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毕节4名儿童死亡事件调查 父爱母爱严重缺失
事发现场为一栋三层小楼，有两层在地上，一层在地下，房屋四周贴满了磁砖，正大门装着铝合金门窗和不锈钢防盗网。本报记者 白皓摄
事发现场，4兄妹焚烧了自己的作业本和学习文具。本报记者 白皓摄
事发现场，一只运动鞋下压着没有燃尽的作业纸。本报记者 白皓/摄
4兄妹住所的客厅里摆放着一台电视机和三个破旧的仿皮沙发。本报记者 白皓摄
6月9日晚11时，听到“咚”的一声闷响，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田坎乡茨竹村村民张启付打着手电筒，沿着声响的方向走去。在距离自家新房30米远的一幢三层小楼前，他看到一个男孩儿躺在地上，一动不动。
张启付和同村人都知道，这栋楼里住着4兄妹，年纪最大的哥哥13岁，三个妹妹分别为9岁、8岁和5岁，这4个孩子无人照料，相依为命。
大约20分钟后，当地政府工作人员和120急救人员赶到现场，哥哥已经生命垂危，在三楼房间里发现的3个妹妹随后在医院抢救无效死亡。
警方的初步调查结论是疑似集体喝农药自杀。这起6月9日深夜发生的悲剧迅速引发社会的强烈关注。中国青年报记者今天走进事发现场，展开调查。
事发现场目击
在事发现场，中国青年报记者看到，这栋三层楼有两层在地上，一层在地下，房屋四面贴满了瓷砖，装着铝合金门窗和不锈钢防盗网。
走进小楼，二层的客厅里摆放着1台电视机和3个破旧的仿皮沙发。沿着狭窄的楼道走上三楼，便是事发时兄妹4人所在的房间，记者可以闻到强烈的刺 激性气味。房间里散落着床垫、被褥、儿童衣物和鞋，房间正中有一堆焚烧物。记者翻动这些焚烧物发现，一个粉红色的笔袋还没有烧尽，几支自来水笔还残留着外 壳，燃烧了一半的英语教材上写着“You call your mother ‘mom’?”。焚烧物旁边，两根一头烧焦的木棍像是曾经有人用它们翻动火堆，以便让书本和文具尽可能完全烧光。
床垫上残留着一堆呕吐物，散发出强烈的农药气味。不远处的簸箕里，盛着黑豆和紫皮大蒜。角落里的一只墨绿色运动鞋下，压着没有烧尽的方格作业纸。
距离屋内一步之遥的露台上，摆放着一个木桶、一个炒锅和一个不锈钢盆，木桶里装着玉米饭，炒锅里装着酸菜汤。一份饭、一份菜、一个汤，应该是兄妹4人最后的晚餐。
现场没有发现遗书，也没有发现农药包装。就在这样的环境中，兄妹4人结束了自己短暂的生命。
据张启付回忆，事发当晚他走到现场时，曾经看见排行老二的女孩儿趴在窗台上用手电筒照着向下张望。
“是你把你哥哥推下来的？”张启付大声问。“没有。”二妹回答的声音很微弱。
在事发现场的被褥中，记者发现了1只红色的手电筒。张启付一度认为，是兄妹几人打架，把哥哥推下了三楼，看到二妹趴在窗口迷离的眼神，他瞬间感觉到出了大事，并马上拨打了报警电话。
4兄妹家境并非特别贫穷
有媒体报道称，出事的4名儿童家庭特别贫穷，仅靠吃玉米度日，4名儿童的死可能与生活难以为继有关。采访中，当地村民否认了这种猜测。
“弟弟每个月会给孩子寄大概700元生活费。”4兄妹的姑姑张芳友说，“这里一大背篓米只卖100元，一般家里都有腊肉，房子后面还有菜，生活肯定够用。”
记者在兄妹4人居住的小楼里发现，两个编织袋里装着熏制好的腊肉，墙角里还散放着几块腊肉，腊肉旁边的菜刀和菜板上还沾着油迹。另一间屋子的一半空间堆满了编织袋，口袋里装着玉米粒，把玉米粒加工成玉米面的机器立在墙角，一堆玉米棒四散在地上。
