

    陈平原：很多地方都会根据本土的历史、文化、民俗形成区域文化圈，比如我的老家潮汕就有所谓的“潮学”。构建“黔学”或是可行也。

    我关注的是“黔学”如何构建。在构建过程中需要注意几点：首先，一门学科不能仅仅按行政区域划分；其次，不能以某个历史阶段的辉煌成就代替整个历史阶段的发展趋势；再次，西南地区少数民族文献很丰富，要寻找和其他主流文化对话的可能性。如此，才可能在学术体系中为“黔学”找准位置。 本报记者 郑文丰 文/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