当地村民回忆，今年春节，父亲张方其带着4兄妹杀了两头猪，过了一个“油水很大”的新年。在距离住所5米远的猪圈至今还养着两头猪。
记者了解到，2012年起，田坎乡将张方其和孩子中的老大纳入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对象，每季度保障金额为425元，2013年调整为440元，2014年再次调整为531元。与此同时，警方在现场搜索到的银行卡显示余额为3500余元。
事发前一个月4兄妹行为异常
今年5月之前，3个妹妹除了偶尔旷课一天，并没有长期不到校上课的记录，哥哥除了在2014年有过旷课一周的经历外，也没有长期不上课的情况，兄妹的学习成绩均属中等。
今年5月8日起，4兄妹的行为开始发生异常。哥哥的班主任杨小琴清楚地记得那是一个星期五，4兄妹都没有到学校上课。她立马拨通了张方其的电话，电话显示无法接通。
杨小琴有种不好的预感，平常哥哥也会旷课，但都会让妹妹们向老师请假，但这一次4兄妹集体旷课，非常反常。杨小琴找到了离4兄妹家最近的村民杨 昌秀，让她告诉孩子们5月11日星期一一定要到学校上课。5月11日，4兄妹仍然没有到学校上课，中午12点，田坎中心小学教务主任张华明和4兄妹的班主 任杨小琴、张敏、陈玲等开车赶到4兄妹家门口敲门并大声呼喊，但没有人应答。
随后，老师们找到了4兄妹的远房亲戚。远房亲戚在院坝内呼喊他们4兄妹的小名，也没有听到任何应答，最后老师们找到村民组长张仕伟帮忙一起寻找孩子。
5月12日，杨小琴、张敏、陈玲三位班主任将家访的情况以书面材料的方式提交给了校长曾兴玉。曾兴玉说，自己随即将情况上报给了上级教育主管部门，也向乡里作了汇报，并开始一同寻找。
5月13日，最小的妹妹在幼儿园的班主任吴涵丹敲开了4兄妹的家门。吴涵丹在院坝中大喊：“我来邀请你参加六一儿童节表演。”
最小的妹妹随后把紧锁着的大门打开了一个缝隙，“你怎么不开门？”吴涵丹说。“哥哥不让开。”对方回答。
从那以后，几位班主任老师去4兄妹家家访了4次，校长曾兴玉家访了一次，算上乡政府和包村干部的家访，总的家访次数为11次，均遭遇了“闭门羹”。
家长联系不上，孩子们到底是什么情况？有的村民说，孩子们就是在家不开门。最终，6月9日，悲剧发生。
父爱母爱严重缺失
对于4兄妹的悲剧，当地许多村民归结为是孩子们严重缺乏父爱母爱的结果。
在村里人眼中，4兄妹都是相对内向、孤僻的性格，不爱跟人多交流，走在路上遇到长辈会打声招呼，但并不会有更多的交谈。
4兄妹的姨奶奶潘玲一口咬定，这跟孩子们的自卑心理有关，“爸爸妈妈要么都不在家，回家碰到一起就当着孩子的面吵架”。
潘玲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孩子们的父亲张方其大约10年前开始出门打工，母亲渐渐有了外遇，双方的感情最终在2013年彻底破裂。孩子的母亲离家出走，张方其独自带着4个孩子生活。
4兄妹中哥哥的班主任杨小琴回忆，每逢3月和9月开学时节，张方其都会带着孩子来交费，从不拖欠，之后便出门打工，留下4个孩子独自在家。
潘玲回忆说，张方其最近一次回家是今年春节前几天，在家住了半个多月后，再次出门打工。孩子们的妈妈在去年曾经来看过孩子，但除了和邻居亲戚争吵、说说自己的新生活，什么都没有留下。
4个孩子中，二妹和三妹最勤快，承担起了做饭的重任，在外人眼里，哥哥好像4人中的家长，曾经有村民看见，哥哥因为妹妹没有做饭而抽打妹妹的手掌。
“这些娃娃的心里话都跟哪个说呢？”潘玲说着泪水奔涌而出，“那么多话还没说，那么小，就走了，都走了……”
事发至今，孩子们的父母依旧音讯全无。(本报记者 白皓 通讯员 裴江文)